《民国军阀派系》 正文 第 1 章 民国军阀派系 作者:陈贤庆 第 1 章 【烟雨豆豆】整理 前 言 “军阀”一词，翻开《辞海》等工具书，会得到如下的解释：“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军人或军人集团。” “拥有武装部队，并能控制政权的军人或军人集团。”……由上述可知，能称之为“军阀”者，大体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拥有武装，自成派系，割据一方（或控制中央政权）。军阀，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之一，中国古代的“诸侯”、“国王”、“藩镇”等，便多属军阀之类。 至于中国近代军阀，其定义又稍有不同，原因很简单，他们必然带有“近代”的特色，查《新华词典》，作了如下解释：中国近代军阀，“拥有军队，霸占一方，为害人民，充当买办阶级、豪绅阶级的代表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这解释很清楚地表明：中国近代军阀，除了具备了过去的军阀的性质之外，还兼有“充当买办阶级、豪绅阶级的代表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这“近代”的特色。 1840年的鸦片战争，导致了几千年来的中国封建制度和封建经济开始解体，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帝国主义列强疯狂地侵略中国，都恨不得一下子把中国据为己有。但是，不久，他们便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是一块肥肉，但又是一块谁也难以独吞的肥肉。于是，他们转而争相扶植中国的军阀势力，作为他们侵略中国的工具，尤其是清王朝灭亡之后。 1911年10月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功绩。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以及中国封建势力的强大，客观上也为袁世凯的上台及北洋军阀、西南地方军阀的反动统治创造了条件。从1911年到1937年这二十多年中，中国经历了北洋军阀及国民党新军阀等大大小小的中国近代军阀派系的混战和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连绵不息的巨大的灾难。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凭借他们所掌握的军阀武装，一举消灭人民的力量。但是，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的号角声，1949年底，中国近代军阀最终在中国大陆被彻底灭亡。 学点有关中国民国时期的军阀的知识，对了解中国近、现代史，了解中国国情有很大帮助。编著者是教育工作者，长期从事中学的教育和教学工作，深感当今的青年学生对民国时期军阀混战的历史知之甚少，而当前，适合于青年学生阅读的这方面的书籍也不多见。因此，利用业余时间编写了这一部书，试图用通俗简明的文笔，以“娓娓而谈”的方式，比较全面地谈谈民国时期主要的军阀派系，以及它们各自形式、发展、分化、衰败以至灭亡的原因和过程；简介各派系的一些主要将领以及重要的历史事件和战争，其目的是希望年轻的读者能更多地了解到中国多灾多难的昨天，更加热爱我们来之不易的今天，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全书共分十五章，基本上是每一章介绍一个军阀派系，每一章根据内容需要又分为若干小节。有些内容，在前面章节已有详述，后面章节再出现时，则作简述。正文之后有一个附录：《资料查阅索引》，读者可以根据条目在书中的某章节或某页查找到有关的内容，包括人物、派别、团体、军队、事件、战争等。尽管不一定是详尽的叙述或解释，但相信读者也可以从中获得基本的认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本书虽然只有三十多万字，但一书在手，读者便可粗略了解到1911年至1949年间在中国的政坛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和战争，认识到众多曾经叱咤风云的民国军政界人物，因而，本书会有它的一定价值。 由于编著者水平有限，加上掌握的资料还不够详尽，编写的时间也不够充裕，书中难免还会有错误和疏漏之处，敬请大方之家批评斧正 第一章 北洋军阀 一 中国近代军阀的形成是从北洋军阀开始的。北洋军阀的产生有其原因和过程，我们不妨从更早一些时候的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谈起。 1840年，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中遭到失败，中国的门户被帝国主义列强的大炮轰开，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统治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日益激化。1851年1月，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太平军出广西，陷湖南、湖北，沿长江直取南京，把清朝满族地主手中的付之一炬，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焉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于是，1881年5月，袁世凯到山东登州，投靠袁保庆的结拜兄弟淮军统领吴长庆。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 1882年8月，清朝的“藩属”朝鲜发生了“壬午政变”，清政府派吴长庆率部前往镇压，袁世凯亦随行，并立有战功，开始崭露头角。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吴长庆调回国内，李鸿章任命为“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同年12月，朝鲜发生“甲申政变”，袁世凯感到事态严重，不待清廷回音，率兵平息了政变，再次立功。次年，26岁的袁世凯被李鸿章保荐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 袁世凯在朝鲜十余年，所以说官运亨通。但是，袁世凯并不满足，他深知军队在国家政权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掌握军事实力是取得权势的捷径，他早就想亲自统领一支军队，作为自己建立功业的资本。他一直在等待着机会。1894年甲午战争，清朝军队战败，袁世凯本人也从朝鲜逃回北京。适逢清政府决定编练新军，袁世凯亦积极鼓吹，多次上书朝廷，提出练兵计划，逐渐获得“知兵”的美誉。同时，袁世凯亦积极利用袁甲三和袁保恒的关系，在北京广交诸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有及翁同和 、荣禄等权贵，争取支持。终于皇帝下谕，袁世凯接替在天津小站编练“定武军”、成绩不甚显著的胡燏棻。 二 1895年12月21日，袁世凯到达小站，接管定武军。小站又名新农镇，在天津东南七十里。袁世凯以新建陆军督办的身份来到小站后，在定武军的基础上，再招募步兵2250人，招募骑兵300人，总计2300人，并改定武军为新建陆军。 袁世凯粗通近代军事知识，他参照曾国藩、李鸿章早期编练湘军、淮军的办法以及德国的军制，拟定了《练兵要则十三条》、《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和《募订译员合同》等。新建陆军虽然还沿用淮军的营务处、营、队、哨、棚等名称，但编制上打破了旧军的框框，基本上采用了近代德国的陆军制度：军队分步、马、炮、工、辎各兵种；一军分两翼，每翼辖二、三营；每营官兵一千一百多人等。新建陆军的武器，全部由国外采购进来，主要有德国的炮和奥国的步枪。由于使用新式武器，旧的一套练兵办法已不适用，袁世凯通过中国驻德国公使，延聘了巴森斯等十多名德国军官，充当新建陆军的教习，由他们订出各种规章制度，又由他们监督实行。为了提高兵士的素质，新建陆军中设有步兵、骑兵、炮兵、德文四所随营学堂，统称“行营武备学堂”，从兵士中考取学员，学制两年，毕业生均担任下级军官，成绩优秀者选派德国或日本留学，如孙传芳、张士钰、张树元等。袁世凯小站练兵，揭开了清军编练近代化的序幕，在中国近代军制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但是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新建陆军从一开始，就依附于西方列强，这种由列强一手装备和训练的军队，只能成为列强侵略中国和控制中国的更强有力的工具。 在军事装备训练方面，袁世凯极力采用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然而，在选拔将领方面，仍因袭湘淮军阀的旧习，“兵为将有”，专门培植依属于自己的势力，这大体可分为三类： 一、亲戚、同乡、旧知及追随多年的家兵家将。这类人大都被安插在要害部门，充当爪牙和耳目。如： 刘永庆，河南项城人，与袁家有亲戚关系，并随袁世凯赴朝鲜，任为新建陆军粮饷局总办兼转运局总办，掌握全军粮饷军械大权。 吴凤岭，袁世凯家佣人之子，从小在袁家长大，后任袁世凯的跟班护卫，任新建陆军马队第一营后队队官。 吴长纯，安徽庐江人，袁世凯的老部下，任新建陆军步兵右翼第二营统带。 雷震春，安徽宿州人，袁世凯的老部下，任新建陆军步兵右翼第三营后队领官。 江朝宗，安徽旌德人，袁世凯的部属，任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及兵官学堂监督。 徐世昌，直隶天津人，早年与袁世凯在陈州相熟，时任翰林院编修，经袁世凯奏调来到小站，管理参谋营务处，成为袁世凯最得力的智囊和军师。 此外，袁世凯在朝鲜时的差弁、亲兵，如王同玉、赵国贤、王凤岗、徐邦杰、唐天喜等十余人，都分别担任了新建陆军的统带、领官、哨官或哨长。 二、用官禄笼络的一批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所陆军学堂，毕业生大都能掌握一些近代军事技能，但在旧军队中长期不受重用。袁世凯选用军事学堂出身的人担任军官，本是一项重要的改革，但这改革一开始就带有很浓的封建依附色彩。到1896年4月，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充任新建陆军各种职务者已达一百三十多人。其中著名的有： 段祺瑞，安徽合肥人，任新建陆军炮兵营统带兼炮兵学堂监督。 冯国璋，河北河间人，任新建陆军督操营务处总办兼步兵学堂监督。 王士珍，河北正定人，任新建陆军工程营统带兼讲武堂总教习。 以上三人后来都成为北洋军重要将领，号称“北洋三杰”，被视为袁世凯的“龙、虎、狗”。 曹锟，直隶天津人，任新建陆军学兵营统带兼督操营务处提调。 张怀芝，山东东阿人，任新建陆军右翼步队第三营前队队官，后升炮队第一营管带。 段芝贵，安徽合肥人，任新建陆军督操营务处提调。 此外，王英楷、陆建章、李纯、田中玉、杨善德、王占元、鲍贵卿、田文烈、陈光远、何宗莲、李长泰、钟麟同、刘承恩、邱开浩、商德全、王汝贤、张永成、吴金彪、马龙标、梁华殿等人，都在新建陆军中担任了各级军官。 三、招纳的淮军旧将。袁世凯以淮军后继人自视，一面笼络武备学堂的学生，一面广为招纳淮军旧将，表示自己延揽人才，新旧并用，一视同仁。主要的淮军旧将有： 姜桂题，安徽亳州人，任新建陆军步队左翼翼长兼第一营统带。 张勋，江西奉新人，任新建陆军工程营统带、行营中军。 龚友元，安徽合肥人，任新建陆军步队右翼翼长兼第一营统带。 第 1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2 章 民国军阀派系 作者:陈贤庆 第 2 章 任永清，安徽蒙城人，任新建陆军马队第一营统带。 阮忠枢，安徽合肥人，出身于淮军将领家庭，由李鸿章推荐入新建陆军，管理军制饷章文牍机务，成为袁世凯重要参谋人员。 此外，还有孟恩远、王怀庆、言敦源等人。 由于新建陆军的将弁几乎全都与淮军血肉相联，从组织上看，新建陆军实质与淮军一脉相承，实质已形成了一支“半私人性质”的军队。袁世凯正是以这批小站将弁为核心，结成了一个只听命于他的封建的军事集团，成为他日后从事反革命事业，进行政治投机的资本。 对待士兵，袁世凯喜欢使用“恩威并济”的一套权术。他写出诸如《兵丁驻扎营暂行章程》、《操场暂行章程》、《行军暂行章程》、《简明军律二十条》、《查拿逃兵法》等条规，命令士兵遵守，并经常亲自检查。对严格执行者，或记功赏银，或提升；对违章者，即加以严惩。他还从精神上对士兵进行麻痹和毒害，编了一些《劝兵歌》、《对兵歌》、《行军歌》等口诀和歌谣，教训他们要“敬官用命”，实质要士兵俯首贴耳地任其驱使。 由于朝廷在新建陆军身上花费了大量银两，加上袁世凯的苦心经营，新建陆军受到了朝廷的格外重视，督练官袁世凯更受到西太后等加倍赏识。1896年4月，监察御史胡景桂参奏袁世凯“尅扣军饷，诛戮无辜”等罪名，被兵部尚书荣禄包庇过去，反而提升为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新建陆军也为帝国主义侵华分子所瞩目，列强驻天津侵略军的军官们常到小站“观操”、“诧其军容之盛”。英帝国主义分子贝恩福在小站参观了两天，回国后写了一本书，盛赞新建陆军和袁世凯，使袁世凯声誉鹊起，身价倍增。到1897年，清政府又整治军队，编建精锐军，分中、前、左、右、后五军，由荣禄、聂士成、马玉崑、袁世凯、董福祥五人分别率领。 三 在封建统治阶级集团大力推行“练兵自强”的时候，资产阶级改良派也提出“变法自强”的要求。光绪皇帝从要发愤图强和摆脱受慈禧太后控制的双重考虑，支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首的维新派的主张。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诏书，实行变法，史称“戊戌变法”。与此同时，后党首领慈禧也加紧部署，准备发动政变。6月15日，慈禧强迫光绪帝免去支持变法的翁同和的职务，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率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并称“北洋三军”。 袁世凯素来善于观测风向，进行政治投机。在他一时还难于断定帝党和后党哪一方掌握了绝对优势时，他亦和维新派保持接触，并表示自己支持变法的态度，致使维新派认为袁世凯是一位可以倚重的“拥兵者”。1898年9月18日，帝党与后党力量的对比发生了转移，风传慈禧要偕光绪到天津阅兵，届时要废掉他。光绪在危急时，给康梁下了一道密诏，望维新派“速密筹设法相救”。维新派主要人物捧诏痛哭，计无所出，唯寄望于袁世凯。当天深夜，谭嗣同到华寺袁的寓所与他商谈，请他救圣上。袁表示竭死力以补救。谭说：“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之。”袁则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在此前后，光绪曾召见袁世凯两次，袁世凯都表示了作臣子的“忠心”。9月20日即光绪第二天召见的当夜，袁世凯借口弹药不足和要更选将官，匆匆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连夜进京面秉慈禧。9月21日晨，戊戌政变发生，光绪被囚，维新派被捕杀。袁世凯以两面派手段出卖了光绪帝和维新派，又获得慈禧的赏识，官升至工部右侍郎。 政变后，慈禧太后为巩固京畿重地，命直隶总督荣禄为钦差大臣，节制北洋各军，组编武卫军。武卫军由五支军队编成，以聂士城的武毅军为武卫前军，驻芦台；董福祥的甘军为武卫后军，驻荆州、通州；宋庆的毅军为武卫左军，驻山海关内外；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为武卫右军，驻小站。荣禄另募新兵万人为武卫中军，驻南苑。武卫军名为一军，实际上各军自成势力。 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日本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签订后，各国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外国教会势力随之蔓延到中国农村。这些教会刺探情报，霸占田产，包揽诉讼，侵犯中国主权，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以至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义和团在山东发展迅速，引起帝国主义的不满，要求清政府撤换山东巡扶，由袁世凯接任。1899年12月，清政府委任袁世凯为山东巡抚。 袁世凯到山东后，大肆镇压义和团，讨好洋人教会，保护洋人及教会利益。义和团对袁世凯恨之入骨，齐声唤：“杀了袁黿蛋，我们好吃饭。”而洋人教士们则对他“颂述其恩”。当案，成为亲信“智囊”。 孙宝琦，浙江杭县人，长期为李鸿章属吏，袁世凯奏举他充任驻法、德公使。 赵秉钧，河南汝州人，原为淮军军官，心狠阴鸷，“长于缉捕”，袁世凯委派他创办巡警，渐渐成为袁世凯手下的特务头子。 此外，还有陈壁、胡惟德、朱家宝、吴重熹、齐耀琳、梁士诒、张镇芳、周学熙、孙多森等。这些淮系官僚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他们转而为袁世凯效力，使得袁世凯的势力得以迅速膨胀。 1901年，清政府决定废除绿营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共编练三十六镇新式陆军，袁世凯为了掌握更多的军事实力，加紧谋求新军编练权。1902年6月在保定成立北洋军政司（后改称督练公所），自兼督办。同年底，朝廷任命袁世凯为京旗练兵大臣，使他掌握了北方各省的新军训练。1903年4月，荣禄病死，庆亲王奕劻入军机为领班大臣，掌握政府实权。奕劻是个昏庸的皇族官僚，素来收受袁世凯的重金贿赂，朝政方面更加依重袁世凯。袁世凯极力主张中央成立练兵处，统管全国的练兵。西太后和奕劻同意后，于1903年12月成立了练兵处，奕劻为总理练兵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但奕劻实际把全权交给了袁世凯，使他掌握了全国的军制和军饷。 到1905年，袁世凯已把北洋陆军编为六镇（相当于师）。这支拥有全国最精良装备的六镇新军，共约七万余人，除第一镇是旗兵，袁世凯不能完全控制，其余五镇都是由袁世凯一手培植起来的武装。它的重要骨干，几乎都是小站出身的袁世凯的亲信：第一镇统制先后为凤山、何宗莲；第二镇统制先后为王英楷、张怀芝；第三镇统制先后为段祺瑞、曹锟；第四镇统制为吴凤岭；第五镇统制先后为吴长纯、张永成；第六镇统制先后为王士珍、赵国贤、段祺瑞。当时担任协统的有雷震春、陈光远、李纯。担任标统的有王占元、卢永祥、鲍贵卿、王怀庆、田中玉、杨善德、孟恩远、唐天喜、王振畿、赵玉珂、王同玉等。但任营管带的有何半林、陆锦、李长泰、李厚基、施从滨、阎相文等。 此外，袁世凯也尽量把其他军队纳入自己的北洋系统。如宋庆的武卫左军（前称毅军），在1902年宋庆死后，也逐渐由他的亲信姜桂题接管。 在编练新军的过程中，袁世凯还创办了一批新式陆军学堂，如行营将弁学堂，北洋武备速成学堂，保定陆军小学堂。通过这些学堂，袁世凯把培训军官的权力紧紧抓在自己手中，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北洋派系观念的中下级军官，作为他属军的骨干的力量。 除了编练新军，袁世凯还依照西法，尤其是日本的方法编练巡警。他在保定创办巡警局，以赵秉钧为总办。赵秉钧创办了巡警学堂，组织巡警队，不久，京津一带的警权也掌握在袁世凯手中。他还以推行“新政”为名，极力插手教育、路矿、通商、外交、财政等事务，控制了直隶、山东、河南、东北等一大片地盘，使北洋集团成为清末统治阶层中实力最为雄厚的一个军事政治集团。 袁世凯重权于一身，引起了一批满族皇亲如军机大臣、陆军部尚书铁良等的不满。到了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死，三岁的小儿溥仪继位，由其父载沣摄政。摄政王载沣是光绪皇帝之弟弟，对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中出卖光绪怀恨在心，更不满他权势过大，欲杀之以泄愤。后经奕劻、张之洞等说情，摄政王发布谕旨，以袁世凯患足疾为由，“即开缺回籍养疴”。1909年1月6日，本来威风，字德明，号逸仙，广东香山人，1866年生。1878年，孙中山客居美国檀香山其兄孙眉处，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其后学医行医，进一步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接触到西方一些社会政治学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促使孙中山放弃医生职业，从事反清革命活动。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擅香山组织了兴中会。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建立了中国同盟会。从兴中会成立到武昌起义爆发前，孙中山领导了多次反清武装起义，均未能成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以他不屈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威望被起义各省代表选举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发布了《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和《告全国同胞书》，下令定国号为中华民国，1月2日通电各省改用阳历。1月3日，各省通过了政府人员的任命事项，正式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政府设十个部：陆军部总长黄兴，海军部总长黄钟瑛，外交部总长王宠惠，司法部总长伍廷芳，财政部总长陈锦涛，内务部总长程德全，教育部总长蔡元培，实业部总长张謇，交通部总长汤寿潜，参谋本部总长黄兴。此外，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法制局长宋教仁、印铸局长黄复生。1月11日，各省代表会议议决五色旗为国旗。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国内形势极极其复杂，清政府还未倒台，袁世凯则手握重兵，南北双方的上海和谈并没有实质的成效。此时，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幼稚明显暴露，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立宪派等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中的妥协思想继续发展，一再保证只要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使清帝退位，孙中山将让出临时大总统职位给袁世凯，而这正是袁世凯所希望的结果。在得到上述保证以后，袁世凯即以武力胁迫清政府。1912年2月12日，清廷隆裕皇太后及摄政五载沣被迫宣布清宣统帝退位。2月13日，袁世凯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宣布共和。同日，孙中山遵守诺言，向临时参议院辞职并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为了防止袁世凯专权独裁，在辞职咨文中提出三个条件，即定都南京，袁世凯必须到南京任职，袁世凯必须遵守《临时约法》和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一切法令。对此，袁世凯都表示答应。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之所以提出三个条件，是想将袁世凯调离开他的老巢京津，并以约法及其他民主制度对他加以限制。2月18日，南京临时政府派出蔡元培、汪精卫、宋教仁、魏宸组、刘冠雄、钮永建为专使赴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于2月27日抵达北京。 然而，老奸巨滑的袁世凯当然不会顺从地离开北京老巢到南京就职，当蔡元培待专使到北京后，袁世凯指使亲信曹锟等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制造“兵变”，造成袁世凯不能离开北京南下就职的局面。蔡元培等专使只好离开北京回南京。3月6日，临时参议院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3月13日，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3月25日，唐绍仪到达南京组织新内阁，接收临时政府。在第一届内阁中，外交总长陆征祥、内务总长赵秉钧、财政总长熊希龄、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陈其美、交通总长唐绍仪（兼）、参谋总长黄兴。内阁成员中，袁工凯的亲信及立宪派占去一大半，属革命党人的黄兴、陈其美也未就职。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4月2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就这样，袁世凯以阴谋手段夺取了政权，后人称之为“窃国大盗”。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和临时政府北迁，标志着辛亥革命成果落到了大军阀、大地方、大资产阶级的手中，中国开始进入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时期。 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以后，表面上还装作拥护共和，遵守《临时约法》，但暗地里，他牢牢地抓住赖以起家的北洋军，试图凭借手中的武装力量实行军阀统治。为了进一步培养军事人才，他指令陆军部建立一所陆军军官学校。7月初，该校在保定东关外前陆军速成学堂旧址开办，这就是著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该校学制一年半，分步、骑、炮、工、辎重等科，学生大都由清河第一陆中、西安第二陆中、武昌第三陆中、南京第四陆中等四所陆军中学堂保送，毕业后由陆军部统一分配到各军任见习上士排长，半年期满后任少尉或中尉排长。该校共办了九期，至1923年8月停办，毕业学员为6523人，一些北洋军将领尤其是国民党的不少高级将领如蒋介石、陈诚、白崇禧、张治中、蒋光鼐、蔡廷锴、傅作义等，均为该校毕业生。 在加强军事实力的同时，袁世凯也很快剥下脸上的伪装，举起屠刀，向革命党人砍去。袁世凯上台后不久，即发生了张振武案。 张振武是湖北罗田人，1877年生。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归国后，在武昌加入革命团体共进会。1911年10月，张振武参加武昌起义，任军务部副部长。因正部长孙武有伤不能视事，张振武实负责部长责。在后来保卫武汉的战斗中，张振武多次面斥都督黎元洪的妥协行为。民国成立后，副总统兼鄂督黎元洪嫉恨张振武，免去了他军务部副部长职。但是，张振武仍掌握着一支称为“将校团”的精干的武装力量，这不仅成为黎元洪的心腹大患，也令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深感不安。于是，袁世凯与黎元洪相勾结，决定剥夺张振武的兵权。1912年5月，袁世凯邀张振武赴京，授以总统府军事顾问官的虚衔，接着，又委其为蒙古屯垦使，将其派往边疆，却不给编制和经费。张振武一怒之下返回武昌。8月上旬，袁世凯、黎元洪合伙诱张振武再次赴京，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随行。8月13日，黎元洪密电袁世凯，以张“勾结土匪，破坏共和”等罪名，请袁将其处死。袁世凯于是下军令，于8月15日将张振武、方维杀害。 张振武、方维案引起了轩然大波，参议员及舆论均质问政府何以擅杀无辜。袁世凯为逃避责任，公布了黎元洪的电报，将视线移到黎元洪的身上，一时舆论大哗。黎元洪受到各方谴责，而袁世凯则扮作无辜。如果说，在张振武一案中，袁世凯还能掩饰其凶残面目的话，那么，在不久发生的宋教仁一案中，他的面目便彻底暴露了。 五 宋教仁是同盟会的首领之一，字遁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1882年，宋教仁与黄兴在湖南创立革命团体华兴会后，一直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武昌起义爆发后，宋教仁从上海到武汉，协助湖北军政府办理外交，后到南京筹组中央政府。中华民国成立，宋教仁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局局长；1912年3月，出任唐绍仪内阁农林总长。 以宋教仁为首的一部分同盟会员，始终抱着“政党政治”的理想，希望通过扩大组织，在议会中争取席位，实现欧美资产阶级的“责任内阁”的政治制度。1912年8月，宋教仁等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等几个小党派组织，组成了国民党。国民党推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王人文、王芝祥、张凤翔、吴景濂、王宠惠、贡桑诺尔布蔚的职务，向国民党发起进攻。 事态至此，孙中山、黄兴等亦决定发动“二次革命”讨袁。7月12日，李烈均受命在江西湖口组织讨袁军，宣布独立。7月15日，黄兴抵达南京，任讨袁军总司令，江苏宣布独立。接着，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重庆等省市也相继独立。然而，主要战场则在江西及南京，所以历史上又称“赣宁之役”。 袁世凯任命段芝贵为江西宣抚使兼第一军军长，督率李纯、王占元等部攻击江西，又派海军次长汤芗铭率领长江舰队攻击湖口、九江等地。革命党人李烈钧及林虎、方声涛等率部迎战。 袁世凯任命冯国璋为江淮宣抚使兼第二军军长，督率杨善德、施从滨、雷震春、倪嗣冲各部沿津浦路南下。任命张勋为江北镇抚使，率军直逼杨州，合围南京。任命海军总长刘冠雄率领海军舰队南下，攻击吴淞口。革命党人黄兴、陈其美、柏文蔚、纽永健、 居正、冷遹等率部迎战。 二次革命虽然声势浩大，但领导者没有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宣布独立的各省之间又缺乏统一的指挥，因而在北洋军强大的武力打击之下，讨袁军很快陷入混乱和失败。8月18日，李纯攻陷南昌；9月1日，张勋、冯国璋攻陷南京，先后撤销独立。孙中山、黄兴等被迫又一次逃亡日本。 经过制造宋案和镇压二次革命，袁世凯认为政敌已除，更加嚣张，一步步向独裁和复辟帝制迈进。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以暴力威逼国会议员选举他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 1913年11月4日，直接下令解散国民党。 第 2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3 章 民国军阀派系 作者:陈贤庆 第 3 章 1914年1月10日，宣布解散国会。 1914年5月1日，公布《中华民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集权总统制，正式废除国务院官制，取消国务总理。 1914年5月23日，宣布恢复清代官制。 1914年12月，公布《修正大总统选举法》，造成总统终身制。 1915年2月，通令全国学校一律恢复“尊孔读经”，以“尊孔尚孟”为教育宗旨。 1915年8月，授意亲信杨度纠合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组织“筹安会”，鼓吹恢复帝制。杨度等被称为“筹安会六君子”。 1915年10月至12月，制造全国选举，赞成君主立宪，向袁世凯上推戴书，劝进皇帝位。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发表接受皇帝位的申令。13日，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31日，改总统府为新华宫，定1916年为洪宪元年。就这样，袁世凯强奸民意，终于当上洪宪皇帝。 但是，就在袁世凯洋洋得意，准备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已遭到全国人民及各派政治力量的强烈反对。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虽然宣布“恢复民主共和制度”，策划各地武装起义，但仍未提出反袁要求，内部组织无力，脱离广大群众，没有起到组织全国反袁力量的领导作用。相反，以梁启超为首的民主派进步党人却掌握反袁运动的领导权。1915年12月初，梁启超的学生、原云南都督蔡锷摆脱袁世凯的控制，由北京潜返云南，策动都督唐继尧及国民党人、原江西都督李烈钧等共同讨袁。24日，他们在云南护国寺召开军事会议，组织讨袁军，因寺而取名护国军。护国军由三个军组成：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唐继尧任第三军总司令。25日，正式通电宣布云南独立，发布讨袁檄文，护国战争正式爆发。 1916年1月，蔡锷率第一军入四川，与北洋军曹锟、张敬尧部激战于叙州、泸州、綦江之间；李烈钧率第二军入广西，与桂军陆荣廷部联合，进逼广东。贵州、广西宣布独立，四川、湖南、广东等省形势紧张。因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帝国主义都改变了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态度。北洋集团内部也出现分化，袁世凯的亲信大将段祺瑞托病请假赴西山，冯国璋则坐镇南京作壁上观，两人均密令前方将士屯兵不前，不为袁世凯卖力。袁世凯开始感到大事不好，在3月22日被迫宣布撤消帝制。袁世凯称帝，前后共吉家躲藏起来。不料，革命党人找到刘文吉家，把黎元洪从床下拽了出来，把他带到楚望台的起义军临时指挥部，后又把他簇拥到咨议局会场。黎元洪以为要把他处决，不料，会场中全体与会者起立，鼓掌欢呼，黎元洪不知所措。原来，革命军攻下武昌，急需组建军政府，革命党人张振武、蔡济民、吴兆麟等及原咨议局长汤化龙等清朝旧员商议，要推出一位众望所归的权威人物来控制局面，发号施令，后来想到了黎元洪。当黎元洪明白事情的原委后，连声高喊：“休要害我，休要害我！”死活不肯在安民告示的都督名下签字。最后，革命党人李翊东用枪对着他的脑袋，逼他签字，他还是不肯签。李翊东干脆将笔夺过，在布告下端划了个黎字，布告于是发出。到12日、13日，汉口、汉阳光复，黎元洪见局势已定，也表示接受出任军政府都督一职。10月16日，黎元洪在武昌阅马场正式宣誓就任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都督。后人都笑他是个“枪口下逼出来的都督”。 其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黎元洪当上副总统兼湖北都督。南北议和结束，袁世凯篡夺了革命党人用鲜血换来的辛亥革命果实，登上临时大总统的宝座。黎元洪也当上了中华民国的副总统，授衔陆军上将，仍兼湖北都督，坐镇武昌。黎元洪虽然大权在握，但他也深知自己的底细，有些武昌起义元老并不把他放在眼内。为达到排除异己的目的，黎元洪与袁世凯合谋，杀害了张振武和方维，造成民国第一大冤案。1913年二月革命爆发，袁世凯调兵南下，湖北再度成为南北双方争夺的重要战场，黎元洪全力投向袁世凯，帮助袁世凯打败国民党人。尽管黎元洪已甘心投靠袁世凯，但袁世凯派段祺瑞到汉口，以“蹉商要政”为由，迎驾黎元洪北上。谁知，到北京以后，黎元洪使失去了行动自由，成了袁世凯的政治俘虏，只能挂着个副总统的空衔，过着几乎隐居的生活。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被推上了总统的位置，但是，北京政府的实权，却由国务总理段祺瑞所控制。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段是安徽人），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军事集团。徐树铮、靳云鹏、曲同丰、傅良佐被称为“皖系四大金刚”。此外，段芝贵、吴光新、卢永祥等都是皖系干将。段祺瑞凭借其军事实力，控制着北京政权，控制全国。但是，黎元洪自当上总统以后，也不甘做政治傀儡，争欲执掌实权，于是，黎、段的冲突不可避免，演出了一场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 黎元洪上台后，重提裁兵，想将全国军队集中于中央，并削弱段祺瑞的军权，但身兼陆军部长的段祺瑞极力阻挠，使裁兵终遭流产。后段祺瑞任命亲信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黎元洪只得勉强让步。徐树铮上任后，根本不把大总统放在眼中，平时只到总统府催黎元洪盖印，凡事不须他过问。为反击段祺瑞的嚣张气焰，黎元洪授意总统府秘书长丁世铎制订划分府院权限的文案，主张大总统对国务院自由行使职权，这次，段祺瑞不得不稍作让步。不久，徐树铮又借故打击内务部长孙洪伊，一连四次，手持“孙洪伊着即免职”的命令亲赴总统府，请黎元洪盖印，均遭拒绝。最后，段祺瑞亲自出马，黎元洪依旧不准。段祺瑞盛怒之下弃职离京。黎元洪想请出徐世昌组阁，但徐世昌不肯得罪段祺瑞。黎元洪感到事态严重，不得不向段祺瑞屈服。结果，在徐世昌的调停下，徐树铮、孙洪伊及丁世铎同时被免职，段祺瑞才官复总理原职。 1917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日本和美国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在中国对德的关系问题上，分别支持主战的段祺瑞和主和的黎元洪。日本政府对德宣战，并怂恿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参战，是以企图攫占德国在华的权益，从而进一步控制中国。段祺瑞则企图以参战为名，向日借款扩充军备加强实力，借日扶持编练“参战军”；黎元洪为首的主和派反对参战则企图利用全国反战舆论打击主战派。结果，两派你争我夺，各不相让。黎元洪请出徐世昌、王士珍、冯国璋出面帮忙，但三人也不敢得罪段祺瑞。结果，3月14日，北京政府正式宣布对德绝交。 之后，段祺瑞又积极准备对德宣战，遭到黎元洪及各方人士的反对。4月，段祺瑞以开军事会议为名，召集安徽督军倪嗣冲、福建督军李厚基、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河南督军赵倜、吉林督军孟恩远、直隶督军曹锟、山西督军阎锡山、山东督军张怀芝、察哈尔都统田中玉、绥远都统蒋雁行、晋北镇守使孔庚等到北京，成立督军团，以图逼迫黎元洪同意参战，但黎元洪依然拒绝。5月10日国会审批此案时，段祺瑞又指使军警流氓数千人组成“公民请愿团”，包围国会，胁迫议员通过。黎元洪不堪忍受段祺瑞的所为，在美国公使芮恩施的支持下，于5月23日下令免除段祺瑞的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职务，任命伍廷芳为国务代总理，王士珍为京津临时警备司令。 段祺瑞被免职后，退避天津，指使九省督军脱离中央宣布独立，并授意在徐州的长江巡阅使张勋入京倒黎。于是，张勋通电拥护总统，自愿充当府院之争的调停人。黎元洪在皖系压力下内外交困，孤立无援，只好同意由张勋作“调人”，并明令张勋入京“共商国是”。 张勋，江西奉新人。早年投清军。1895年到小站投靠袁世凯。清末曾任云南提督、甘肃提督、江防营统领、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等。民国成立后，历任江苏督军、长江巡阅使、安徽督军等。张勋效忠清室，举队皆留发辫，人称“辫子军”，他也被称为“辫帅”。袁世凯死后，邀集七省军阀代表主盟徐州会议，组成“十三省区联合会”，阴谋复辟清室。这次北上“调解”府院之争，其真实意图也在于趁机搞复辟。6月7日，张勋率五千辫子军自徐州北上，经天津时与段祺瑞密谋。入京后，张勋先逼黎洪解散国会，再逼黎元辞职。黎元洪如梦初醒，自己引狼入室，但悔之已晚，只好只身逃往日本使馆避难。之后，张勋与清朝遗臣筹划复辟。7月1日，拥逊帝溥仪“重登大宝”，宣布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恢复清朝官制，大加封官授爵。张勋被封为忠勇亲王、自任首席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张勋复辟遭到举国一致反对。黎元洪接受秘书长张国淦的建议：一则致电冯国璋，令其代行大总统职权；另则起用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命其出师讨伐张勋。段祺瑞见借张倒黎的目的已达到，便摇身一变，组织“讨逆军”，自任总司令，在天津马厂誓师，进京讨伐张勋。张勋战败，于7月12日逃入荷兰使馆。溥仪再度宣布退位。张勋复辟仅十二天便告收场。 段祺瑞赶跑张勋，接任国务总理，俨然成为“再造共和”的英雄。之后，他假惺惺到日本使馆，恳请黎元洪回府复职。黎元洪作为府院之争的失败者，无意再当“北洋之虎”的政治傀儡，后迁往天津居住。 三 段祺瑞重新上台，执掌政权后，全国舆论呼吁恢复第二次解散的国会，但遭到段祺瑞的拒绝。孙中山即于7月17日自上海率海军南下护法，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开始了护法运动。此外，西南滇、桂军阀在这个时候或者标榜自主，或者公开反对段内阁。段祺瑞急于扩充军备，决心发动第二次南北战争，以武力统一中国。为此，他向日本大量借款，其中仅西原借款（由日本寺内正毅内阁的代表西原龟三经手，故名）就有八次之多，约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用以购买日本军火，编练“参战军”。 袁世凯死后，以直隶河间人冯国璋为首的军阀结成联盟，世称直系。直系的势力当时主要在长江流域，江苏督军冯国璋、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称“长江三督”。冯国璋出任代理大总统，段祺瑞不无顾忌，但能将冯国璋调离他的势力范围，反倒容易对付。冯国璋也有他的打算，他表示可以北上就职，但必须以李纯接任江苏督军，陈光远为江西督军，自己带一师人马入京。在这些条件满足后，他才动身离开南京。冯国璋虽然当上一个没有多大实权的总统，但新的“长江三督”则是他的外部力量。 冯国璋入京后，段祺瑞即以控制黎元洪一样对他加以架空和利用；冯国璋当然力图摆脱控制，当一个有名有实的总统。双方的矛盾，亦即直、皖两大派系的矛盾，造成了新的“府院之争”。而相争的焦点，是在对西南军阀及广东护法军政府的政策上。段祺瑞主张“武力统一”，借此扩充皖系的势力；冯国璋主张“和平混一”，借此讨好西南军阀，保护直系的利益，从而对抗皖系。 1917年8月，段祺瑞派傅良佐为湖南督军，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调北洋第八、第二十两师入湖南。湖南的争夺战，拉开了南北战争（护法战争）的序幕。冯国璋一面与西南实力派陆荣廷等暗中往来，互通声气，一面指使“长江三督”加以牵制。于是，陆荣廷在南宁召开两广援湘军事会议，通电公开讨段，出兵大举援湘。长江三督则联名发表和平建议，与西南军阀呼应。 11月，正当湖南战事继续扩大之时，北洋军第八师师长王汝贤、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突然于11月14日发出通电，主张停战议和。王、范两将均系直隶人，与冯国璋关系良好，故有此举。紧接着，长江三督以及直隶督军曹锟联名发表通电，响应停战。形势的突变使段祺瑞极为被动，只得以退为进，提出辞职。占了上风的冯国璋不失时机，于11月25日下令准免段祺瑞国务总理职，先以外交总长汪大燮代理，后又请出王士珍署理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 段祺瑞解职，不过退居幕后，徐树铮仍在前台活动，在他们的背后，有日本的全力支持。段祺瑞、徐树铮于12月2日策动了北方十督：曹锟、张怀芝、张作霖、倪嗣冲、阎锡山、陈树藩、赵倜、杨善德、卢永祥、张敬尧等齐集天津，举行督军团会议。12月6日，联名电请北京政府明令讨伐西南。冯国璋在督军团的逼迫威胁下，只得表示让步，下达讨伐令。又任命段祺瑞为参战督办，段芝贵为陆军总长，使皖系得以东山再起。此时，由冯国璋原先授意，李纯与陆荣廷达成了谅解。陆荣廷提出恢复国会，停止湘粤进兵和拥护冯国璋继任总统的条件，一旦满足这些条件，两广即取消自主。这样一来，冯国璋又发出了停战布告，责成南北两军停止敌对行动。但北方主战派立即又展开攻势。12月31日，北方十督曹锟等发表通电，坚决反对恢复旧国会，主张以皖系控制的临时参议会代行国会职权，选举正式大总统，实际是想“合法倒冯”。在这种形势之下，冯国璋改变策略，声称要亲自出征讨伐西南，亲率拱卫军一旅，乘车沿津浦路南下，实质想逃离皖系控制下的北京，回到直系大本营南京。不料，专车开到蚌埠时，被皖系干将倪嗣冲拦截，迫使冯国璋回到北京。这样，冯、段两派的斗争更趋白热化。 为了从根本上打击冯国璋的直系力量，段祺瑞派徐树铮到奉天与奉系首领张作霖商讨合作，调奉军入关“兵谏”，迫使冯国璋就范。以日本运来的军火，作为换取奉军入关的条件。奉系得到军火后，迅速出兵入关，进逼天津。皖、奉联合，冯国璋的处境更加危险，不得已再作妥协，又一次请出段祺瑞当国务总理。 段祺瑞第三次组阁后，继续推行他的武力统一政策，同时按原定合法驱冯的计划，指使临时参议院通过国会组织法和两院议员选举修正案。1918年8月12日，皖系一手操办的安福国会开幕，合法倒冯的时机已成熟。 在这里，很有必要先解释一下安福俱乐部，安福系及安福国会等几个名称。安福俱乐部，是皖系军阀的御用团体。1917年3月，段祺瑞为抵制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和操纵是年9月的总统大选，指使王揖唐、唐毓隽等在北京安福胡同梁式堂住宅组织俱乐部。3月8日正式成立，因在安福胡同开会，且本部设于此，故取名安福俱乐部。俱乐部的组织具有一个国家全部官制的雏形，下设干事部，主任王揖唐；评议会，会长田应璜；政务研究会，会长李盛铎。以安福俱乐部为组织形式而形成了一个派系，称为安福系，是皖系军阀政治上的中坚和核心力量，其首领为徐树铮、王揖唐等。1917年7月24日，段祺瑞通电各省，征求召集临时参议院的意见。9月29日下令召集，11月10日开会。临时参议院被安福系所控制，主要任务是修改民国元年所定有关国会的各种法规，以便组成有利于皖系的“正式国会”。1918年2月17日公布了《修正国会组织法》，选出参议院议员168名，众议院议员406名。8月12日国会成立。参议院正副议长为李盛铎、田应璜，众议院正副议长为王揖唐、刘恩格。由于它是由安福俱乐部一手包办选举产生，而且安福系占绝对多数议席，故称安福国会。 安福国会的目的是倒冯。冯国璋自知无力抵抗，但又心有不甘，因此提出以段祺瑞同时下台为他下野的条件。正当此时，局势又发生新的变化。原来倾向皖系的直隶总督曹锟及他的第三师师长吴佩孚等前线将领由主战变成了主和。吴佩孚还公开痛骂安福国会甚至段祺瑞本人。沉默已久的长江三督也发出先决时局，后选举总统的通电。这些，都旨在挽救冯国璋，冲击段内阁。面对直系的反扑，段祺瑞决定迅速组织总统选举法，尽早完成合法倒冯计划。为避免直系的直接报复，段祺瑞表示与冯国璋同时下野。9月4日，大总统选举会正式举行，结果徐世昌当选，冯国璋、段祺瑞同时下野。 冯、段的结局，形式相似，内容则完全不同。段祺瑞不过是以退为进，他依旧在幕后操纵和控制着中国政治。而冯国璋则是个彻底的失败者，下野后回到河间隐居，经营产业，一年后在北京帽儿胡同私宅病逝。 第 3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4 章 民国军阀派系 作者:陈贤庆 第 4 章 四 冯、段相争的结果，使得徐世昌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徐世昌，字菊人，号东海等。祖籍直隶天津，本籍河南，1855年生于开封。清朝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因早年认识袁世凯，1895年被袁世凯罗致小站练兵，成了袁世凯的主要策士，有“北洋军师”之称。后曾任东三省总督、军机大臣等要职。民国成立后，曾任国务卿，但更多时，他是以北洋元老的身份充当各派系的“调人”。其实，他是一位圆滑奸诈的老政客。安福国会之所以选举他继任总统，当然是看中他是不掌握兵权的北洋官僚，同时，又是一个能使直、奉及西南军阀所能接受的人选。 徐世昌就任大总统后，曾先后任命钱能训、龚心湛为国务总理，但北京政府的实权仍掌握在参战督办段祺瑞手中，安福系分子对各届内阁都进行着控制，尤其是徐树铮，在国务院事事干涉，无论何项政务，不经他过目，即使片纸只字，亦飞不出国务院大门，国务总理不过是个盖印工具罢了。段祺瑞不任国务总理，专任参战督办，正是为了利用日本帝国主义作为支柱，以巩固和扩大皖系的武装力量，控制中央政权。 徐世昌知道自己不过是个文人总统，无法与气势汹汹的皖系军人抗衡，因此，他以“文治”自我标榜，以示其与以往军阀军人当政之区别。他尽量任用自己的旧幕僚，如梁士诒、叶恭绰、龙建章、吴世湘、曹秉章、许宝衡、钱能训、周树模、朱启钤等，以形成左右政局确保高位的政治势力。此外，他更意识到，真正有势力足以与段氏皖系抗衡的，当时唯有直系曹锟及奉系张作霖，且这两派都与自己夙有渊源，因此，他极力交欢于直、奉双方。对皖系本身，他也搞些分化活动。当时的陆军总长靳云鹏，与直系曹锟、奉系张作霖皆有儿女姻亲，徐世昌便多方笼络，以为己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英、美欲与日本争霸东方，先后向徐世昌提出和平统一南北的劝告。当时，国内也群情厌战，徐世昌即因势利导，发布和平令，实施“南北议和”。这样做，一则顺应民意，提高自己的威望，二则也是对皖系军阀“武力统一”的对抗，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徐世昌交欢直、奉，抑制皖系的做法，当然遭到段祺瑞的不满，尤其对“南北议和”，更是极力破坏。他一方面利用皖系的附庸陕西督军陈树藩挑起战事，破坏和会；另一方面在北方代表中安插安福系分子，设置障碍，使多次和谈陷于僵局和破裂。 1919年1月，各战胜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战后“和平会议”。中国政府也以战胜国的资格出席了和会，并提出希望帝国主义放弃在华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和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归还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等，遭到帝国主义的蛮横拒绝，竟将德国在山东掠夺的一切权利全都让予日本。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全国人民大为震惊，而北京政府竟准备同意在和约上签字。于是，全国舆论鼎沸，群情激愤，爆发了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对亲日的段祺瑞皖系，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弄得声名狼藉。段祺瑞负隅顽抗，直、奉军阀也乘势反皖。段祺瑞用日本金钱和武器装备的嫡系部队“参战军”共三师四个混成旅，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而失去“参战”的借口，于是，他先后改名为“国防军”、“边防军”，派徐树铮主管，自己亦改名为“边防督办”。徐树铮具有强烈的个人野心，飞扬跋扈，遭到其他派系及徐世昌的嫉恨。因此，当皖系军阀整编边防军时，徐世昌为调虎离山，于1919年6月24日任命他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但徐树铮至库伦后，积极经营，不久控制了西北地区，反而使皖系多了一块大地盘。 在内阁问题上，五四运动期间，段祺瑞指责国务总理钱能训镇压学潮无能，企图使安福系首领王揖唐出组新阁；徐世昌不同意，推出财政总长龚心湛暂代。后来经过反复争斗，徐世昌和直、奉军阀联合，有意推荐靳云鹏出任国务总理。靳云鹏是皖系大将，“四大金刚”之一，段祺瑞不便反对；靳云鹏与徐树铮关系恶劣，推出靳云鹏，可以达到分裂皖系的目的；此外，靳云鹏又是大总统徐世昌的门生，奉系张作霖的儿女亲家，直系大将曹锟的换贴兄弟，对直、奉方面都有利。果然，段祺瑞不作公开反对，但提出要以安福系干将曾毓隽、李思浩、姚震、朱深分任秘书长和财政、司法、交通三总长，靳云鹏不接受。而靳云鹏提出的阁员名单，又遭到段祺瑞、徐树铮和安福议员们的反对。到11月28日靳云鹏正式组阁时，曾毓隽、李思浩、朱深还是被塞进了内阁。靳云鹏难安其位，与段祺瑞、徐树铮的裂痕迅速扩大。 19年12月，冯国璋病死，曹锟被奉为直系首领，其手下大将吴佩孚更异常活跃，对皖系和安福系不断发起挑战。曹锟于保定、吴佩孚于湖南，一北一南，互相呼应。与此同时，直系还利用皖、奉的矛盾，积极争取张作霖，共同把矛头指向皖系段祺瑞。 1920年4月，曹锟在保定召开直、苏、赣、鄂、豫、吉、黑。段祺瑞四面楚歌，被迫于7月19日通电罢免官职，撤销定国军名义。7月22日，直系察哈尔都统王廷桢率部进驻康庄，在居庸关附近打败皖军残部。7月23日，直、奉两军进驻京都，直皖战争结束。 直皖战争一结束，北京政府即下令：撤销对曹锟、吴佩孚等处分；免去段祺瑞本兼各职，撤销督办边防事务处及西北边防军名义；通辑祸首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王揖唐、丁士源、梁鸿志、王郅隆、张宣等人； 夺曲同丰、陈文运等人官职；解散安福俱乐部。皖系势力从此衰弱下去。 五 直皖战争以皖系的失败而告终。其原因，除了皖系已声名狼藉，直系迅速崛起等原因外，奉系的介入起到决定的作用。日本帝国主义看到皖系已无多大的利用价值，便抛弃皖系，大力扶持奉系，指使奉系联直倒皖，战后在中央政府中和直系平分秋色。直、奉两系共同把持的北京政府，实际上是英美日三国的共同侵略工具。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又迅速导致了直、奉两系的矛盾和斗争。在其后数年间，直、奉两系不断磨擦和争斗，终于爆发了两次直奉大战。由于事件繁多而复杂，留待后两章再详述，这里仅谈皖系残余势力的活动。 直皖战争后，段祺瑞避居天津，等待时机，以图再起。而徐树铮则逃往上海，因皖系干将卢永祥占有浙江、上海一带的地盘。卢永祥，山东济阳人，清末曾任北洋军统带、统领。民国成立后，历任陆军第二十四师师长、第十师师长、淞沪护军使等。1919年8月起任浙江都督兼第十师师长。直皖战争后，提倡“省自治”以及“联省自治”以求自保。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英美支持直系控制了北京政权。1923年直系首领曹锟当上了贿选总统，遭到全国人民反对。反直系的各派也乘机反对曹锟、吴佩孚。皖系军阀卢永祥首先在浙江发出不承认曹锟为总统的通电，一时间，反直势力齐集杭州、上海，浙、沪一带俨然成了反直的中心。奉系张作霖也起而响应，并联系在广东的孙中山，与浙江卢永祥结成反直三角同盟。直系军阀为拨除浙、沪这个钉子，吴佩孚支持江苏都督齐燮元联合闽粤边防督办孙传芳、福建都督周荫人、江西都督蔡成勋、安徽都督马联甲联合进击卢永祥，爆发了江浙战争，又称“齐卢之战”。 1924年9月3日晨，江、浙两军正式开战，激战于上海外围的嘉定、宝山、松江、太仓、浏河和宜兴一带，初战浙军略占优势。后孙传芳率兵乘虚越过仙霞岭，9月16日攻下江山，击溃浙江守江山的张载阳第三路，逼进杭州。这时，浙江警务处处长夏超倒戈，暗通孙传芳，导致浙军放弃杭州，收缩兵力于上海。9月25日，孙传芳部进入杭州。10月初，齐军、孙军攻下上海外围的宝山、嘉定、松江等地。10月13日，卢永祥通电下野，偕同部将何丰林等乘船逃往日本。浙沪联军残部推皖系健将徐树铮为总司令，继续作战。10月15日，徐树铮被上海工部局软禁，浙沪联军遂告失败。 江浙战争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导火线和前哨战，江浙战争爆发后，北方的第二次直奉战争立即发动。这场战争双方有40多万人参加，战争首先在热河揭开，主要战场在山海关一带。10月，正当吴佩孚在山海关前线同奉军激战时，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与直系援军第二路司令胡景翼，联合京畿警备副司令孙岳秘密计划倒戈。10月22日晚，冯部李鸣钟旅及鹿钟麟旅开回北京，占领交通、电讯等重要机关。23日，冯玉祥到达北京，通电停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发动了北京政变。吴佩孚率残部乘舰南逃。第二次直奉战争，以直系吴佩孚失败而告结束。直系政权亦随之倒台。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将所部改为国民军。批准颜惠庆内阁辞职，任命黄郛代理国务总理并摄行总统职务。冯玉祥通过摄政内阁会议，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并于11月5日派京师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将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冯玉祥还与胡景翼、孙岳等联名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改组北京政府。冯玉祥的这些做法，深为北洋各实力派所忌，各帝国主义也不断地向其施加压力。同时，张作霖的奉军入关后，冯、张很快又发生了尖锐矛盾，而长江流域各省的直系势力还随时可能北上。在这种情况下，冯玉祥为了平衡与奉张的关系，阻止直系势力北上，便决定联络皖系军阀郑士琦，使他在山东截阻直军，并决定请段祺瑞出山。1924年11月15日，由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五人以联名推戴的方式，公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总执政，执行政府职权。段祺瑞不仅为冯奉两系所推戴，而且还受到直系及西南军阀所拥护。四年前曾经受到国人唾骂的卖国贼，这时突然变为全国实力派所拥护的对象，这也属怪事一桩。不过，说怪也不怪，当几派军阀都暂时无法称霸时，请出一位政治傀儡来平衡各方的关系，恐怕也是最好不过的办法了。 1924年11月22日段祺瑞入京，24日在陆军部宣誓就职，临时政府宣告成立。段祺瑞在就职宣言中说道：“本执政誓当巩固共和，导扬民智，内谋更新，外崇国信”。这里所说的“外崇国信”，显然就是要承认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就是要维持它们在中国的既得权利和统治特权。段祺瑞从重新上台的第一天起，又成了各帝国主义侵华的共同工具。 临时政府成立后，公布了临时政府的组织条例，规定临时政府不设内阁总理，以执政兼理内阁，总揽军政事务，统率陆海军，对外代表中国，其身份、职权和总统相当。11月25日，任命唐绍仪、龚心湛、李思浩、吴光新、林建章、章士钊、王九龄、杨庶堪、叶恭绰为阁员，梁鸿志为秘书长。其中，梁鸿志与财政总长李思浩、陆军总长吴光新都是安福系人物。 尽管段祺瑞以总统而兼总理，又组织了一个以安福系为中心的政府，但是，当时中国政坛的主角毕竟已不是段祺瑞和安福系，而是手握兵权的国民军首领冯玉祥及奉系军阀张作霖等，对段祺瑞及安福系，我们只简述以下几件事。 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段祺瑞则为使其统治合法化，并延续北洋军阀统治的寿命，积极筹备善后会议，抵制孙中山关于召开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的主张。1925年2月1日，善后会议召开，会员共86人，绝大多数为各省军阀代表及政客，这实则是一次各系军阀权力分配的会议。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下，会议通过了几项条例后，于4月21日草草收场。 善后会议之后，段祺瑞为收回庚款展缓之款一千零三万余元以解临时执政府各项军政费用之急需，并争取与法国政府通过悬而未解的金佛郎案的解决，使海关二五加税得到实现以增加临时政府的财源，于4月正式公布金佛郎案新协定。这是一件曹锟政府也不敢做的事。金佛郎案成立后，中国方面在金纸对比上所受损失达到字，好习武。十六岁后，以贩布为生。二十岁时，投淮军当兵。不久，被选送天津武备学堂学习。1890年毕业后，入宋庆的毅军当哨官。1895年，到天津小站投奔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凭着他的善于投机钻营，很快搏得袁世凯的欢心，成为“北洋三杰”之外的第四号人物，历任帮带、管带、统领、统制、总兵等。 1912年2月，袁世凯窃取了临时大总统职，南京临时政府派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等到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曹锟当时任北洋第三师师长，在袁世凯的操纵下，于2月29日在北京纵兵哗变，焚掠内外城，为袁世凯制作拒绝南下的借口。1914年4月，曹锟被袁世凯任命为长江上游警备司令，率第三师进驻岳州，监视南方革命势力。1915年，曹锟投袁世凯所好，拥护他称帝。1916年1月，曹锟又受命率军入川，与护国军交战。袁世凯死后，曹锟被调任直隶督军，驻守保定。 曹锟是直系重要头目之一，但他在当时直皖两派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常以两面敷衍的手法求得自保。他与皖系段祺瑞保持良好关系，段祺瑞以权利诱惑他，他便附和段；冯国璋以直系结合为号召，他又附合冯。曹锟的官瘾大野心大，当时冯国璋任代理大总统，副总统一职虚悬，曹锟梦寐以求想当个副总统，段祺瑞、徐树铮便以“副总统”一职作为钓饵，争取了曹锟加入主战派的行列，并成为主战派督军团的盟主。1918年2月亲领大军南下入湘，3月攻陷岳州，4月占领衡阳。可是，段祺瑞并没有兑现“副总统”之约，反而连他亲手抢下的地盘湖南也让给张敬尧。曹锟一怒之下回到天津。6月，督军团在天津开会，曹锟本拟策动议和，但徐树铮向他百般解释，“副总统”之约一定会兑现。曹锟觉得尚有希望，又继续主战，但和徐树铮讨价还价。徐主张先南下作战，立功后送副总统之座；曹锟坚持先定下副总统归自己，再去南征，双方争持不下。8、9月间，曹锟部将吴佩孚在湖南前线通电攻击段祺瑞内阁及其武力统一政策，曹锟亦暗中支持。面对这种局势，段祺瑞也只得决定让曹锟出任副总统，指使安福国会开会荐举。但是，国会中的交通系、研究系一百多名议员在徐世昌的策动下，以“虚副总统一席以待南方领袖”为由，反对选曹锟为副总统，拒不出席会议。结果，折腾了一番。终因法定人数不够而“流会”收场。曹锟白做了一场“副总统”美梦。 第 4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5 章 民国军阀派系 作者:陈贤庆 第 5 章 1919年12月，冯国璋病逝，曹锟被奉为直系首领。曹锟与吴佩孚一北一南互相呼应配合，准备与皖系决一雌雄。同时，积极拉拢奉系张作霖，共同对付段祺瑞。于是，直、皖军阀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终于在1920年7月14日我爆发了直皖战争。战争只进行了4天，以直系大获全胜而告终（直皖战争的起因及经过详见第二章第四节）。 直皖战争之后，段祺瑞因战败而通电辞职。曹锟和张作霖举行天津会议，商量组阁一事。曹锟本意推荐王士珍，但为了巩固同张作霖的关系，最终同意了张作霖请出其儿女亲家靳云鹏组阁的建议。于是，靳内阁于8月11日组成。8月14日，曹锟、张作霖两位大帅乘坐专列进京，受到徐世昌等以帝王之礼的迎接。 曹锟、张作霖为共同垄断北京政府，达成了分赃协议。曹锟为直鲁豫三省巡阅使，吴佩孚为副使；张作霖晋授为镇威上将军。双方各向北京政府索要军费一千万元后，于9月4日离京返天津。到天津后，由张景惠、靳云鹏撮合，曹锟将七岁之女曹士英许给张作霖干擅自与华义银行代理人罗森达、格索利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换发新债票，使国家财产遭受5000万元损失一事，逼迫黎元洪亲下手谕，命令步兵统领聂宪蕃、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带兵逮捕了罗文干，解送法庭处理。后在吴佩孚的干预下，也因证据不步而释放。罗文干案件导致了保洛两派矛盾激化，吴佩孚最终屈从了曹锟，王宠惠内阁也于11月29日倒台。 1923年初，黎元洪已快满任期，曹锟本来再等几个月，也能顺当坐上总统的宝座，但是曹锟已经急不可耐，要把黎元洪赶走。黎元洪其实是个傀儡总统，本无实权，但是被人赶下台，又心有不甘，所以联系张绍曾内阁及政学系议员与曹锟对抗，不肯下台。5、6月间，直系保、洛两派取得一致意见，提出“拥曹必先驱黎，驱黎必先驱张”的策略。先由亲直系的阁员高凌尉、吴毓麟、程克先拆内阁的台，使张绍曾内阁不得不于6月6日全体辞职，张绍曾当晚被赶往天津。紧接着，曹锟便亲自导演了一场“逼宫夺印”戏。 6月8日，冯玉祥部张之江率军官数十人佩刀闯入新华门，围住居仁堂，向大总统索要欠饷。9日上午，曹锟党徒又怂恿警察罢岗，撤走总统府卫队。10日下午，又有中级军官三百余人到黎府索要欠饷。接着，“市民请愿团”、“国民大会代表”约千余人手持“黎元洪退位”的旗帜呼喊而来。12日，黎府又出现军警代表、“公民团”代表轮番示威骚扰。黎元洪明知是曹锟要赶他下台，却坚持不走。但不久黎宅断了水、电，黎元洪大怒之下，决定离开北京。他把总统的大小印信十五颗拿出来，十颗留在公府，五颗送去交给他那住在法国医院的危氏如夫人，并作了其他一些最后交待。13日下午，黎元洪乘专车离开北京。 曹锟得知黎元洪拿走了总统印信，急令直隶省长王承斌截车夺印。黎元洪的专车到达天津新站后，王承斌率领的大批军警便包围了专车，卸下车头，迫黎元洪交出印信。黎元洪被逼得拨枪自杀，被随员抢救没有打中要害。到了晚上，黎元洪无可奈何，只得说出实情，曹锟终于在14日清晨取回总统印信，才放走黎元洪。经过这场耻辱和劫难以后，黎元洪仍不甘心就此退出政治舞台，后还在天津、上海等地活动，试图东山再起。但不久也感到大势已去，回天无力，便隐居天津张园，从事工商业活动，担任中兴煤矿董事长等。1928年6月3日，因患脑溢血去世，享年64岁。 再说曹锟，指使直系军阀闹饷、逼宫、截车、夺印、赶走黎元洪种种暴行，激起了全国各界的反对。但曹锟对此全然不顾，为当总统一意孤行。他以40万元的高价收买了国会议长吴景濂，为他在国会选举中出谋出力，又以高价收买和胁迫国会议员来京参加国会选举，并派专人在北京宣武门外设立暗察处，对议员进行监视。1923年9月10日，国会开预选会议，曹锟以五千至一万元一张选票收买了五百多名议员。10月5日举行正式选举，曹锟派遣大批军警、宪兵“警戒”。原定十点钟开选，但到上午十一点四十分签到者也不过400多人，不足法定人数，选举会议主席吴景濂急得团团转，派出可靠议员分头去拉同党、同乡的议员，而已签到者已失出自由，不得外出。直到下午一点二十分，签到者达593人，这才摇铃开会投票，四点钟选举完毕，曹锟终于以480票“当选”为大总统，10月10日宣布就职。这次选举共支贿款1350余万元，因此，时称曹锟为“贿选总统”，国会是“猪仔国会”，议员是“猪仔议员”，在民国史上留下了丑恶的一页。 曹锟“当选”总统后，为巩固他的地位，首先竭尽全力扩大势力，将所有亲信均以封官晋爵，给直系诸将论功行赏。其次，利用他的最高权力，进一步聚敛财富，使得百姓苦不堪言。由于他臭名昭著，民心丧尽，不仅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和反抗，就是各地军阀也不听从他的号令，相互争斗，抢占地盘。 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直系内部已经存在保定、洛阳两个派别，曹锟当总统以后，两派因争权夺利矛盾日深。吴佩孚居功自傲，自称是曹锟的长子，言外之意是迟早要取而代之。吴佩孚还把冯玉祥、王承斌等人的地盘和兵权也夺了去，因此，直系内部又形成了冯玉祥、王承斌、刘燮元结合起来的反吴三角联盟。直系外部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政权，为实行北伐，采取了分化北洋军阀集团，联合皖、奉共同讨直的策略，形成了粤皖奉反直三角联盟。这两个三角联盟搞得曹锟焦头烂额。 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皖系卢永祥与直系齐燮元交战。（详见第二章第五节）9月5日，孙中山下令讨伐曹、吴。作为反直三角联盟之一的奉系张作霖也率军入关为助，随即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9月15日，曹锟接到奉天发来的挑战书，立即电召吴佩孚进京，下令讨伐张作霖，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9月18日，直、奉两军在山海关一线正面接触，展开连日激战，双方投入20万以上兵力，均出动了海、空军参战，战争的规模是近代军阀混战史上空前的。 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受命率部出古北口经滦平、承德向北进军。冯玉祥早已和吴佩孚矛盾激化，已有意倒戈反直。10月21日，冯玉祥乘吴佩孚与张作霖在前方酣战之时，将所率部队后队改为前队，由李鸣钟、鹿钟麟率领，昼夜兼程140里，沿途割断电线，封锁消息。22日午夜，在负责戌守北京的孙岳配合下，一枪未发，迅速占领了北京城，发动了北京政变。鹿钟麟派一营士兵包围了总统府，将还在睡梦中的曹锟抓了起来，囚禁在中南海延庆楼上。11月2日，王承斌到公府逼曹锟辞职。曹锟只得向国会提出辞职咨文，由新任的黄郛内阁摄行总统职权。曹锟看到前来逼他下台的人就是一年前截车夺印，捧他上台的干将王承斌时，不禁酸甜苦辣，成感交集。11月25日，段祺瑞被冯、奉捧为临时执政，不久，即下令将曹锟“着内务、陆军两部严行监视，听候公判”，实际是将曹锟保护起来。 1926年春，张作霖、吴佩孚联兵攻击冯玉祥。冯玉祥被迫通电下野，所部国民军交由张之江、鹿钟麟率令。鹿钟麟为分化直奉联盟，恢复了曹锟的自由，电请吴佩孚入京主持大计。曹锟也派人转告吴佩孚，想出来再当总统。吴佩孚拒绝曹锟的要求，复电命张之江、鹿钟麟同时下野。张、鹿获电后率部退出北京。 曹锟恢复自由后，还想恢复总统的职务，派人到汉口找吴佩孚，但吴不予支持。曹锟只好在当年5月1日通电发表补行辞职宣言，声称“因病辞职”。不久，曹锟离开北京，移居保定，又移居郑州。他曾企图利用吴佩孚到郑州车站迎接他时，将吴杀掉，自为主帅，布告天下，但终因感到力不从心而放弃此计划。 1927年2月，国民革命军北伐至河南，曹锟逃往天津，此后长期寓居天津英租界，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1931年九一，接着宣布自任讨逆军总司令，王承斌为副司令，彭寿萃为第一军总司令，沿京奉线出发；王怀庆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喜峰口趋朝阳、平泉；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趋赤峰……由于他事先没有认真考虑，把很多重要单位遗漏了，使得部下要起而提醒。吴佩孚“四照堂点将”，充分反映了他骄傲轻敌的心理，他的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10月初，直、奉两军在榆关（山海关）展开决战。正当双方酣战之际，早已同吴佩孚矛盾激化的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于10月22日晚率部回师北京，发动了北京政变。吴佩孚在榆关前线闻变，大惊失色，直军亦随即土崩瓦解，吴佩孚的精锐几乎被奉军全歼，仅率万余人突破重围疾趋天津，回师讨冯，但在杨村一战，又损兵折将。吴佩孚急盼的江苏齐炎元、浙江孙传芳、湖北萧耀南、河南李济臣等直系援军又中途受阻，无法北上。到11月3日，奉军和冯军逼近天津，吴佩孚不得不率残部二千余人分乘三艘兵舰自塘沽出海南下，狼狈遁逃。 五 第二次直奉战争，由于吴佩孚的轻敌，加上冯玉祥的倒戈，使吴佩孚落得个泛海南逃的可悲结局。他当然不甘心失败，南下到南京，到汉口与齐燮元及萧耀南商议由黄河上游与长江流域各省在武昌成立“护宪军政府”。齐燮元表面应允，事后又反悔，并与萧耀南、孙传芳、周荫人、蔡成勋、杜锡珪、马联甲、刘镇华、李济臣、李炳之等联名通电拥护段祺瑞组织政府。此时的直系将领都急于自保或联省自保，并不想刺激风头正盛的张作霖和冯玉祥。 吴佩孚失败后众叛亲离，无处落脚，在苦闷中饮酒作诗，“戎马生涯付水流，却将恩义反为仇。与君钓雪黄州岸，不管人间可自由。”最后，他到河南信阳的鸡公山避居。他自己也很难预料，能否有东山再起的一天。 然而，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里，一些不可思议的奇迹竟也会发生。如同段祺瑞蛰居四年后有人将他捧上临时执政的宝座一样，无兵无钱的吴佩孚也在倒台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又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张作霖的奉军和冯玉祥的国民军控制了北京政权，奉冯两派亦不断扩张势力，尤其是奉系，多次向关内进军，到1925年9月，津浦沿线各省区全部为奉系所占有：李景林为直隶军务督办、张宗昌为山东军务督办、姜登选为安徽军务督办、杨宇霆为江苏军务督办。此外，邢士廉等部进驻上海。奉系势力日益向东南扩张，直接威胁到直系的利益，使得直系将领们不得不谋求联防自保。 江西督军方本仁，首先发起湘、鄂、赣三省联防。湖南督军赵恒惕开始对此不感兴趣，正在岳州居住的吴佩孚乘机鼓动赵恒惕，“我们何不来个湘、鄂、川、黔四省联防呢？”赵恒惕觉得这主张不错，就答应了。很快，湘鄂川黔四省联防组成，公推吴佩孚为盟主。不久，豫、陕、晋亦加入，四省联防扩大到七省联防，吴佩孚的声威一下猛增。 浙江督军孙传芳，原来曾联奉自保，此时也乘势而起，组织了苏、浙、闽、赣、皖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并用这五省联军与吴佩孚的七省联防合流，推吴佩孚为盟主。1925年10月，吴佩孚在武汉出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并发表通电，决心“再与天下群雄共角逐”。 北京临时执政段祺瑞，听说吴佩孚东山再起，挥兵北上“讨贼”，急忙央求张作霖和冯玉祥出兵，讨伐吴佩孚。但在此时，冯玉祥与张作霖的矛盾已经异常尖锐，势同水火。1925年11月，冯玉祥串通掌握奉军大半精锐之师的郭松龄和时任直隶督军的奉系将领李景林，结成反奉三角同盟，并签订了“反奉密约”。11月下旬，郭松龄倒戈，发动反奉战事，向张作霖发起突然攻击，杀得张作霖措手不及，险些束手待毙。12月，张作霖得到日本关东军之助，杀败了郭松龄（郭松龄倒戈反奉战争由下一章详述）。从此，张作霖对冯玉祥恨之入骨。当吴佩孚挥军北上讨奉之时，张作霖暗中向吴佩孚修好，希望联合起来，共同解决冯玉祥。吴佩孚因冯玉祥倒戈，发动北京政变，弄得自己浮海南逃，早已恨透冯玉祥，今见张作霖的态度，便决心与之合作，共同讨冯。这样做，也符合英、日等帝国主义欲压制国民军及北方革命群众运动的要求。于是，吴佩孚将“讨贼军”改为“讨赤军”，联合奉军夹击国民军。史称“国奉战争”。 1926年1月1日，冯玉祥在英、日等帝国主义及奉、直军阀的压迫下，通电“引退”。1月4日，将全权交给张之江，准备赴俄游历。1月9日，段祺瑞发表冯玉祥为考察欧美农业专使，另委任张之江继冯为西北边防督办，并由鹿钟麟、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刘郁芬分任京畿及察哈尔、绥远、热河、甘肃等省区军事长官。 吴佩孚与奉系联合之后，并得到英国的援助，即向国民军发动进攻。1926年1月下旬，由寇英杰部及靳云鹏部合攻河南，3月初全部占领河南，国民军岳维峻率残部西逃。另外，东北的奉军占领山海关，山东的奉军李景林部越过马厂北进。国民军被迫放弃天津，固守北京。4月初，北京被直、奉军在包围，鹿钟麟为缓和与直系的矛盾，释放了曹锟，请吴佩孚入京主持大局，但吴佩孚不为所动，要张之江、鹿钟麟同时下野。4月15日，国民军退出北京，把守南口。此后，国民军与奉直联军激战于南口达四个月之久，终于失败，退往西北。 第 5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6 章 民国军阀派系 作者:陈贤庆 第 6 章 1926年6月，吴佩孚、张作霖进入北京，直奉合作，把持了中央政权。吴佩孚、张作霖表示要捐弃前嫌，还交换兰贴，结为兄弟。但是好景不长，1926年7月6日，广东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直指湖南。7月11日，已攻克长沙，随即向湖北推进。吴佩孚急忙率数万精锐于8月22日乘车兼程南下，25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准备固守汀泗桥和贺胜桥等战备要冲。 汀泗桥位于咸宁以南，东面为山岭，其他三面环水，地势险要。吴佩孚企图凭借天险顽抗，等待北方大部援军开到，再进行全力反攻。他亲临前线，往返指挥，还派出恺到福州联络周荫人，到上海联络国民党人，以缓解后顾之忧。之后，再派杨文恺到张家口会见冯玉祥，请冯玉祥在北方牵制奉军。冯玉祥还与孙传芳结拜为兄弟。此外，杨文恺再衔命前往岳阳，代表孙传芳敦请吴佩孚出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杨文恺还游说江苏军务帮办陈调元，约定里应外合，驱逐奉系江苏督军杨宇霆。孙传芳还利用江苏人民痛恨奉军这一有利条件，发动上海、南京等地的士绅、群众举行抗议奉军暴行的游行请愿，为进攻奉军制造舆论准备。 1925年10月，孙传芳联络苏、皖、赣、闽几省的直系军阀，以“双十节”检阅为名，调集大军，于10月15日自称为浙闽皖赣苏五省联军总司令，分五路出兵进攻上海，奉浙战争爆发。奉系杨宇霆、姜登选等兵败弃职而逃，孙传芳很快占领上海、南京。接着，孙传芳命谢鸿勋、卢香亭等率部往北推进。 张作霖不甘心失败，任命张宗昌为江苏善后督办，施从滨为安徽善后督办，率领白俄军等部南下收复失地。张宗昌任命施从滨为前敌总指挥，率兵从兖州、泰安防地出发，进占蚌埠。施军与孙军在蚌埠一带激战，结果施军战败，施从滨也被俘。当施从滨率军南下时，孙传芳连发三个电报要施同他合作，倒戈内应，但施不予理睬。孙传芳俘虏施从滨后，即于当晚将其斩决，并弃尸旷野数日。这一残暴行为，也为他十年后被刺身亡埋下了祸根。 孙传芳大军乘着屡战屡胜的声势，一直打到徐州以北的山东边境，才停止追击。此时的孙传芳，急欲筹组五省联军，称霸东南。于是，奉浙战争结束，孙传芳在徐州子房山大摆庆功宴会。11月23日，孙传芳由徐州凯旋南京。25日，召开五省联军大会，宣布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任命周荫人为福建总司令，卢香亭为浙江总司令、陈调元为安徽总司令、邓如琢为江西总司令、刘宗征为总参谋长，杨文恺为总参议，万鸿图为秘书长。又聘请日本人冈村宁次为高等军事顾问，社会名流蒋百里、章太炎为顾问。从此，孙传芳统辖富庶的东南五省，成为吴佩孚以外另树一帜的直系巨头。 1926年夏，广东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吴佩孚在两湖连遭惨败，多次急电孙传芳出兵援助，但孙传芳却按兵不动，他想趁吴佩孚失去两湖后，再由他坐收渔利。9月，国民革命军进攻江西，孙传芳才出兵应战。他根本没把北伐军看在眼里，应战的目的是为了夺取武汉、长沙。但是，不到一个半月，孙军遭到惨败。谢鸿勋战死，邓如琢溃败，卢香亭部受重创，九江、南昌难保，孙传芳狼狈逃回南京，孙军亦全部退出江西。 面对北伐军的步步紧逼，孙传芳想谋求北洋各系的大联合，挽回颓势。他邀请段祺瑞、吴佩孚各派代表到南京开会，商讨共同抵御国民革命军。但孙、吴、段各派矛盾重重，互相讥骂，会议不欢而散。孙传芳不得已掉转头来乞怜于奉系。1926年11月，孙传芳派杨文恺到济南见张宗昌，又到天津见张作霖，表示捐嫌修好，共同对敌。此时的张作霖，也不想计较旧怨，表示双方联合，化敌为友。于是，孙传芳亲到天津见张作霖，当面道歉，并与张宗昌等推举张作霖为最高军事首领，统一指挥，成立“安国军”。12月1日，张作霖出任安国军总司令，张宗昌、孙传芳为副司令，杨宇霆为总参议。张作霖答应派张宗昌率直鲁联军南下支援，并为孙传芳接济军械。孙传芳如愿以偿，返回南京。 孙传芳以为有了奉系支持，可以挽回颓势。但是不久，周荫人与孟昭月为争夺浙江总司令一职发生内战，陈仪、周凤歧等归附北伐军，陈调元、王普也先后起义编入国民革命军。这样，北伐军很快占领杭州、嘉兴、安庆、芜湖等地，直逼淞沪以及南京。孙传芳见大势已去，逃往扬州。1927年3月下旬，北伐军先后占领南京、上海，后又渡江北进，于5月攻占蚌埠、南京。至此，孙传芳的五省割据局面完全垮台，残部退往山东，完全投靠张作霖。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安国军政府大元帅。随后，命孙传芳率兵反攻徐州。孙传芳一战而夺回徐州，继而攻克蚌埠，进占浦口。孙传芳自恃兵多将广，贪功心切，即挥军渡江，结果伤亡惨重。过江的部队在龙潭立足未稳，又被白崇禧、何应钦两部围歼。此役，孙传芳损失四万多人，元气大伤，退回山东。 1928年4月，国民党军继续北伐。孙传芳与张宗昌在山东战场顽抗，不久兵败退守济南。蒋介石、冯玉祥两路大军进逼济南，孙传芳与张宗昌率残部过黄河北逃。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孙传芳残部在冀东宝坻一带挂旗投降，被阎锡山派人收编。孙传芳逃往沈阳，投奔张学良。可以说，直系军阀势力至此已完全消亡。 孙传芳到沈阳后，还想劝导张学良割据东北，与蒋介石争天下，但张学良权衡利害，最终归附南京政府。孙传芳感失望，移居大连。1931年定居天津英租界，出资建一佛教居士林，皈佛诵经。1935年11月13日，孙传芳在居士林被刺身亡，时年仅50岁。原来，1925年奉浙战争中，施从滨被俘后遭孙传芳残杀，其女施谷兰立志为父报仇，改名施剑翘，经过十年的准备，终于找到这一报仇的机会。孙大帅最后立地不成佛，饮弹身亡，也算得是自食其果了。 第四章 奉系军阀 一 奉系军阀是北洋军阀主要派系之一。因首领张作霖是奉天人，故称奉系。奉天即现在的辽宁省，省会沈阳亦称奉于。1907年，清政府将东北地区改建奉天、吉林、黑龙江三个行省，称“东三省”，徐世昌为总督，调北洋新军一部分分驻各省。驻奉天省新军为第二混成协，奉天省原有旧军武双全。所以，张学良从小便得到名儒及博学洋人的教授，熟习中国经史典籍，又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1918年，他便走上职业军人的道路，被张作霖任命为奉天督军署卫队旅营长。1919年2月，入东北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习，与战术教官郭松龄交往甚密，并深受其思想影响。1920年，张学良从陆军讲武堂毕业后，历任卫队旅团长、第三混成旅旅长。当年11月，年仅19岁的张学良，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 张学良受命协助整顿东北军，他成立了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兼任整理处参谋长。同时，他还担任东三省航空处总办和航空学校校长。在郭松龄、孙烈臣、姜登选、韩麟春等协助下，他对东北军从上到下，进行了一次彻底改革：整编和扩充陆军；扩大奉天兵工厂；购进数十架新式飞机，充实空军；在哈尔滨设海军司令部和海军学校，加强海军建设。另外，张学良还注重对人才的使用和培养，对排连长以上干部都做了调整选拔，大量吸收经过正规军事训练的新进人才。东北军经此整理，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大增。张学良经过这次整军，也表现了他卓越的组织和军事才能，提高了他在东北军中的地位和威望。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英美支持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1923年直系首领曹锟当上了贿选总统，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反直系的各派也乘机反对曹锟、吴佩孚。皖系军阀卢永祥首先在浙江发出不承认曹锟为总统的通电，奉军张作霖立即响应。张作霖一方面积极备战，一方面又联系在广东的孙中山，浙江的卢永祥结成反直三角同盟，以壮声威，待机而动。1924年9月，直系军阀齐燮元、孙传芳进攻卢永祥，爆发了江浙战争。张作霖则以粤浙奉同盟为由，通电指责齐燮元，并率兵入关，响应卢永祥反直。于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张作霖将奉军编为六个军，仍称镇威军，自任总司令。姜登选、李景林、张学良、张作相、吴俊升、许兰洲分别担任军长。1924年9月15日，十五万奉军分六路向榆关，朝阳进攻。曹锟火速电召吴佩孚入京主持战务。吴佩孚组织讨逆军，分三路迎战。双方投入兵力共达四十多万，出动了陆海空军，主要战场在山海关一带。10月下旬，正当直奉两军激战正酣之际，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发动了北京政变，使直奉战争形势急转直下，直军军心大乱，迅速溃败，奉军乘机进逼天津。吴佩孚先是退守天津，到11月3日，率残部二千余人乘舰狼狈南逃。第二次直奉战争，奉系张作霖借助冯玉祥的倒戈而大获全胜。战争结束后，冯玉祥、张作霖共推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到北京主持政务。此时北京政府出现了由冯系、奉系、皖系三种势力暂时联合主持的局面。 1924年11月，段祺瑞上台执政。12月，段祺瑞下令免去齐燮元的苏皖赣三省巡阅使等职，特派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张作霖为谋求扩张势力于长江流域，又以援助卢永祥为名，派张宗昌率兵偕卢南下。1925年1月，张宗昌、卢永祥联合在丹阳、无锡间与齐燮元军激虞，结果齐军战败，张宗昌率奉军一万多人进入上海。 1925年，奉军多次入关，抢占地盘，到9月，津浦路沿线各省区全部为奉系所占有。李景林任直隶军务督办，张宗昌任山东军务督办，姜登选任安徽军务督办，杨宇霆任江苏军务督办。奉军的入关势头，严重威胁到直系浙江督军孙传芳。孙传芳联络直系势力，以及北方的与张作霖已矛盾激化的冯玉祥，发动了奉浙战争。 1925年10月15日，孙传芳出兵进攻奉军，派李宝章师攻上海，谢鸿勋师取南京，卢香亭师袭丹阳。奉军进驻上海后，整日花天酒地，寻欢作乐，听到枪炮声响，早已鸡飞狗走，师长邢士廉惊慌失措，略事抵抗，即逃入租界。旅长刘翼飞化装成和尚逃走。江苏军务督办杨宇霆见南京被孙军包围，也渡江乘车潜逃。江苏军务帮办陈调元早已与孙传芳勾结，电令浦口、花旗营苏军将杨所乘专车截住。照例，一切紧急军电都应从尾译到头，因为结论大都末尾。不料，花旗营苏军的电务员换了一位新手，他从头译到尾，结果，让杨宇霆早了一点点逃脱。城内的奉军不是被歼就是被包围缴械，师长丁喜春也作了俘虏。安徽军务督办姜登选见沪宁失利，也弃职而逃。 张作霖得知江南奉军溃败的消息后，大发雷霆，即任命张宗昌为江苏善后督办，施从滨为安徽善后督办，率军南下，收复苏皖。张宗昌任命施从滨为前敌总指挥，率兵从充州、泰安防地出发，进占蚌埠；自己则率白俄军由济南沿津浦路东侧开进，掩护施军向南急进。但是，张宗昌的白俄军毫无纪律，到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致使突前的施军失去了掩护和退路，在蚌埠一线被孙军击溃，施从滨也被孙传芳俘虏后残杀。张宗昌率残部退回山东境内。孙传芳一直打到徐州以北，才停止追击。他一则担心孤军深入，恐有不测；二则他横扫苏皖，急欲筹组五省联军，所以主张罢兵息战。张作霖一败再败，本想亲率大军南下，与孙军决战一场，但由于北边有冯玉祥的牵制，他不敢轻举妄动。更为严重的是，奉系内部矛盾激化，竟发生了郭松龄倒戈反奉事件，他更无暇南顾。于是，奉浙战争于11月8日孙军占领徐州后遂告结束。 三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冯玉祥、张作霖共同控制北京政府。冯玉祥按照双方划定的势力范围，沿京汉线及豫、陕、甘发展，但屡屡遭受奉军的压迫，冯、奉的矛盾便激化，准备兵戎相向。但冯玉祥自知难敌奉军，于是利用奉军新旧派的矛盾，与郭松龄联合反奉。 奉军军阀原分新旧两派，旧派首领为张作相，新派首领为杨宇霆。新派之中，又有士官派和大学派之别：士官派以杨宇霆、姜登选为中坚；大学派以郭松龄、李景林为首领。两派互相倾轧，由来已久。奉系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失败后，新派逐渐得势，姜登选、郭松龄、李景林等均居要职，而曾任张学良老师的郭松龄尤为张学良所倚重，因而为同僚所忌。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入关后，张宗昌、杨宇霆、姜登选、李景林都得到了一省地盘，惟独郭松龄一无所得，欲求一热河都统，也被杨宇霆所阻。于是，郭松龄与杨宇霆等的矛盾加深。另外，郭松龄早年曾加入同盟会，1917年南下投靠孙中山，参加护法军政府，任警卫军营长，受到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所以，郭松龄对张作霖的穷兵黩武、祸国殃民也一直深为不满。 第 6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7 章 民国军阀派系 作者:陈贤庆 第 7 章 1925年11月，郭松龄、李景林与冯玉祥暗中结成反奉三角同盟。11月22日，郭、冯正式签定了“反奉密约”。主要内容有：反奉成功后，由李景林治理直隶、热河；郭松龄改造东三省；冯玉祥开发西北。这几条，实质是战后三方势力范围的划分。同一天，郭松龄选发通电，要张作霖立即让位，由张学良接管大权；要求杨宇霆立刻下野，宣布国奉两军停止交战等。11月23日，郭松龄率七万大军，在滦州宣布独立，并将驻守关内的奉军将领姜登选等诱捕，发兵出关攻奉，杀回东北。24日，郭松龄再发通电，历数张作霖的罪行，拥举张学良为司令，以“清君侧”为号召。25日，冯玉祥、李景林宣布“中立”，并分别发出通电敦促张作霖下野。26日，郭军突破榆关防线。27日，郭军过山海关。29日，夺取绥中。同日，张作霖任命张学良为前线总指挥，指挥部队堵击郭松龄。30日，郭松龄将所属部队改为东北国民军，自任总司令。12月5日，又克连山，6日，占领锦州，7日，逼近沈阳。日本帝国主义最初要求郭松龄承认张作霖与日本订立的一切条约，遭到拒绝。12月8日，日本内阁作出决议，令关东军司令官“速施警告，将驻屯军，作适当配置”。同日，关东军向郭军发出“警告”。13日，郭军进抵营口河北车站时，遭到日军的无理阻截。22日，奉军在日军支持下，重新调整，与郭军激战巨流河。郭军孤军无援，大败。24日，郭松龄偕夫人韩淑秀潜匿到新民县苏家屯莱棚附近，被奉军马占山部抓获，押到辽中县老达房。25日，郭松龄夫妇被枪毙。 在郭松龄倒戈反奉的同时，冯玉祥也在待机而动。热河都统阚朝玺回师援奉，冯玉祥部宋哲元乘机占领热河。12月初，冯玉祥同李景林发起全面进攻，12月24日占领天津，迫使李景林败走山东依附张宗昌。冯玉祥的国民军控制了直隶全境，与河南的国民军联成一片。 郭松龄倒戈反奉，使张作霖恨透了冯玉祥。因为冯玉祥不仅联合郭松龄反奉，而且乘机占领热河和直隶。另外，郭松龄被杀后，余部由魏益三率领，改编为国民军第四军。原直军师长方振武也通电脱离张宗昌，改称国民军第五军。冯玉祥在郭松龄倒反奉事变中，既占了地盘，又得到人马，张作霖怎不恨之入骨？就在郭松龄倒戈反奉之时，南方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挥军北上讨伐冯玉祥和张作霖。由于冯玉祥是吴佩孚和张作霖的共同仇人，吴、张暗中勾结，一拍即合，直、奉两军联合攻冯，国奉战争（也称冯张战争）爆发。 1926年1月1日，冯玉祥被迫通电“引退”。部队交给张之江、鹿钟麟等。1月下旬，张作霖的奉军由东北向山海关进攻；张宗昌、李景林的直鲁联军由山东向河北进攻；湖北直系军阀向河南进攻；阎锡山的晋军也从山西方面进攻。帝国主义也公然助张作霖讨冯。这样，国民军处于各派军阀的联合包围之中。2、3月间，国民军岳维峻部大败，开封、郑州相继失守。3月22日，李景林占领天津。4月15日，国民军由北京撤至南口，改编为七个军，与直奉晋联军激战四个多月后，退往西北。（南口大战参看第五章第三节） 1926年6月，吴佩孚、张作霖以黄土铺地的仪式进入北京，直奉合作，把持了中央政权。吴佩孚、张作霖互换兰谱，结为兄弟。但是，就在此时，广东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很快攻克湖南，直指湖北，吴佩孚不得不于3月22日乘车兼程南下，指挥堵击北伐军。 北伐军在两湖和浙赣节节胜利，吴佩孚退入河南，孙传芳又重新投靠张作霖，与张作霖化敌为盟友。1926年11月，孙传芳亲到天津见张作霖，并与张宗昌等提议，为了便于对抗北伐军，宜组织一支统一的军队，由张作霖出任最高军事首领。于是，12月1日，张作霖出任安国军总司令，张宗昌、孙传芳为副司令，杨宇霆为总参议。12月27日，张作霖再次以黄土铺地的仪式进入北京。他想以“临时总统”或“大元帅”的名义于元旦在北京主政，迫不及待地尝一尝当“元首”的滋味。但杨宇霆却极力反对，劝他在军事上没有把握之前，不要过早行事，以免到处树敌。张作霖听从了劝导，但心有不甘，说：“我终究非干一次不可。” 1927年4月，冯玉祥部及阎锡山部亦改称国民革命军，和北伐军一起夹击奉军，张作霖的统治已摇摇欲坠。然而，张作霖还未忘实现自己的“元首”美梦。1927年6月，孙传芳、张宗昌等人按张作霖的意图，推戴张作霖为“大元帅”。6月18日，张作霖在怀仁堂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就职仪式冷冷清清。张作霖有气无力地念了就职“誓词”后，孙传芳、张宗昌、吴俊升、张作相等向他三鞠躬，就这样，“大元帅”就算上任了。这是北洋军阀的末代政府，称中华民国军政府。一般俗称安国军政府。在《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令》中，规定大元帅率陆海军；代表中华民国行使最高统治权；军政府置国务员辅佐大元帅政务；国务院设总理及各部总长。就这样，张作霖在行将灭亡之前，终于爬上了他梦寐以求的最高宝座。他和段祺瑞一样，虽无“大总统”之名，而行“大总统”之实。只不过，张作霖的末日高升，只是一阵回光返照而已。 6月20日，内阁组成：潘复为总理、王荫泰为外交部总长、何丰林为军事部总长、沈瑞麟为内政部总长，阎泽溥为财政部总长，姚震为司法部总长，张景惠为实业部总长，刘向清为农工部总长，刘哲为教育部总长，潘复兼任交通部总长。潘复内阁是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第四十六届内阁，也是最后一届内阁，同时，也是张作霖统治时期唯一的一届内阁。 1927年4月以后，国民党右派实行“清党”，另外，蒋介石与汪精卫、李宗仁、胡汉民等派系争权夺利，阻滞了北代的进程，给北洋军阀尤其是奉系军阀以喘息的机会。1927年秋冬，冯玉祥、阎锡山联合讨奉，遭到奉系的有力还击。尤其是奉军张学良与晋军傅作义的涿州争夺战，双方动用了坦克、飞机、毒气等各种武器，激战了三个多月，其强攻固守闻名全国，成为张学良和傅作义的成名之作。冯玉祥、阎锡山面临张作霖的沉重压力，为解北方之危，呼吁国民党各军共进声援，全力讨奉。 1928年1月，蒋、冯、阎、桂四派为了共同完成对奉系军阀的北伐，暂时取得妥协。2月，蒋介石将其嫡系部队改编为第一集团军，自兼总司令；改国民革命联军为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为总司令；改北方国民革命军为第三集团军，阎锡山为总司令；将两湖各军改为第四集团军，李宗仁为总司令，准备共同北伐。对此，张作霖也作了部署：决定对京汉、津浦路采取攻势防御；对正太路、鲁西大名一带采取攻势。任张宗昌为津浦路总指挥，孙传芳为鲁西大名方面总指挥，张学良为正太、京汉方面总指挥，张作相为京绥路总指挥，出动兵力约六十万人对抗国民革命军七十万之众。 4月9日，蒋介石下达总攻击令，国民革命军与奉军展开激战。不久，张宗昌军与孙传芳军即遭受重创，损失了山东大部。4月30日，张宗昌、孙传芳弃济南而逃。当北代军进占济南，准备继续北进时，日本政府决定进行武装干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北伐军对日采取妥协让步方针，决定绕道北进。5月中、下旬，张作霖丢失了邯鄣、保定、石家庄、大同、张家口等地。张作霖不得已向南京方面发出“息争议和”通电，蒋介石也有心与张作霖妥协，因冯玉祥坚决反对，只得作罢。张作霖又想勾结英美，以取得支持。但英美等见张作霖大势已去，不愿与之交往，就连长期与张作霖勾结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也准备除掉张作霖，以乘乱进占东北。 6月1日，北伐部队占领沧州、河间后，分三路由津浦、京汉、京绥等线大举向京津全面推进，逼近北京郊区。张作霖见大势已去，6月3日，命张学良留守北京，当夜带着吴俊升等乘专车离开北京，同时下达总退却命令。6月4日五时三十分，张作霖乘坐的专车行至沈阳附近的皇姑屯时，被日军埋设的炸药炸毁。吴俊升当场被炸死。张作霖受重伤，被急救回帅府，于上午九时三十分死去。这就是震动中外的皇姑屯事件。 四 皇姑屯事件发生时，张学良正与南京政府的代表在北京举行和平谈判，接到奉天督署“立即返奉”的电报后，即化装乘车驰返沈阳。6月19日，在奉军元老的推戴下，张学良出任奉天军务督办。7月4日，张学良出任东三省保安司令，兼东三省巡阅使，年仅二十七岁的陆军上将张学良，从此开始主政东北，人称“少帅”。 张作霖被炸死后，奉军全线向东北撤退，集结于滦河以东，东北局势一片混乱。自张学良回东北以后，东北局势初步得到稳定。但东北地区何去何从，则是摆在张学良面前的一件必须立即解决的大事。张学良鉴于皇姑屯事件的教训，国耻家仇集于一身，他决定不顾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的压力，通电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军事行动，谋求国家统一。 日本帝国主义原本企图乘皇姑屯事件后的混乱之机，攫取东北更多利益，谁料张学良竟能平静无事地继续大业，稳定局势。日本见无机可乘，便改变手法，引诱张学良在东北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权，与南京政府对抗，但遭到张学良的断然拒绝。张学良派出王树翰、邢士廉、徐燕谋为代表与蒋方联络，于是南京和沈阳之间信使往来。日本力图阻止中国南北统一，干涉东北易帜，派出原驻华公使林权助赴沈阳向张学良施加压力，声言“如东三省蔑视日本警告，率行易帜，日本将采取自由行动。”张学良义正词严加以驳斥，不管日本威逼利诱，均未动摇他易帜和统一的决心。 东北易帜，不仅外受日本阻挠，奉军内部也不一致。老派的张作相，新派的杨宇霆等，都担心易帜后，日本会进行武力干涉；奉军也会受南京政府吞并，失去自主地位。张学良苦口婆心，晓以大义，取得内部的一致。 1928年10月，张学良代表邢士廉第三次赴宁，终于与南京方面达成四点协议：（一）东北设边防司令长官公署，以张学良为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二）设置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人选须经中央同意。（三）东三省及热河省委员人选，由张学良推荐，中央明令任命。（四）易帜不能待至民国十化事业，亲自兼任东北大学校长一职。 1930年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开始，张学良严守中立，力主和平，极力避免东北军卷入这场内战。但交战双方都把张学良看作决定胜负的筹码，极力进行拉拢。而事实上，东北军倒向那一方，则意味着那方取胜。最后，张学良认为倒向蒋介石一边，有利于国内统一。于是，1930年9月，张学良率十余万东北军入关，9月21日占领天津，9月26日进驻北平。至此，平津、河北的政权遂被东北军全部接收。10月9日，张学良在沈阳宣布接受蒋介石委任的中华民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一职。为了“感激”张学良参战助已赢了这场战争，蒋介石于11月特邀张学良及夫人于凤至到南京。蒋介石以最隆重的仪式和规格接待张学良夫妇，并亲自陪他们谒中山陵，游览汤山。于凤至拜宋母为干娘，与宋霭龄、宋美龄以姐妹相称。蒋介石又推张学良为国府委员，并授张学良以节制奉、吉、黑、晋、冀、察、热、绥史研究专员，全国政协委员，1967年10月17日在北京病逝。溥仪由清朝末代皇帝和伪满皇帝改造为一位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自食其力的人民共和国公民，的确成为长久的话题。 日军占领东三省，建立伪满洲国后，蒋介石仍采取“不抵抗”政策，南京国民政府只是向国际联盟提出控诉，要求按照国际盟约及九国公约，制裁日本，迫其撤出东北。国联派遗李顿调查团，到“满洲”视察，张学良对此也存有幻想。后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日内瓦、东京、南京三地同时发表。张学良认为，中国虽有数点不能满意，但仍可以接受。可是日本根本不把国联放在眼内，公然退出国联，视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为废纸，使蒋介石、张学良依靠国联解决问题的幻想完全落空。 1933年元旦，日军进攻山海关，这回，张学良已忍无可忍，命令东北军何柱国部奋起还击，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张学良决心用赤血抵抗，保卫国土，洗刷自己以及东北军“不抵抗”的污名。不久，山海关失陷，日军向热河进逼，蒋介石为了应付全国舆论和敷衍张学良，答应派刘戡、黄杰、关麟征三师北上支援，同时又派军政部长何应钦、财政部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长黄绍竑、参谋本部次长杨杰等二十多位军政大员于2月初前往北平，以帮助张学良谋划。张学良将东北军编成两个集团军，约二十余万人。张学良自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指挥万福麟军团等东北军主力；张作相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指挥孙殿英军团、汤玉麟军团等。 热河抗战于2月21日开始，日伪军十余万人，分兵三路向热河进攻：北路由通辽侵开鲁，中路由义县犯朝阳，南路由绥中攻凌源。日伪军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抢掠，无所不为。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兼任第五军团总指挥，但他在日军入侵面前惊慌失措，不思抵抗，竟然急扣二百余辆军车，把他多年搜刮而来的私人财物，装运到天津租界。3月3日，他放弃省会承德西逃丰宁。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万福麟军团及孙殿英军团等不是望风溃逃就是观望不前。3月4日，日军先头部队一百二十等一班军政大员飞抵西安，亲自催逼张、杨督兵“剿共”，然后又匆忙奔走于洛阳、太原等地部署“剿共”事宜。10月29日，是蒋介石五十岁生日。张学良邀阎锡山同赴洛阳祝寿，趁机劝蒋介石停止内战，和共产党一道抗日，结果，遭到蒋介石的训斥。12月4日，蒋介石又回到西安，蛮横地要挟张、杨：要么督兵“剿共”；要么将部队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安“剿共”，并内定蒋鼎文为“西北剿共总指挥”，自己亲自督战。事已至此，张、杨决定第一步“苦谏”，“苦谏”无效，第二步则实行“兵谏”——设法捉蒋，逼蒋抗日。12月7日及以后，张学良几次到蒋介石的驻一临潼华清池，向蒋苦口劝谏，痛哭陈词，但蒋介石却勃然大怒说：“现在他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会改变。”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从临潼回到西安，决定实行兵谏，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兵谏的行动，是由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头进行的。十七路军负责拘禁西安城内的蒋军军政大员，解除蒋军部队的武装，以及封锁机场，扣留飞机等。东北军负责到华清池捉蒋介石，由105师师长刘多荃、团长白凤翔，及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孙铭九率部执行任务。为了保证捉蒋成功，张学良事前还带着刘、白二人去临潼认识蒋介石，并察看了地形。12月12日凌晨，刘多荃等率部秘密开往临潼，12日5时，东北军在晨雾之中，冲进华清池。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击溃了蒋介石的卫队，包围了骊山。最后，在半山腰的一块巨石旁边捉住了浑身发抖、狼狈不堪的蒋介石。 西安事变，举世震惊，形势变得异常复杂。事变后，张、杨联合发出通电，说明事变动机完全出于抗日救国，对蒋本人“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并提出犹豫不定，蒋批评了宋子文。张动了感情，越发坚持要送蒋介石，于是登上了飞机。周恩来赶到机场想劝张学良回来，但张、蒋乘坐的飞机已经起飞了。周恩来不禁慨叹地说：“张汉卿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摆起队列送天霸，还差一点要负荆请罪呢！” 12月26日，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到了南京后，就被蒋介石扣留软禁。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给蒋写了“请罪书”，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反纪律大罪。兹靦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 12月31日，高等军事法庭审判长李列钧，以“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之罪名，判张学良十年徒刑，褫夺公民权五年。而蒋介石又假作人情，请求政府特赦。最后宣布由军事委员会对张“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遭受囚禁，失去自由。 在囚禁张学良的同时，蒋介石也对东北军实行分化瓦解，东北军内部也很快出现内讧。张学良离西安后，王以哲代理张学良主持东北军工作，因与东北军内少壮派意见不合，1937年2月2日，被少壮派刺杀于西安寓所。随后，蒋介石将东北军编为第五十一军，由原东北军将领于学忠统率，但东北军已逐渐失去了它的独立性。这支由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经营了二十多年的军阀武装，自此已落到了蒋介石的手中。 奉军元老、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张作相，其后只出任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等闲职。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政府顾问等。1948年，张作相出任国民党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10月，在锦州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不久被宽大释放，寓居天津，1949年5月7日病逝。另一东北边防军副司令万福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了保定、武汉等地的抗战。抗日战争胜利后，出任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主任及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1949年去台湾，任台湾政治咨询委员会委员。1951年7月在台中病逝。还有于学忠，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苏鲁战区总司令兼山东省主席等，率部参加了台儿庄会战、武汉保卫战等战役。1944年改任军事参议院上将副院长，自此被释去兵权。1949年，于学忠不肯随蒋介石去台湾，新中国成立后，于学忠历任河北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委员等职，1964年9月22日在北京病逝。 至于张学良，先后被蒋介石囚禁在奉化溪口、安徽黄山、江西萍乡、湖南郴州、湖南沅陵、贵州修文的阳明洞、贵州桐梓的玄天洞、江西兴国的阳明洞、重庆的中美合作所等地。1946年到1961年，蒋介石为了平息人民的怨愤，安抚东北籍人士，假意宣称恢复张学良自由，解除了对他的“管束”，但张学良仍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蒋介石在1975年临死前还叮嘱蒋经国看住张学良，“不可放虎归山”。 1988年蒋经国逝世后，张学良才算真正获得自由。1991年4月，张学良获准与夫人赵一荻赴美国探亲。张学良曾表示，在方便和合适的时候，他会回大陆，回东北看看。籍此一章要结束之际，我们向远在台湾岛上的张将军转达心声：张将军，大陆人民，尤其是东北人民盼望您，热切盼望您能归来呵！ 第五章 冯系军阀 一 第 7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8 章 民国军阀派系 作者:陈贤庆 第 8 章 在前面两章中，我们都多次提到冯玉祥其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冯玉祥是一个重要的、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从一个小兵，升至一级陆军上将。他虽然身居高位，却始终保持平民本色。他原是北洋直系将领，却倒 戈相向，自成一派。他曾反共又亲共。他曾联蒋又反蒋。他从一个典型的旧军人，最终转变成一位民主的斗士。冯玉祥的国民军（也称西北军），曾是中国近、现代军阀混战中的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谈到中国近代军阀，不可能不提及冯玉祥及其冯系军事集团。 冯玉祥，字焕章，原籍安徽省巢县，1882年11月6日出生于直隶青县兴集镇。父亲冯有茂是淮军中职位低下的哨官。冯玉祥少时家境贫寒，只读了一年零三个月私塾。十一岁时，为了挣得每月三两三钱的饷银，在他父亲所在的营中补了兵。他本名冯基善，冯玉祥这个名字，是补兵时管带随手给他写上的，以后就一直沿用了下来。1896年他十四岁时，正式入营当兵，参加过修筑大沽口炮台的劳役。熬到二十岁那年，他才作为教习，每月拿四两，后设地雷，防御工事长达百余里，联盟军猛攻多日，竟不能前进一步。 联盟军的兵力虽然多于国民军数倍，但直、奉、晋各派军阀各有各的打算，联盟军内部并不统一，作战亦难以协调，在直军中，孙传芳陈兵徐州，准备夺取山东，靳云鹗在南口前线按兵不动，并和国民军信使来往不断，准备配合国民军夺取山西，在奉军中，李景林因曾支持郭松龄而见疑于张作霖，准备回师天津。国民军既与孙传芳、靳云鹗、李景林有如此默契，便于5月中旬，在晋北丰镇、阳高突然向晋军发起猛攻，大破晋军，雁门关外要地尽为国民军占有。 6月，吴佩孚免去靳云鹗的十四省联军副司令、第一军总司令等职务，张宗昌也将李景林部缴械，直、奉、晋各派军阀取得了谅解后，7月，又重新部署兵力，进攻南口。在北路，奉军吴俊升部由多伦攻沽源直下张家口；在正面，由直鲁联军为主攻，经昌平、沙河攻南口，其右翼为奉军一部，在张学良的指挥下经永宁、延庆直下南口后背；其左翼为直军，下分两线，一线由门头沟向怀来，一线由涞源、蔚县攻天镇；在晋北，晋军也发起反攻，攻占广灵。 国民军在联盟军三面围攻之下，艰苦作战，坚持了三个多月。最后，由于多方作战，给养困难，饷械无补，且各部将继绝联络，加之士兵伤亡过半，不得不于8月15日下令总退却，向西突围。退路线均是穷僻之地，联络困难，交通不便，给养医药无着，加之天气寒冷，后面追兵不舍，国民军节节溃败，损失惨重。各部将深感前途无望，因此自寻出路，一部投向山西阎锡山手下，一部开往绥远等地。至此，为时近5个月的南口大战全部结束。这场军阀大战从1月战至8月，双方死伤惨重，这也是北洋军阀之间最后的一次大混战。 冯玉祥在1926年元旦通电辞职后，即离开部队到了包头。同年5月，冯玉祥赴苏联考察。在莫斯科期间，冯玉祥经徐谦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任命冯玉祥为西北国民军党代表。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举行北伐。8月，冯玉祥结束在苏联的考察访问，偕同苏联顾问多人秘密离开苏联经库伦回国。途中，冯玉祥派出刘骥 到广州同国民革命军商谈南北会师问题。9月16日，冯玉祥等抵达绥远五原后，即同当地国民军将领孙岳、方振武、弓富魁以及于右任、徐谦等共同决定组建国民军联军，由冯玉祥出任总司令。9月17日，在五原举行誓师典礼，宣告国民军联军正式成立。冯玉祥在典礼上发表宣言，声明国民军联军是民众的武装，遵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要为解放被压迫之中国民族，解除军阀之压迫而奋战；宣布国民军联军完全脱离北洋军阀的系统，并宣布国民军联军全体加入国民党。 五原誓师后，国民军各部纷纷来投，计约集五、六万人。其所属各部是：第一军军长为陈希圣；第二军军长为方振武；第四军军长为徐永昌；第六军军长为石友三；第八军军长为韩复榘；第二师师长为孙良诚；第五师师长为冯治安；第七师师长为马鸿逵；第十师师长为刘汝明；第十二师师长为孙连仲；骑兵第一师师长为张万庆；骑兵第二师师长为赵守钰。 冯玉祥面对当时的局面，根据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建议和国民政府的要求，决定采取“平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方针（当时阎锡山已被广州国民政府任命为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陕西，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杨虎城部和陕西军务督办李云龙的第十师等部，被吴佩孚的刘镇华部七万军队围困已达八个月之久，西安城战况危急。冯玉祥命令佟麟阁、孙连仲两师入甘肃，帮助在甘肃的孙良诚、张维玺部肃清了吴佩孚的势力，随后入陕。又命韩复榘等部进驻宁夏，徐永昌率部入晋，归阎锡山指挥。11月下旬，国民军联军孙良诚、方振武、马鸿逵、刘汝明、孙连仲等部合击刘镇华军，使刘军全线溃退。11月28日，西安之围得以解除。国民军联军接着分数路乘胜追击，“援陕”终成定局。 1927年5月，国民军联军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出任总司令。冯玉祥为了“图豫”，重新部署军队，分六路出兵，与北伐军呼应，连克洛阳、孟津、偃师、孝义等。5月31日，冯军打到郑州、6月1日，北伐军刘兴部也到达郑州。至此，第二集团军与北伐军终于在中原会师，冯玉祥也达到了“图豫”的目的，冯军又发展到二十多万人，自南口重创后得到复苏。 四 1927年3月，东路北伐军攻至上海。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后，即与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密谋，举行反革命政变。4月2日开始，蒋介石多次与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 、吴稚晖、张静江等举行秘密会议，谋划反共清党。4月12日，上海反革命政变开始。随后，在南京另立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 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当时由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所把持，坚决与南京国民政府对抗，怒斥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但是武汉国民政府受到四面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汪精卫、唐生智等人认为继续北伐，与冯玉祥会师中原，再北联阎锡山共讨奉张，最后解决宁汉对立问题较为有利。苏联顾问鲍罗廷亦认为进军河南，把冯玉祥从陕西接出来，打通自西北往苏联的交通线才有出路。中共领导人陈独秀亦赞同首先北伐。1927年4月19日，武汉北伐军在武昌南湖誓师，以唐生智为总指挥，张发奎、刘兴等率军北上，终于在6月1日与冯玉祥部会师郑州。 由于宁汉对立，武汉国民政府有后顾之忧，难以继续北伐；而冯玉祥则希望以“继续北伐”来摆脱自己军队单面御敌、受奉鲁军阀威胁的困境，积极促成宁汉合作。1927年6月10日，冯玉祥与汪精卫、谭延 闓 、唐生智、徐谦、孙科等人在郑州举行秘密会议。会议决定公开反共，主张宁汉协调一致，将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相“统一”。会后，唐生智带领北伐军由河南退回武汉，镇压工农运动。而冯玉祥则去徐州，和蒋介石密商武汉与南京的合作问题。 1927年6月20日至21日，冯玉祥与蒋介石在徐州召开反共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冯玉祥、蒋介石外，还有胡汉民、李宗仁、张静江、白崇禧等人。会议主要讨论了政治、军事及党务问题，会议的核心是蒋冯合作。会议确定了反共、反苏、宁汉合作的方针。蒋冯联合北伐，共同“清党”，从1927年7月起，每月接济冯玉祥部军饷250万元。冯玉祥立即致电汪精卫、谭延 闓 等人，要求速将苏俄顾问鲍罗廷解职归国，力劝汪精卫与蒋介石通力合作，努力推进反共和北伐大业。蒋冯还联名发表通电，表示意见完全一致。这次会议为“清党”反共作了准备。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至此，国民党反动派公开破坏了革命的统一战线，全面“清党”反共。 宁汉虽然合流，但国民党内部并未能统一，武汉的汪精卫、唐生智以国民党“正统”自居，力主倒蒋；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勾结各方势力，乘蒋介石嫡系部队在外之机，武装控制南京。蒋介石内外交困，决定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解脱困境，于8月12日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离开南京经上海回奉化原籍。这样，国民政府的“继续北伐”仍未能实现，冯玉祥只得在河南、陕西一带孤军作战。 第 8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9 章 民国军阀派系 作者:陈贤庆 第 9 章 为了巩固陕、甘后方，加紧削剪各地异己，冯玉祥与陕军田玉洁等部的冲突日益加剧，10月，爆发了泾原之战。冯玉祥派宋哲元率部平息了田玉洁等部的叛乱。在河南，冯玉祥于10月之后先后发动了两次兰封战役，消灭了豫东、豫北的直鲁军。冯玉祥在战局危急的情况下，多次向宁汉双方请援，但未见派来一兵一卒。冯军在粮弹俱缺的困苦中，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对付数倍于己之敌。冯玉祥考虑到整个军事战局要有个统一的指挥，于是听信孔祥熙的游说，联合阎锡山电请蒋介石出山。1928年1月4日，蒋介石宣告复职。 1928年2月2日至2月7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进行第二次北伐的决议。之后，蒋介石将原第一路军、西北国民军、北方国民军、两湖地区的部队改为第一、二、三、四集团军，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总司令。其部署是：以何应钦为北伐军总参谋长，留守南京；第一集团军沿津浦线北进；第四集团军沿京汉线北进；第二集团军在京汉、津浦线之间，分为鲁西、直南两个集团北进，策应一、四集团军；第三集团军由京绥、正太两线向东攻占保定、石家庄，再转攻京汉线；然后四路会攻京、津。 4月5日，北伐军在徐州誓师。4月9日，蒋介石下达总攻击令，四路集团军分别出动。4月22日，蒋、冯两军在泰安城外会师，27日占领泰安。5月1日，蒋军占领济南，张宗昌、孙传芳部遭受沉重打击。5月3日至11日，日军出兵干涉，制造了济南惨案，阻止北伐军前进。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对日妥协，绕过济南继续北伐。5月21日，蒋介石、冯玉祥、白崇禧在郑州会商军事，决定各集团军于25日前全线进攻。之后，北伐军先后攻占邯郸、保定、大同、石家庄、张家口等地。6月1日，北伐军由津浦、京汉、京张线向着京津地区推进。在日本帝国主义压力下，南京国民政府与张作霖谈判达成协议，张作霖退往关外，北伐军和平占领京津。6月3日，张作霖退出北京，6月4日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同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戌总司令，张荫梧、傅作义分任北京、天津警备司令。6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宣言，宣布“统一告成”。6月2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改直隶省为河北省，以商震为省主席，并改北京为北平，北平、天津均为特别市。 随着第二次北伐的成功，冯玉祥的部队亦空前地壮大，编制番号达到九个方面军，三十二个军，章，宣称“欲消弭内乱，非铲除军阀不可，欲铲除军阀，非根本扑灭封建地盘思想不可。”为讨冯作舆论准备。又多次邀冯进京议事，企图予以诱捕。阎锡山也乘机配合蒋介石的行动，准备袭击冯军背后。 1929年5月中旬，冯玉祥在华阴召开会议，决定武装反蒋，自任护党护国军西北路总司令。为集中兵力，防止腹背受敌，会议决定缩短战线，收缩兵力，把山东、河南驻军全部西撤，集中在豫西、陕西待命。然而，这一“集结兵力，缩短防线”的部署并不能使一些部将所接受，蒋介石也加紧拉拢冯军将领。待冯军行动伊始，便先后有韩复榘 、石友三、刘镇华、杨虎城、马鸿逵等部叛冯附蒋，使冯玉祥军力大损。5月23日，蒋介石委任唐生智为讨逆军第五路总司令，引诱唐率部攻冯。同日，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决定撤消冯玉祥的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国民党党籍。5月24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查办冯玉祥。在蒋介石的强大压力下，冯玉祥采取了以退为进，避战自守的策略，于5月27日通电下野，声称入华山读书。冯军据守潼关，只守不攻，使蒋军失去进攻口实。 与此同时，冯玉祥派人会晤阎锡山共同反蒋。蒋介石则拉拢阎锡山抑制冯玉祥。阎锡山有他的算盘，扬言与冯相偕出洋，企图诱冯入晋，挟冯以自重，向蒋讨价还价。为联阎讨蒋，冯玉祥于6月24日到达太原。阎锡山对冯玉祥虚以委蛇，不与冯商讨反蒋之事，并向南京报告冯在太原的情况。6月30日，阎锡山亲到北平会晤蒋介石。蒋口头委任阎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蒋、阎达成了共同制冯的秘密协定。阎锡山回晋后，改变了对冯玉祥的态度。7月7日，阎锡山将冯玉祥诱骗到五台建安村加以软禁。 冯玉祥见蒋、阎已有勾结，暗中通知西北军将领，要他们向南京方面靠拢，表示西北军接受中央指挥。蒋介石也想趁机拉拢控制西北军，先后派于右任、贺耀祖到西安慰劳和点编西北军，供给军饷。不久，又任命鹿钟麟为军政部长。阎锡山见此情形，颇为恐慌，深怕西北军与蒋介石合作，联合对付他。同时，在8月，全国第二次编遣会议召开，情况对他不利，所以，阎锡山主动改变对冯玉祥的态度，于中秋之夜亲自前往建安村，向冯玉祥赔礼道歉，共商联合反蒋之计。冯玉祥当即表示，愿捐弃前嫌，合作反蒋。双方约定，先由西北军发动讨蒋，晋军再起而响应。 10月10日，西北军宋哲元等通电讨蒋，兵分三路进攻河南，蒋冯大战爆发。10月11日，蒋介石下讨伐令，并亲自指挥，以朱培德为参谋总长，派遣唐生智、方鼎英、刘峙、杨森等部分兵五路迎战。正当蒋冯两军激战之际，阎锡山却按兵不动。蒋介石见有隙可乘，于10月28日，正式任命阎锡山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并请他就近负责处理西北问题。阎锡山名利双收，再次倒向蒋介石一边，作出部署，限制西北军行动，西北军孤立无援，12月1日，退回潼关。而冯玉祥也再次成为阎锡山的阶下囚。 李宗仁及冯玉祥相继失势，蒋介石又把矛头指向阎锡山。1930年1月，阎锡山与蒋介石矛盾激化，双方以电报形式进行论战，互相责骂。一时间，全国反蒋派代表纷纷云集太原，表示愿意拥戴阎锡山为反蒋领袖。冯玉祥趁机密召鹿钟麟，令其再次主动与蒋介石联络。阎锡山闻讯，当然不希望西北军与蒋介石联络。阎锡山决定与冯玉祥和好，携手反蒋。2月26日，阎锡山再次亲赴建安村，向冯玉祥赔礼道歉。对阎锡山的所为，冯玉祥气愤异常，但他深知要反蒋，必须同阎锡山结成联盟。所以，他当即表示不记前嫌，并愿意拥阎为全国军政领袖。2月28日，阎、冯自建安村回到太原，与各方代表进行广泛磋商，形成了反蒋联合战线。3月8日，冯玉祥回到陕西，主持军事。 3月15日，由晋军将领商震和西北军将领鹿钟麟等57人联名通电反蒋，拥戴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宣布任职。同日，冯玉祥、李宗仁在潼关、桂平各就副总司令职（为拉拢张学良，也任他为副总司令，但张不通电就职，也不申明反对）。一场规模空前的军阀大混战——中原大战爆发。 这场战争，双方共有一百多万人，在东起山东，西至襄樊，南迄长沙，北到河北的千里战线上进行互相残杀。在5月，作为主力的阎锡山晋军和冯玉祥的西北军，首先赴津浦、陇海、京汉等线作战。战争初期，冯军万选才等部失利，刘茂恩又被蒋收买而倒 戈 ，引起联军方面极大混乱。后经冯玉祥重新部署，稳住阵脚，经历一番激战，在平汉线及陇海线上大败蒋军。在津浦线上，由于蒋军韩复榘 保存实力，率兵东撤，晋军也轻而易举攻占济南，阎冯军向徐州、蚌埠 进逼。 此时，蒋介石调整军事部署，把主战场从陇海转移到津浦线，实行主攻阎军拖跨冯军的战略。8月4日，冯玉祥为牵制蒋军对津浦线的进攻，在陇海线对蒋军进行猛烈攻击，准备一举拿下徐州，与晋军会师。但阎锡山见蒋军重点攻击自己，即令部队停止南进，对津浦线采取守势，把冯军孤悬在陇海线上，使之失去呼应。8月15日，蒋军重占济南，晋军败退黄河以北。蒋介石乘势把重兵用于陇海线上，9月6日开始总攻。阎锡山为保存实力，密令陇海线上名为归冯玉祥指挥的晋军向黄河以北撤退，使西北军陷于孤军作战的境地，形势急转而下。 此时的阎锡山，正急欲组织政府，充当元首。9月9日，阎锡山联合国民党改组派汪精卫及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等，在北平成立了国民政府，阎锡山为国民政府主席。他为取“久久”谐音作为吉兆，于1930年（民国19年）9月9日下午9时，在北平怀仁堂宣誓就职，时称“四九小朝廷”。 然而，“四九小朝廷”只能是个短命的政权。由于战场上形势急转直下，反蒋联军节节失败，阎锡山不得不电请张学良相助，但张学良在蒋介石的拉拢之下，于9月18日发表拥蒋通电。9月21日，派出十二万军队入关，占领天津、北平，随后占领华北。蒋介石全力对付冯军，冯军处于腹背受敌的险境。冯玉祥仍想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但张维玺、冯治安、田金凯等部被蒋军重重包围，吉鸿昌、梁冠英等又向蒋介石投降，冯玉祥已无力再战。10月4日，汪精卫、阎锡山赴郑州促冯玉祥共同发表停战通电。10月8日，冯玉祥和阎锡山通电下野，中原大战结束。在这场军阀混战中，双方死伤三十万人，给中原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中原大战之后，冯军各部被蒋介石、张学良改编，有的寻找关系自谋出路。冯玉祥军事集团自1924年北京政变后脱离北洋军阀系统，自成派系，其后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中国北方地区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之一，但最终在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中土崩瓦解。 六 冯系军阀集团虽然在中原大战中失败瓦解，冯军中的重要将领如鹿钟麟、宋哲元、孙良诚、孙连仲、刘汝明、冯治安、秦德纯、庞炳勋、杨虎城、吉鸿昌等部先后投至蒋介石麾下，但由于冯玉祥治军严明，与其他军阀武装比较，冯军的革命性最突出，在其后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中，冯军旧部仍发挥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这里举出几例： 1933年3月，日本侵略军在占领了东北三省及热河之后，向长城各口大举进攻。驻守长城一线的中国军队，奋起抵抗。由西北军改编的第二十九军，在军长宋哲元的指挥下，在喜峰口浴血奋战。第二十九军将士面对日军飞机、装甲车和大炮的猛烈轰击，在冰天雪地里，凭借手榴弹和大刀，沉着应战，拼死肉搏，使喜峰口失而复得。第一O九旅旅长赵登禹带伤出击，率众与敌肉搏相拼，打得日军胆战心惊。喜峰口之役是长城抗战中最悲壮的一曲。 1933年5月，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以西北军旧部为基础，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由冯玉祥任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同盟军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6月下旬，同盟军北进抗敌，连克康保、宝昌、沽源等地。7月12日收复多伦，将日伪军逐出察哈尔省，随即准备进兵东北。7月下旬，蒋介石诬冯玉祥擅立军政，并勾结日军夹攻同盟军。8月9日，冯玉祥被迫撤销同盟军总部。方振武、吉鸿昌率部继续抗日，但在日蒋军夹击下，终因弹尽粮绝，于9月底失败。方振武，安徽寿县人，1885年生，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及讨袁战争，后入张宗昌部，1925年12月投靠冯玉祥，抗战失败后流亡外国，后避居香港。1941年12月香港被日军占领，化装潜回广东，在中山县境内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杀害。而吉鸿昌被迫转入地下，继续抗日斗争。因吉鸿昌在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蒋介石欲置之死地。1934年11月，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被捕，11月24日在北平陆军监狱英勇就义，留下了“恨不抗日死”（〈〈就义诗〉〉）的悲愤遗言。吉鸿昌，河南扶沟人，1895年生。1913年十；口试时，他对答灵便，深得山西新军第四十三混成协统姚鸿法的赏识，被顺利录取。 1904年，阎锡山考取官费生赴日本留学。先入振武学校，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结识了冈村宁次、板桓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人。另外，在此期间，他也结识了孙中山，参加了同盟会，并加入了孙中山在军人中成立的“铁血丈夫团”。 1909年3月，阎锡山毕业回国。他先后在北京和太原四处活动，获得了山西陆军小学教官的位置，三个月后升任监督。之后，他又积极谋取兵权，1910年春，他升任山西新军第四十三混成协第八十六标标统。在此期间，他施展两面派的手法，一方面讨好清朝官吏和立宪派，抓住兵权；一方面组织以同盟会员和反清分子为骨干的模范队，以图在革命到来时作为自己的资本。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阎锡山与八十五标标统黄国良及温寿泉等策划太原起义，由八十五标首先发动。10月29日，八十五标在第二管管带姚以价的指挥下率部起义，攻打抚署。在太原起义的过程中，阎锡山也玩弄两面手法，一面给所部下令，称“八十五标兵变”，调动一部分兵力协助清军保护抚署；一面密令余部相机击溃抗拒起义的巡防马队营。而他则躲在大教场东北的树林里，派人四处观察打探情况，随时向他报告，以便看风使舵，成则居功，败则诿过。当起义军占领巡抚衙门，击毙巡抚陆钟琦，起义已成定局时，他便公开率部参加起义。 太原起义成功，为选举山西都督，同盟会员与立宪派展开了争斗。在公选会议上，有选举立宪派首领梁善济的倾向，在表决的关键时刻，阎锡山的亲信张树帜持枪跳上主席台，大声说道：“选阎锡山为大都督，赞成的举手！“全体议员在惊愕中，相顾举手，一致通过。就这样，阎锡山、温寿泉分别当选为大都督和副都督。 太原起义后，清政府派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为山西巡抚，带兵入晋，镇压革命。但吴禄贞早已参加了革命党，当领兵进至石家庄后，即前往娘子关与阎锡山会晤，组织燕晋革命联军，吴禄贞任大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张绍曾为副都督兼副总司令，决定挥戈进京，扫除清室。对此，清廷及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惊恐万分，便以重金贿买吴禄贞旧部周符麟，设计将吴刺杀。随后，又派张锡銮为山西巡抚，率领第三镇曹锟所部进攻山西。阎锡山只得撤离太原，向北进军，攻取大同，又会合吴行芳、张培梅带领的雁门、怀仁两部民军，攻占包头。 1912年2月，汪清帝下诏退位，南北政府和议告成，袁世凯窃据临时大总统之位。阎锡山看到形势已定，便下令返回山西。但袁世凯借口阎锡山弃省出走，不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电令其不准擅自行动。阎锡山焦急万分，他马上施展手腕，急电亲信南桂馨面见孙中山，请求支援；一面派与袁世凯拜过把子的董崇仁进京，千方百计向袁世凯表忠。袁世凯终于在3月15日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他才得以重返太原。 阎锡山回到太原后，深知要坐稳都督的宝座，就必须要讨好袁世凯。他派人长驻北京，贿赂袁世凯的亲信、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向袁世凯表示恭顺。荐请任命董崇仁为晋南镇守使，又请任与袁族有亲戚关系的陈钰为山西民政长。为取得袁世凯的信任，他还把自己的父亲阎书堂送到北京长住，作为人质。1912年10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阎锡山立即声明脱离国民党，并在三个月内将山西国民党党部一律解散。 1913年，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阎锡山虽在这次革命中袖手旁观，但因他是同盟会员出身，袁世凯也不轻易放过，便三次传见阎锡山，想寻机剪除。但阎锡山每次都俯首恭顺，故作庸碌、懦弱和畏惧的样子，使袁世凯认为他没有反骨，不仅没有撤他的职，还封他为“同武将军”。此时，阎锡山已完全卖身投靠袁世凯，完全背叛了孙中山。但是在表面上，他对革命的旗号既不举起，也不放下，而是见机行事。 1915年，袁世凯要实行称帝，阎锡山亦投其所好，向袁密奏“国本大计”，倡议“废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行宪政”，得到袁世凯的赏识。之后，他又争先请愿，接连三次电请袁世凯登基称帝。后来，蔡锷等组织护国军讨袁，他立即致电指责其为“破坏大局，不顾国家”，阎锡山的所为，甚得袁世凯的欢心，袁一即帝位，便封他为一等侯。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去。阎锡山认为再无畏惧之人，于是，不择手段，要独揽山西军政大权。他先以“独断军事”等罪名，将与他一起发动辛亥太原起义的黄国良撤去旅长之职，后又把他赶出山西。又将曾利用来联络袁世凯的晋南镇使董崇仁撤职。继而逼令曾在阎出走包头时出过大力的晋北镇守使孔庚交出军权。阎锡山在借故铲除异己的同时，把自己的亲信都安插到军队之中。收回军权后，他又策划夺取行政权，唆使省议会和督军团会议相继赶走省长沈铭昌及继任孙发绪，自己乘机兼任省长。阎锡山虽然夺取了山西军政大权，但没有北京政府的正式任命，总是不大放心。于是，他便多方接近和讨好当时的手握大权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在“府院之争”和张勋复辟中，他都站在段祺瑞一边。因此，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重新上台后，段祺瑞政府任命阎锡山为山西省督军兼省长。从此，山西的军政大权就集中阎锡山的一身了。 阎锡山总揽军政大权后，在山西实行政治扩张，提出“保境安民”的口号，实质是推行军国主义式的“用民政治”，以武力加强对人民的统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进行大规模的扩军。 晋军初建于1912年。当时阎锡山从包头返回太原后，组建军队为一个师，师辖两个旅，旅辖两个团。另有直辖炮兵一个团，骑兵一个团。1914年，阎锡山派孔庚率部参加了袁世凯的“征蒙”行动。事平后孔庚师留驻包头。由于孔庚原为吴禄贞的部下，且在部队中不断安插自己的亲信，所以为阎锡山所不容，乃暗中操纵张培梅、张树帜等发动兵变。1914年6月1日夜，变兵几十人闯入孔庚的办公室、寝室，开枪射击。孔庚藏于天花板上未被击中，变兵抢劫后逃去。孔庚对此兵变不谙内情，乱杀官兵四十余人。阎锡山以此兵变为口实，将孔师缩编为第十三混成旅，孔庚降为旅长。阎锡山将编余士兵另组成第十二混成旅。不久，晋军就扩编成三个混成旅。1917年8月，阎锡山将所部与山西巡防营改编的警备队，合并扩编为四个混成旅，辖十二个步兵团、四个炮兵营、一个机枪营，共有步、骑枪一万余支。为提高军队素质，1918年底，阎锡山又成立第九步兵团，专门培训军事干部。半年后，该团被命名为学兵团，专收学生施以军训。又成立了四个在乡军人训练连，分期分批轮训全省壮丁，每期三个月，训练后还乡，随时召征入伍。 阎锡山通过不断扩军，壮大军事实力，巩固了他在山西的统治，同时，使得晋系成为了北洋军阀中举足轻重的一股势力。 第 9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10 章 民国军阀派系 作者:陈贤庆 第 10 章 二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成皖、直、奉等几大派系，各派为了争夺中央政权和自己的地盘展开了长期的明争暗斗。在军阀混战中，阎锡山坐镇山西，规测方向，看风使舵，扩张势力，准备在适当的时刻与各路群雄一较高下。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开始，双方都派人与阎锡山联系，争取支援。但阎锡山见局势不明，采取中立态度，暗中却派他的参谋主任台寿民到北京、天津探听情况。待冯玉祥反直倒戈，发动北京政变后，他见曹锟、吴佩孚已倒，大局将定，便联合冯玉祥、张作霖出兵石家庄，致使直军兵败，直系倒台。于是，冯玉祥与张作霖、段祺瑞联合组成北京政府，段祺瑞任临时总执政。阎锡山因出兵讨曹、吴有功，得以继续统治山西。 1926年春，奉系张作霖与直系吴佩孚重新修好，联合段祺瑞，排斥冯玉祥，发动了对国民军的“讨赤战争”。阎锡山仍然两面讨好，见机行事。一方面对冯军表示友好态度，一方面又暗中协助吴佩孚，阻隔河南国民军与直隶间的联系，使冯军处于直、奉、晋三军的包围之中。冯军调整部署，决定先击破山西，宋哲元率部从杀虎口、得胜口分数路合击大同。这时，阎锡山公开与张作霖、吴佩孚合作，派兵死守关口及重镇，阻挡国民军的进攻。在直、奉、晋三方军阀的联合攻击下，经过三个多月的激战，冯军被击败，退守西北地区。阎锡山乘势将国民军韩复榘、石友三、陈希圣等部收编，编为自己的三个师，还派商震率部一路追杀，攻至绥远城。这样，阎锡山的地盘由山西扩大至绥远。随即，他着手进行山西第二次扩军，把部队扩充为十七个师又、王靖国、李服膺、李生达、周玳、杨澄源、彭毓斌、史泽波、陈长捷等都是他的重要将领。 国民党“北伐”成功以后，蒋介石企图利用编遣会议，削弱非嫡系部队，使得蒋介石与其他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矛盾再度激化。1929年3月至6月，爆发了蒋桂战争，阎锡山坐山观虎斗。蒋介石击败桂系后，又转而攻击冯玉祥，先后收买策动冯军韩复榘、石友三、刘镇华、杨虎城、马鸿逵等部，冯玉祥被迫于5月27日通电下野。阎锡山为挟冯以自重，向蒋讨价还价，于6月将冯玉祥诱骗到太原，随后将冯软禁于五台县建安村。同年8月，蒋介石召开编遣实施会议，欲强行削弱各地实力派的兵力，蒋、阎的矛盾加剧，阎锡山转而实行联冯抗蒋的方针。10月10日，西北军将领宋哲元等二十七人通电反蒋，分三路进攻河南。正当蒋冯两军激战之际，阎锡山却又按兵不动。蒋介石见有机可乘，正式任命阎锡山为全国陆海空副总司令。阎锡山又被蒋介石拉拢过去，宣布就任此职，冯玉祥再遭软禁，冯军被迫退至潼关以西。1930年1月，冯玉祥密令西北军将领主动与蒋介石联络，阎锡山闻讯，担心蒋冯合作对付自己，急忙主动与冯玉祥修好，3月8日，冯玉祥回一潼关。 在蒋冯冲突的同时，蒋介石与唐生智之间也爆发了一场战争。阎锡山开始时与唐生智、石友三秘密联系，策划联合反蒋。但战争爆发后，阎锡山，石友三均被蒋拉拢，背弃前约，出兵助蒋讨唐。唐生智战败，残部被蒋、阎改编。 阎锡山就是这样，在军阀混战之中，看风使舵，处处投机钻营，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终于有一天，他要和蒋介石直接较量，争夺最高领导权。 三 在桂系、冯系、唐系先后遭到蒋介石的打击时，阎锡山靠着他的投机本领，使晋系得到了发展。但是，阎锡山心里也明白，蒋介石虽然处处处利用他，但当蒋介石打败了桂、冯、唐等派系后，下一个打击的目标就是自己了，他和蒋介石的下面交锋是在所难免的。当然，他也知道，光凭晋系的力量无法对抗蒋介石的打击，必然要联络全国的反蒋势力，结成联盟，由自己充当盟主。 1930年1月，蒋介石派吴铁城到太原，代表南京政府要阎锡山补行就职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宣誓仪式。实际上阎锡山早已宣布就职，蒋介石此举无非是逼阎锡山宣誓服从蒋记中央。阎锡山大为不满，于是在1月22日举行的就职宣誓仪式上借机发表演说，驳斥蒋介石的武力统一论，攻击蒋介石的施政方针。接着，阎、蒋之间展开了一场所谓“国是”之争的电报论战。2月10日，阎锡山首先致电蒋介石，指出“戡乱而不如止乱，不止乱而一昧戡乱，国内纷乱，将无已时”，并提出“为今之计，礼让为国，舍此莫由”，表示请蒋下野。以此电为开端，宁晋之间的电报论战长达两个月，互相责骂，喋喋不休。 在电报战期间，全国反蒋势力纷纷派代表云集太原，表示愿意拥戴阎锡山为反蒋领袖，商定倒蒋事宜，正式形成反蒋阵线。3月14日，鹿钟麟等五十七位将领发出倒蒋通电，拥护阎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3月21日，阎、冯公开发出倒蒋通电，全国各个反蒋的大小军阀陆续起而响应。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就任总司令，同日，冯玉祥、李宗仁在潼关、桂平各就副总司令职。阎锡山成立了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先后召开了所有军阀代表和所部高级军官会议，决定集结重兵，组织八个方面军，沿平汉线、陇海线和津浦线三路进击。蒋介石亦针锋相对，在南京以“国民政府”名义，于4月4日下令免除阎锡山所任各项职务，并通令拿办；5日，下令讨伐阎锡山。于是，空前规模的中原大战爆发了。 中原大战展开后，阎锡山赴郑州与冯玉祥会晤，商讨作战方略，决定在陇海路豫中方面，平汉路豫南方面，均采取攻势防御，在津浦路之鲁北方面，则采取攻势，待有进展后，再全线出击。在作了相应兵力部署之后，阎锡山在鲁北晏城设行营，亲自指挥作战。5月22日起，蒋、冯、阎激战于鲁、豫千里战场。战争初期，冯玉祥军在平汉路及陇海路大败蒋军，晋军也攻占济南，向徐州、蚌埠进逼。但是不久，反蒋派内部矛盾逐渐暴露，各派军队各怀异志，一味保存实力，贻误战机。蒋介石乘机调整兵力部署，重点在津浦线上打击晋军。阎锡山即采取守势，使冯军在陇海线上失去呼应。8月15日，蒋军重占济南，晋军败退黄河以北。蒋介石乘势把重兵用于陇海线上，9月6日开始总攻。阎锡山为保存实力，密令陇海线晋军向黄河以北撤退，使冯军孤军作战，形势急转直下。 与此同时，反蒋联盟积极在北平筹建国民政府，以阎锡山为主席。阎锡山为取“久久”谐音作为吉兆，于1930年即民国19年9月9日上午9时，在北京怀仁堂宣誓就职，这就是北平民国政府，时称“四九小朝廷”。 9月18日，在交战双方都力图争取的张学良，接受了蒋介石任命的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一职及巨额款项，发表通电，倒向蒋介石，派出十二万东北军大举入关，威胁倒蒋联军的后路。阎锡山见大势已去，发表通电声称“愿退避三舍”，令晋军全线撤退，把几百里战线，大片阵地让给蒋军，使冯军措手不及，苦战之后全军瓦解，分别被蒋介石、张学良所改编。就这样，颇有声势的一场倒蒋战争，因阎锡山的懦弱、动摇、破坏而终告失败。当时，有人画了一幅漫画，画中：阎锡山一手拿算盘，一手拿帐本；蒋介石一手拿金钱，一手拿飞机；冯玉祥一手拿大刀，一手拿窝头，把三方在中原大战中的形态描绘得准确、生动。 阎锡山虽然战败，但他不象冯玉祥把老本都赔上，由于他在战争中时时拨动自己的算盘，虽然战败，但总算保住了多年苦心经营的晋绥军及其山西老巢。阎锡山败回太原后，对退路作了周密的布置，他把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撤消，成立晋绥警备司令部，安排亲信徐永昌、杨爱源任正副司令，替他看守山西、绥远的地盘。同时，他对地方上有权力的人士也作了收买和布置。然后，他自己化装潜入日本人控制的大连，暂作寓公，遥控山西。他经常派亲信副官刘升潜回太原，了解情况，传达指示，要徐永昌和杨爱源团结控制晋绥军各军、师长，不要为蒋介石和张学良所收买利用。中原大战后，晋绥军为张学良裁并，表面上，徐永昌、杨爱源接受了张学良的裁编命令，但实际上他们是根据阎锡山的指示作人事调整的。 阎锡山外逃后，山西蒋记国民党省党部大量通缉、开除阎锡山的骨干分子。另外，山西的知识分子也于1931年1月9日成立了山西善后协进会，揭发阎锡山的种种罪行，并派代表分赴南京、北平等地呼吁声援。协进会提出如下要求和号召：（1）山西驻军以师为单位，一律编为国防军，开赴边疆；（2）财政绝对公开，向中央力争2400万金融公债；（3）将山西兵工厂改为农具制造厂，收回正太路；（4）厉行军民分治。2月9日，协进会代表张策到南京向国民党中央请愿，提出了五点要求，基本内容同上。由于阎锡山出逃前，对山西的军政要员和地方上有权势的人士作了收买和布置，多数人为阎所用，不愿参加这次反阎运动，因而协进会的活动很快也烟消云散。 尽管如此，阎锡山还是担心离晋日久，军队离心，老巢倾覆，遂于1931年8月5日，在日本飞机护送下回到大同，随即返回五台县河边村。同僚们都为他的安全担心，而他自恃有日本人撑腰，而且预言说：“过不了多久，全国就要行动起来，反对蒋介石和张学良。他们将自顾不暇，对我也无可奈何。”果然，一个月后，“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和张学良都无暇顾及阎锡山。这时，汪清卫从法国回国，高唱“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调子，又同蒋介石合流，担任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为了取得清精卫的支持，派亲信赵丕廉驻南京与汪联系，同时，还派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到北平活动，通过宋美龄的关系向蒋介石疏通。这时，蒋介石也表示“捐弃前嫌，团结御侮”，接受了汪精卫的提议，于1932年2月，委派阎锡山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2月19日，阎锡山由河边村回到太原就职，不久，阎锡山又恢复了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从此，阎锡山与蒋介石重新合流，再度统治晋绥两省。 四 阎锡山回太原任职以后，加紧发展自己的势力，制定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发展山西的轻重工业，同时，也加紧对人民的残酷剥削。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热河沦陷、华北危急，山西也处于抗日前沿。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走上北上抗日，到达陕北。陕北苏区日渐扩大，红军势力日益增强。这时，阎锡山十分恐慌，日夜考虑的中心问题是防共反共，派兵西渡黄河协助陕西国民党军“进剿”红军。1935年冬，中共中央为了民族利益，发表了停止内战，枪口对外的声明，要求阎锡山允许红军通过山西地区开赴前线抗日，但阎锡山拒绝红军的要求，派兵阻止红军东渡对日作战。1936年2月，中共中央发表“东征宣言”，东征红军渡过黄河，击破阻击的阎军。阎锡山主动请蒋介石派兵入晋，蒋介石趁机即派五个师开进山西。中共中央为了珍惜国力，履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于5月5日发出“回师通电”，东征红军撤回黄河以西。 1936年7月，日军侵占察北六县，准备进犯绥远。阎锡山为了保护自己的地盘，只得提出“守土抗战”的主张，并成立了山西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主要由共产党人薄一波等领导的“牺牲救国同盟会”。全国各地许多进步青年涌向山西，参加抗日。1936年11月，阎锡山派傅作义指挥晋军向日军占领的百灵庙发起进攻，经过激战，将敌击溃，收复了绥北要地百灵庙。 1937年“七·七”事变后，阎锡山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晋军改编为第六、第七集团军，红军改编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兼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十八集团军挺进华北前线，与国民军联合作战。8月上旬，日军侵入南口后，战事进入第二战区晋绥两省。阎锡山将部队布防于天镇、大同等要隘，自己到雁门关西面的岭口，布置行营，亲自指挥作战。不久，天镇失守，阎锡山将王靖国、傅作义、李服膺等军一齐调进雁门关以南，扼守平型关至阳口一线。9月，日军大举进攻太原，阎锡山在八路军的配合下，组织了太原会战，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了激战，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但不久，保定、沣源、石家庄等相继陷入敌手，雁门关一线亦被日军突破，阎锡山指挥部队退守第二道防线——忻口防线。阎锡山集中了八万人的兵力，由卫立煌为前敌总司令，组织忻口防御战役。战斗非常的激烈，双方死伤惨重。10月15日，第九军军长郝梦龄中弹牺牲。日军攻下忻口，曾三易指挥官。后因平汉线上国民党撤至石家庄以南地区，日军主力川岸师团直扑娘子关，威胁太原，阎锡山被迫放弃忻口，向太原撤退。日军尾随追击，很快迫近城下，傅作义率部与日军激战两天，终因力量不支，放弃太原南撤。 11月8日，阎锡山将部队撤至临汾，进行整军，在共产党和八路军建议和推动下，阎锡山组织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先后成立了四个“抗日决死队”和其他抗日民众武装。但是，1938年3月初，临汾失陷后，阎锡山的官僚统治集团陷于异常混乱的状态，失败主义情绪以及各种亡国论调笼罩及扩散。而共产党所领导的“牺盟会”、“决死队”等进步力量，则纷纷转入敌后，积极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敌后政权，发展抗日游击根据地。阎锡山看到这种发展趋势，深怕大权旁落，无法掌权，便采取“内部分化”、“制造摩擦”、“派兵监视”等各种反动措施，制造分裂，限制进步活动。 1938年12月，日军进攻吉县，阎锡山仓皇率部西渡黄河，向陕西宜川退避。此时，他对抗日已丧失信心，日军也加紧对他进行诱降。阎锡山决心采取“降日拥蒋反共”的路线，他对部属说：“抗日要准备联日，拥蒋要准备反蒋，联共要准备反共”，并美其名曰“二的哲学”、“唯中哲学”。1939年10月，阎锡山下令解散“战委会”，取缔“牺盟会”，接着又以军队要“正规化”为借口，将“决死队”取消，把抗日新军改编为几个旅，撤消薄一波等决死队纵队政委的职务。他的这些行动，受到共产党人薄一波等的坚决抵制。12月，阎锡山公然制造了“十二月事变”。他与日军勾结，命令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等率部进攻决死队各纵队，大肆屠杀摧残革命人士，使山西抗日力量遭受到重大损失。 “十二月事变”后，阎锡山加紧与日军勾结，多次派赵承绶等与日军接触，商谈投降条件。1941年8月11日，赵承绶与日军代表田边盛武和楠山秀吉签订了《汾阳协定》，阎锡山实际是想降日充当汉奸傀儡。后因共产党、八路军的阻止，阎锡山又有所顾忌。之后，阎锡山与日军打打停停，但降日的打算并未放弃。1942年4月，阎锡山又派赵承绶到太原会见日军山西驻军参谋长花谷正。花谷正提出，必须与阎锡山直接谈判，才能解决问题。5月，阎锡山亲自与日方在吉县安平村举行会谈。因条件不合，会谈未获结果。后日军将《汾阳协定》及“安平会议”开会所拍照片印刷，用飞机投撒西安，公布于世，并对阎锡山发动进攻。虽然如此，阎锡山仍与日军继续联系，直到日本投降。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阎锡山与日伪军勾结，即调动兵力抢占太原等重要城市。阎锡山以留用技术人员作掩护，留用日军战俘与技术人员五千余人，其中有战斗力的三千余人，编为六个大队。随后，他又将伪军改编为五个“省防军”，为他夺取人民的胜利果实卖命。 1945年9月，阎锡山抽调重兵，令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等率十三个师，分左、右两路，向上党解放区进犯。刘伯承、邓小平调集晋察鲁豫主力部队三万余人，民兵五万余人奋起自卫。经过四十余天的激战，阎军精锐三万余人被歼，第七集团军副司令彭毓斌被击毙，史波波等二十七名将官被俘虏，上党战役使阎锡山的实力损失惨重。 其后，阎锡山在山西极力推行各种暴政，加强特务统治，组织“还乡团”，向广大农民进行反攻倒算，并积极追随蒋介石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但是，随着人民革命战争的深入发展，阎锡山遭到一连串的打击和失败。从1946年11月底开始，晋西各县相继被陈赓、王震等部攻占。1948年6、7月间，人民解放军发动晋中战役，阎锡山所部被歼十万人，丢失了县城十多座，连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赵承绶也被俘虏，阎锡山只有困守太原，作垂死挣扎。1948年7月以后，太原城已被人民解放军包围，解放军多次提倡和平谈判，均遭到阎锡山的拒绝。其所属第三十军军长黄樵松准备举行和平起义，被阎锡山逮捕，押送南京交蒋介石枪杀。 1949年1月，原晋军将领陈长捷在天津战败被俘，傅作义在北平率部接受和平改编，阎锡山更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虽然他还狂妄叫喊，要与太原共存亡，暗地里却指使其亲信在蒋介石、李宗仁面前活动，建议李宗仁电邀他到南京“讨论国事”。1949年3月，他假借开会之机，仓皇逃往南京。4月24日，人民解放军徐向前兵团一举攻克太原，全歼守敌。第六十一军军长赵恭被击毙；国民党山西省代理主席梁化之服毒身亡；第十兵团司令官王靖国、第十五兵团司令官孙楚，以及赵世珍、孙福麟、刘奉滨、温怀宪、曹国忠、韩步洲、高倬之、刘效曾、陈如日等一批高级将领被俘虏，阎锡山苦心经营的晋绥军彻底覆灭（9月19日，绥远省保安司令兼省主席董其武率部起义，绥远和平解放），阎锡山在山西长达三十八年之外的统治亦彻底结束。 阎锡山逃出太原后，于6月3日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然而，“阎内阁”仅仅存在一个星期，到6月11日，就被在广州成立的以蒋介石为主席的中央非常委员会所替代，他实际是个毫无实权的“院长”。“阎内阁”可以说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最后一届内阁。1949年10月11日，阎锡山随“国民政府”迁逃重庆，重庆解放后，又逃往成都。12月8日，人民解放军迫近成都，阎锡山见已无立身之所，只得飞往台湾。 阎锡山逃往台湾后，曾任台湾总统府资政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继续著书进行反共宣传，直到临死前还叫嚣着要重返太原，1950年5月23日，阎锡山在台北病逝。 还有几位晋军的主要将领即徐永昌、杨爱源、商震、傅作义等，他们的结局也应让读者知道。 徐永昌（山西崞县人），1937年后，历任军委会办公室主任，保定行营主任、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1945年9月2日，以中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1948年，徐永昌出任国防部长，其后一年多时间，他活动于太原、北京、绥远之间，企图挽回国民党的危局，失败后去台湾，任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1959年7月13日，徐永昌在台北病逝。 杨爱源（山西五台人），1937年后，历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太原解放前夕逃走，1949年底去台湾，任总统府战备委员会顾问。1959年1月，杨爱源在台湾病逝。 商震（浙江绍兴人，生于河北大城县），1935年后，历任河北省政府主席、河南省政府主席、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军委办公厅主任、中国驻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总统府参军长，1947年4月起任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商震弃政从商，并定居日本。1974年曾回国观光。1978年5月15日，商震在东京病逝。根据其生前愿望，其骨灰后来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傅作义（山西荣河人），1915年二十岁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即在晋军中任职，后成为拥兵数十万的国民党高级将领，1949年任华北“剿共”总司令。在平津战役中，傅作义能顺应历史潮流，选择和平起义的道路，使北京这座历史名城免遭炮火的摧毁。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水利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74年4月19日在北京病逝，终年七十九岁。 第七章 蒋系军阀 一 曾在中国现代史上显赫一时的冯玉祥和阎锡山等，都先后被新崛起的军阀蒋介石所击败，不得以而处于臣服的地位。这一章，我们就专门谈谈一代枭雄蒋介石是如何发迹，如何建立自己的嫡系部队——中央军，从而统治中国二十一年之久的。 蒋介石，浙江省宁波地区奉化县溪口镇人，1887年10月31日出生。学名志清，官名中正，字介石，以官名及字并行于世。蒋介石的祖父叫蒋斯千，字玉表，是一位盐商；父亲叫蒋明火，字肇聪。在蒋玉表死后继承家政。蒋肇聪前后娶过三房正式夫人，元配徐氏生长女蒋瑞春、长子蒋周康（字介卿）；徐氏死后，娶继室孙氏，孙氏不久亡故，无所出；后又娶嵊县王采玉为填房，生蒋介石及蒋瑞莲（另有一女一子早亡）。蒋介石九岁时，父亲蒋肇聪去世，母亲王采玉管理名下家产，抚养蒋介石及蒋瑞莲。蒋介石十五岁时，娶奉化县岩头村“毛祥丰”南货号老板毛鼎和之女毛福美为妻。毛福美比蒋介石大五岁，八年后，即1910年3月18日，生下儿子蒋经国。 蒋介石七岁开始在私塾读书，曾先后入过锦溪凤农学堂、宁波箭金公学、奉化龙津中学等。他自幼顽劣，不甚喜好典籍，总想将来当一名叱咤风云的军人。二十岁时，他自费到日本，想读军校，但因日本只收公费留学生，结果只好回国。回国后，恰逢袁世凯在保定办陆军速成学堂，即保定军官学校，在浙江招生。蒋介石即去投考并考取。第二年即1908年，蒋介石因成绩表现优异，成为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批被派往日本深造的四人之一。蒋介石先入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后入日本士官学校，结识了张群、陈其美等人，又经陈其美而结识了孙中山，在日本期间，蒋介石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日本。蒋介石、张群等一些青年士官生即乘轮回国，10月30日到达上海。蒋介石参加了陈其美指挥的上海光复之役。陈其美出任上海都督后，蒋介石被任命为攻浙先锋队指挥官、沪军第五团团长。 1912年1月14日，陈其美派人刺杀了光复会首领陶成章，孙中山下令“严速究缉”，蒋介石因陶案牵连，逃避日本。1913年春，蒋介石回到上海参加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受命进攻江南制造局，失败后遭沪军都督杨善德下令缉捕，蒋介石被迫逃往陈其美的娘姨姚怡诚的卧室内，遂纳姚怡诚为侧室。姚室没有生孩子，后将戴季陶与日本籍外室生的儿子领来代养（其时日妇已去世），这就是蒋纬国。“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和陈其美等逃亡日本，蒋介石只好在上海混迹于江湖，拜青帮头子黄金荣为师，并与洪帮头子虞洽卿、青帮头子杜月笙等结为好友。 1914年6月，蒋介石再度到日本，追随孙中山，其后曾被派回上海、哈尔滨活动反袁，但均告失败。1915年，蒋介石又随陈其美回国，谋划夺取上海，但未成功。1916年5月8日，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刺杀。陈其美是蒋介石的同乡，比蒋介石大十一岁，是蒋介石在政治上的良师益友，后来陈其美的两个侄子陈果夫、陈立夫一直受到蒋介石的重用。 陈其美死后，蒋介石被孙中山派往山东潍县居正的革命军中任参谋长。1918年3月，蒋介石被孙中山召到广州任陈炯明司令部作战科主任，不久又被调到福建长泰当援闽粤军第二支队司令。后所部与浙军发生火拼，蒋介石只身逃离福建往上海，奉孙中山命在上海开设一家商品交易所，经过一年时间，赚了一百万元，为孙中山筹措了一笔活动资金。 1920年，蒋介石受孙中山之命重返军界。10月，到达汕头参加陈炯明的部队进军广州。11月，蒋介石不愿与陈炯明共事而回上海，与苏州女子陈洁如同居，后陈洁如领养一女，取名蒋瑶光。1921年6月16日，蒋母王采玉去世，蒋介石回家奔丧，孙中山亦派陈果夫作为个人代表参加了葬礼，还亲笔题了“蒋母之墓”四个字。1921年10月，蒋介石返回广州，协助孙中山拟订进军两广进而统一中国的作战计划。1922年6月，蒋介石返回家乡祭奠其母逝世一周年。此时，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围攻总统府。6月17日，孙中山登上永丰舰（后改名中山舰），率海军与陈炯明叛军对抗。孙中山急电蒋介石回粤。6月29日，蒋介石赶到广州，登上永丰舰护卫孙中山，于8月9日乘英轮转香港，8月14日到达上海。9月间，蒋介石写出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歌颂孙中山，痛斥陈炯明。孙中山亲自为之作序，因此而对蒋介石更加信任。10月间，蒋介石被孙中山任命为许崇智的第二军参谋长。1923年2月，孙中山回广州设大元帅府，蒋介石又被任命为大本营参谋长。1923年8月，蒋介石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的身份被孙中山派往苏联考察。在苏联期间，蒋介石考察了苏联党政军的组织情况，参观了陆军海军学校，会见了托洛茨基等人。12月15日，蒋介石回到上海，并写了一个考察报告。 第 10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11 章 民国军阀派系 作者:陈贤庆 第 11 章 1924年1月16日，蒋介石回到广州向孙中山复命。当时，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已经形成，为了培养革命的军事骨干，建立革命的武装力量，以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决定创建一所革命军官学校，因地址高在广州黄埔，故简称黄埔军校。由于蒋介石深得孙中山的信任，于1月24日，被孙中山指派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1月26日，正式组织筹备委员会，王柏龄、李济深、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为筹委会委员。1月29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为大本营秘书长，协助筹划军校开办事宜。苏联顾问鲍罗廷将军等也参加了筹备工作。2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开始各项工作。 黄埔军校机构由校总理、校长、党代表组成校本部、直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其编制序列是：校总理孙中山、校长蒋介石、党代表廖仲恺、政治顾问鲍罗廷（苏）、军事顾问加伦（苏）、政治部主任戴季陶、教授部主任王柏龄、教练部主任李济深、教育长胡谦、军事战术总教官何应钦、军需部主任周骏彦、军医部主任宋荣昌。 蒋介石虽然出任黄埔军校校长及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但他还嫌官小无实权，竟于黄埔军校正式建立后几天，即2月21日私自跑到上海。孙中山叫他回广州，他回信说：“中正如果回粤，焉能专心办学而不过问军事政治？”于是，5月3日，孙中山又任命他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他才肯回校。5月5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入校学习。6月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亲临致开学辞，指出：“开办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黄埔军校正式成立。 二 蒋介石是靠黄埔军校起家的。黄埔军校是在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孙中山在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创办起来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陆军军官学校，它为国共两党培养造就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和高级将领。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军校一共开办了六期，有不少国共两党著名的人物都在军校工作过。 在共产党人中，如周恩来、熊雄担任过政治部主任；聂荣臻担任过政治部秘书；叶剑英担任过教授部副主任；肖楚女、恽代英、李富春等担任过政治教官。而这六期的学生之中，有不少人日后也成了共产党的高级将领，如徐向前元帅（一期）、林彪元帅（四期）、陈毅元帅（六期）、陈赓大将（一期）、许光达大将（五期）、罗瑞卿大将（六期）、周士第上将（一期）、陈奇涵上将（学生队队长）、杨至成上将（五期）、陈伯钧上将（六期）、郭天明上将（六期），以及项英、左权、周逸群、卢德铭、刘志丹、朱云卿、袁国平、王尔琢等。 而蒋介石作为黄埔军校的校长，在培植自己的势力，建立自己的嫡系部队——中央军的过程中，更是依靠了一批跟随他的“黄埔系”军人，这批黄埔系军人，是蒋介石的中央军的支柱。从下列的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事实： 在黄埔军校中担任过领导人、军事教官、学生队队长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有：何应钦、顾祝同、陈诚、周至柔、刘峙、蒋鼎文、俞飞鹏、张治中、钱大钧、严重、陈继承、王俊、陈焯、张静愚、卢浚泉、王懋功等。 在黄埔军校前六期毕业，以后担任国民党集团军副总司令、兵团副司令官以上职务的有： （一期）丁德隆、王仲廉、王敬久、王叔铭、邓文仪、甘丽初、关麟征、孙元良、刘戡、刘嘉树、李文、李玉堂、李仙洲、李及兰、李延年、李良荣、李铁军、李默庵、张镇、张世希、张雪中、张耀明、陈铁、陈武、陈大庆、陈明仁、何绍周、杜聿明、宋希濂、罗奇、周振强、郑洞国、范汉杰、胡宗南、贺衷寒、侯镜如、袁朴、袁守谦、桂永清、宣铁吾、俞济时、夏楚中、黄杰、黄维、黄珍吾、梁华盛、彭善、曾扩情、董钊、霍揆彰。 （二期）方天、毛邦初、李士珍、覃异之。 （三期）王耀武、方先觉、石觉、刘安祺、康泽。 （四期）文强、刘炜、刘玉章、李弥、沈向奎、胡长青、胡琏、罗列、周志道、钟彬、高吉人、高魁元、蒋坚忍。 （五期）陈克非、郭汝瑰、唐守治、彭孟辑。 （六期）唐纵、廖耀湘、戴笠。 （潮州分校一期）毛人凤等。 此外，在国民党中央军中担任军长以下职务的，还有大批都是黄埔军校前六期的毕业生。 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期间，以“左派”的面目再现，给黄埔学生作了数十次的演讲。另一方面，他又在学校秘密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监视共产党，培养右翼政治势力。由于当时正处于大革命时期，蒋介石不敢也不能公开反对革命。 1924年10月，广州发生商团叛乱，蒋介石承担了孙中山交给的率领黄埔学生平叛的任务。10月15日，在一天之间，黄埔学生就将商团在广州的据占全部攻占，学校首树军威。同年11月，孙中山北上，胡汉民代理大元帅职务时，广东军阀陈炯明叛乱。1925年2月，黄埔军校的学生组织东征部队进行第一次东征，取得了胜利。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6月初，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举行叛乱，占领广州。东征的学生军奉命撤离东江，回师平叛。6月12日，回师校军和其他革命军队一起，向叛军全线进攻，仅用了一周时间，便击溃滇、桂联军，收复广州，杨希闵、刘震寰逃往香港。 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中央党部门前遭到暴徒袭击，中弹身亡。当天，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织特别委员会查处。后查明这次刺杀廖仲恺是由国民党右派朱卓文、胡毅生、魏邦平、林直勉等人策划的。这些人有的是胡汉民的老部下，有的是许崇智管辖下的现役军人。蒋介石乘机把刺廖的罪名推到胡汉民、许崇智的身上，派学生军包围了他们的公署，逼迫胡汉民出国，许崇智逃亡上海。8月24日，蒋介石当上了广州卫戍司令。26日，蒋介石把黄埔军校的两团学生军组成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自任军长。这样，蒋介石利用廖案扩大了权力，掌握了军队。 1925年10月，蒋介石率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等进行第二次东征。当时，周恩来担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和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教官和毕业学生，担任第一军各级指挥官和党代表。经过激战，东征军攻占陈炯明老巢惠州，其他残余部队也很快被肃清，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 蒋介石羽翼渐丰以后，开始露出他反动的真面目。1926年3月16日，蒋介石指使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欧阳格，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名义，传令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共产党员），调中山舰到黄埔候用。当中山舰开到黄埔后，蒋介石派系随即散布谣言，诬陷“中山舰擅入黄埔，是共产党阴谋暴动”。3月20日，蒋介石宣布全城戒严，命令解除中山舰武装，逮捕李之龙，派军队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住所，强迫在第一军工作的周恩来等共产党员退出该军。中山舰事件（也称“三·二O”事件）是蒋介石阴谋夺取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领导权的重要步骤。毛泽东、陈延年、周恩来主张以叶挺独立团为主，发动工农群众，联合国民党左派和其他各军，声讨蒋介石，逼其下台，但中共总书记陈独秀采取让步政策，结果，共产党员全部退出第一军。同时，蒋介石借中山舰事件排挤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将事件诿过于汪精卫，说汪精卫挑拨国共关系，迫使汪精卫离开广州出国。4月16日，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联席会议，改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进一步掌握了国民党军政大权。 数天后，蒋介石又提出“整理党务案”，共九条内容，规定共产党人不能再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部长；限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者，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额权不得超过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权三分之一等。此案于5月15日获得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蒋介石借此改组中央党部。当上了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委员长一职由张静江代理，中央政治会议席由谭延闓代理，张、谭二人均受蒋介石操纵，至此，蒋介石把国民党的党权也抓到手。 三 1926年初，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统一和巩固，广西李宗仁、湖南唐生智等也加入了革命阵营，武装讨伐北洋军阀的条件基本具备。同时，北洋军阀联合进攻北方冯玉祥国民军并准备南伐，国共两党及时决定出兵北伐。1926年5月，第七军钟祖培第、蔡元培、李石曾、古应芬等十余人在上海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会上，蒋介石等人力主马上实行反共清党，汪精卫虽同意反共，但在具体方法和时间上持异议，而主张于4月15日在南京召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解决“党事纠纷”问题。4月5日，汪精卫离开上海去武汉。而蒋介石与李宗仁等则在龙华北代司令部召开会议，决定在上海清党。英、美帝国主义、上海大资产阶级虞洽卿等，以及青红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都表示支持配合蒋介石的“清党”。4月9日，以白崇禧、周凤岐为正副司令的淞沪戒严司令部成立，并发布“战时戒严条例”十二条。蒋介石在一切布置就绪之后，于当天离开上海去南京。 4月12日凌晨，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军队和青红帮分子的配合下，大肆逮捕和枪杀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查封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据不完全统计，在事变后的三天中，共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三百多人，拘捕一千多人，流亡失踪者五千多人。 4月15日，蒋介石发布了《清党布告》和《清党通电》，下达“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指令，下令通辑著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百九十余人。4月15日当天，留守广州的李济深、古应芬、钱大均等亦在广州戒严，开始大屠杀，中共党员、工人积极分子总计被杀害二百多人，包括邓增、肖楚女、熊雄、李启汉、刘尔崧等中共领导人。此外，有二千多人被捕。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广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等省亦相继“清党”，白色恐怖笼罩了蒋、桂军阀控制的地区。 4月17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下令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他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与武汉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相对抗，这样，便出现了宁汉分裂的局面。 四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宁汉同时存在两个相对立的政权。武汉国民政府受到四面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汪精卫、唐生智等认为继续北伐，与冯玉祥会师中帮，再北联阎锡山共讨奉张，最后解决宁汉对立问题较为有利。1927年4月19日，武汉北伐军在武昌南湖誓师，以唐生智为总指挥，分三路进行北伐。 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以后，受到北方孙传芳残部及直鲁联军的威胁，蒋介石为了解除北方的威胁，以及想先于武汉北伐军抢占交通要道和军事重镇，也决定进行北伐。1927年5月1日，蒋介石制定了三路渡江北伐的计划：第一路军总指挥为何应钦，率部由镇江攻扬州，直趋淮海；第二路军总指挥由蒋介石亲自兼任（白崇禧代理），陈调元为前敌总指挥，担任津浦铁路正面作战；第三路总指挥为李宗仁，率部由芜湖渡江袭击北面之敌。此外，海军舰队司令陈绍宽亦率军舰七艘相机作战。 6月1日，武汉北伐军与冯玉祥部会师郑州。6月2日，占领开封。奉军全部撤出河南。唐生智会见冯玉祥，希望联冯倒蒋。而冯玉祥主张停止宁汉之争，共同北伐。6月10日，汪精卫等与冯玉祥召开郑州会议，决定北伐军一律撤回武汉，河南让与冯玉祥。 与此同时，南京北伐军亦节节胜利。6月2日，第三路前敌总指挥王天培占领了徐州，其他各部也相继推进到陇海路南侧苏北皖北一带，直鲁联军退守山东。6月20日，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邀冯玉祥举行徐州会议。蒋介石极力拉拢冯玉祥，当冯玉祥到徐州时，蒋介石亲自到黄口车站远迎，立即馈赠五十万硬币犒军，并一再表示“继续北伐”。冯玉祥对蒋介石产生了好感。6月21日，蒋冯联合发出通电，“决定清党及贯彻北伐大计”；攻击武汉地区的工农运动；呼吁宁汉“通力合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集团也加快了蜕变的进程，开始限制工农群众活动，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势力。5月21日，在三十五军军长何健的阴谋策动下，该军驻长沙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发动了反革命事变。武汉国民政府并没有对此事严肃查办，许克祥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马日事变（因21日的电报代日韵目是“马”字，故称。）是武汉国民政府走向蜕变将与南京国政府合流的信号。7月15日，汪精卫集团终于公开宣布“分共”，背叛革命，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加以血腥屠杀。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蒋介石、李宗仁等通电欢迎武汉重要分子到南京“炳权”。但武汉的汪精卫、唐生智以国民党“正统”自居，力主倒蒋。8月，唐生智通电讨蒋，发兵进逼，沿长江两岸东进。蒋介石急令白崇禧率军回击武汉东征军，但白崇禧拒绝接受命令，反与不满蒋介石的分子谋划和武汉方面妥协，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其时，蒋介石亲临徐州作战，又惨遭失败，何应钦则与桂系串通，寻机向蒋介石发难。李宗仁为首的桂系集团，乘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外之机，武装控制了南京。蒋介石内外交困，不得不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解脱困境。 8月12日，蒋介石辞去总司令职，当晚离开南京去上海。13日在上海发表下野宣言，谓：“环顾四周情况，党国呈分裂之兆”，“然政治同志等不查真因，诽谤集余一人。余之存在既非党之利益，故余毫不踌躇，即刻下时。”同时提出武汉要员来宁，继续北伐，肃清共产党等三项条件。同日下午，蒋介石启程回奉化原籍。蒋介石下野之前，无端枪毙了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既推卸徐州战局失利的责任，也为自己被迫下野而泄愤。 由于蒋介石的下野，宁、汉双方暂取得和解。8月19日，武汉方面决定迁都南京。9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监联席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接管宁汉两方政权。16日，特委会成立，改组国民政府，由谭延闓出任政府主席，汪精卫、胡汉民、李烈均、蔡元培、谭延闓为常务委员。17日，推定各部长、院长人选。至此，宁汉合流完成。 而蒋介石在奉化住了一段日子后，于9月29日携张群等人离开上海赴日本。10月3日，蒋介石与宋子文乘车前往神户的有马温泉，晋见在那里疗养的宋母倪桂珍，请其允许与宋美龄结婚。由于宋家与美国关系颇深，大姐宋蔼龄嫁给了中国的大富商孔祥熙，二姐宋庆龄和孙中山结婚，蒋介石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向宋美龄求婚；而宋家同样是出于政治的目的，希望能得到蒋介石这位军事强人作为靠山，也同意将二十五岁的宋美龄嫁给四十岁的早有发妻及侧室的蒋介石。婚约成交之后，蒋介石在日本各地漫游了二十天，并会见了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等。11月8日，乘船回上海。 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前，先与发妻毛福美达成协议，蒋介石与毛福美离婚，离婚后仍让毛福美住在溪口蒋家老宅，保持丰镐房主人的地位，生活仍由他供给。从此，毛氏终日诵经念佛，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蒋经国的身上。1938年农历11月2日，毛氏被日本飞机炸死于溪口。对于侧室姚怡诚，蒋介石安排她移居苏联，仍保持蒋纬国的养母身份。1949年，姚怡诚随蒋纬国去了台湾。对于另一侧室陈洁如，蒋介石送给她十万大洋，要她到美国“深造”。陈洁如被迫赴美后，苦修英文，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回上海，守着女儿蒋瑶光，终身未再嫁。六十年代移居香港，1971年病逝。 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举行了婚礼。婚礼分两次进行。首先在西姆路宋家的宅邸里举行了基督教式的婚礼，由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担任司仪。接着去大华饭店，蔡元培、余日章为证婚人，谭延闓 、何香凝、王正廷为介绍人，参加者达一千三百多人，其中有英、法、日、美等国的上层人物及外交官。蒋介石在婚礼上发表了《我们的今日》，称“我们的结婚，可以给中国旧社会以影响，同时又给新社会以贡献”。蒋宋联姻，它既使蒋介石通过宋氏家族和美国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同时又使中国的买办财团和军事独裁者稳固地结合在一起，还使蒋介石与孙中山的家庭连结成一体。 在蒋介石下野期间，宁、汉、沪（西山会议派）合流，9月16日，成立了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行使中央职权，三方共推举32人为特委会委员，其中汪派占少数，大权落入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手中。武汉方面的汪精卫不仅没当上“正统”领袖，反而在宁、沪两方的联合反对下，被迫通电下野。汪精卫回到武汉，联合唐生智，成立了武汉政治分会，与特委会抗衡。桂系则以特委会的名义武力讨唐，打败了唐生智，占领了武汉，唐生智逃往日本。汪精卫不甘失败，拉拢张发奎的第四军跑到广州，成立了广州国民党中央，出现了宁粤对立的局面。 第 11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12 章 民国军阀派系 作者:陈贤庆 第 12 章 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集团，本想趁蒋介石下野独揽大权，但是南京方面的党政班底仍为蒋介石的部属，桂系无法控制，反而陷入困境。11月22日，南京召开“庆祝讨唐胜利大会”，蒋介石指使陈果夫策划枪击游行队伍事件，事后嫁祸于西山会议派，使西山会议派声名狼藉。 蒋介石看到时机成熟，便积极进行复职活动。他首先联合汪精卫，电邀汪精卫来沪商讨统一问题，借此打击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桂系怕蒋汪联合对付自己，便建议宁、粤、蒋三方在上海举行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在会议上，汪精卫为了摆脱不利地位，抢先提出请蒋介石复职。当时冯玉祥和阎锡山正遭到张作霖的猛烈进攻，也电吁蒋介石复职，继续北伐。桂系和西山会议派已处于孤立，只好随声附和。蒋介石复职已成定局后，他又利用中共在广州起义的事件打击汪精卫，说汪精卫与共产党联合搞暴动，汪精卫被迫离开上海，再次亡命法国。不久，蒋介石又逼走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为他重拿大权扫清道路。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当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执委常委、组织部长和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这样，蒋介石又一次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集中到自己手中。 五 蒋介石复职之后，即着手进行国民政府的第二次北伐。2月15日，蒋介石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次日，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相会于开封，决定组成四个集团军，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第一、二、三、四集团军司令，蒋介石为总司令。 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主要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下辖四个军团、总预备队、后方警备部队直辖部队。第一军团总指挥为刘峙，下辖刘峙、缪培南、顾祝同、杨胜治四个军；第二军团总指挥为陈调元，下辖曹万顺、陈焯、陈调元三个军；第三军团代总指挥为方鼎英，下辖谷正伦、张克瑶、夏斗寅三个军；第四军团总指挥为方振武，下辖阮玄武、鲍刚、马文德、高桂滋四个军；总预备队总指挥为朱培德，下辖王均、金汉鼎两个军及熊式辉、刘士毅两个独立师；后方警备部队司令为钱大钧，下辖钱大钧、方鼎英、谢文炳、任应岐四个军；第一集团军直辖部队有警卫军（司令官陈诚）五个团，炮兵（司令官樊煦）两个团；此外，有铁甲车部队（司令官屠金声），航空部队（司令官张静愚），兵站（司令官黄振兴）等。 1928年4月5日，蒋介石在徐州誓师，4月9日下达总攻击令，各集团军同时出动。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沿津浦路北上；李宗仁指挥第四集团军沿京汉路北上；冯玉祥指挥第二集团军在鲁西、直南策应京汉和津浦线；阎锡山指挥第三集团军攻打石家庄再转攻京津。 5月1日，蒋军攻取济南。5月3日，日军制造“济南惨案”，阻止北伐军北进。蒋介石穿着衬衣，狼狈逃出济南。为避免与日军冲突，蒋介石决定绕道北上。孙传芳战败通电下野，残部投降。张作霖眼看无法抵抗，于6月3日率文武官员离京出关，6月4日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6月8日，阎锡山在保定就任京津卫戍司令。6月12日，南京政府任命张荫梧、傅作义为京、津警备司令。6月15日，南京政府发表宣言，宣布“统一”告成。 7月6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在北平开会，到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北伐完成祭告典礼”。蒋介石主祭，冯、阎、李襄祭。奏哀乐，施礼，开棺盖，瞻仰总理遗容。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宣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蒋介石的祭文，称“统一大业完成”。次日，北平各界在天安门前举行北伐胜利祝捷大会。 北伐奉张的成功，是国民党新军阀暂时联合，共同对敌的结果。奉系军阀退出关外，尤其是1928年底张学良东北易帜之后，国民党新军阀之间尤其是蒋介石与其他军阀之间的矛盾很快又产生和激化。 1929年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编遣会议”，决定将现有的辞职，拿走重要档案，遣散部员，使财政部工作陷于瘫痪，再者是策划建立特务组织复兴社，由黄埔军校毕业生贺衷寒，康泽、滕杰、邓文仪、桂永清、戴笠等亲信负责。还有，趁下野之前，蒋介石于11月29日将国民党左派首领邓演达枪杀。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发表下野通电，宣布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等本兼各职。随后，携宋美龄回到奉化溪口老家。12月29日，南京国民政府改组为合议制，由林森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院长，张继为立法院院长，伍朝枢为司法院院长，戴季陶为考试院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院长。由于蒋介石还有汪精卫、胡汉民均躲在幕后操纵所属势力左右政局，孙科政府无法行使职权，内外交困，不足一个月便夭亡了。于是孙科及朝野上下又呼吁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出山，希望三巨头合作执政。 蒋介石看到东山再起的时机已到，采取拉汪排胡的政策，以便重新夺回大权。1932年1月，蒋介石和汪精卫在杭州多次密谈，进行政治分赃，由汪主政，蒋主军，蒋汪全伙主党。1月25日，孙科宣布辞去行政院长职务。1月28日，蒋汪联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改组南京国民政府，汪精卫继任行政院长。3月1日，国民党召开四届二中全会。经汪精卫提议，推举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使蒋介石获取了国民党的整个军事大权。由于汪精卫手中无兵，并无实权，蒋介石又成为实际上的专制独裁者。 1927年“四·一二”及“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以后，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毛泽东、朱德等率部起义队伍上井岗山，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之后，湘鄂西、鄂豫皖等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蒋介石当时正忙于与其他军阀混战，无暇顾及红军的壮大。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调集兵力，先后五次向中央、湘鄂西、鄂豫皖及其它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 1930年12月，蒋介石出兵十万，以鲁涤平为总司令，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结果，被歼、俘虏万余人，张辉瓒也当了俘虏。 1931年2月，蒋介石以何应钦为南昌行营主任，出动二十万人马，向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结果，被歼三万余人，一败涂地。 1931年6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以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等嫡系部队为主力，出动三十万人，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历时两个半月，结果，也是损失三万余人而告失败。 1933年1月，蒋介石集中五十万兵力，以何应钦为总司令，陈济棠为副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指挥，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历时五十天，结果，被歼三个精锐师，损失万余人。事后，蒋介石伤心地说，自带兵打仗以来，从来没有这样的失败过。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一百万兵力，二百架飞机，采取“持久作战，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策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敌我双方兵力悬殊，加上中共领导人王明、博古及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红军坚持作战一年多，终于在1934年10月中旬，被迫离开江西等地，开始了长征。 蒋介石调集部队进行围追堵截，试图将红军消灭在长征路上。他亲自飞到贵州，飞到云南，飞到四川，指挥中央军和地方军阀对红军作战，但一一遭到失败。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建立了陕北革命根据地。 除了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对于抗日的部队，蒋介石进行破坏和打击。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蔡廷锴、蒋光鼐、戴戟等指挥第十九路军奋勇抗敌，蒋介石不仅不支持十九路军作战，反而加以限制、破坏，并于5月5日，与日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出卖了中国的主权。淞沪抗战后，蒋介石把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剿共”。蔡廷锴等不愿与红军作战，于1933年11月发动了“福建事变”，在福州建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粤系将领蔡廷锴、蒋光鼐、戴戟、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邓世增等参与了这次事变。蒋介石调派十五个嫡系师，由张治中、卫立煌、蒋鼎文率领，兵分三路，合围福建，镇压了这次事变。 1936年6月，两广实力派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以抗战为名，发动了反蒋的“两广事变”。早在1931年5月蒋介石第二次下野之前，胡汉民等与两广军人另立中央与国民政府，与南京对抗。1936年5月，胡汉民病死，蒋介石趁机分裂两广联盟，陈济棠联合李宗仁、白崇禧打起“抗日救亡”的旗帜，公开反蒋，与之抗衡。蒋介石一方面调兵镇压，一方面发动“银弹”攻势，大肆收买粤军将领，分化粤军。6月9日，粤军主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通电“拥护中央”。7月4日，陈济棠的空军司令黄光锐率飞机数十架投蒋。陈济棠被迫于7月18日下野香港。陈济棠垮台后，李宗仁即从广州返回南宁。蒋介石调动大军进逼广西，李宗仁也动员十万兵力准备作战。由于全国上下一致反对，并经冯玉祥等人反复调停，蒋、李双方于9月达成协议，蒋介石接受李、白抗日救国的建议，两广事变和平解决。 蒋介石虽然接受了李、白的抗日救国的建议，但并无真心抗日，他念念不忘的是剿灭共产党和红军。两广事变解决后，蒋介石即于10月飞往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进攻陕北红军，导致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七 1931年“九·一”事变后，蒋介石不准张学良抵抗日军的侵略，十余万东北军被迫撤出关外。其后，蒋介石又将东北军调往陕西，联同西北军杨虎城等部“围剿”陕北革命根据地。但张、杨在中共的感召下，出于民族大义，和中共签订了停战协定，主张团结抗日。 张、杨的态度使蒋介石十分恼怒，1936年10月，蒋介石飞抵西安亲自督战，并调其嫡系蒋鼎文等部到陕西来监视东北军和西北军。在洛阳过完五十岁生日后，蒋介石于12月4日又飞到西安，以临潼华清池作为“行辕”，逼迫张、杨服从他的“剿共”命令。随蒋介石一起到西安的，还有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蒋百里、邵元冲、钱大钧等南京大员。 被蒋介石逼得没有办法的张学良，先是向蒋介石再三“劝谏”，继而“哭谏”，最后不得已，联合杨虎城实行“兵谏”。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活捉，邵元冲被击毙，钱大钧负枪伤，其他随员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等也被拘捕。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部，何应钦等主张武力讨代张、杨；宋美龄、宋子文等则主张和平解决，以维护蒋介石的地位。12月14日，宋美龄请曾先后当过蒋介石和张学良顾问的澳大利亚人端纳乘飞机到西安，将南京的情况告知蒋介石，蒋介石同意派宋子文来西安商谈，并派蒋鼎文飞回南京制止何应钦的讨伐行动。12月17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抵达西安，协助张、杨逼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2月23日，三方开会商谈，周恩来提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停战，撤兵至潼关外；改组国民政府，排除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12月24日晚，蒋介石作出六项承诺。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结束了中国长期军阀混战的局面，国共两党的内战亦基本结束，给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建立了必要的前提。蒋介石虽然背信弃义囚禁了张学良，但西安事变后，他毕竟从反共到联共，从不抗日到抗日，时势把他推到了中国抗日的领袖地位上。 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会议确定了与共产党重新合作和抗日的政策。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大举入侵华北，中国守军宋哲元部顽强抵抗。7月29日，北平沦陷；30日，天津失守。至此，蒋介石下定决心“决战”，认为“现已到最后牺牲关头，已无和之可言”，又说：“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8月20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将南北战场划分为五个战区。大敌当前，曾经混战多年的国民党各派军阀在抗日的旗帜之下终于联合起来，共同对敌。8月22日，蒋介石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重孚三人。 11月20日，蒋介石在衡阳南岳召开军事会议，部署第二期抗战，制定了指导方针，提出：“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队，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扰袭，化敌人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根据已经变化的战场形势，蒋介石重新调整战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辖河南及安徽之一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辖山西及陕西一部；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辖苏南皖南及闽浙两省；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辖两广；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辖皖北鄂北及豫南；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辖甘宁青及绥远之一部；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辖陕西。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辖苏北及山东之一部；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辖冀察方面。 第 12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13 章 民国军阀派系 作者:陈贤庆 第 13 章 此后，蒋介石主要坐镇陪都重庆，指挥了一些较大的战役，如华南战役、桂南战役、随枣战役、中条山战役、鄂北战役、豫南战役、三次长沙会战、浙赣战役、豫湘桂战役等。此外，1942年3月，蒋介石还派罗卓英任中国远征军总司令，率军入缅甸协助英军抗日，打通了滇缅公路和中印公路。 然而，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1939年后改变战略方针，把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打击为主改为对蒋介石诱降及将主要兵力移向解放区战场，蒋介石在抗战的同时也进行反共活动，掀起了一次次反共高潮，派出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不断与华黔军第一师任团长。1916年4月，何应钦与贵州督军刘显世之外甥女、王伯群、王文华之胞妹王文湘结婚。之后，何应钦升黔军第五混成旅旅长，并创设了“少年贵州会”，自任会长，联合王文华准备推翻刘显世，夺取贵州政权。1920年，王文华指挥部下推翻了舅父刘显世，而自己在上海被刺身亡，贵州局面陷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何应钦企图与王伯群重建贵州政权，但此时谷正伦乘机发兵入贵阳，限令何应钦即日离黔。何应钦被迫交出兵权，流亡昆明。然而，何应钦到昆明不久，又被贵州守旧派买凶杀伤，身中两枪，险些丧命，其后，何应钦走避上海等地活动，但无所作为。 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黄埔军官学校，蒋介石任校长，何应钦以与蒋介石同过学、共过事的关系，进入了黄埔军校，并出任少校总教官。刘峙、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陈继承等都是他属下的军事教官，这批人后来都成为蒋介石嫡系的重要将领，同时，也是何应钦的亲信心腹。 何应钦以黄埔军校开始发迹，以后历任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团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第一军军长兼北伐东路总指挥、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陆军训练总监、军政部长、行营主任、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长、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抗日战争时任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等。在国民党的军政界，何应钦已到了“位极人臣”的地位，甚至有蒋何并称。 何应钦虽然是拥蒋起家，然而，当他执掌大权以后，他便极力培植自己的势力，形成自己的派系，刘峙、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是他的手下“四大金刚”，位居集团军总司令、行营主任、战区司令长官等职务。在合适的时机，何应钦还敢向蒋介石下手。例如1927年夏，汪精卫、唐生智通电讨蒋，发兵进逼南京，何应钦则串通桂系，利用蒋介石在徐州战败而发难，实行“逼宫”，迫使蒋介石下野。1936年12月，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何应钦力主以武力讨伐张、杨，解决“西安事变”，实则置蒋介石性命于不顾，想趁此机会取而代之。他组织了两路讨逆军，以刘峙、顾祝同为总司令，并与王伯群密商党、政的新人选。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何应钦的美梦化为泡影。 对于何应钦的所为，蒋介石自然含恨在心，但为了巩固黄埔系的势力，未便公然发泄而加以宽忍。为了遏制何应钦派的势力扩张，蒋介石极力扶助陈诚与之抗衡。 陈诚，字辞修，浙江青田人，1898年生。1917年毕业于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1919年考入保定军校第、罗列、袁朴、赵龙文、盛文、钟松、周士冕、王微等。 胡宗南之所以飞黄腾达，除了蒋介石的培植之外，还与他能得到军统和戴笠的支持分不开。戴笠，字雨农，浙江江山人，1891年生。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后在胡宗南部任副官。胡宗南认为他有“异才”，把他推荐给蒋介石。1931年蒋介石第二次下野，授意一班亲信成立黄埔系的法西斯帮会组织，于是，胡宗南、贺衷寒、曾扩情、康泽、邓文仪、周复、戴笠、滕杰、酆 悌等组织了蓝衣社，胡宗南和戴笠都成为蒋介石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1938年8月，蒋介石成立了特务组织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戴笠以副局长负全责。由此，戴笠亦成为蒋介石身边的大红人，与陈诚、胡宗南并称为蒋介石门下的“三鼎甲”。那时，国民党军队包括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将领，提起军统和戴笠，无不谈虎色变。唯独胡宗南，因对戴笠有提携举荐之恩，戴笠对他只是隐恶扬善，处处吹捧，这也促使蒋介石对胡宗南愈益宠信。 由于胡宗南坐大一方，自成派系，常与陈诚在蒋介石面前争宠而弄得积怨很深。1940年，胡宗南就联合戴笠、贺衷寒、邓文仪等黄埔系干将，迫使蒋介石把陈诚的政治部部长、三青团中央书记长两个全国性的要职让出，由张治中继任，使陈诚受到一次不小的打击。1944年4月，蒋介石重划战区，陈诚争得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由第第九十七军，以及骑二军。除上述正规军，他又以陈又新为总指挥，将四省边区游杂部队编成到洛阳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做了汤恩伯的顶头上司，汤恩伯根本不把他放在眼内，两人一直明争暗头斗至1944年，汤恩伯最终占了上风。此外，汤恩伯盘踞中原四省边区，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人们称之为“汤灾”，与当时发生的水灾、旱灾、蝗灾并称“水、旱、蝗、汤”四大灾害。他因杀人如麻，又有“汤屠夫”之浑名。 1944年4月，日军为打通从北平到南洋的大陆交通线，发动了豫湘桂战役，首先进攻中原，发动了中原战役。当时，汤恩伯和蒋鼎文之间仍在争权夺利，致使中原战役开始不到十天，蒋鼎文、汤恩伯掌握的四、五十万大军便一败涂地。蒋介石异常气怒，将两人撤职，由陈诚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汤恩伯的部队，则由陈诚和胡宗南吞并改编，而这又是受蒋介石所指使，主要原因，是汤恩伯做了中原王还不满足，还想学刘秀学曹操，发迹于中原而最后称帝，蒋介石当然要伺机削藩的。 九 在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之际，蒋介石立即忙于抢夺抗胜利的果实。在8月11日，蒋介石便下了三道命令：一是要解放区人民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二是要其嫡系部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三是要伪军“切实维持地方治安”，“趁机赎罪”，抵抗人民军队受降。日本宣布投降后，蒋介石宣布将中国战区分为十六个受降区，任命卢汉、张发奎、汤恩伯、王耀武、胡宗南、阎锡山、顾祝同、刘峙、孙蔚如、余汉谋、薛岳、李品仙、孙连仲、李延年、傅作义、陈仪为受降主官，不许、郝鹏举，分别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五、六路军总司令。 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本想立即发动内战，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武装，但鉴于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与民主，又鉴于大量国民党军队远在西北、西南，未能开赴到重要城市和交通干线，于是他打出“和平建国”的旗号，再三电邀延安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为全面内战争取准备时间。 中共为粉碎蒋介石的和谈阴谋，1945年8月28日，由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等赴重庆谈判。蒋介石对谈判其实毫无准备，毛泽东的到来，反使他十分狼狈和被动。9月2日，谈判正式开始，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经过一个月的紧张商谈，于10月10日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留下周恩来、王若飞继续谈判。 在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利用海、空运输力量，将大量武装部队运往东北、华北、江浙等地区，抢夺城市和交通线，并在接管区内大肆“劫收”。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密令部队，以“恢复交通”为借口，分路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其中大规模的战役就有上党战役、察绥战役、邯郸战役、津浦路战役等。 1945年8月下旬，国民党军阎锡山部一万七千人，在史泽波率领下，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长治地区（古属上党郡），意图分割太行、太岳两区，占领晋东南。共产党刘伯承、邓小平部三万余人，民兵五万余人奋起自卫，于9月10日发起进攻，连克屯留、壶关、长子、潞城，随即围攻长治。阎锡山急令彭毓斌率二万余人增援。刘、邓部队围城打援，激战五日，在老爷岭歼敌援军，击毙彭毓斌。10月8日，长治守军弃城而走，刘、邓部队乘胜追击，于12日歼敌于将军岭、桃川地区。是役国民党军被歼三万五千余人，史泽波以下二十七名将官被俘，国民党的战略部署被打乱。 10月中旬，傅作义指挥第十二战区五万余人主力部队向丰镇、集宁出动，进犯晋绥、晋察冀解放区，妄图侵占张家口。人民军队于10月18日以五万余人兵力先行包围傅部二万四千余人困守的归绥。其后再以主力攻打包头。察绥战役使傅作义部损失一万二千余人。 10月14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向晋冀鲁豫解放区首府邯郸发动进攻，妄图打通平汉线交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率四万五千人，由河南新乡，经洛阳向北进犯，企图同胡宗南部在石家庄会合。10月20日，共产党刘伯承、邓小平部向国民党军发起反击。30日，副司令长官兼新编第部四千余人。12月中旬，攻占滕县及临城外围。至此，从徐州至济南间二百余里的铁路线为人民武装所控制，国民党打通津浦路的企图也未能实现。 在战争失利以及国际国内和平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于1945年12月31日，同意签订《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并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10日，发布了停战令。同日，有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军事问题、宪章问题、和平建设纲领、政府组织、国民大会等五项协议。 然而，停战令的发布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都不过是蒋介石的和平烟幕，在其后的几个月中，蒋介石加速调兵遣将，内战的阴云笼罩着中国大地。终于，1946年6月，蒋介石在准备就绪之后，撕下了和平的面纱，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内战。 内战开始阶段，蒋介石实行全面进攻战略，蒋介石及其主要战将陈诚、胡宗南等都乐观地认为“在三个月或六个内解决问题”。面对蒋介石的全面进攻战略，中共采取不以保守地方为主而以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的战略方针，主动放弃一些地方，而在运动中寻找战机。经过率部起义，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主席王耀武被俘虏，山东全境尽失。 两年内战后，蒋介石剩下的一百九十万正规军被分别牵制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原、西北五个战场上。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决定实行重点防御的战略方针，并准备撤出东北，确保华中。但是，人民解放军已经集结了强大的兵力，准备同时在东北、华北、中原与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展开战略决战，济南战役揭开了战略大决战的序幕。 十 1948年9月，辽沈战役开始。当时，国民党在东北拥有兵力五十万人。蒋介石以卫立煌为东北“剿总”总司令，杜聿明、郑洞国、范汉杰、梁华盛、孙渡、万福麟、张作相、马占山、陈铁为副总司令，赵家骧为参谋长，范汉杰兼任锦州指挥所主任。东北“剿总”共辖郑洞国第一兵团、卢浚泉第六兵团、周福成第强为副参谋长。徐州“剿总”共辖邱清泉第二兵团、李延年第六兵团、黄伯韬第七兵团、刘汝明第第四兵团、石觉第九兵团、孙兰峰第十一兵团、侯境如第十七兵团，以及陈长捷的天津警备部队，其中不少也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1948年12月下旬，傅作义的王牌部队第三十五军于新保安被华北野战军全歼，军长郭景云自杀身亡。接着，从张家口突围的孙兰峰第十一兵团七个师共五万四千人又被歼灭，孙兰峰率残部逃往绥远，张家口丢失。1949年1月14日，东北野战军对天津发起总攻击，经过29个小时激战，国民党守军十三万人被全歼，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被俘虏。1月16日，塘沽守军侯境如部三万六千人四海路逃路。北平傅作义完全处于孤立，陷于困境，开始和中共展开谈判。蒋介石先后派军令部长徐永昌、装甲兵司令参谋长蒋纬国及国防部次长郑介民到北平，劝诱傅作义率部南撤，均被傅作义婉言拒绝。经过和平谈判，1月20日，傅作义接受“离城改编”的办法，率北平守军二十五万人接受和平改编。蒋介石鞭长莫及，只有求得傅作义同意（傅征得解放军方面同意），派飞机到北平接走李文、石觉等中央军大部分团以上的军官。平津战役中，蒋介石又损失了五十二万军队，华北地区亦基本丧失。 历时四个多月的三大战役，蒋介石共损失一百五十四万兵力，他赖以发动内战的精锐嫡系部队基本已被消灭。他气得大发“神经”，“以手枪向屋顶连放十余枪，并击毙其爱犬”。不仅如此，蒋介石军事上的连连失败，也导致了他政治上的危机。美国政府看到他已失去了扶持的价值，决定换李宗仁出来应付局面；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此时也乘机逼蒋介石下台。蒋介石不得已，于1949年1月21日，以“因故不能视事”为由，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次日，他由陈诚、汤恩伯陪同飞回奉化溪口老家。 蒋介石虽然下野退居溪口，但仍控制党、政、军实权。下野之前，他已任命亲信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台湾警备总司令，朱绍良为福建省主席兼福州绥靖公署主任，方天为江西省主席，薛岳为广东省主席，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1月25日，他又在溪口召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策划长江防务，决定把长江防线划为两个战区：从宜昌至湖口以西由白崇禧集团二十五万人防守；从湖口以西至上海由汤恩伯集团四十五万人防守，趁李宗仁政府派遣和谈代表团到北平与中共谈判之机，加紧部署兵力。 以张治中、邵力子、黄绍 、章士钊、李蒸、刘裴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团，在北京与中共谈判，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4月16日，黄绍竑飞回南京，请示签字。4月20日，蒋介石命令拒绝接受，李宗仁不敢签字。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解放军百万雄师过长江，发起渡江战役，三个作战集团由东、中、西三路突破长江天险，蒋介石苦心经营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在一、两天内全线崩溃。 第 13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14 章 民国军阀派系 作者:陈贤庆 第 14 章 解放军渡江以后，即发动京沪杭战役。4月22日，蒋介石在杭州召集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张群等人商讨“最后一战”。但就在当夜，国民党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舰艇25艘在南京江面起义。次日，南京被解放军占领，李宗仁、何应钦、顾祝同等军政要员逃离南京。4月底，蒋介石乘“太康”号军舰到上海黄埔江边的复兴岛上，多次召集汤恩伯及海军司令桂永清、空军司令周至柔、炮兵司令邵伯昌、装甲兵司令蒋纬国等布置保卫大上海的作战方案，目的是尽量多坚持一些时间，以便把上海的金银和贵重物资全部运往台湾。 蒋介石离开上海又回到溪口，遍游溪口十景，祭拜母亲坟墓，对外公外婆的墓地和少年时代游历过的地方一一叩别，他知道，离开家乡和大陆的日子不远了。5月3日，杭州被解放军攻占。5月12日，解放军对上海地区的汤恩伯集团二十余万人发起总攻。5月22日，上海外围已失守；5月25日，苏州河以南市区也被解放军占据。5月26日清晨，蒋介石乘坐“太康”号军舰驶到吴淞口外，眺望上海，悲愤交织，只得命令汤恩伯、石觉等率残部由海上撤逃。5月27日，上海完全被解放军占领。 上海战役，汤恩伯集团被歼灭十五万人。在渡江战役和京沪杭战役中，蒋介石共损失四十五万人，南京国民政府从此灭亡。 十一 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崩溃、南京丢失后，国民政府迁至广州。代总统李宗仁及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虽然到广州继续任职，但既无军权，又无财权，李、何的权力名存实亡。5月20日何应钦辞职，由阎锡山取而代之；李宗仁后来也与蒋介石决裂，出走美国。 当时，国民党的残余部队尚有近二百万人，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在幕后遥控指挥。7月14日，他干脆由台北飞抵广州，7月16日成立国民党非常委员会，自任主席，由幕后又转到台前，公开指挥国民党军残余力量作最后一战。他任命陈诚负责东南战事，白崇禧负责华中战事，张群负责西南战事，胡宗南负责西北战事，企图负隅顽抗。 但是，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以后，在各个战场上向国民党残余部队展开扫荡，势如破竹，蒋介石绞尽脑汁，疲于奔命，也无法挽救其彻底灭亡的命运。 在华北方面，华北野战军于4月20日向太原发动攻势，4月24日太原被占领，阎锡山十二万人被全歼。随后，大同、新乡、安阳先后失守。6月2日，刘安琪第二十一兵团也从青岛经海路南逃，华北全境完全被解放。 在西北方面，从1949年5月起，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向胡宗南集团及甘肃马步芳、宁夏马鸿逵等部发起攻势。胡宗南先后丢失咸阳、西安、宝鸡、凤翔等，被歼四万五千人，残部退往四川。而二马更被解放军一路追击，先后丢失平凉、天水、兰州、西宁、银川，到9月底，马家军被歼约十五万人。同时，西北军政副长官兼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及兵团司令孙兰峰于9月19日率五万人通电起义；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及新疆省包尔汉于9月26日率十万人通电起义。西北全境也被解放。 在东南方面，蒋介石力图保住福建及沿海岛屿，借以屏障台湾。7月23日，他亲到厦门召集朱绍良、汤恩伯、李延年等开会，部署福建、厦门、金门的防务，以周 喦 、石觉率三个军约六万人据守舟山群岛；朱绍良、汤恩伯指挥李延年、刘汝明、李良荣三个兵团十个军约十五万人据守福州、厦门、泉州、漳州及沿海岛屿。7月下旬起，华东野战军发起福州战役，国民党军节节溃败。8月17日，福州被攻占；10月17日，厦门被攻占，被歼十余万人。汤恩伯、朱绍良、李延年等逃往台湾。 1950年5月，解放军准备渡海解放舟山群岛，国民党十二万五千守军秘密撤往台湾。5月19日，舟山群岛被解放。 在华南方面，5月14日，解放军在武汉附近突破长江防线，白崇禧率部撤离武汉，退入湖南。5月15日，河南省主席兼第十九兵团司令张轸率二万余人在贺胜桥、金口起义。武汉、九江、南昌先后被解放。8月4日，湖南省主席程潜和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率三个师在长沙起义，迫使白崇禧集团主力退到衡阳、宝庆（邵阳）一线。蒋介石命令白崇禧统一指挥鄂赣湘桂四省军事。当时，白崇禧所能指挥的军队，有其主力五个军、宋希濂集团、余汉谋集团以及黄杰兵团、鲁道源兵团、孙震兵团、沈发藻兵团、胡琏兵团等。9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发起衡宝战役，10月6日攻占韶关，切断白崇禧集团逃往广东的退路。白崇禧被歼四万七千余人，于10月17日向湘桂边境败退。解放军发起广东战役，10月14日占领广州，国民党政府逃往重庆。余汉谋集团往粤西溃退，刘安琪兵团近五万人在两阳地区被全歼。胡琏兵团则由汕头逃往台湾。白崇禧集团退入广西后，尚有五个兵团近二十万人。白崇禧以张淦兵团、鲁道源兵团共五个军南下雷州半岛，企图与余汉谋残部会合，从海上逃跑，但在博白地区被解放军歼灭，张淦被俘虏。12月，解放军发起广西战役，徐启明兵团在灵山以西被歼，黄杰、刘嘉树两兵团在桂越边境被歼，刘嘉树被俘虏。1950年4月16日深夜，解放军横渡琼州海峡，在海南岛登陆，突破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设立的三道防线（薛岳字伯陵，自称“伯陵防线”），歼敌三万余人。薛岳率残部六万余人乘船逃往台湾。至此，华南全部被解放。 在西南方面，蒋介石试图利用西南地区的崇山恶水，阻挡解放军进入，使之成为日后反攻的基地。1949年8月24日，他由广州飞往重庆，亲自处理西南军政事务（李宗仁于前一天从桂林经香港飞往美国）。蒋介石先后多次召集四川张群、贵州谷正伦、西康刘文辉等各省头目以及胡宗南、宋希濂、罗广文、李弥等高级将领开会、布置西南防务。他以胡宗南集团三个兵团十二个军依托秦岭、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构成防线，阻止第一野战军入川。以宋希濂集团两个兵团两个军，在恩施、奉节一带共守川东大门。以罗广文兵团两个军在南充、大足一线作机动。以贵州绥靖公署主任谷正伦之何绍周兵团两个军守川黔边境。以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部四个军守云南。11月初，人民解放军发起西南战役，国民党军四处溃退。11月14日贵阳丢失；11月29日，重庆丢失，蒋介石及行政院逃往成都。12月8日，蒋介石及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逃往台北。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分别在昆明、彭县、雅安宣布起义，云南、西康和平解放。卢汉致电刘文辉，要其会同四川各将领扣留蒋介石，此电被蒋介石截获，次日，慌忙携子乘飞机逃离成都去台湾。12月21日至27日，孙元良、罗广文、陈克非、裴昌会、李振五兵团先后起义，成都解放。胡宗南、宋希濂率残部逃往西康。李文兵团三个军企图突向西康逃跑，大部被歼，李文被俘虏（后从看守所逃走去了台湾）。李弥第墨，能力比谭浩明强，但也无法处理好广东事务而大失人心，遭到各方的强烈反对，陆荣廷只得于11月间由莫荣新接替陈炳焜出任广东督军。 莫荣新和陆荣廷一样，出身绿林，是陆荣廷的把兄弟，辛亥革命之后，历任梧州府长、广西陆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桂平镇守使、护国军第三师师长、第五军军长，1916年10月任广东广惠镇守使。莫荣新是落籍广西不久的广东人，对粤人说是广东人，对桂人说是广西人，加上处事圆滑，惯于手段，所以能督粤四年之久。 莫荣新出任广东督军后，秉承陆荣廷的指令，排挤并驱逐省长李耀汉。李耀汉是广东新兴人，也是绿林出身，后被清廷收编。辛亥革命后，投靠龙济光，出任肇阳罗镇守使，建立肇军。1916年见龙济光大势已去，响应护国军迎滇、桂军到肇庆，后出任广东省长。李耀汉受桂系军阀排挤，被撤消省长和肇阳罗镇守使职务，并遭通辑，只好率部重返肇庆、新兴一带。 当桂系在广东的地盘进一步巩固后，又对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施加压力，陆荣廷联合滇系军阀，与北方政府妥协，通电主和。1918年1月，组成护法各省联合会。1918年4月10日，非常国会通过了《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改大元帅首领制为七总裁合议制，由唐绍仪、伍廷芳、孙中山、岑春煊、陆荣廷、唐继尧、林葆怿为总裁，旋即推举政学系首领岑春煊为主席总裁。改组后的这政府完全由桂、滇军阀及其附庸政学系所控制，护法成为空名。孙中山见状，于5月4日辞职，5月21日离穗赴沪。第一次护法运动亦告结束。 桂系军阀推翻了孙中山的政治地位之后，又要对付滇军和粤军。当时粤军远在潮汕一带地区，一时难以下手，陆荣廷、莫荣新便先向滇军开刀，首先要解决张开儒，张开儒是云南巧家人，是年加入同盟会，曾任云南护国军梯团长、滇军第三师师长兼护法军政府陆军总长，坚决支持孙中山的护法。1918年5月，莫荣新突然发布命令，解散陆军部警卫队，通令各县解散陆军部所设的招兵机关，并诱骗张开儒来省接洽公务，将其逮捕。同年8月，莫荣新兼任军政府陆军总长。 张开儒被捕，入粤滇军失势，桂系军阀又急急要剪除陈炯明、许崇智等粤军。早在护法军政府改组前，孙中山就想建立自己的一支陆军，适值北洋军阀派兵从福建进攻潮汕，广东告急，孙中山和省长朱庆澜商量，拨出省长亲军中的二十营粤籍军队，由陈炯明率领“援闽”（征讨福建的北洋军阀）。桂系军阀对此事始则加以阻挠，继则因潮梅镇守使莫擎宇投靠段祺瑞，宣布独立，形势危急，勉强同意。桂系军阀亦想借此排挤国民党的势力出广东，利用粤军去和北洋军阀互相厮杀，以坐收渔人之利。1918年1月初，援闽粤军在广州成立后，陈炯明率军屯驻粤东，却又徘徊不前，经孙中山多次催促，才于6月间正式攻闽，至11月间，已占领了闽西南的汀州、漳州、龙岩等地，立住了脚跟。1919年6月，皖系为对付直系的威胁，指使其福建督军李厚基与陈炯明的援闽粤军达成停战协定和划界协议。此后，粤军利用停战机会，从事扩编整训，发展兵员至二万人，编成两个军，以陈炯明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许崇智为第二军军长，邓铿为总部参谋长。 1920年6月，孙中山特派朱执信、廖仲恺到漳州，力速陈炯明回师广东，肃清桂系军阀，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孙中山同时派绍桢回广东，在江门等地领导民军起义，配合粤军回粤。7月11日，直皖战争爆发，几天后，皖系失败。桂系与直系早有密约，相约北倒段，南倒孙，桂系认为时机已到，乃于8月11日通过军政府下了进攻福建粤军的动员令，以沈鸿英为总司令，分三路进攻粤军。陈炯明听到桂军进攻的消息，才最后下了回师广东的决心。8月12日，粤军在漳州公园举行返粤誓师大会，同时发出讨伐桂系广东督军莫荣新通电，第一次粤桂战争（又称两广战争）爆发。 8月16日，粤军分三路进攻桂军：左路由参谋长邓铿指挥，自诏安直超黄岗、澄海，占领汕头；中路由陈炯明亲自指挥，对枫朗、高陂桂军作重点突破，进攻饶平、潮安；右路由许崇智指挥，出上杭、永定，进攻大埔、梅县、兴宁等地。桂军的军事实力虽然占优，但桂系占据广东四年，作恶多端，广东人民恨之入骨，故粤军进攻时，广东各地军民纷纷起义响应。同时，虎门要塞司令丘渭南、广惠镇守使李福林、广东护国第五军军长兼广东省警察厅厅长魏邦平等又宣布脱离桂系，响应粤军，桂军兵败如山倒，狼狈溃退。10月22日，惠州失守；10月28日，广州失守，莫荣新、沈鸿英等率桂军残部逃回广西。 三 粤桂战争以桂系战败而告终，从而也结束了桂系军阀对广东长达四年的统治。桂系经此失败，内部四分五列。桂币发生贬值，军饷发生困难，对从广东退回的陈炳焜 、莫荣新、沈鸿英的权力地位也无法安排，因此内部分化为以陆荣廷为自的武鸣派和以陈炳焜 为首的柳州派。柳州派急于反攻广东找出路，于是武鸣派操纵省议会发表通电，主张广西实行自治，这引起柳州派的激烈反对。陆荣廷为了避免桂系破裂，同意帮助柳州派向外发展，陈兵一万五千人于梧州，归陈炳焜 指挥，承诺打下广州后将广东地盘给他们。 桂系退出广东后，孙中山于11月重返广州恢复军政府，宣布继续护法。1921年4月7日，非常国会和参众两院联合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并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此时，湖南督军赵恒惕出面“调解”，劝两广息兵，陈炯明亦通电赞成，但陆荣廷表示要陈炯明驱逐孙中山出境，才能弃怨修好。6月13日，桂军分三路攻粤。6月26日，孙中山发布命令，派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率兵攻桂。 战争开始不久，重镇梧州被粤军攻陷，随后，双方在北流一带展开激战，很快，桂军溃败瓦解，前敌指挥官刘震寰阵前倒戈；龙州镇守使韦荣昌在桂平通电附粤；百色镇守使沈鸿英在贺县宣布自治，脱离陆荣廷，旧桂系集团分崩离析。在南宁广西督军署内的参谋甘朗廷、副官黄桂培以及林俊廷等便乘机发动签名反动陆荣廷，各部下级军官以及一些中上级军官都参加了签名。陆荣廷见形势已无法扭转，乃以依南宁绅商各界的请求为由，决定退出南宁。7月16日，陆荣廷通电下野，令龙州镇守使黄培桂移驻南宁，代理督军、省长两职。其部队一部分交陆福祥率领，退往武鸣，其余大部分撤往龙州。8月5日，韦荣昌迎接粤军和平开进南宁。陈炯明派黄培桂、韦荣昌主持改编桂军事宜。陆荣廷于是流亡上海，暂作寓公。 粤军入桂后，残败的桂军被收编，桂系军阀只能作些零星的抵抗，如陆荣廷的叛将韦荣昌被派往龙州宣抚，到龙州后即被谭浩明等杀害。更多的桂军残部，暂散入各地的山区。孙中山任命老同盟会员、广西人马君武为广西省长，以陈炯明为广西善后督办。孙中山据有两广，决定乘胜出师北伐。12月10日，孙中山在桂林下令北伐，以李烈钧攻江西，许崇智出湖南。但是，留守广东的陈炯明，这时已公开背叛孙中山，3月21日，他派人暗杀了留守广州的粤军参谋长邓铿。孙中山在桂林大本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先行回师广东。而陈炯明亦于4月密令在广西的前敌总指挥叶举率“陈家军”主力，迅速回师广州，对对抗孙中山。 粤军撤离广西，省长马君武亦辞职，广西顿时成无政府状态，驻扎在各地的散军、土匪蜂涌而起，纷纷自称自治军。当时，刘日福在南宁自称广西自治军第一路总司令，李宗仁在玉林自称广西自治第二路总司令，梁华堂在桂林自称广西公民自治军总司令，林俊廷也自称接受各界推举就任广西自治军总司令，其余钐军称司令者达数十人。5月，陆荣廷旧部陆福祥及自治军首领刘日福、陆云高、蒙仁潜、李宗仁等，在南宁组织广西自治军临时军剿处，为广西军事临时最高机关。 6月15日，在广州，陈炯明反叛孙中山，令所部叶举、洪永麟围攻总统府。孙中山下令讨伐陈炯明，无暇顾及广西，广西局面急转直下。陆荣廷旧部陆福祥、韩彩凤等和各地号称自治军的大小头目纷纷通电上海，恳请陆荣廷返桂。于是，北京政府委任陆荣廷为广西边防军务督办，又另委任广西永福人、吴佩孚的亲信张其鍠 为广西省长。10月间，陆荣廷回到广西任职，督办署在龙州。 1923年1月，各路自治军公推驻柳庆的林俊廷为自治军总司令。北京政府又委任他为广西督理军务，3月，兼任省长。但林俊廷实际上无法督理广西的军务，北京政府又想到起用陆荣廷。10月，调林俊廷为钦廉防务督办，改任陆荣廷为广西全省善后总办。11月，陆荣廷由龙州移驻南宁，派陆福祥任南宁善后处处长。 陆荣廷到南宁后，决心先整顿全省军队。但是，当时广西全省变成市场诸侯割据的局面，互相争斗和兼并，都不接受陆荣廷的节制指挥。当时主要的军事力量，除了陆荣廷、谭浩明的驻扎在柳庆和左右江的三万多人马外，就是数盘踞桂林一带的沈鸿英部二万多人以及盘踞梧州、玉林一带的李宗仁、黄绍竑 、白崇禧部一万多人（李、黄、白的崛起在下一节谈及）。沈鸿英自1921年6月在贺县宣布自治，脱离陆荣廷后，自称救桂军总司令。后率部退入湖南，投靠吴佩孚。1923年1月进入广东，参与击败陈炯明叛军，被孙中山任命为桂军总司令。但4月在广东花县新街率部叛乱，进攻广州。后被孙中山指挥滇桂粤联军击败，退回广西桂林。陆荣廷决定先打击沈鸿英，再消灭李、黄、白。 第 14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15 章 民国军阀派系 作者:陈贤庆 第 15 章 1924年1月，陆沈桂林之战爆发。陆荣廷乘沈鸿英又调兵准备进攻广东，后方空虚之机，谋夺桂林。当时恰巧吴佩孚赠送给陆荣廷的长短枪约二千支，子弹一批，运至湘桂边，等待接收。陆荣廷便以接收武器，需借道为由，率领韩彩凤、陆裕光所部四千精兵及幕僚“出巡”，进驻桂林。沈鸿英开始深信不疑，但日久未见陆部开拔，方知上当。3月，沈鸿英令邓瑞澍率部突然合围桂林，双方展开激战。这时，李宗仁、黄绍竑 抓住这个有利形势，决定联沈倒陆。李宗仁亲率一部由水路自贵县溯江直迫南宁；白崇禧率一部由陆路自贵县出宾阳、上林转武鸣，会师南宁，黄绍竑 留驻梧州作内应。6月25日，李、白两部进入南宁，省长张其鍠 仓皇由安南出走，投奔吴佩孚；陆荣廷部属蒙仁潜、陆福祥率残部逃往都安一带，与柳州谭浩明配合，侍机反攻。 再说陆荣廷被围桂林，老巢南宁及左右江各县被李、白占领，处境危急，吴佩孚令马济武卫军陈良佐团及湘军叶琪旅入桂，进行武装调停，迫使沈鸿英部撤围。于是，陆荣廷得以率卫队旅从桂林北门出城，退到全州，设行辕于湘山寺，韩彩凤率部从西门出，退往柳州。 李宗仁占领南宁后，成立定桂讨贼联军总部，以李宗仁为联军总指挥，黄绍竑为副指挥，白崇禧为总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联军整编后，兵分三路，进剿陆荣廷残部。右路李宗仁、白崇禧联合沈鸿英向柳州进攻，韩彩凤败退黔湘边境。中路俞作柏向武鸣进发，消灭那马、都安一带的陆福祥、蒙仁潜残部。左路春宗铎溯左江直捣龙州，打败谭浩清等所部千余人。这样，陆荣廷的残余势力被消灭殆尽，陆荣廷于8月24日在全州湘山寺通电下野，把仅存的卫队旅拨给马济的武卫军，自己辗转到上海、天津等地居住，并在苏州买了一座“清芬别墅”。1928年，陆荣廷听说苏州的房子被蒋介石没收，急忙从天津到南京交涉，蒋介石才给回苏州的房子。陆荣廷为此心病剧发，在11月间死于上海。次年春，遗体运回武鸣啸山埋葬。 陆荣廷的失败，标志着旧桂系集团的结束，旧桂系的主要将领，也都失势并先后死去，如谭浩明，失败后移居上海，1925年在寓所被其卫弁枪杀。陈炳焜 ，失败后移居香港，1926年回柳州居住，1927年秋病死。马济，失败后投北洋军张宗昌部，任直鲁联军第十五军军长，1927年春在皖西抗击北伐军时负重伤，不久死于青岛。莫荣新，失败后离开广西，1927年返回桂平，1930年4月病死。林俊廷，在1923年曾投靠孙中山，被委任为广东钦廉高雷琼崖罗阳岛赴桂请兵。李宗仁认为与其坐视唐军败退入广西，叶军追随入桂，还不如先发制人，出兵援唐，这样一则可保全统一的局面，二则可乘此机会向外发展。于是，先派一旅部队先行援湘，这就是钟祖培的第斗第六军、夏威第七军、吴尚第等三个师援粤，令何健的第四路由湖南进攻广西，并以何应钦为广州行营主任负责指挥。11月26日，李宗仁到梧州设立了大本营，桂张军分别从横石、洲心圩渡过北江，攻击前进。12月4日，何应钦下令分五中知陆空协同下，向张桂军进攻，双方下面战场达、徐梗生、刘士衡、朱五健六人来广西充当高级谋士，此六人被称为“桂系六君子”。对于蒋介石要桂系堵截中央红军的命令，李宗仁、白崇禧则阳奉阴违，力求保境而“护送”中央红军通过湘桂边境进入贵州。经过五年的惨淡经营，李宗仁等消除了广西境内的匪患，建立了大量的民团组织，改革了饷捐制度增加了财政收入，创办了各类学校培养了大量人才，桂系集团渐渐恢复了元气。 1936年5月，胡汉民去世，蒋介石乘机要夺陈济棠的广东军政两权。以陈济棠为首的广东实力派，联合李宗仁、白崇禧打起“抗日救亡”的旗帜，与之抗衡，激发了两广事变。6月初，两广组成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陈济棠任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副之。接着，以北上保卫华北为名出兵湖南。蒋介石在调兵弹压的同时，对两广尤其是粤军施以“银弹”收买的攻势。6月9日，粤军主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通电拥蒋。7月4日，陈济棠的空军司令黄光锐率飞机数十架投蒋。7月18日，陈济棠被迫通电下野去香港。 陈济棠垮台后，李宗仁即从广州返回南宁。蒋介石又紧逼李宗仁，调他到南京，又电令白崇禧出洋考察。李、白对此坚决反对。蒋介石调集军队准备以武力解决，李、白也动员了十万之众准备应战，蒋桂战争又即将爆发。但由于全国民人的强烈反对，加上冯玉祥等反复调停，蒋介石不得不收回成命，并于8月12日飞抵广州，向广西发出了和平信号。李宗仁也于8月17日飞到广州，两人会面协商，终于达成了中央接纳李、白抗日救国的建议，日军如再进逼，由蒋领导全面抗战，广西立即出兵参加抗战等主项和平协议。至此，两广事变遂告结束。 七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集团坚决主张抗日救国，桂军立即开赴华北战场，加入中国军民抗战的行列。 李宗仁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津浦线南段苏鲁方面作战，司令长官部设在徐州。白崇禧则被任命为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协助蒋介石指挥抗战。在抗日战争期间，李、白二人指挥过不少重大的战役，其功不可没。 1938年3、4月间，李宗仁、白崇禧指挥中国军队在徐州附近的台儿庄地区围歼日军第十师团、歼敌二万余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当时武汉行都举行十万人游行，并用卡车载着李宗仁、白崇禧的巨幅画像为先导。 此外，李宗仁、白崇禧还参与指挥了1938年6月至10月的空前规模的武汉会战。李宗仁还指挥了1939年4、5月间的随枣战役，消灭了大量日军，收复了枣阳、随县。白崇禧还指挥了1939年11月至1940年2月的桂南战役，两度收复战略要地昆仑关。还领导了南昌会战、三次长沙会战等。 桂军在抗日战争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也牺牲了无数忠勇的将士，如：陆军第一七五师少将副师长夏国璋（广西容县人）、陆军第一七一师第五一一旅少将旅长秦霖（广西桂林人）、陆军第一七0师第五一0旅少将旅长庞汉桢（广西靖西人），都在1937年12月的淞沪抗战中为国捐躯，后都被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陆军第八十四军第一三七师中将师长钟毅（广西扶南人），在1940年5月的枣宜战役中率部与日寇血战至弹尽粮绝，自戕殉国。桂林城防司令部中将参谋长陈济恒（广西岑溪人）、陆军第一三一师少将师长阚维雍（广西柳州人），在1944年11月的桂林保卫战中，与日军血战至城破后壮烈牺牲，阚维雍后被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宗仁被任命为北平行辕主任，但这只是一个并无实权的闲职。白崇禧出任国防部长，但也并没有部队指挥权。以李、白为着的桂系集团不甘受制于蒋介石，在寻找机会与之争斗。 第 15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16 章 民国军阀派系 作者:陈贤庆 第 16 章 1947年初，国民政府声称从速召开行宪国大，选举正副总统。当时，正值解放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蒋介石在军事上处处失利，美国政府对蒋介石越来越感到失望，有意思以李宗仁取而代之。李宗仁获此信息，决定参加副总统竞选。1948年3月，他在北平向报界首次发表竞选副总统的谈话，并在南京成立竞选事务委员会，正式参加竞选。除李宗仁外，竞选副总统的还有孙科、于右任和程潜，而蒋介石则已内定孙科为副总统，劝李宗仁“顾全大局”，退出竞选。但李宗仁根本不听蒋的“劝告”，坚持参加竞选。于是，蒋介石和李宗仁为副总统竞选开展了明争暗斗。4月23日，国民大会选举副总统开始。前两次投票结束，李宗仁得票都是领先，孙科次之，程潜第三。但因没有一人得票超过代表的半数，依法再进行选举。但蒋介石指使亲信要挟代表把投程潜的票改投孙科。李宗仁连夜召集白崇禧、黄绍竑 、黄旭初、程思远等桂系头目商议，决定联合程潜以“罢选”争回主动权。结果，蒋介石看到选举将要流产，只好请回李宗仁重新出来竞选，最终由李宗仁获选副总统。 李宗仁获选副总统，是与蒋介石斗争的一个胜利，当然也加深了与蒋的矛盾。一个多月后，蒋介石免去白崇禧的国防部长之职，调任华中“剿总”总司令。开始，白崇禧拒绝接受此项任命，跑到了上海。蒋介石派时任监察院副院长的黄绍竑 去劝说。黄绍竑 则从另一个角度劝说白崇禧：应借此机会脱离蒋的控制，掌握军权，一旦时机成熟，逼蒋下台，以李宗仁取而代之。白崇禧感到有理，即回南京和李宗仁商谈后，于6月底到武汉就职。 1948年秋冬，蒋介石正处于焦头烂额的境地，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军被歼一百多万，美国已明确表示不再支持蒋介石，桂系乘机逼其下野。蒋介石在国内外一片谴责以及李、白的逼迫之下，不得不得出下野自咎。但是，他并没立即付之行动，还想拖下去。1948年底，白崇禧从汉口拍来电报，依仗军事上的军力再次逼其下台。除夕夜，蒋介石在南京总统官邸举行晚宴，李宗仁及其他党政军高级官员应邀参加。宴会的气氛异常冷清，人人神情沮丧，餐后蒋命张群宣读了准备第二天发表的《求和声明》，表示“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听”。蒋介石故意问身边的李宗仁有何意见，李宗仁回答：“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桂系其他将领也都表示赞同。谷正纲、张道藩等少数几人反对蒋介石下野，蒋介石站起来恨恨地大声说：“我并不是要离开……我志愿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终于，蒋介石在1949年1月21日正式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李宗仁上台后，即寻求与中共谈判，希望尽快达到停战而获得喘息机会。李宗仁、白崇禧等更幻想依仗残存的兵力，固守长江，与共产党两分天下，隔江而治。经过与中共的协商，4月1日，李宗仁派出张治中、邵力子、黄绍 竑 、章士钊、李蒸、刘斐等为和谈代表，到北平与中共举行谈判。4月16日，黄绍竑 携带谈判文件《国内和平协定》飞返南京。尽管中共已作了不少让步，但因国民党提出“就地停战”和“划江而治”两点均被拒绝，李宗仁不肯在条约上签字。这除了蒋介石的牵制和白崇禧的制约之外，李宗仁本人也过高估计了国民党残余部队的力量，相信其固守长江的能力。 4月20日最后签字日期一过，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长江。4月23日，南京解放，李宗仁飞返广西桂林。李宗仁在代行总统职权的三个月中，处处受到蒋介石的牵制和拆台，使他气愤难平，他表示：除非蒋介石切实履行诺言，保证不再干预政治、军事和人事，否则决不下当时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广州。5月6日，蒋介石作出保证：“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问。”5月8日，李宗仁才离开桂林飞抵广州，为挽救残局作最后的努力。他派人到美国争取援助，派何应钦、白崇禧重新部署兵力，准备作长期顽抗，但均告失败。7月14日，蒋介石从台湾飞到广州，又从幕后走到了前台，李宗仁更加无所作为。 1948年8月，白崇禧率二十万兵力退至湖南衡阳、宝庆（今邵阳）地区，凭借湘江、资水布防。人民解放军采取长距离包围迂回战法，切断了白崇禧部退向云贵及广东之路。10月7日，白崇禧部向湘桂边界败退，解放军乘势追击。10月9日，白崇禧部主力四个师被合围于祁阳以北地区。10月14日解放军发起总攻，10月17日衡宝战役结束，白崇禧部被歼四万七千余人。 白崇禧集团退入广西后，解放军又尾随进入桂北，对其老巢广西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白崇禧以张淦、鲁道源两兵团共五个军南下雷州半岛，企图与广东国民党残部会合，以保持雷州半岛的海上退路，但遭到解放军的坚决阻击，残部退回广西，于12月1日在博白地区被围歼。解放军于12月4日解放南宁，12月7日攻占钦州，12月12日攻占镇南关，至此，逃入广西的白崇禧部十七万余人，除五万人逃入越南外，其余全部被歼灭。曾经显赫一时的桂系军阀，也随着蒋家王朝的覆灭而最终消亡了。 有趣的是，桂系三巨头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 ，还有其后的首领之一的黄旭初，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各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先说黄绍 竑 ，在参加北平和平谈判失败后，看到国民党政府已无可挽救，即于4月24日飞到广州转往香港。8月13日，他与刘斐、贺耀祖、龙云等四十四位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发表声明，表示与国民党政府决裂，与中国共产党合作。9月，黄绍竑 应邀到北平参加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成立后，黄绍竑 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等，为新中国的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遭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迫害，1966年8月31日，黄绍竑 自杀身亡。1982年12月29日，民革中央在北京为他召开了追悼会。 再说白崇禧，当初还迷信自己那点军事力量，以为可以逼迫国民党内部各派统一到桂系为中心的领导之下；同时，也可以向共产党讨价还价，隔江而治，形成南北朝的局面。但随着他的部队在广西被全歼击，他的军事、政治生涯也宣告完结。他先乘飞机逃往海南岛，此时，蒋介石“恳请”他到台湾“共商善后”，他先是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飞到了台湾。白崇禧到台湾后，出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但实际无职无权，甚至还受到特务的监视，过着孤独寂寞的生活。白崇禧其实是被蒋介石骗到台湾，加以控制。1966年12月2日，白崇禧在台北寓所因心脏病逝世。不过，有些人因他死前曾痛苦地挣扎，死后尸体周身发绿等现象而觉得他的死有可疑。但不管怎样，精明一世，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晚年在台湾过着半软禁的生活，最后郁郁而终，这却是事实。 而李宗仁，则于衡阳战役桂系败逃后感到完全失望，于1949年11月20日以治病为由从南宁飞往香港。以后又严辞蒋介石要他去台湾的劝告，于12月5日由香港飞往美国。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宣布“复位”，李宗仁也开始了的流亡生活，并正式与国民党阵营决裂。晚年，他渴望叶落归根，回到祖国。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程思远（1949后居住香港）的帮助下，1965年7月18日，李宗仁及其夫人郭德洁排除险阻远渡重洋飞回到祖国，受到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多次接见。分别十六年后，李宗仁与黄绍竑 等老友部属又重新聚首，更是感慨万千。此后，李宗仁到祖国各地参观，对祖国的建设成就感到由衷的喜悦，并努力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因患直肠癌和肺炎，在北京病逝。 桂系另一首领黄旭初，于1949年底赴香港，台湾当局委其为总统府国策顾问。1975年11月19日，黄旭初在香港病逝。 第九章 粤系军阀 一 在上一章介绍桂系军阀的时候，往往离不开粤系军阀，是因两广毗邻，渊源颇深，桂粤两省军人时合时离，时和时战，造成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乱和事变。在近代史中，广东又是一个异常独特和复杂的地方，革命和反动的势力混杂于此，派别众多，事件繁芜，本章试图删繁就简，着重谈谈粤系军阀形成、变化、发展、消亡的过程。 介绍粤系军阀，似应从胡汉民谈起。胡汉民并非军阀，只因他是辛亥革命后广东第一任都督，所以从他谈起会方便些。 胡汉民，字展堂，广东番禺县人（祖籍江西吉安卢陵县），1879年12月9日出生于一个并不富足的官宦之家。七岁入私塾，十五岁时，父母相继去世，胡汉民一边教书为生，一边自学，与史坚如（广东番禺人）等结识并交往，了解到孙中山的为人和他从事的革命活动，1898年，胡汉民出任《岭海报》记者，逐渐产生了变革社会的思想。1900年10月，史坚如在广州参加反清活动被捕杀，给胡汉民很大的震动，激发了出洋留学并从事革命活动的念头。1902年，胡汉民终于得机会东渡日本留学，但不久即因参加留日学生的反清请愿活动失败，愤而退学回国，在梧州、香山等地教书。1904年，胡汉民再度赴日留学，与留日同学兼番禺同乡汪精卫、朱执信、古应芬、胡毅生（胡汉民堂弟）等结成一个小团体，开始倾向于革命。1905年9月，胡汉民加入了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不久担任书记部长，受到孙中山的倚重。1905年11月26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胡汉民又担任编辑和主要撰稿人。 1907年3月，胡汉民随孙中山离开东京前往南洋，此后在中国南部发动了多次反清武装起义，尤其是镇南关起义，他抱病参战，表现出很高的革命热情。1908年，胡汉民出任同盟会南洋支部支部长，1909年到香港，出任同盟会南方支部支部长，与黄兴等策划了广州新军起义和辛亥广州黄花岗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响应。胡汉民当时尚在西贡，闻讯后即返香港，派出朱执信、胡毅生等潜回广东，策动民军起义，运动清军反正。广东各地民军蜂起，纷纷进逼省城。清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等也向同盟会输诚，通电反正。清两广总督张鸣岐见大势已去，只好召集广东各界代表讨论广东独立问题。11月9日，广东宣布独立。各界代表原推张鸣岐为广东都督，推第二十五镇统制兼警卫军副司令龙济光为副都督，但张、龙二人均不肯就任，于是各界代表重新推举胡汉民为都督，后又增被陈炯明为副都督。11月10日，胡汉民从香港返抵广州，就任广东都督，组成了以同盟会员为骨干的广东军政府。 胡汉民出任都督后，即命财政部正、副部长李煜堂、廖仲恺着手解决财政困难；命胡毅生、李文范成立全省军务处，管理旧军队，将最不稳定的龙济光所部“济军”调往钦廉剿匪，解除军政府的心腹大患；又命朱执信、胡毅生、何克夫、黄世仲等对各路民军进行整顿和编练。胡汉民还领导军政府粉碎了原清新军标统黄士龙篡夺军权的阴谋，回击了英国军舰对军政府的挑衅行为，建立了临时省议会。 待广东局面稍为安定，胡汉民又以姚雨平为总司令、马锦春为副司令，黄慕松为参谋长、邹鲁为兵站总监，组织了一支蔚和黄兴、陈其美也分别在安徽、南京、上海举兵讨袁，陈炯明也被迫于7月18日宣布广东独立讨袁。袁世凯见状，即另任龙济光为广东都督，令其率济军由广西梧州向广东进攻。同时，又派梁士诒等收买了陈炯明手下的主要将领第一师师长钟鼎基、第二师师长苏慎初、独立旅旅长张我权、都督府参谋长覃鎏钦、副官长谢超、虎门要塞司令饶景华等。 陈炯明对龙济光的进攻并没有认真地部署抵抗，7月30日，龙济光的三千军队一出梧州，陈炯明在西江的防线即不战自溃，驻肇庆的肇军统领李耀汉（广东新兴人）投降，宣布脱离陈炯明，而就任袁世凯任命的罗肇阳镇守使。8月4日，陈炯明的第二师师长苏慎初宣布取消广东独立，炮轰都督府，自立为广东都督。陈炯明一听到炮声，即仓皇偕同副官黄强，携带巨款避居于广州石室天主教堂，在法国神父的庇护下，乘坐法国炮艇逃往香港，然后转赴新加坡。苏慎初只做了三天都督，就被部下推翻，由独立旅旅长张我权继任都督。张我权只做了二、三天，也下了台。8月11日，龙济光部在毫元抵抗的情况下进占广州。孙中山事后在总结广东“讨袁”失败时说：“是自败也，非袁败也。”当然，主要的责任是在陈炯明的身上。 二次革命”失败后，开始了龙济光统治广东的时期。龙济光何许人也？他并非广东籍，也不是袁世凯的嫡系，他是云南蒙自人，1867年生，彝族土司出身，后成为清军将领。1903年任广西右江道尹，镇压会党起义。1907年12月任龙州兵备道时，配合陆荣廷部，镇压了孙中山、黄兴、胡汉民、黄明堂等举行的镇南关起义，被擢升为广西提督。1908年，率南宁防营，镇压革命党人领导的云南河口起义。事毕，岑春煊奏准清政府将其部编为巡防营三十营，称为济军。1911年6月，龙济光调任广东，任陆军第二十五镇统制。广东独立后，都督胡汉民为防止济军生事，将龙济光调任高廉雷琼宣抚使。其后，陈炯明又将济军调往梧州，使这支专事镇压革命的军队得以保存并继续发展。二次革命时，龙济光率济军进攻广东，占领广州，出任广东都督兼民政长，并授为陆军上将，后又授为将军府振武上将军，所部亦改称振武军。 龙济光治粤期间，充当袁世凯的爪牙，大肆镇压革命党人和残酷统治广东人民，在经济上横征暴敛，肆意勒索。当时的报纸揭露“全粤九十四县无一人不受其祸，无一处不遭其灾”。其杀人之多，“比诸前清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亦有过之而无不及”，“或者湖南之汤屠户（汤芗铭）可及其十分之五六”。因此，广东“三千余万同胞，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一人不痛恨龙氏者”。龙济光处处秉承袁世凯的旨意，亦积极支持袁世凯的称帝活动。袁世凯称帝后，龙济被封为一等公加郡王衔。1916年袁世凯称帝，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蔡锷率先在云南起义，护国战争爆发，云南、贵州、广西等省相继宣布独立讨袁。龙济光的老上司岑春煊以及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这滇、贵、桂三督，纷纷致电龙济光，以维持都督地位为条件，促其自动宣布独立。对龙济光来说，更为可怕的还是广东内部各派讨袁驱龙民军的进攻。当时的广东护国军分五大支：一支是任鹤年领导的护国军（实际是打着护国军旗号的奉孙中山为大元帅的中华革命军），活动于香山等地。一支是以陈炯明（自称广东大都督）、林虎等为首的“十路十八支队”的共和军，活动于惠州、博罗、增城等地。再一支是以进步党人徐勤和会党领袖王和顺为首的护国军（徐勤自称广东全省护国军总司令），专力夺取省城广州。此外，还有活动于顺德一带的魏邦平部，在潮州反正的莫擎宇部等。除了护国军之外，还有朱执信、邓铿、叶夏声、古应芬等人领导的中华革命军，活动于南海、新会、江门等地，也是讨袁驱龙的主要力量。 在护国战争之初，龙济光奉袁世凯之命，派出其兄龙觐光（袁世凯任命为云南查办使）率粤军第一师假道广西，赴云南镇压护国军，在桂滇边界与护国军发生激战，攻占广南等地。3月14日，龙觐光部被陆荣廷缴械，给龙济光沉重打击。在这内外压迫的情况之下，广东都督龙济光以及巡按使张鸣岐被迫于4月6日宣布广东独立。 在护国战争期间，旧官僚岑春煊、进步党首领梁启超和国民党政学系首领李根源等，联合西南实力派唐继尧、陆荣廷等，准备成立护国军务院，以加强各派反袁力量和统一军事，广东宣布独立为军务院的组织提供了条件。4月8日，陆荣廷、梁启超应龙济光及讨袁民军各方之请，由南宁启程赴粤，帮助广东内部的调停和统一。但是，他们行抵梧州时，广州便发生了4月12日海珠惨案。以陆荣廷、梁启超代表身份先期抵粤的汤觉顿及粤方陆军少将谭学夔、警察厅长王广龄、徐勤部中路司令吕仲铭等，在徐勤召集的海珠联席会议上竟遭到龙济光警卫军统领颜启汉等人的袭击，上述四人皆中弹身亡。 龙济光的所为引起了广东各派尤其是护国民军的极大义愤，陆荣廷也急令莫荣新率桂军入粤。但是，陆荣廷与龙济光是旧日同僚，且又是儿女姻亲，并不想双方交战两败俱伤。事实上，陆荣廷、梁启超到达肇庆后就驻足不前，莫荣新部也在三水停下。4月19日，岑春煊偕温宗尧、章士钊、李根源、周善培、杨永泰等由沪、港同至肇庆，经商议后，决定采取逼龙济光让粤督位给岑春煊，使龙济光率军北伐的措施。龙济光在军队的驻防上稍作让步，但始终不肯让出粤督的地位。 为了尽快结束广东内部的混乱局面和出师北伐，梁启超等人又煞费苦心地提出成立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的新方案。5月1日，都司令部在肇庆正式宣告成立。岑春煊为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李根源为副都参谋，章士钊为秘书长，冷遹为参谋厅长，温宗尧为外交局长，杨永泰为财政厅长，曾彦为饷械局长，杨其礼为副官长，两广都司令部直辖莫擎宇、林虎、李耀汉、莫荣新四师，程子楷、魏邦平两混成旅以及张习的独立团。龙济光虽然仍然把持广东军财两权，但名义上已在都司令部节制之下，这为军务院的成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5月8日，作为南方护国军的统一指挥机构的护国军务院在肇庆正式成立（龙济光拒绝在广州提供办公地点），由唐继尧任抚军长，岑春煊任副抚军长并代理抚军长，梁启超任政务委员长，抚军由唐继尧、岑春煊、梁启超、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蔡锷、李烈钧、陈炳焜 、罗佩金、戴戡、刘存厚、吕公望、李鼎新等组成。另外，章士钊为秘书长，唐绍仪为外交专使，温宗尧、王宠惠为副使，范源濂、谷钟秀为驻沪委员，钮永建为驻沪军事代表等。军务院直辖滇桂粤护国联合军，即云南护国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部，两广新编第三、四、五、六军总司令莫荣新、李耀汉、谭浩明、林虎部，两广新编第一师师长莫擎宇、第一混成旅旅长程子楷部，独立团张习部以及龙济光的振武军等。联合军的作战计划分四期进行：第一期扫除赣闽边界敌军；第二期进占赣闽；第三期进占湘鄂；第四期直捣幽燕。 三 护国军务院成立前后，曾发表一系列宣言和通电，对袁世凯展开政治攻势。与此同时，军务院还督率大军，分湘、赣、闽三路北伐。陆荣廷率桂军及湖南护国军总司令程潜部负责主攻湖南，龙济光部配合作战；李烈钧、莫荣新及林虎部主攻江西；莫擎宇部进攻福建。 龙济光对于军和院的北伐讨袁不仅不热心，而且还处处干扰阻拦。他威逼军各院，责令广东各路讨袁民军听候改编，实质是想趁机取缔民军。当李烈钧出师北伐，由粤出赣时，他增兵粤北，假托各界名义电拒李军经过，驻在韶关的龙部振武军甚至开炮轰击李军，引起了战争。龙济光的所为，再次激起了中华革命军及广东民军的义愤，纷纷要起兵驱龙，朱执信还提出：“必俟龙济光离粤始允停战”。但军务院对龙济光的倒行逆施却一味迁就和容忍。 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讨伐声中死去。皖系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为了缓和国内矛盾，北京政府于6月中作出恢复旧约法、召集国会的决定，南北双方达成了妥协，7月14日，护国军政府宣告撤销。 龙济光在袁世凯死后三天，即宣布广东取消独立。他在韶关的振武军与滇军发生冲突后，即向段祺瑞求援。段祺瑞电令江西将军李纯集结兵力于赣南，准备出击李烈钧。但北洋军尚未行动，振武军已被滇军击败。这时，陆荣廷也令桂军乘势由西路攻入三水，将龙济光困在广州。段祺瑞原想支持龙济光出任广东督军（都督改称督军），但因各方反对，陆荣廷又兵临广州城下，于是，7月6日，北京政府任命陆荣廷为广东督军，朱庆澜为广东省长，龙济光调任两广矿务督办，在陆荣廷未到任前，仍以龙济光暂署广东督军。陆荣廷于7月10日从湖南返回广西。8月下旬，陆荣廷率兵入粤，以武力逼迫龙济光交卸。龙济光在桂滇大军的压力下，被迫放弃广州，率部移驻海南岛。 陆荣廷任广东督军，开始了桂系军阀统治广东的时期。1917年4月，陆荣廷长任两广巡阅使，广东督军由陈炳焜 继任。同年11月，广惠镇守使莫荣新接替陈炳焜 任广东督军，直至桂系败退离粤止。这段时间，广东的民军和地方实力派掌握的军队，不是被解散，就是依附于桂系军阀。如陈炯明，自动把所部民军交出，被改编为二十个营，分驻于东江各地。随后，这二十营军队编入朱庆澜的省长亲军中。陈炯明交出军队后，即上北京谒见黎元洪和段祺瑞，获得“定威将军”的封号，后回广东充当督军府高等顾问。但不久，陈炯明又感到郁郁不得志，便于1917年夏天到上海，投向孙中山门下，向孙中山“认错”表示“竟诚拥护”。孙中山不咎既往，再度与他合作。 当时，北京政府发生“府院之争”，继而督军团叛变，演成张勋复辟。段祺瑞重新控制北京政权后，拒绝召开国会和恢复约法。孙中山于是在上海倡议护法运动，先派胡汉民、朱执信等赴两广游说桂系陆荣廷、陈炳 焜 以及滇系军阀唐继尧等。当时两广正打出“自主”旗号，表示欢迎孙中山南下。于是，孙中山于1817年7月与廖仲恺、陈炯明等率支持孙中山的海军南下护法，随后，部分国会议员也相继来粤，于8月25日至9月1日，召开非常国会，会议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这是孙中山第一次在广东建立政权，与北洋军阀政府相对抗，但当时统治两广的桂系军阀以及滇系军阀，并不是真心拥护护法运动。他们对孙中山的活动，采取不合作态度，甚至遇事加以掣肘，致使护法军政府一成立，就隐伏着分裂的危机。 广东省长朱庆澜，因拥护孙中山，受到桂系的排挤，不得不去职，广东省议会乃于9月6日推举胡汉民为省长，但陈炳焜 不同意，后终推李耀汉为广东省长。11月间，陆荣廷指派莫荣新接替陈炳焜 任广东督军。莫荣新对孙中山及其军政府十分无礼，并指令部下捕杀孙中山大元帅府六十多人。孙中山强烈要求严惩肇事者和向军政府谢罪，莫荣新置之不理。1918年1月3日，孙中山密令海军、滇军等炮击观音山广东督军署，并令朱执信、陈炯明等响应举事。孙中山炮击观音山，教训莫荣新，莫荣新也无可奈何，一时不敢还击。随后派代表向孙中山求和，接着又亲赴大元帅府请罪。 护法军政府除了内部有分裂行为之外，还受到龙济光的进攻。1917年11月8日，段祺瑞任命驻琼州的龙济光为两广巡阅使，令其出兵进攻护法军政府，龙济光受命后，立即率二万余人分三路进攻：李嘉品为第一路，段云源为第二路，马存发为第三路，分别从阳江登陆准备攻取广州，从雷州半岛登陆准备攻取南宁。12月30日，莫荣新任命钦廉镇守使沈鸿英为讨龙军第一军司令，令其率所部在石城至化州一线阻击龙军；以原高雷镇守使林虎为讨龙军第二军司令，令其率警卫军在恩平方向迎敌。1918年3月7日，莫荣新任命李烈钧为讨龙军总指挥，率部反攻。3月16日，攻克恩平；3月25日，又攻占阳江；4月12日，占领电白，逼龙济光集主力在高州、化州、石城一带顽抗。讨龙军分水、陆两路进击龙军，4月25日收复化州，4月27日攻克石城，4月28日拿下遂溪，龙济光进退失据，被迫弃军逃走。讨龙战争成功。龙济光后来跑到山东、安徽一带招募土匪，组成振武新军，准备重新攻粤，旋因部队哗变而未果。1921年1月，被免去两广巡阅使职，列名将军府，授为隆威上将军。1926年3月龙济光在北京死去。 广州护法军政府除了在南面受到龙济光的进攻之外，北面也受到北洋军的进攻。1918年4月，东西督军陈光远遵照段祺瑞的指令，攻占南雄。护法军政府陆军总长、靖国军第五军军长张开儒（云南巧家人），急调驻韶关等地兵力，增援南雄。由于援兵立足未稳，被赣军击溃，南雄陷落。莫荣新急调李根源为粤赣湘边防军务督办，率所部滇军从讨龙战场疾速北进。5月初，李烈钧也奉命率讨龙部队增援北代，会同李根源整顿部队，分三路于6月3日发动全面进攻，激战四昼夜，逼使赣军向江西败退，靖国军克复南雄。是役史称为南雄之战。 孙中山虽然是护法军政府的大元帅，但在滇桂军阀的排挤之下，当时毫无实权，他极想建立自己的一支陆军。其时北洋军从福建进攻潮汕，广东告急。孙中山派胡汉民游说桂系军阀，请拨出省长亲军中的二十营粤籍军队，由陈炯明率领“援闽”（征讨福建的北洋军阀）。桂系军阀开始不准，后因潮梅镇守使莫擎宇投靠段祺瑞，宣布独立，形势危急，才勉强同意。陆荣廷还有另一阴谋，想借此排挤国民党的势力出广东，利用粤军去和北洋军阀互相厮杀，他可坐收渔人之利。于是，陆荣廷分别在1917年11月10日和27日于梧州和广州召开军事会议，商定了攻闽方略。 1917年12月2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任命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并派许崇智（广东番禺人），邓铿等主要军事干部相助。1918年1月25日，陈炯明在广州东郊举行援闽誓师，出发东征。但陈炯明到达粤东后，即停滞不前，只是进行部队的整顿和补充。从2月至4月间，孙中山多次去电函催其从速攻闽，但陈炯明仍不作行动。 第 16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17 章 民国军阀派系 作者:陈贤庆 第 17 章 此时在广州，滇桂军阀联合起来排挤孙中山，改组军政府的元帅制为合议制，并和北京政府实行妥协，迫使孙中山不得不于5月4日辞去大元帅职，并于5月21日离开广州赴上海。孙中山的第一次护法运动，在南北军阀的夹击下失败了。孙中山唯有将希望寄托在陈炯明的援闽粤军之上，在赴上海途中，特于5月26日至三河坝粤军总司令部会晤陈炯明及粤军将领，力劝其攻闽。 在孙中山及粤军将领的逼使下，陈炯明在5、6月间兵分三路攻闽。经过了大大小小的战斗，到8月底，援闽粤军打败了福建督军李厚基的北洋军，占领了闽西南的汀州、漳州、龙岩等地共二十多个县，建立了“闽南护法区”。这时，皖系控制的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总统。11月16日，徐世昌发布停战命令。11月22日，广州军政府也下令停战。于是，援闽粤军与北洋军在福建前线划界停战。 四 粤军攻闽成功，使孙中山和国民党掌握了一支自己的军队，并且有了一块闽南根据地。孙中山指示援闽粤军利用停战机会，从事扩编整训。很快，粤军发展兵员至二万余人，编成两个军，以陈炯明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许崇智为第二军军长，邓铿为总部参谋长。但这时陈炯明已致力培植自己的势力，其部属多为自己的亲信和家庭兄弟，拥陈过于拥孙，第一军也渐渐变成了“陈家军”。 孙中山由于第一次护法失败，已认识到南北军阀是一丘之貉，依靠滇桂军阀不可能推行护法运动。1919年8月7日，孙中山又辞去军政府总裁（七总裁之一）。以后，孙中山又多次主张取消由桂系军阀及官僚政客所把持的军政府。1920年，孙中山力主粤军回粤，以肃清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但陈炯明对此并不热心，只求与桂系和平共处。6月29日，孙中山特派朱执信、廖仲恺到漳州，力促陈炯明回师广东。8月11日，桂系通过军政府下了进攻福建粤军的动员令，以沈鸿英为总司令，分三路进攻粤军，这才使陈炯明下了回师广东的决心。 8月16日，粤军分三路进攻桂军：左路由邓铿指挥，进攻饶平、潮安；右路由许崇智指挥，进攻大埔、梅县、兴宁。由于桂系治粤四年，作恶多端，广东人民恨之入骨，纷纷支援粤军回师。各地民军也起义响应。广东地方派军人李福林、魏邦平等又宣布脱离桂系。这样，桂军兵败如山倒，狼狈溃退。粤军于10月22日占领惠州；10月28日攻克广州。岑春煊、莫荣新等率桂军残部逃回广西。是役，孙中山损失了一位亲密战友。9月21日，朱执信为调停虎门驻军（叛桂反正）与东莞民军的冲突时不幸遇难牺牲。 粤军攻克广东后，11月10日，孙中山在上海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废除广东督军一职。11月25日，孙中山偕唐绍仪、伍廷芳等离开上海，28日抵达广州，重组护法军政府。1921年4月7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陆军部总长兼内务部总长，又说服他加入国民党，并任命他为国民党广东支部长。孙中山对陈炯明的抬举和忍让，并没有使陈炯明与孙中山等同心同德，他反而更加飞扬跋扈，政治野心越来越膨胀。 孙中山组建政府后，主要目标是要进行北伐，打倒军阀，统一中国。为巩固广东政权，首先要肃清桂系军阀。但陈炯明却提倡“联省自治”，反对伐桂。而桂系军阀退回广西后，并不甘心失败，1921年6月13日，桂军分三路攻粤。至此，陈炯明才被迫进行反击，和孙中山暂趋一致。 6月27日，孙中山下令讨伐桂系军阀，任命陈炯明为“援桂”粤军总司令，兵分三路还击桂军。与此同时，总统府参谋总长李烈钧与云南唐继尧、贵州卢焘也组成滇黔赣讨陆联军，从桂西、北直捣桂林、柳州，配合粤军作战。在桂粤两军决战于梧州之际，桂军刘震寰部因事先受国民党之运动，宣布独立响应，桂军便兵败溃退。粤军长驱直入，协同滇、黔、赣各军，只三个多月，全部攻占广西，陆荣廷、谭浩明等逃往越南河内。 孙中山据有两广，决定乘胜出师北伐，并屡电陈炯明令他出师参加北伐，但陈炯明以准备不足为由加以反对。10月23日，孙中山亲到广西南宁会晤陈炯明，但陈炯明仍不听劝请，最后，孙中山只得说：“两广请兄主持，唯无阻我北伐，并请切实接济饷械。”陈炯明表面答应，然后返回广州。12月10日，孙中山在桂林设立大本营，抽调军队，准备大举北代。当时参加北伐的军队有许崇智的粤军第二军、李福林的福军、朱培德的滇军、彭程万赣军、谷正伦的黔军等，共十三旅约三万人。以李烈钧为参谋长，胡汉民为民官长。而陈炯明的粤军第一军除抽出三营编为大本营警卫团外，都不参加北伐。 1922年2月3日，孙中山在桂林下令北伐。陈炯明留守广州，不但不接济饷械，反而与湖南督军赵恒惕勾结，欲置北伐军于死地。正如孙中山事后所说的：“综此二者，一为阻我前进，一为绝我归路”。3月21日，孙中山的亲密同志，留守广州的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被陈炯明的亲信部属暗杀。孙中山闻讯，极为哀痛和义愤，决定回师广东。在回师途中，孙中山在梧州和肇庆，两度电召陈炯明前来会晤。陈炯明不但不来，反而以辞去本兼各职相要挟。孙中山震怒，于4月21日下令免去陈炯明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及内务部总长三职。陈炯明于即日宣布下野，离开广州赴惠州，令其部布防于石龙、虎门等地；又密令在广西的前敌总指挥叶举（广东惠阳人）率“陈家军”主力，迅速回师广州，以对抗孙中山。 4月22日，孙中山回到广州。手下将领主张先消灭“陈家军”，再进行北伐。但孙中山为避免引起内战，同时仍希望陈炯明能回心转意，故令北伐军暂不进入广州，改在韶关一带集中。但这样做，反使叶举能率军迅速从广西回师，占据广州。陈炯明不但不回心转意，而且和北洋军阀达成反孙协议：发难成功，则授陈两广巡阅使职。 6月15日深夜，陈炯明公开叛变。他指令叶举、洪兆麟率部围攻炮击总统府和孙中山的住地观音山粤香楼，以及占领省市机关。孙中山在部属林直勉、林树巍等护送下离开总统府，天明后登上永丰舰得以脱险。孙中山在永丰舰上坚守了五十五天，指挥广州军民与陈炯明作斗争，历尽艰险，直至8月9日才离开广州，经香港赴上海。8月15日，陈炯明从惠州回到广州，自任粤军总司令，对广东实行其军阀统治。 在陈炯明广州发难的同时，陈军另一将领，第四独立旅旅长邓本殷（广东防城人），乘机在粤西攻城掠地，自树一帜，成立高州、雷州、钦州、廉州、琼州、崖县、罗定、阳江“炳四个支队，以及孙本戎所率的卢兴邦民军。邓铿仍为总司令部参谋长，叶举仍为参谋处长。 1920年8月，援闽粤军回粤，10月底，将桂系军阀逐出广东。孙中山回粤重组军政府，并将援闽粤军及原在广东的部队进行整编，其编制是：陈炯明任粤军总司令，邓铿任参谋长，叶举任参谋处长，黄强任总参议。第一军军长陈炯明（兼），参谋长邓铿（兼），下辖邓铿（兼）第一师、洪兆麟第二师、魏邦平第三师；邓本殷、翁式亮、杨坤如、熊略、陈炯光、李炳荣六个独立旅以及李福林、钟景荣、黄大伟、罗绍雄、黄明堂五路。第二军军长许崇智，参谋长蒋介石，下辖吴忠信、蒋国斌、谢文炳、关国雄四个旅。 邓铿在整编粤军时，尤其对他的第一师进行彻底的整训，提高官兵的思想觉悟和军事技术知识，多方罗致如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青年军官。后来成为国民党军队重要将领的李济深、邓演达、陈可钰、薛岳、黄镇球、张发奎、黄琪翔、余汉谋、李汉魂、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李章达、叶挺、梁鸿楷、陈济棠、邓世增、邓龙光、缪培南、李扬敬、徐景唐、香翰屏、朱晖日、钱大钧、陈诚、罗卓英等，都曾先后在第一师中任过职（除李济深、戴戟、钱大钧、陈诚外，其余均为粤籍）。 1922年6月，在孙中山进行第一次北伐的时候，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变，使粤军发生了大分化。第一军随陈炯明叛变，后盘踞惠潮梅地区，主要有叶举、林虎、洪兆麟三部分。叶举为总指挥，林虎为各路总指挥，洪兆麟为潮梅总指挥，计有林虎第一军，洪兆麟第二军，尹骥第三军，刘志陆第四军，熊略第五军，杨坤如第六军，李易标第七军，陈修爵独立师，号称五万众。陈炯明则居住香港，遥为节制调遣。陈炯明嫡系师长邓本殷，在陈炯明叛变后，亦占据南路八属，出任八属联军总指挥，申葆藩为副指挥，黄志恒为参谋长，苏廷有为右翼指挥官，号称二万众。 孙中山将北伐福建的粤军改为东路讨贼军，许崇智任总司令，蒋介石任参谋长，下辖三个军。第一军军长黄大伟（后投陈炯明），辖王懋功、陈得平、丘鸿钧、龚师曾四旅；第二军军长许崇智（兼），辖许济、孙本戎、黄国华、张民达四旅；第三军军长李福林，辖林驹、吴近、袁德穉 、郑泳深四旅。 其余粤军，由大元帅府直辖，称为中央直辖粤军即第四军，军长梁鸿楷，辖两师一独立旅和一支队。第一师师长李济深，辖卓仁机第一旅、陈济棠第二旅；第三师师长魏邦平（后陈章甫、郑润琦）；独立旅旅长徐汉臣；支队司令丘耀西。 当时，由大元帅府直辖的还有以杨希闵为总司令的滇军，以刘震寰为总司令的桂军，以朱培德为总司令的赣军，以谭延闿 为总司令的湘军，以樊钟秀为总司令的豫军。此外，还有于右任的陕军，路孝忱的晋军，但懋辛、熊克武的川军，但都只有旗帜而无兵员。 粤军经此分化和改编以后，力量大为削弱，但孙中山为了巩固广州革命根据地，为了统一两广进而北伐，仍在作不懈的努力，多次亲率粤、滇、桂各军，进击东江陈炯明叛军及平定沈鸿英叛乱。同时，孙中山又派中央直辖粤军李济深部入桂，扶助李宗仁、黄绍竑 、白崇禧收拾广西局面。 1924年1月，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接着，孙中山即进行军事上的整顿。3月间，决定将原属中央直辖的粤军和东路讨贼军，统一改编为建国粤军。以许崇智为建国粤军总司令，蒋介石为参谋长。除李福林的第二军仍驻广州河南，未另编师外，其余各军部队，改编为四个师及若干独立旅。计第一师师长李济深，第二师师长张民达，第三师师长郑润琦，第四师师长许济；另有徐汉臣、梁鸿林、卓仁机等独立旅及吴铁诚的警卫军。建国粤军以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作为教育课程，孙中山期望把它建设成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 1924年5月，孙中山建立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正式开学。黄埔军校的建立，得到粤军尤其是第一师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积极支持。师长李济深、团长邓演达分任教练部正副主任，邓演达还兼任学生总队长，后又出任教育长等。一般的军事干部，大部分由粤军第一师抽调任用，学生队的班长大部分也由李济深主办的西江讲武堂调来。 1924年间，孙中山一面继续调遣部队进击东江陈炯明叛军，一面继续督师北伐。8月间，挫败了广州商团叛乱。10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成功。随后，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等电请孙中山入京共商国是。11月，孙中山令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谭延闿负责大本营事务，驻守韶关，主持北伐军事。然后，孙中山偕宋庆龄等北上赴上海，假道日本再转抵津、京。 1925年2月，广州大元帅府进行第一次东征，击溃陈炯明军林虎、洪兆麟等部。与此同时，大元帅府又派出建国粤军第一师第二旅陈济棠全旅、黄镇球补充团、蔡廷锴营以及滇军范石生军先后入桂，帮助李宗仁、黄绍竑 歼灭沈鸿英部及击退攻入南宁的云南的唐继尧滇军，统一了广西。 在第一次东征期间，孙中山不幸于3月12日在北京病逝。广东革命军民，深切哀悼。而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两部，却乘机在广州发动叛乱。6月，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定了刘杨叛乱。在东征军回师之前，第二师师长张民达（广东梅县人）赶赴汕头许崇智指挥部共商回师计划，不幸在潮安舟覆殉难。 平定刘杨叛变后，广州又发生了6月23日沙基惨案，接着，爆发了省港大罢工。国民党中央为着对内对外一切急切需要，乃于7月1日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扩大其职权，以汪精卫为主席。国民政府决定改编驻粤各军，取消过去带有封建色彩的地方军队名称，一律改称为国民革命军。 就在改编驻粤军队期间，8月20日，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赴国民党中央党部开会时，被国民党右派暗杀身亡。廖案发生后，蒋介石即紧紧抓住这一时机，与汪精卫合谋，排斥了所谓廖案重大嫌疑犯胡汉民。接着又大施权术，逼走了建国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从而汪、蒋完全控制了党政军局势。建国粤军的权力则为蒋介石所掌握，不久，建国粤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五、六等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后为何应钦），以原有黄埔军为基础，编成两个师，将原许崇智一部改编为第三师；第二军军长谭延闿 ，以原有湘军为基础编成；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以原有赣军为基础编成；第四军军长李济深，以原有建国粤军第一师为基础编成；第五军军长李福林，以原有建国粤军第三军为基础编成；第六军军长程潜，以广东的地方军如罗翼群统率的潮梅军、吴铁城的警卫军以及原胡祥等部改编组成。后来，又将广西李宗仁、黄绍 竑 部队改编为第七军，湖南唐生智部队改编第八军。 六 建国粤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分布在第一、四、五、六各军之中，而其中，又以由粤军第一师改编而成的第四军实力最强大，在后来的第二次东征和南征，第四军都是主力部队。在广东统一之后，又按照国民革命军三三制彻底整编，第四军的战斗序列如下： 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副军长陈可钰，参谋长邓演达，政治部主任麦朝枢。第四军辖有第十、十一、十二等三个师及一个独立团。 第十师师长陈铭枢，副师长蒋光鼐，参谋长戴石孚，政治部主任李笠农（后徐名鸿）。辖蔡廷锴、孙绳、戴戟三个团。 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副师长徐景唐（后邓世增），参谋长李扬敬，政治部主任林翼中。辖余汉谋、香翰屏、黄镇球三个团及黄涛炮兵营。 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副师长朱晖日，参谋长李汉魂，政治部主任廖乾吾。辖许志锐、缪培南、黄琪翔三个团。 独立团团长叶挺。 此外，属第五军建制的第十三师（师长徐景唐，副师长陈章甫），也拨归第四军节制。 1926年初，广东统一以后，第十师调驻钦廉，第十一师调驻高雷，第十二师留驻琼崖，从事地方绥靖和积极准备北伐工作。 1926年夏，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陈可钰以第四军副军长名义，率领陈铭枢第十师、张发奎第十二师和叶挺独立团参加北伐，称前方第四军；李济深以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的名义统率陈济棠第十一师、徐景唐第十三师留守广东（尚有广西黄绍竑 的部队），称后方第四军。 前方第四军经历了衡阳、长沙、岳州、武昌等地，长驱直进，所向披靡，尤以汀泗桥、贺胜桥两大战役，将盘踞两湖称霸一时的北洋军阀吴佩孚的主力击溃，战绩显著，被誉为“铁军”。不久，第四军扩编成两个军，第十二师扩编为第四军，张发奎任军长，黄琪翔任副军长，叶剑英任参谋长。第十师扩编为第十一军，陈铭枢任军长，蒋光鼐任副军长。 正当北伐顺利发展的时候，1927年4月12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政变之前，留守广州的李济深及桂系李宗仁等已和蒋介石联合，参与其事，出席了4月3日和5日在上海召开的反共秘密会议。“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4月15日，李济深、古应芬、钱大钧等立即策应，发动了广州“四·一五”大屠杀。 第 17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18 章 民国军阀派系 作者:陈贤庆 第 18 章 随着蒋介石、李济深等的反共，不仅国共合作遭到破坏，而且国民党及粤系部队也发生了分裂。张发奎拥护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而陈铭枢、蒋光鼐、戴戟等拥护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先后离开武汉。于是，张发奎又兼任第十一军军长，蔡廷锴则由团长升任第十一军第十师师长。 张发奎率第四军和第十一军参加了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的“第二次北伐”，一直攻至郑州、开封，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师。后因鄂、湘的夏斗寅、许克祥部叛变，于是，6月13日，张发奎随唐生智班师回武汉，升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辖第四军、第十一军和贺龙的第二十军。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反共的“七·一五”政变，在武汉地区对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张发奎属下共产党员最多，且为军中的骨干，他为了保存实力，并不热心反共，后来只将各军（除第二十军）的共产党员遣散。7月下旬，张发奎奉命东进讨蒋，当部队到达江西的时候，第二方面军所属的贺龙、叶挺以及蔡廷锴等部，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于8月1日举行了“南昌起义”。张发奎开始是阻拦起义，后当起义军退出南昌南下，张发奎即令所部进占南昌。不久，汪精卫指使张发奎率部回粤，伺机占据广东。张发奎将部队交黄琪翔率领，自己经上海转道先去香港。9月中旬，张发奎部已悄悄回到广东，时任广东省主席兼第官长古应芬、立法院长胡汉民的关系得到蒋介石的默许。于是，陈济棠怂恿李济深前往南京。为坚定李的信任，他与李同赴南京出席会议。 李济深到南京后，于3月21日被蒋介石囚禁于南京东郊之汤山，陈济棠则被蒋介石任命为广东编遣区主任，南返广州。当时，粤军将领均主张武力解救李济深，并推徐景唐为总指挥，出师讨蒋。陈济棠及拥蒋的陈铭枢极力说服众人。陈济棠还生怕有意外，回到广州后一直呆在海虎号军舰上，不敢上岸。4月初，桂系失败，广东各将领见反蒋大势已去，只得听命于陈济棠。陈济棠这时才从海虎舰上岸，接管广东编遣区主任办事处，接收李济深的宪兵营，限令驻粤桂军二十四小时内离境。不久，陈济棠又被蒋介石任命为讨逆军第化”作为治粤的方针，取得了显著成效。 陈济棠首先扩充军力。他将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三个师扩编为三个军，各辖两个师，另外又增编教导师一个、独立师两个、独立旅五个、独立团等人的协助下，陈济棠在建设城市、发展工业交通文教事业，整顿经济，繁荣市场，清剿匪患等方面，均取得较好的效果。1980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接陈济棠的儿子，美籍华人、电子学家陈树伯博士时说：“令尊治粤第二路军、张治中第四路军及卫立煌第五路军共二十五万人开拔入闽，对只有五万人的第十九路军实行讨伐。第十九路军进行顽强的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1934年1月，福州被蒋军占领。不久，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相继离国。第十九路军残部被陈济棠收编为粤军独立第三旅，但不久，蒋介石又命令陈济棠将该旅缴械解散。 九 由于宁粤对立，蒋介石也想急于解决，于是，释放被软禁的胡汉民，派他赴欧洲考察。1936年1月，胡汉民归国到香港时，并不理会南京蒋介石派去的迎接大员，却回到广州，这无疑为陈济棠增加了反蒋法码。但是，5月9日晚上，胡汉民在与人象棋对弈中突然脑溢血，延至12日晚去世。 蒋介石要趁“胡死”之机解决广东一向处于半独立状态问题。5月中旬，蒋介石派王宠惠赴粤吊丧之机，向陈济棠提出取消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改组广东省政府，将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改称第四路军总指挥，各军师长由军委会重新任命等五条。这实际上是要夺陈济棠的广东军政两权。在陈济棠正感到焦虑不安之时，白崇禧也以吊丧为名来穗与陈济棠会晤，极力怂恿陈济棠联合桂系，以“抗日救亡”为旗帜，与蒋介石抗衡。白崇禧分析当时的国内形势时认为：蒋介石既要陈兵于黄河流域，防备日军的进犯以及监视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张学良、杨虎城，又要部署兵力向陕北共产党包围进攻，因而决无余力南犯。如果两广联合，再拉拢湖南的何健，凭着抗日的招牌，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拿下武汉，再采取昔日太平军的战略，马上转移东下袭取南京，就能夺取中央政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对白崇禧的分析，陈济棠认为十分精确。陈济棠有兄叫陈维周，擅长星相之术，曾于1935年春到南京见过蒋介石及到奉化看过蒋介石的祖坟，肯定蒋介石气运将尽。陈济棠十分相信其兄的星相之术，再经白崇禧的怂恿，便决心发动事变反蒋。5月16日晚，陈济棠与粤军向级将领余汉谋、张达、缪培南、黄任寰、黄廷桢等开会密商，对于联桂起事，将领们的意见不一。5月19日，陈济棠再次召集在穗粤军将领近二十人进行密商，并请出白崇禧到会说服众将，虽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等仍不表支持，但陈济棠已决定反蒋起事。 6月1日，陈济棠授权西南两机关作出决议，呈文南京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吁请抗日。次日，又复电全国，请国民政府准予“北上抗日，收复失地”。接着，组成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陈济棠任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副之。另一方面，陈济棠、李宗仁还暗中与日本联络，欲借日本的力量反蒋，并出兵湖南，企图夺取国民党政权。 面对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蒋介石一方面立即秘密调兵遣将向两广进逼，同时派人四出向广东海陆空军将领进行收买分化；另一方面，故作镇静，发出通电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作为对付之策。粤军主要将领余汉谋等秘密接受了蒋介石的收买，决定背陈投蒋。7月4日，余汉谋以接到第一军将领电催回部主持军事为名，取得陈济棠的许可，由广州回到驻地大庚，与参谋长罗梓材，政治部主任李煦寰，师长莫希德、叶肇、张瑞贵等会议讨论反陈，取得一致意见。7月6日，余汉谋以出席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名义，乘坐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前往南京，蒋介石随即任命余汉谋为第四路军总司令和广东绥靖主任，并派钱大钧、陈诚、黄镇球等同行，协助余汉谋回去收拾粤局。余汉谋于7月13日回到赣南，次日在大庚宣誓就职，并发表通电，敦促陈济棠离职下野。同时，第一军亦向韶关推进。 另外，7月6日，第二军副军长兼东区绥靖委员李汉魂在汕头离职赴港，次日通电反陈。到7月17日，第二军军长张达也被蒋介石收买。粤军其他将领以及西南机关要员萧佛成、陈融、刘芦隐、邓青阳、杨熙绩和广东省主席林云陔、广州市市长刘纪文等亦纷纷走避以示决绝。 尤其给予陈济棠致使打击的，是他的空军也被蒋介石收买而背叛。6月底已有一个中队北飞南昌投蒋。7月18日早晨，空这司令黄光锐、参谋长陈卓林等分乘教练机三架飞赴香港机场降落；各大中队飞机七十二架先后北飞投蒋。至此，陈济棠完全绝望，于当晚借英国战舰保护，携带家眷离开广州前往香港，并通电下野。李宗仁亦于当天下午乘飞机回广西，在广西继续坚持反蒋，李济深以及原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区寿年、翁照垣等也入桂支持，但到9月间，李宗仁、白崇禧也和蒋介石达成协议。至此，曾经震惊中外，扰攘了五十多天的“两广事变”遂告结。同时，也结束了陈济棠对广东的统治。 余汉谋于7月24日由韶关进驻广州接管了陈济棠原有的军权。南京国民政府任命黄慕松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以王应榆为民政厅厅长，宋子良为财政厅厅长，刘维炽为建设厅厅长，许崇清为教育厅厅长，曾养甫为广州市市长。蒋介石于8月来广州座镇了一个月，设置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广州行营。至此，广东的党政军大权完全归蒋介石控制。 蒋介石解决了两广事变后，又飞赴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进攻陕北红军，结果爆发了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此后，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建立。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开始。 在抗日战争期间，粤军及其粤军将领也参加了这场伟大的战争。如张发奎，曾出任第出任广东省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宋子文邀请时任国防部次长的黄镇球赴粤任广州行营副主任兼广东警保处处长。1948年4月，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张发奎与余汉谋、薛岳、香翰屏、李扬敬等粤系将领，支持孙科竞选副总统，结果失败。 辽沈、淮海战役之后，蒋介石被迫下野，张发奎、薛岳、余汉谋等乘机提出“粤人治粤”的口号，反对宋子文主粤（宋也是粤人，但他属蒋介石派系）。宋子文被迫辞职。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前，任命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张发奎则接任余汉谋的陆军总司令之职。 1949年2月，张发奎又接受薛岳、余汉谋的电请，回到广州。他们以“团结大广东”、“继续第一师精神”为号召，大力收罗广东旧军政人员，扩编军队，企图将广东建成一个反蒋反共的基地。当时，国民政府已迁往广州，张发奎还建议代总统李宗仁把蒋介石扣留，但计谋未成。7月，张发奎得知蒋介石将来广州，便辞去陆军总司令职务，出走香港。余汉谋、薛岳则继续部署兵力，企图阻人民解放军南下广东。但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10月14日，广州被解放后，余汉谋集团往粤西逃走，中途大部被歼灭，残部退往海南岛。李汉魂出走香港，后随李宗仁飞往美国。黄镇球亦出走香港，后逃往台湾。香翰屏、李扬敬等亦逃往香港。 第 18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19 章 民国军阀派系 作者:陈贤庆 第 19 章 薛岳、余汉谋则退往海南岛，分别出任海南防卫总司令和副总司令。而陈济棠于1949年4月被国民政府任为琼崖行政长官，薛、余率部进入海南后，陈济棠则专管民政。为阻止解放军解放海南，薛岳在全岛设立了三道防线，部署的兵力有十万之众，自称为“伯陵防线”（薛岳字伯陵）。但是，1950年4月解放军渡海作战，薛岳部兵无斗志，一击即溃，被歼五六万之众。4月底，薛岳、余汉谋、陈济棠率残部逃往台湾。至此，国民党粤系军阀完全瓦解。 还有另一批粤军高级将领如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李章达、黄琪翔等，则走上另一条道路。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们从事反蒋民主运动，成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并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而曾任粤军参谋长的叶剑英，更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帅。 上述诸人均先后作古，似唯有薛岳仍健在台湾，当已九十五岁了。 第十章 湘系军阀 一 在前面两章，我们介绍了桂系和粤系军阀。桂、粤以北便是湖南，古有“三湘章，且还善于骑射之术。1904年，谭延闿 进京参加会试，得中会元，被委为翰林院编修。后回湖南长沙办“新学堂”，1909年，积极参与“立宪”运动，不久便以他的才学、名望、门第而被推为湖南咨议局议长，成为湖南立宪派的核心人物。辛亥革命湖南军政府成立后，谭延闿 又被推为参议院议长。但是，他并不甘心只当一个实权不大的议长，于是，他利用革命党人的软弱，策动军事政变，使焦达峰、陈作新遭叛军杀害，革命军政府被颠覆，湖南处于一种无政府的混乱局面。然后，他唆使党羽发起各种请愿活动，造成唯有他出任都督收拾残局不可的假象。这位后来曾经当过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 闿 ，正是踏着革命党人的鲜血走上民国的军政舞台的。 谭延 毕竟是个文人，当上都督以后，手下的将领并不把他放在眼里，私下称他“谭婆婆”。为了显示一下自己“文武兼资”的本领，谭延闿 故意搞了一次校场骑射的表演，他跃马横枪，十发十中，使众将惊骇。当然，仅靠这些走马骑射的小技是难以维持其统治地位的，谭延 闿 施展出各种本领。 首先，他知道革命党人有一定的实力和影响，狡兔三窟，他于1912年加入了国民党，并担任了湖南国民党的支部长。国民党首领黄兴（湖南善化人）回湘时，他为黄兴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俨然与革命党人站在一起。另一方面，他也和袁世凯的御用工具“共和党”、“进步党”保持密切的联系，通过熊希龄（湖南凤凰人）以结好袁世凯。此外，他与湖北黎元洪、广西陆荣廷交结，以求自保。对于省内的一些下野军人、政客，他也尽量收容，大都给以名义。正是依靠这种人出身，且当时在湘军中尚无很大实力的谭延闿 。 由于上述的原因，谭延闿再度回湘主政，出任督军兼省长。谭延闿 吸取过去手下无兵的教训，开始着手整编军队抓军权，通过整编军队，他将赵恒惕等亲信给以重任，而对湖南境内其他军事力量如程潜的湖南护国军宣布解散，程潜被迫离开湖南前往上海。通过党同伐异，谭延闿在湖南省内基本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也开始由政客变成了军阀。 当时，段祺瑞准备武力统一中国，一直打算大兵南下，解决西南地方军阀，只因“府院之争”，还无暇实施。谭延闿 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时时结好总统黎元洪，望他在朝中为自己撑腰；另外，他联络广西陆荣廷，结成湘桂攻守同盟。在省内，他多次提出“湘人治湘”的口号，以收取民心。 1917年7月，段祺瑞利用张勋复辟，赶走黎元洪，重新掌权。8月，段祺瑞决定武力讨伐西南军阀，因湖南必定是南北军阀争夺的主要战场，所以段祺瑞急于将湖南控制。8月6日，段祺瑞以傅良佐为湖南督军以代替倾向桂、粤的谭延闿 。傅良佐虽是湖南乾城人，但他与段祺瑞有姻亲关系，更是段祺瑞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这时，谭延闿 仅剩下一省长名义，他一面向桂系陆荣廷求救，一面想组织力量与北洋军决战，但赵恒惕“丁扰”在籍不在军中，其他将领反对用兵，而陆荣廷的桂军一时也无法开到，所以谭延闿 只得放弃抵抗，被迫离任。 1917年9月，孙中山南下广东，联合滇、桂军阀，成立护法军政府，并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孙中山准备发动护法战争，讨伐北洋军阀；而段祺瑞也调动大军，急欲消灭护法军政府，于是，湖南便是南北争夺的主要战场。 9月13日，湘督傅良佐撤去谭延闿 任命的零陵镇守使刘建藩。9月18日，刘建藩和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联衔宣布湖南自主，与护法军政府一致行动。不久，湖南第一区守备司令吴剑学、第二区守备司令周伟、铁道守备司令林仲麟、第五师第三团团长宋鹤庚等相继宣布自主响应。对此，孙中山专门致电刘建藩、林修梅等，表示祝贺，并派革命党人林祖涵（即林伯渠，湖南临醴人）为湖南劳军使，前往湘南慰劳举义部队。湖南自主揭开了护法战争的序幕。 9月底，北京政府调北洋第、萧耀南三混成旅一齐撤出湘南防地，其防地按协定由湘军进驻。段祺瑞令张敬尧等于沿途堵截并消灭吴军，但吴军顺利闯过多道险关，抵达武汉。 吴佩孚一走，湘军在赵恒惕的指挥下，立即行动起来，步步紧跟，抢先接防。5月间占领祁阳、耒阳。6月7日，进占衡山，并由湘潭、湘乡直逼长沙。张敬尧部军纪腐败不堪，毫无抵抗能力，不战自溃。6月11日晚，张敬尧从长沙逃往岳州。次日，赵恒惕率部进占省城。后乘胜追击，于6月26日攻下岳州，张敬尧率第七师残部退往湖北，由王占元接管改编。至此，湘军完全控制了湖南全境。6月17日，谭延闿 回到长沙，第三次主政湖南，出任督军、省长和湘军总司令的职务。 湘军在驱张战争胜利后，实力大增，当时境内湘军大致分为谭延闿 、程潜、赵恒惕三派。谭延闿 挂名湘军总司令，其实并没有自己的基本部队。程潜掌握一部分军队，但他受到谭延闿 的排挤，无法在湖南立足，后来他南下广东任孙中山大元帅府陆军部次长等，他的军队也是支持孙中山政权的。赵恒惕是驱张战争的主要功臣，他的部队也在此役中得到发展，所以赵恒惕是三派中实力最强大的。 谭延闿 回湘主政后，将其党羽一个个都委以高官，这就与赵恒惕为代表的军人发生的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更加激化。最后，赵恒惕唆使中、下级军人进行“兵谏”，逼谭延闿下台。1920年11月，谭延闿 主政湖南仅五个月后，不得不自动下台。年底，他悄然离湘赴沪，以后投靠孙中山，走上了另一条发迹的道路。 将谭延 逼走的赵恒惕，是湖南衡山人，1880年出生。早年入湖北方言学堂，后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炮科。1904年与黄兴等在东京组织革命同志会。1905年后加入同盟会。1909年回国在广西陆军干部学校任职。武昌起义后被黎元洪任为左翼军司令。二次革命时因反袁被捕，叛刑十年，1915年获得释放。1916年6月后，历任湖南护国军第一军第一梯团长、第二师师长、湖南水陆军总司令等。1920年11月，赵恒惕逼谭延闿下台，广东护法军政府任命他为湖南总司令，任命林友宇为省长。林友宇，湖南武陵人，曾任湖南省警察厅长，只做了半年的省长，便被赵恒惕取代。1921年4月，赵恒惕兼任湖南省长。 为保住湖南的地盘，防止北洋军阀的进犯，赵恒惕宣布成立湖南制宪筹备处，发表“联省自治”的主张。这时，在邻省湖北，直系军阀、两湖巡阅使王占元贪污成性，克扣军饷，激起兵变多起，尤以宜昌兵变和武昌兵变为烈。1921年5、6月，湖北人蒋作宾、孔庚等纷纷集中长沙，要求赵恒惕以武力援鄂自治。赵恒惕认为，这是扩张势力的好时机，援鄂自治，无形中也为湖南建筑起一道屏障。于是，6月20日，赵恒惕自任援鄂自治军总司令，举行援鄂誓师大会，以宋鹤庚为总指挥兼第一军司令，鲁涤平为第二军司令，兵分三路：左路以唐荣阳为指挥，由澧县攻湖北公安、石首；中路以夏斗寅为先锋司令官，由岳州攻湖北蒲折、咸宁；右路以叶开鑫为指挥，由平江攻湖北崇阳、通城。7月22日，在长沙还成立了湖北自治政府，蒋作宾为临时省总监，夏斗寅为湖北自治军前敌司令。 7月30日，湘军全线猛攻。31日占领湖北赵李桥。8月5日，攻克通城。王占元派兵抵抗，同时急电曹锟、吴佩孚援鄂。曹、吴决定援鄂不援王，派靳云鹏第八混成旅、萧耀南第二十五师进驻汉口。王占元见大势已去，遂于8月6日辞职。8月9日，北京政府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8月12日，吴佩孚抵达武汉，将五万余兵力分三路反攻湘军。8月17日，两军各下达总攻击令。吴佩孚命令海军在金口决堤以淹湘军，直军乘水势攻占金口、 州、嘉鱼、新堤，8月22日经过激战夺回汀泗桥，8月28日占领湘北重镇岳州，并水陆夹攻蒲圻湘军。湘军全线动摇。9月1日，经过英国驻汉口领事居间调停，吴佩孚、赵恒惕签订了岳州休战条约共九条。至此，湘鄂战争结束。 赵恒惕援鄂不成，反引狼入室，丢失了湘北重镇岳州。在吴佩孚的虎视之下，赵恒惕也只得依附直系军阀，保住自己的地盘。在省内，他还是号称“自治”，1922年1月，还正式公布了湖南省宪法，主要内容有：湖南为中华民国之自治省；议员民选；省长由议会选举，有统率全省军队、管理全省军政、任免法官和行政官员等大权。宪法也规定了人民的一些权利，但赵恒惕实行的是军阀统治，省宪仅仅是一种形式，并未对湖南的政治发生实质性的影响，倒是他在当年9月当选为湖南省长，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了他在湖南的军政地位。 再说谭延闿，虽是1912年国民党刚成立就加入了国民党，并任湖南支部支部长，但实际上他和国民党并没有多少联系，与孙中山更在政见上有分歧。1920年底他被赵恒惕逼迫下台后到了上海，与孙中山见了面，便决定利用孙中山的名望，来发展他的事业。1922年，他经孙中山介绍，在上海重新加入国民党。1923年1月，孙中山回广州联合滇桂军队驱逐了叛将陈炯明，再度成立革命政府，任命谭延闿 为内政部长。当时有人劝孙中山，说谭延闿为人圆滑，不可大用，孙中山不以为然。不久，陈炯明部反攻广州，孙中山携谭延闿 赴石龙前线指挥作战。谭延 闿 一时也不离孙中山的左右，躬冒矢石，十分镇静，这更加深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 但是，谭延闿身在广东，心却在湖南，他觉得自己在孙中山身边，充其量只是一位高级幕僚，没有自己的军队，就难以有真正的地位，相反，程潜早年即追随孙中山，曾任护法军政府陆军部次长。陈炯明叛变时，又被孙中山委为讨逆军总司令。而此时，正担任大元帅大本营军政部部长，手中握有军权。如此一对比，谭延闿 更感到掌握军队的重要。也就在这时，湖南方面传来消息，为谭延 闿 入湘讨赵，重掌军权提供了机会。 四 第 19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20 章 民国军阀派系 作者:陈贤庆 第 20 章 湘鄂战争后，赵恒惕北附直系军阀，反对南方孙中山的广州政府，引起了一些湘军将领尤其是谭延闿系统的将领的不满，他们准备反叛赵恒惕。谭延闿闻讯，决定抓这个机会，回湘讨赵。 1923年6月，谭延闿 指令其旧部、湘西镇守使蔡巨猷等在湘西宣布独立。7月，蔡巨猷等组成讨赵军，从湘西分三路讨伐赵恒惕。7月16日，孙中山任谭延闿 为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入湘讨赵。8月11日，赵恒惕组织护宪军与讨赵军相对抗。当时，谭延闿 的主力是湘西镇守使蔡巨猷、宝庆镇守使吴剑学、衡阳镇守使谢国光以及张辉瓒 、陈嘉佑等部。赵恒惕的主力则是贺耀祖第一旅、唐生智第二旅、叶开鑫第一混成旅。而湘军第一师宋鹤庚、第二师鲁涤平，原为谭延闿 旧部，此时名中立，实则倾向谭延 闿 。8月25日，双方开始在衡山一带接战，赵军初有所胜。8月31日，鲁涤平部团长朱耀华突然引谭军自湘潭乘虚袭攻长沙，赵恒惕仓皇逃离长沙，远走醴陵。贺耀祖、唐生智、叶开鑫等亦退至衡山以下至湘阳、湘江东岸一线。9月13日，赵恒惕在吴佩孚的援助下，又攻入长沙。中立军鲁涤平见状，建议谭赵双方议和，以图抵制直军入湘。之后，谭赵两军夹湘江两岸相持四十余日。此时，吴佩孚又令马济等率大军入湘，于岳州组织两岸司令部，吴自任总司令，湖北督军萧耀南任副司令。10月中旬，赵恒惕在直军后援下，大举反攻。正在战争重起的时候，盘踞广东东江的陈炯明叛军又进犯广州，形势危急，孙中山急电谭延闿 回师救粤。于是，谭延闿 即将自己的旧将宋鹤庚、鲁涤平、蔡巨猷、吴剑学、谢国光、陈嘉佑及一万多湘军带入广东，谭赵之战，因而结束。 此役，谭延 闿 虽然没有在湖南立住脚，但总算也带出了一支军队。有了军队就有了政治资本，凭借着这支湘军，他被孙中山委为湘军总司令兼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入粤湘军在讨伐陈炯明等叛军以及拱卫广州革命政府的确起了重要的作用。1925年7月1日，在孙中山逝世后，广州国民政府成立，驻粤各军一律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谭延 闿 的湘军编为第二军，谭延闿 任军长，鲁涤平任副军长，岳森任参谋长，共产党人李富春（湖南长沙人）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第二军辖张辉瓒 、谭道源、戴岳、陈嘉佑四个师。而程潜，则任第六军军长。1926年两军都参加了北代战争。 再说赵恒惕依附直系军阀，对湖南实行独裁统治，遭到湖南各界人民的反对。1925年后，湖南的群众运动，尤其是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人民希望打倒土豪劣绅，消灭北洋军阀，但遭到赵恒惕的阻挠和镇压。赵恒惕的省长任期到1926年双十节时将届满，根据省宪法，省长由议会选举，赵恒惕自知已失尽民心，难以再当选，但他又不想息影下台，于是修改了省宪法，规定省长可以连选连任，还想进一步把兵权、财权都抓到手中。赵恒惕的所为不仅激起湖南人民的愤慨，其部下唐生智等也加入反赵行列。 1926年3月2日，长沙各界举行示威游行，要求省政府出兵讨伐吴佩孚，并公推共产党人谢觉哉（湖南宁乡人）等四人向省政府请愿。3月8日，唐生智令所部从宜章、郴州向衡山集结，并请赵恒惕到衡州检阅，实际上是向赵示威。3月9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在长沙召开了各群众团体参加的三万人大会，并组成了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组织全省人民起来驱赵。3月10日，唐生智兵分三路向北推进，迫进长沙。在民愤鼎沸和唐军进逼的双重攻击之下，赵恒惕被迫任命唐生智为内务司长兼省务院长并代行省长职权。3月12日，赵恒惕离开了长沙，结束了他在湖南的五年统治。赵恒惕后来依附张作霖和蒋介石，1949年去台湾，1971年在台北病逝。 将赵恒惕驱逐下台，是湖南军民的胜利，当然，唐生智的作用最大。唐生智，字孟潇，湖南安东人，1889年出生。早年就读湖南陆军小学、湖南陆军中学。1911年参加了辛亥革命。1912年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步科。1914年毕业后入湘军，历任第二师第二旅旅长、第四师师长兼湖南善后督办等。赵恒惕被驱逐后，唐生智代理湖南省长职务。此时，广州国民政府即派陈铭枢、白崇禧与唐生智联系，唐生智表示拥护三大政策，参加北伐。 然而，湘军其他将领未必都肯追随唐生智服从广州国民政府的领导，第一师师长贺耀祖（湖南宁乡人）、第三师师长叶开鑫（湖南宁乡人）就不服唐生智的指挥，唐生智不得不采取非常的行动。3月25日，就在唐生智正式宣布接任代理省长的当晚，唐生智举行军事会议，以促使湘改统一为由，扣留了第二师、第三师的主要将领，并下令解除第三师师长叶开鑫等人的职务。在这一形势下，直系军阀吴佩孚决定起兵驱唐。他直接任命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贺耀祖为副司令（拟任湖南省长）以合作驱唐，把湖南完全纳入其势力范围。于是，叶军开赴汩罗与唐军隔江对峙。4月27日，唐生智起兵讨伐叶军，唐叶之战爆发。4月28日，叶军邹鹏振部攻占宝庆，并取道洪罗庙直趋衡州。同时，向常德、桃源移动，使唐军陷开四面受敌的地位。5月1日，唐军退出长沙。次日，叶军进入长沙。 面对这种形势，广州国民政府决定提前北伐，派出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及第七军第一旅进入湖南增援，揭开了北代战争的序幕。6月2日，广州国民政府把唐生智部编为国民革命军第辉、夏斗寅、何健等策划联合反蒋，由阎锡山领衔通电。但石友三先在浦口起事，炮击南京。唐生智害怕被人抢了头功，于12月1日也迫不及待由自己领衔在郑州通电反蒋，于是，蒋唐战争爆发。蒋介石一面派刘峙等主力部队讨唐，一面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离间阎、唐、石的联合。不久，阎锡山、石友三均背弃前约，投靠蒋介石，出兵讨唐。刘文辉、夏斗寅、何健则按兵不动。12月30日，蒋军在平汉线发动总攻。1930年1月，阎锡山更亲赴郑州督部南下夹击唐军。杨虎城也被蒋介石收买，率部由南阳突然袭击唐生智的总司令部，占领了驻马店，把唐军拦腰中断。1月9日，唐生智再次被迫通电下野，化装逃往天津，然后流亡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地。唐军残部被蒋介石、阎锡山改编。1931年，唐生智回国参加了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成立的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宁粤合作后，唐生智到南京。1932年初，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军事参议院院长，以后又兼军事委员会第一厅主任、训练总监部总监、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等。1935年4月，授一级陆军上将衔。 程、唐二人，几经曲折，虽然嫡系部队已丧失，也还身负要职，不过已离开湖南。至于湖南本土，又谁来统治？ 这里要说到何健。何健，字云樵，湖南醴陵人，1887年出生。早年入湖南崇古学堂和湖南公立政法学堂、湖南将校养成所。后相继在南京入伍生队、湖北陆军第三中学、保定军官学校学习。1916年毕业后，在湘军任少尉排长。1918年3月北洋军入湘，何健回家乡组织游击队。1919年接受收编，任营长。后所部扩大为骑兵团，任团长。1923年11月升任唐生智第四师第九旅旅长。唐生智任国民革命军第武官员放弃长沙逃往岳阳。当晚，桂张军占领长沙。6月8日，桂张军攻克平江。这时，何健奉蒋介石命令集中于湘西，桂张军又占领岳阳。正当桂张军准备乘胜直下武汉时，蒋介石命令粤军蒋光鼐、蔡廷锴、李扬敬三师于6月9日进逼衡山、醴陵，桂张军被拦腰截断，李宗仁、白崇禧急忙回师进攻粤军。6月11日，何健也自常德督军三路，反攻长沙。6月18日，何健率省文武官员回到长沙。7月2日，湘军与桂张军激战熊黑岭，湘军大获全胜，缴枪五千支，俘虏约七千人。7月4日，何健攻占永州，桂张军全部退回广西。 何健队了投靠蒋介石，为蒋介石消灭地方势力而效劳之外，还坚持执行蒋介石的指令，在湖南进行“清乡铲共”，并多次率部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早在1927年，何健便指使其部下、第三十三团团许克祥、教导团团长王东原、第三十五军留守处主任陶柳等于5月21日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武装袭击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长沙市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党校、党农讲所等革命组织和机关，抢夺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枪支，劫掠了武汉国民政府采办的军米和购米巨款，释放了在押的土豪劣绅，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工农群众。这是何健反共反革命面目的初次暴露。1928年4月，何健任湖南省清乡督办署会办后，继续进行“清乡铲共”，他将全少划为十一个“清剿区”，每区派一个师的兵力“清剿”，后又将十一区制改为五区制，各区各县建立地方武装清乡队。在清乡中，何健本着“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的反动方针，采取“血洗火烧”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何健的反动统治和残酷屠杀之下，湖南全省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1929年元旦后，何健出任湘赣两省“剿共”代总指挥，纠集了十八个团的兵力，对井冈山根据地进行“会剿”，曾占领井冈山，受到蒋介石的嘉奖。1930年7、8月，何健与红军为争夺长沙展开了两个月的激战。同年10月，何健参加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1931年又参加了第二次“围剿”。1933年5月，何健出任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联军西路军总司令，参与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11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何健任“追剿”红军总司令，率五路“追剿军”，企图堵截和消灭红军于湖南。但中央红军突破了四道封锁线，进入贵州。1935年初，蒋介石委任何健为湘鄂川黔边区“剿总”军第一路军总司令，进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围剿”红军第二、六军团。后红军第二、六军团开始长征，何健命李觉纵队随后追击至贵州普定。 七 抗日战争爆发后，湘系将领和湘军也参加了这场伟大的民族战争。不过，程潜、唐生智、何健等的各自遭遇又有所不同。 还是先说何健。还在1936年，粤桂军阀发动了反蒋的“两广事变”，何健为自身打算，曾与粤桂军阀暗中联系。但蒋介石大兵压境时，他又急忙倒向蒋介石一边，他的两面派手法，结果是把双方都得罪，尤其是蒋介石，对他失去信任。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准备委任何健为东战场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由蒋介石兼任），实际是要把湘军推上第一线。何健明白蒋介石的用心，于是，提出一个人事安排和兵部署等计划，故意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配备到第一线正面，而把自己第四路军的主力作为第二线的预备兵团。蒋介石见此计划后，很气愤地抛在一边。1937年11月，蒋介石把何健调任内政部长，从此结束了何健统治湖南九年的历史。1939年春，蒋介石又撤消了何健的内政部长职务，调任抚恤委员会主任委员。从此，何健深居简出，不问政事。抗日战争胜利后，何健因病辞去抚恤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此后长期在衡山南岳休养。1949年春，解放军逼近长沙，何健迁居香港，1950年夏去台湾，被聘为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1956年4月25日，何健因脑溢血在台北去世。 再说唐生智，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积极参与抗战的军事策划。1937年11月12日，上海失陷，日军乘胜西进，直扑南京。当时，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主张放弃南京，而唐生智则主张死守。11月20日，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组织卫戍司令部和调整防卫部署。唐生智以罗卓英、刘兴为副司令长官，周斓为参谋长，部署十万大军守卫南京。11月25日，日军以八师团分三路向南京进攻。唐生智指挥中国守军与敌军展开激战，阵地屡失屡得，彼此伤亡惨重。中国守军坚守了半个多月，到12月12日，南京终于陷落，日军在南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杀约三十万人。唐生智于12日晚上九时渡江，经滁州转到汉口见蒋介石，自请处分。不久，他回到湖南东安，后又居住重庆，蒋介石派了宪兵加以“保护”，实则被软禁起来。 而程潜，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受命担任平汉线方面指挥，率领有限的兵力，与敌对阵相持达三月之久。1938年1月17日，程潜正式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统辖三十多个师，数十万大军，驻节郑州。2月上旬，又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统一军政。程潜指挥部队，参与了徐州会战和兰封会战，消灭了大量日军。1938年11月28日，程潜改任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主任，统一指挥北战场的抗战。1940年5月，程潜调任重庆国民政府军委会副参谋总长，并继李济深之后接任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以后又一度代理参谋总长之职，直至抗战胜利。 其他一些湘军将领，在抗日战争中也出任了要职，如刘建绪（湖南醴陵人），曾任第十集团军总司令、第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福建省主席等；李觉（湖南长沙人），曾任七十军军长、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等；陶广（湖南醴陵人），曾任第二十二军团军团长、第二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苏浙皖边区挺进军副总司令等；刘兴（湖南祁阳人），曾任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江防总司令、南京卫戍司令部副司令长官、军委会点验委员会副主任等；周斓（湖南祁东人），曾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司令部参谋长、湖南省民政厅长、湖南行署主任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湘系军阀也被蒋介石卷入了内战的旋涡。1946年5月，程潜改任军委会武汉行营主任。9月，行营改称国民政府主席武汉行辕，程潜仍任主席。1948年春，国民党召开行宪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程潜在部属、同僚的劝说下，决定竞选副总统。后因蒋介石在幕后为孙科拉选票，程潜愤而放弃竞选，支持李宗仁击败了孙科。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白崇禧出任华中“剿总”司令长官，总部设在武汉。武汉行辕随之撤消，程潜于1948年7月回湖南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8月10日，他在省政府宣誓就职。 程潜一回到湖南，就抓紧扩充军队，编训新兵，仅用了四个月时间，就扩充编组了两个军共五个国防师，又将保字部队扩编为三个旅共九个团，掌握了近十万部队。同时，程潜又将长沙绥署主任、湖南省主席、省党部主任委员、省保安司令、省军管区司令五大要职集于一身。但此时，程潜与蒋介石及桂系的矛盾也日渐加深。蒋介石企图利用程潜牵制桂系，在他身边安插了一批亲信以作监视。白崇禧拥重兵在武汉，则常常对程潜施加压力。程潜处境艰难，何去何从，举棋不定。随着国民党军在三大战役中的惨败，程潜及其部属都意识到，湖南以及湘军必须寻找自己的出路，否则会成为蒋家王朝的殉葬品。 1949年1月，桂系逼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理总统。此时，李宗仁、白崇禧仍企图凭借长江天险，与共产党隔江而治。但程潜已决意走和平道路，他派族弟程星龄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为了加强湖南的军事实力，他派刘斐（湖南醴陵人）到汉口说服白崇禧，将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湖南醴陵人）部调到湖南。2月，陈明仁率第二十九军和第七十一军开回湖南，陈兼任长沙警备司令。陈明仁是程潜同乡，又曾当过程潜的学生，与蒋介石有矛盾，经程潜开导，也同意走和平道路。 沉寂了多年的唐生智，这时也积极谋划湖南的和平起义。抗战胜利后，唐生智回到湖南东安老家办学。1948年秋，他拒绝了蒋介石给他的衡州绥靖主任的任命，1949年2月，又拒绝了李宗仁、何应钦请他到南京任职的邀请，他公开呼吁“湖南人民走湖南人的路”，并会晤旧部刘兴、周斓等人，告诫他们要走和平自救的道路。1949年4月底，他应程潜邀请到长沙共商和平解放大计，并出任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主任委员。其弟唐生明也积极协助程、陈筹划起义。 1949年5月，武汉解放，白崇禧率部退往长沙。白崇禧加紧对程潜的控制，将程潜扩编的五个师与陈明仁的两个军合编为三个军九个师，并借机消灭了程潜一个嫡系师，引起了程潜及陈明仁的不满与不安。7月14日，李宗仁又派人到长沙敦促程潜去广州就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长，程潜断然拒绝。白崇禧想以武力强行裹胁程潜去广州。程潜派长沙绥署副主任唐星（湖南新化人）找白崇禧设法开脱，白崇禧同意程潜和长沙绥署移驻邵阳。程潜于7月21日到邵阳后，暗中加紧与中共联络，筹备起义。7月26日，陈明仁通知程潜速回长沙。程潜回长沙后，即与陈明仁会晤，接着又和陈明仁同解放军代表团代表李明灏（原国民党将领、湖南醴陵人）会面，商讨和平起义事宜。此时，人民解放军已对长沙形成包围之势，白崇禧率桂系军队退守衡宝、湘桂一线，正是宣布起义的好时机。 8月4日，湖南三十八名高级将领，由程潜、陈明仁领衔发表起义通电，前面提到过的湘军高级将领刘兴、周斓、李觉等都参加了起义行列。同时，唐生智亦领衔发表湖南各界人士一百零四人的响应通电。次日，人民解放军进入长沙，湖南和平解放。至此，湘系军阀的历史也告结束。 原湘系军阀的两大首领程潜、唐生智，在1949年都选择了和平起义的道路，投入人民的怀抱。新中国成立后，程潜历任湖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人政府主席、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1968年4月5日，在北京逝世。唐生智历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等。1970年4月6日，在长沙逝世。 第 20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21 章 民国军阀派系 作者:陈贤庆 第 21 章 第十一章 黔系军阀 一 贵州省简称黔，位于桂、湘、川、滇四省包围之中。在中国近代史上，黔系军阀也是西南军阀中一支重要的力量。由于贵州是一个贫瘠、弱小的省份，经济基础薄弱，因而它具有依附性和掠夺性两个突出的特点。所谓依附性，是指黔系军阀在其形式和发展过程中，常常要依附邻省如滇系军阀等大势力；所谓掠夺性，是指黔系军阀在对外发展过程中，矛头常指向四川、湖南等比较富庶的地区。 黔系军阀的鼻祖叫刘显世。刘显世，贵州兴义县人，字如周（如舟），1870年出生于地主家庭。其堂兄刘显潜，字如渊，1865年生，也是黔系军阀的重要首领。刘显世的父亲刘官礼，以办团练镇压回民起义受到清廷赏识，先后授游击、同知，后又以功擢升知府，赏戴花翎，控制了一支武装力量，成为盘据兴义的一霸。旧日部下，均为各属大绅，兴义知县遇事非咨请不敢行。地方大小事项，由他一言而决，刘家俨然成为地方小朝廷。 1902年，广西会党起义军进入贵州，攻陷兴义府城。刘官礼与子刘显世、侄刘显潜乘机扯起团防局大旗，协同清军收复府城，得到清政府嘉奖，刘显世被委为靖边团正营管带。后刘官礼年老多病，刘显世继承了其父的衣钵。刘显世比其父亲更加阴险，有“笑面虎”之称。刘氏父子不仅血腥镇压各族人民起义，还肆意兼并土地。时人写了一副对联，贴在刘氏团防局的大门上，上联是：“缙绅诸公，狼公、虎公、饕餮公，公然办公，公心何在，公理何存，无非借公图私利。”下联是：“团防总局，饭局、酒局、洋烟局，局中设局，局内人甘，局外人苦，何日了局庆升平。”这副对联足见兴义人民对刘氏父子的义愤。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贵州巡抚沈瑜庆万分恐慌，急电刘显世速集团防军入省城，协同镇压革命。刘显世即招募队伍，向省城进发。但刘显世尚在途中时，贵州同盟会领袖张百麟（祖籍湖南长沙，生于贵阳）、贵州立宪派首领任可澄（贵州安顺人）以及杨昌铭、周培艺、黄泽霖、谭西庚等人，于11月4日逼使沈瑜庆承认贵州独立。各派经会议，推举贵州新军第一标教官兼讲武堂堂长及陆军小学堂总办杨荩诚为贵州军政府都督，赵德全为副都督，张百麟为枢密院院长，任可澄为副院长，周培艺为秘书长兼行政总长。 但是，革命党人张百麟等人掌握政权以后，未能采取有力措施巩固和加强自己的地位，反而对立宪派及旧官僚采取了妥协让步的态度，如将奉沈瑜庆令率部入省城镇压革命的刘显世委为枢密院军事股长要职，同时，又把宪政预备会分子多人引进枢密院，客观上鼓励了他们夺权的欲望。任可澄、刘显世及旧官僚郭重光等大肆破坏革命秩序、打击革命力量。他们迫使都督杨荩诚率队离省北伐，迫使枢密院院长张百麟离省城到各地巡视。1912年2月初，他们还把掌握省城治安巡防大权的贵州同盟会首领之一的黄泽霖杀害。当时张百麟巡视各地回来不久，也险遭杀害，不得不逃出贵阳。 革命力量虽然已大大被削弱，但任可澄、刘显世、郭重光等人仍感到力量不足，不敢遽然发动政变，全面夺权。经郭重光献策，他们决定派戴戡（贵州贵定人）到云南找云南都督蔡锷，极力诬蔑贵州军政府和革命党人，请蔡锷派兵入黔“代定黔乱”。蔡锷经过一番犹豫之后，令率师北伐的唐继尧顺路入黔，解决黔政。唐继尧是滇军的一名中级军官，野心颇大，想趁入黔之机谋取个人的发展。当时，贵州同盟会领袖之一钟昌祚由南京回省路过昆明，得知消息后，即亲见蔡锷，详细介绍黔省两派政争的由来，劝蔡锷不要干涉黔省内政。蔡锷即改令唐继尧取道四川入湖北，但唐继尧已得到贵州反动势力推其为都督的许诺，向蔡锷报称前队已入黔，势难改道，遂挥师直进贵州。钟昌祚尾追滇军，企图说服唐张尧停止入黔，但在安顺被暗杀。1912年3月初，唐继尧率滇军进入贵阳，武力推翻军政府，自为都督，残酷屠杀和迫害革命党人，贵州政权落入唐继尧及立宪党人、旧官僚的手中。 1912年3月4日，唐继尧出任贵州都督，刘显世为军政部长，这样就形成了唐继尧、刘显世对贵州的联合军事统治。为了培养军事人才，唐继尧创办了贵州陆军讲武堂，由滇军将领韩凤楼兼任堂长。讲武堂的队长、大队长均由云南讲武堂毕业生充任，学员则从滇黔军中各部队抽调连长以下军官进行轮训。唐继尧统治贵州后，为把贵州变为他的独立王国，严禁外地进步思想传入，积极扶持地方势力，建立御用组织贵州统一党。贵州统一党的骨干分子是刘显世、任可澄、戴戡、何麟书、郭重光等人。唐继尧以贵州统一党来阻止国民党在贵州省的发展，并为他的统治服务。 1913年11月，唐继尧调任云南都督。由于贵州省小，袁世凯撤消都督一职而设护军使，由刘显世出任，这样，刘显世便接替唐继尧统治贵州。1914年9月，袁世凯晋升刘显世为陆军中将。1915年，刘显世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护国战争爆发，刘显世首鼠两端，后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不得不于1916年1月27日宣布贵州独立，并自任贵州都督。6月，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任命刘显世为贵州督军，戴戡为贵州省长。8月，戴戡调任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贵州省长一职由刘显世兼任。自此，刘显世集贵州军政大权于一身，对内实行军事统治，对外追随唐继尧向四川扩张，形成了以刘显世为首的黔系军阀集团。 由于刘显世兄弟是贵州兴义县人，以刘显世为首的军阀集团称为兴义系，以区别于后来以周西成为首的桐梓系；又由于兴义系中有“旧派”和“新派”之分，所以，以刘显世为首、以刘显治、刘显潜等刘氏兄弟为骨干，以熊范舆、何麟书、张协陆、郭重光为“四大台柱”的黔系军阀集团称为旧兴义系。熊范舆于清末在兴义为刘家襄办学务，是刘显治的长子刘公亮的岳父，又是刘显世的秘书长兼中国银行贵州分行行长；何麟书是清末贵州立宪派骨干，又是刘显治的次子刘君卓的岳父，曾任贵州政务厅厅长；张协陆于清末在兴义为刘家主办学务，曾任刘显世的财政厅长；郭重光是清末旧官僚、贵州耆老会头目、刘显世的顾问。这帮人资历较深，思想守旧，行动保守，被称为“旧派”、“元老派”，亦叫“文派”或“刘派”。清末贵州立宪派是“旧派”的主心骨，它的三巨头任可澄、唐尔镛、华之鸿无论在省在外都是刘显世政治经济的积极支持者。在中央，刘显世则通过其驻京代表刘显和及贵州籍国会议员蹇念益、陈国祥、姚华等人与北洋军阀及各政党交往；在地方，以刘显潜及其入居要津的子侄辈掌握全省地方游击军，控制老巢黔西南，左右地方各级政权。旧兴义系的主要成员，不是刘氏宗族姻亲，就是门生故旧，它是贵州清末地方团练、立宪派和旧官僚“三合一”的组合体，代表了大地方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旧兴义系对内实行封建军阀统治，对外则依附滇系向外扩张，首先，就是利用护国战争之机协同滇军进攻四川和湖南。 二 1916年1月27日，刘显世在讨袁形势的压迫下，不得不宣布贵州独立，加入护国战争的行列。刘显世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编滇军炮队、机械队及黔军第五、第六两团为护国军第一军右翼军，以戴戡为总司令，率部攻打四川綦江，威逼重庆。在四川的袁世凯北洋军，以綦江为重心，集中五、六个团，右至江津、荣昌，左至南川、涪州，组成一道弧形防线。2月中下旬，两军在綦江一线展开激战。由于兵微力弱，黔军进取重庆的战略计划未能实现。綦江之战后，黔军退守川黔边境松坎一线。 护国战争爆发后，湘西成了护国军与袁军的必争之地。护国军制定了由贵州出湘西，欲直捣武汉的战略计划，遂组织护国军右翼军东路司令王文华率黔军第一、二、三团挺进湘西。袁世凯则调北洋军经湘西欲进夺贵州，攻取云南。1916年2月2日，两军在湖南晃州接火，拉开了湘西之战的序幕。2月间，黔军击溃袁军三个混成团，攻占黔阳、沅州、麻阳等华为首的军事集团——新兴义系正在迅速崛起。王文华，字电轮，又字果严，贵州兴义人，1888年出生，是刘显世的外甥。1911年10月，随刘显世以队官身份率团练到贵阳，追随刘显世窃夺贵州辛亥革命果实，协助滇军镇压贵州革命派而步入军界。1914年7月，王文华趁唐继尧回滇之机，重建贵州陆军六个团，利用唐继尧督黔时留下的一批云南讲武堂毕业生领兵，王文华则以贵州护军使署副官长身份统率全军六个团，并兼任黔军第一团团长。护国战争时，王文华任护国军第一军右翼军东路司令，在湘西与北洋军作战，使他进一步得志于军界。1917年3月，王文华组建贵州陆军第一师，自任师长。贵州陆军第一师的建立，标志着兴义系“新派”的正式形成。“新派”又称“少壮派”、“武派”或“王派”。王文华罗致其妹夫何应钦以及朱绍良、谷正伦、张春圃、李毓华、王纯祖等一批日本士官生，先后委为团长。何应钦、王纯祖、朱绍良、谷正伦等还担任贵州陆军讲武学校校长、教育长及教官。此外，还有附己的卢焘、窦居仁、李雁宾、袁祖铭等人，在王文华周围形成了一个以日本士官学生为主，保定系和云南讲武堂毕业生辅之的年轻军人集团。王文华之兄王伯群，与在京的国会议员牟琳、符经甫“二参议”，在省内的李仲公、张步先“两秀才”以及黔军驻沪代表双清等人，成了新兴义系的智囊。1917年9月，王文华任黔军总司令，进一步掌握了军权。 新兴义系的主要骨干大多是辛亥革命前后从戎或从政的青年知识分子，比较年轻，容易接受新思想，他们主张适应世界潮流，刷新贵州政治。1918年11月，何应钦、谷正伦等在王文华的支持下，成立了少年贵州会，何应钦任主任理事，这是兴义系军阀集团中，以少壮派为领导，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团体。爱国、民主、创新一度是该会思想的主流。兴义系“新派”同“旧派”在对待北洋军阀和孙中山、对待滇系军阀关系、财政等问题上，存在着极大的矛盾，展开了激烈的争斗，终于爆发了“民华两舅甥的关系也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当时，王文华以黔军总司令的身份率黔军占领四川重庆等地，滇军赵又新、顾品珍等部占据成都等地。1920年8月，熊克武联合刘存厚以及川军各部驱逐入川的滇黔军，爆发了靖川之战（又称川滇黔之战）。8月6日，川军夹击成都，经过两个月的激战，将滇军逐出四川。10月上旬，川军分三路直攻驻重庆黔军，展开重庆合围战。10月15日，川军刘伯承部率先破城，击毙黔军一旅长，黔军总司令王文华携带勒索得来的巨款，搭轮东下逃往上海。黔军残部由卢焘代总司令率领，逃往贵州。 王文华因黔军在川战中失利，知道别无出路，决定黔军全部回黔，以“清君侧”名义推翻刘显世政权。10月初，王文华在重庆召集谷正伦、朱绍良、卢焘、胡瑛等高级将领布置行动计划。王文华为避“以甥逐舅”之嫌，不便直接参与这次夺权，而避往上海。任命卢焘代理黔军总司令，胡瑛为总指挥，谷正伦为副总指挥兼参谋长，配合在贵阳的何应钦行动。10月下旬，谷正伦派警卫营营长孙剑锋率黔军警卫营到贵阳实施计划。11月10日，何应钦坐镇警察厅指挥，孙剑锋和副营长林子贤具体执行。黔军首先将刘显世调进省城的游击军三千多人缴械，并杀掉了郭重光，熊范舆、何麟书等人逃离贵阳。11月13日，刘显世被迫通电，解除贵州督军、省长职务，流亡云南。谷正伦、卢焘于事变后到达贵阳。卢焘代理黔军总司令发布安民告示，何应钦操纵省议会推选任可澄任贵州省长。事变结束，统治贵州七年的兴义系军阀旧派集团瓦解，新派执掌贵州大权。因这一年是民国九年，故称“民九事变”。 民九事变的幕后策划者是新兴义系军阀集团的首领王文华，如果在民九事变后，王文华能够及时回到贵州，收拾局面，则贵局也不至陷入混乱。但是，王文华在尚未返省时，已在上海被人暗杀。暗杀王文华的，是黔军另一将领袁祖铭。袁祖铭，字鼎卿，贵州安龙人，1889年生。1909年毕业于贵州陆军小学。1911年初任兴义县团防局附设将弁学堂教练。辛亥革命爆发后，随刘显世进省城，任右队队官。1913年后，历任黔军营长、团长，入川黔军纵队长、黔军第二师师长兼第四混成旅旅长、黔军前敌总指挥等。因与王文华争权夺利而发生矛盾，民九事变后，投靠北洋军阀吴佩孚，旨在夺取贵州军政大权。因王文华是新兴义系的首领，袁祖铭与原贵州参议会议长张彭年合谋，于1921年3月16日派人将王文华刺杀于上海。王文华曾于1917年赴上海拜谒孙中山，加入中华革命党。民九事变后，又被孙中山委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1940年3月，国民党政府追赠其为陆军上将。 王文华被刺杀后，黔军内部发生混乱，代总司令卢焘无力控制贵州，王文华所部五旅互相争斗，都想夺取贵州的统治权。袁祖铭见时机已到，于1921年4月，由北洋政府拨款二十万购买枪械，在湖北武昌小街正式成立了定黔军总指挥部，袁祖铭任总指挥，张彭年任总参议。袁祖铭将两湖巡阅使王占元调拨给的北洋军组成一个纵队，准备开赴贵州，但因川滇黔和旅居外省黔人反对甚烈，川湘两省不准假道，贵州又无内应，该军到5月份被解散，袁祖铭只得再等待时机。 这时，在贵州，贵州督军兼黔军总司令卢焘响应孙中山号召，出兵广西，参与讨伐陆荣廷。卢焘，广西思恩人，壮族，1882年生。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入云南陆军讲武学堂。1911年参加云南辛亥起义。1912年随滇军入黔。1914年起，历任黔军营长、团长、旅长、代总司令、总司令。1921年5月，为响应孙中山伐桂号召，减轻贵州粮饷开支，缓和黔军内部五旅的磨擦，卢焘应谷正伦、胡瑛之请，派其率军入桂。6月，黔军分两路入桂。7月，孙中山任命谷正伦为援桂第四路司令、胡瑛为第五路司令，分别向柳州、百色进发。第四路彭汉章、王天培两梯团，会同滇、赣、粤各军攻下柳州。第五路援桂军进抵百色，因虐疾流行，大部染病，又遭土匪袭击，损失惨重。12月，孙中山在桂林设大本营，召集各路援桂军筹商北伐大讲，谷正伦、王天培到会。1922年1月，谷正伦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央直辖黔军总司令、彭汉章为第一独立旅旅长、王天培为中央直辖黔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黔军隶属于李烈钧第一路军，拟北伐时攻击赣南、鄂东。后由于黔军内部纷争，谷正伦、王天培、彭汉章、胡瑛先后回黔。至此，黔军援桂之役结束。 1922年初，新兴义系内部火拼更趋激烈，黔军参谋长何应钦也因内讧被逐出省。黔军将领王华裔在湘西洪江电请袁祖铭到洪江指挥队伍入黔。袁祖铭已在汉口重组定黔军，自任总指挥，3月5日，袁祖铭赶到洪江。同一天，谷正伦所部参谋长刘其贤、旅长王天培、彭汉章等公开发出通电，欢迎袁祖铭回黔，定黔战争爆发。 定黔战争在贵州东南部、西南和西北部、东北部三个地区进行。东南部是定黔战争的主战场。3月下旬，袁祖铭进驻镇远，发布了《定黔军誓师词》、〈〈定黔军讨逆檄文〉〉等文告，随后会同西北两路攻贵阳。谷正伦因实力所限，退往遵义，卢焘通电退职，避往安顺，职务由张春圃代理。张春圃与孙勤梁、窦居仁等联合抵御定黔军，但因战略上失误，使王天培、彭汉章于4月10日乘虚占领贵阳。张春圃、卢焘、谷正伦在遵义组织行署抵抗，但无从可救，败逃四川。袁祖铭于4月19日进驻贵阳，取得定黔战争的基本胜利。其后，在西南、西北、东北各战场，定黔军也取得胜利，定黔战争于6月全部结束。 定黔战争的结果，是袁祖铭掌握了贵州的军政大权，新兴义系瓦解。新兴义系的几个重要人物，如谷正伦、何应钦、朱绍良等，都先后投靠广州国民政府，后来都成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 四 袁祖铭发动定黔战争，掌握了贵州的军政大权，1922年8月，袁祖铭就任贵州省长。但是，贵州的局面并没有因此而平静，因为滇系军阀这时又在凯觎贵州省。 云南督军唐继尧，于1920年6月宣布废除督军称号，以靖国联军总司令名义行使职权，出兵四川。8月，滇军在靖川之战中被遂，滇军将领顾品珍班师回滇驱唐，唐继尧被迫于1921年2月通电辞职，出走香港。1922年3月，唐继尧返回昆明，重新控制云南军政大权，扩编所部滇军为“建国军”，自任七省建国联军总司令。此外，唐继尧还组织滇、黔联军，自任总司令，以流亡云南的刘显世为副总司令，决定重新控制贵州。1923年3月，唐继尧以其弟唐继虞为东南宣抚使兼滇、黔联军前敌总指挥，率军进入贵州。3月12日，贵州省长袁祖铭不敌滇军，退入四川，宣布参加“武力统一”四川之战。唐继尧、刘显世联名委任唐继虞为贵州军事善后督办，刘显世恢复省长名衔。唐继虞将贵州分为五区、十余分区，设置卫戍司令，进行严密控制，贵州再次沦入滇系军阀的控制。 滇系军阀虽然控制了贵州，但其兵力也受到牵制，难以向外扩张。1924年，唐继尧决定乘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下台之机，摆脱困境，问鼎中原，向外扩张。为解除后顾之忧，唐继尧与时任川黔边防督办的袁祖铭实行妥协。滇军方面派出与袁、唐双方均有故旧或亲戚关系的毛鸿翔、何麟书、卢焘为代表，于1924年10月开始进行和平交接贵州的谈判。同年12月间，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主要内容为驻黔滇军全部由黔入湘、桂，由袁祖铭派彭汉章回黔主政。12月25日，袁祖铭公开通电表示尊戴唐继尧和派彭汉章回黔自治。1925年1月5日，唐继尧通电黔境滇军全部开拔，黔政概归黔人自理。1月23日，彭汉章率黔军进抵贵阳，接收军民两政。刘显世恢复贵州省长名义一年多，这时也随之下台，归家隐居。1927年10月病逝。其兄刘显潜，在民九事变后赴云南投靠唐继尧。1922年任滇黔边防督办。1923年任滇黔联军前敌总指挥。重返贵州后曾代理贵州省省长。滇军离黔时，任唐继尧第一路军第七军总司令，入桂进攻柳州，失败后回黔，后所部被彭汉章缴械，归家隐居，1938年病逝。 1925年1月，彭汉章率黔军进抵贵阳，主持黔政。2月，彭汉章出任贵州全省清乡总司令、贵州省省长。彭汉章并非贵州人，而是四川潼川人。1890年出生。1902年在云南入伍当兵，后进云南讲武堂学习。1912年初随唐继尧入黔。唐继尧返滇后，彭汉章留黔隶属袁祖铭所部，历任连长、营长、团长。1922年6月，支持袁祖铭定黔有功，升任黔军第一混成旅旅长。1923年3月，随袁祖铭离黔，参加川战，被北洋政府任命为黔军第一师师长，后改任第二师师长。1924年1月，被授予将军府志威将军。由于彭汉章出身于滇系，又在黔军中长期任职，所以他接收黔政，对唐继尧和袁祖铭来说，均认为合适。 袁祖铭指派彭汉章率部分黔军回黔主政，而他自己仍率黔军主力参与川战，与川军刘湘部组成川黔联军，合驻重庆。1925年12月，川黔联军在自流井召开善后会议。为争夺四川兵工厂、防区等，刘湘与袁祖铭交恶。当时，刘湘有潘文华、鲜英、李雅材、兰文彬等师、旅，袁祖铭有二师及一警卫旅。1926年1月24日，袁祖铭返抵重庆，立即下令增调黔军四个团入城，在浮图关、两路口、磁器口等要地配置重兵，一时全市人心惶惶。而这时，刘湘正滞留成都，处理善后会议未完事情。重庆各界深恐战祸再起，乃分推代表，向川黔呼吁和平。袁祖铭佯装接受民意，邀刘湘部驻重庆将领潘文华、王陵基、兰文彬等会商，达成协议，城内除留少数军警和警卫部队外，所有川黔军各部均于1月30日移驻城外。1月29日，刘湘部队正移防时，袁祖铭突然策动鲜英、何金鳌部哗变附己，鲜英仅率残部一营突围与兰文彬会合。1月30日，袁祖铭又派兵攻击刘湘部守城卫队，占据刘湘的川康边务督办公署，接收川军各驻重庆的机关，收缴川军守卫队枪械，追击已撤退至白市驿等地的兰文彬、鲜英师，将刘湘势力全部遂出重庆。刘湘各部且战且退，分别退至壁山、垫江一带。这事，史称江巴事变（又称渝变）。江巴事变成了其后驱袁之战的导火线。 刘湘势力被遂出重庆之后，刘湘与袁祖铭公开决裂。刘湘自度势单力薄，决定联合在“统一”之战中兵败奔赴汉口投靠吴佩孚的川军将领杨森，共同驱袁。杨森也想趁此机会东山再起，于1926年3月1日返回川东万县，召旧属六部来归，渐达件。国民政府令唐生智先剿灭袁祖铭，再图北伐。1927年1月，唐生智命令教导师师长周斓，趁农历年关请吃年饭之机，设宴诱杀了袁祖铭。其部属经过两昼夜激战，亦被唐生智消灭。 袁祖铭部将彭汉章，原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参加北伐。1927年8月12日，亦在汉口被唐生智枪决。另一部将王天培（贵州天柱人），原被任命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四·一二”政变后，任南京政府军委会委员、东征中路江左军第二纵队指挥、第三路军前敌总指挥。1927年8月在徐州战役后被蒋介石召回南京囚禁，9月2日，被蒋介石秘密处死于杭州。 五 周西成是桐梓系军阀的首领。桐梓系的形成要追溯到1920年。当时，贵州桐梓县人周西成任黔军第一旅第十团第二营营长时，就将同乡毛光翔、刘楷森、江国璠 、王家烈等人升为连长，为桐梓系集团形成打下了基础。随后，他们利用西南军阀之间的矛盾，活跃在贵州、四川等地，抓住同乡和亲戚关系，逐渐发展。1923年，周西成组织“靖黔军”，又纠集了犹国材、侯之担、蒋在珍、车鸣翼等一批骨干分子，在四川涪陵召集军官会议，公开确定了“群（毛光翔号群麟）、绍（王家烈号绍武）、佩（江国璠 号佩玙 ）、用（犹国材号用侬）”的继承序位，标着桐梓系集团正式形成。几年时间，周西成由营长升任团长、旅长、师长、军长，1926年6月1日，周西成担任了贵州省省长，掌握了贵州的军政大权。 桐梓系集团高级文武官员，非桐梓人不用，时人有“无官不桐梓”之说。周西成对内加强统治，扩充军力，他将贵州陆军讲武学校改为贵州陆军崇武学校，刘其贤任校长，彭鸿业任教育长，严余春、钟山瑛等任教官，陈仲英、黄集成等任大队长，大量培养各类军事人材。对外，周西成联合两广，对抗蒋介石。蒋介石对周西成这股割据势力怀恨在心，欲除之而后快。蒋介石屡次挑起贵州内部和滇黔两省的战争，但未能达到倒周西成的目的。1928年秋，蒋介石终于找到机会，指使第四十三军军长李燊 回黔倒周。 李燊 ，号晓炎，贵州贞丰人，1889年出生。早年入贵州陆军小学，毕业后投黔军袁祖铭部，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后所部被改编为第十六军，后又改为第四十三军，李燊 仍任军长。袁祖铭、彭汉章、王天培相继被唐生智、蒋介石杀害后，省外黔军只有李燊 一个军。李燊 率部长期在外征战，深感孤军在外的危险。周西在对李燊 部不仅不容，而且为了削弱李燊 的实力，派人收买其部属，这就促使周李矛盾更加尖锐。当时李燊 的部队驻守宜昌，旅汉黔人主张周李合作，共赴时难，进行了多方调解。周李双方遂派代表协商，于1928年初达成了《周李协定》。该协定规定第二十五军和第四十三军在兵员、军费、武器、情报等方面互相支持。根据协定，两军在宜昌组织了联合办事处。但是，此协定不过是周西成的缓兵之计，不久，即被周西成撕毁。在蒋介石的策动和支持下李燊 决定率这回黔倒周。 1928年10月，周李之战（也称黔东之战）爆发。周李两军开始在四川酉阳、秀山及黔东之松桃、铜仁带激战，李军战败，又在贵定石门坎遭到周军伏击，李燊 负伤，遂向西退入云南，求援于云南军阀龙云。1929年4月，李 燊 在龙云的支持下，陈兵黔边，伺机反攻。周西成分三路迎击，自领一路从安顺出发，亲赴前线指挥。李燊 亦分两路向盘县进攻，相继进战盘县、普安、花江等地。周西成率部进驻镇宁，见情势危急，亲赴鸡公背督战，不料被李部包围抄袭，在激战中周西成中弹负伤，落水身亡。5月28日，李燊 率部到达贵阳，组成贵州省临时政务委员会。不久，蒋介石明令李燊 为贵州省主席子。6月中旬，周西成旧部之毛光翔、王家烈、犹国材、廖怀中，联合向李燊 发起反攻，逼使李燊 随滇军退出贵阳，西走云南。李燊 将残部交与龙云，只身去香港，不久在香港病死。 李燊 退出贵阳，桐梓系重新控制贵州大局，蒋介石不得不任命第二十五军副军长毛光翔为贵州省主席兼第二十五军军长，第二师师长王家烈升为副军长。毛光翔是周西成的表弟，又是王家烈的妹夫，被定为桐梓系第一继承人，毛光翔主持黔政，王家烈也无可奈何。但毛、王原来就有矛盾，此时矛盾则更为加深。毛光翔虽然不久又被蒋介石委任为第十八路军总指挥，但他对蒋介石的态度，始终若即若离；对王家烈，毛光翔更是担心他势力得到发展，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多次设计想夺取王家烈的兵权。蒋介石极力拉拢和支持王家烈，使他逐步占据了黔东南和黔东北。另外，蒋介石又资助王家烈各类新式武器，扩充部队，使王家烈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新增加了几个团。对蒋介石的“关怀”，王家烈也投桃报李，几度奉蒋介石之命出兵湘西，“围剿”红军。因他“剿共很有成绩”，受到蒋介石的赏识。当王家烈认为自己的羽翼丰满时，便公开与毛光翔决裂，决心夺取贵州政权。 1932年2月，王家烈在蒋介石的怂恿下，在洪江率领四团人马，直趋贵阳，对贵阳形成包围之势，胁迫毛光翔交印让权。当时，毛部不少师、旅长主张对王开战，但受到毛光翔之母力阻。毛光翔权衡利害，也只得遵从母命，交贵州军政大权交给了王家烈，自己专任第十八路军总指挥，退往遵义。 王家烈胁迫毛光翔交印让权后，国民政府立即任命王家烈为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生于1893年，1914年8月起入黔军当兵，后入桐梓同乡周西成部，连年征战，由排长逐级提升至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大权在握之后，他不禁飘飘然，唯我独尊，终日沉溺酒色，尽情享乐，昏庸度日，不理政事。其妻万淑芬，贵州铜仁县人，是个颇有野心的女流，趁此机会即肆无忌惮地干预政事。万淑芬自幼饱读诗书，虽是女流之辈，却喜读兵书，能屡屡给王家烈出谋划策。许多以王家烈名义发表的文告文章，其实是出自万氏之手。每当王家烈行军打仗，万淑芬又总是乘轿随行，在军中作参谋。这时，她把头发高束，戴上帽子，穿一身西装，并穿着宽大而塞了棉絮的皮鞋，掩饰着一双小脚，外人还不知她是女流。万淑芬还有着“外交夫人”的美誉，她代表王家烈，到各地活动。她到广西访问李宗仁、白崇禧，协商贵州烟土输入出境“通关税”。她到广东会见陈济棠，代表王家烈订立黔、桂、粤“三省互助条约”，暗中反蒋。她又到南京访问蒋介石，争取补助；到香港访问胡汉民，分担在西南政务委员会承担的任务。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她又在《贵州日报》增设副刊，亲自撰稿提倡礼义廉耻。她还插手军队，很快掌握了八个团的兵力。在人事方面，她援引自己的兄弟子侄出任要职，其叔父万稚新任省府秘书长，其兄万载之任第二十五军军部经理处长兼省总金库主任，万式俊任县长，万式炯任团长，万式楷任营长，万式师、万式德任排长，旅长蒋德铭、军械处长黄集成都是侗仁人。这样，就在王家烈的政权中形成了一个以万淑芬为中心的铜仁人掌权集团。时称这个集团为“铜仁派”。铜仁派从桐梓系骨干分子手中夺去了相当部分权力，致使桐梓系骨干深为不满，两派之间互相争权夺利，斗争十分激烈。而王家烈对此不闻不问，致使贪官污吏比比皆是，兵匪横行，税收多如牛毛，军队成了手握步枪和鸦片烟枪的“双枪兵”，人民陷入深重灾难之中，怨声载道。当时，有人作了一副对联讥讽王家烈的统治：王纲坠地，万恶滔天。对联中的“王”指王家烈，“万”指万淑芬。 不久，“金克木”的舆论开始流传。“金”代铜，指铜仁派；“木”代桐，指桐梓系，“金克木”显然暗示铜仁派将取代桐梓系，使桐梓系分子更为不满和恐惧。1932年8月9日，桐梓系将领江国璠 策动政变。政变虽然未遂，但一场更大的战争——王犹之战在两个月后即爆发了。 六 第 21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22 章 民国军阀派系 作者:陈贤庆 第 22 章 毛光翔被迫让出贵州军政大权给王家烈后，退避遵义，既受冷遇，又受限制，加上以万淑芬为首的铜仁派不断抢权夺势，使他及其桐梓系将领十分恼怒。这时，黔西的犹国材和黔北的蒋在珍正在策划倒王，于是，毛光翔、犹国材、蒋在珍聚集遵义密谋，拟邀请王家烈前往桐梓参加周西成祠堂落成典礼，借机达到目的。但王家烈恐生意外，托词未往。毛、犹、蒋遂以王家烈“背叛长官，破坏团体，为害人民”以及“搞垮桐梓系”，“建立二十五军新系统”等罪名，通电讨王。蒋在珍首先在遵义宣布独立，随即派兵封锁乌江和鸭池河。王家烈也以“破坏行政系统，截留赋税，封锁乌江，以下犯上”为由，派简文波、犹禹九两个旅对蒋在珍进行戡乱，并急令驻湘西洪江的参谋长何知重率部回援。蒋在珍战败，退守遵义老城。毛光翔电促犹国材出兵支援。犹国材原先与王家烈的关系还不错，但此时见蒋在珍已成了瓮中之鳖，深恐一旦蒋在珍被歼之后，自身也难积极，故在“奉毛总指挥转中央电令，为了解除人民痛苦，迅速平定贵州内乱，以安地方”的招牌下，于1932年11月5日，由安顺起兵进攻贵阳，王犹战争正式爆发。 犹国材部以强行军及汽车短途接运，快速进至距贵阳三十多里的狗场附近。王家烈没有想到犹国材会反对自己，直到前两天，还接济犹国材部三万元，因此，对犹国材毫无戒备。双方经过激战，王家烈无力对抗，即率残部取道平越、站中连接外，也中肯地提到了一些不足之处，就如“黔系”一章，黔军的余脉，尤其第二十五军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以及最后的分化，还有许多内容是应该作出交代的，而我只写到1935年5月蒋介石改编黔军即结束，显然是有缺陷的。胡先生同时还邮来了大作《抗战时期的黔军作战小史》供我参考。老实说，我感到既高兴又惊讶。高兴的是，研究历史尤其研究民国史的，尚有继承人；惊讶的是，胡先生年纪轻轻，即对民国军事史战争史有如此深入的研究，能写出如此洋洋洒洒、史料翔实的文章，实属难能可贵！我参考了该文，并补写了几段；该文我亦略作整理，连接于后，读者可从中更全面地了解到黔军的最终结局。在此，感谢胡博先生提供的文章。） 抗战时期黔军作战小史 胡博 前言 抗日战争时期的黔军，不同于川军和滇军所各自拥有一个完整的地方军系，黔军仅仅是附庸于中央军的几个“独立”师而已。 当时真正出自于黔军的共有七个师（即第82、85、102、103、121、140、新8师），但是蒋介石为什么不把黔军按照川军或滇军那样编成一个军甚至于编成一个集团军来使用呢？原因之一固然是蒋介石在围剿红军时就有吞并贵州的想法，以追剿红军为名，派遣中央军入黔剿共，伺机解决黔系势力。而主政贵州的王家烈也确实窝囊，所属几个师让红军各个击破，损失不轻。蒋介石便乘机夺取了贵州军政大权，把代表黔军的25军番号撤消，所属五个师分割使用，王家烈本人被“保送”陆军大学学习了事，副军长侯之担更是被撤职看押于重庆，以至郁郁而终。 另一重要原因却是在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后，时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不但没有拯救蒋介石的想法，反而以救援为名，调遣中央军准备与西北军、东北军两大军系开战，借战端取代蒋介石。 事后蒋介石得知此事大为光火，便逐渐的疏远了何应钦。由于何应钦是贵州人，而出身黔军的中下级军官多为何之学生（何应钦曾任贵州讲武堂教育长、校长）。这件事发生后就影响了黔军复起的机会。事发后部分黔籍军官认为前途黯淡，便纷纷辞职回乡，这又进一步的削弱了黔系势力。虽然在抗战爆发后何应钦利用关系给出身黔军的部队些许照顾，并使其中两个师组成了一个军，但是成军不到半年即再次被分割使用。“我们一个师孤军奋战，到处做客，临时在战场上找婆婆，打起仗来只能向前看，不能后顾，如有失误，后果莫测。”时任102师师长柏辉章所说的这句话，充分反映了抗战时黔军所处之困难情形。虽然黔军在抗战期间屡立战功，但时刻得面对被吞并的危险。而到了抗日战争结束后黔军势力也确实所剩无几了。 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前所说之黔军多以25军为准，故本文所述之抗战黔军以25军所改编的五个师为主，另外两个师（第82、85师）略加叙述。现将所述内容按部队番号顺序一一交代。 第一章 国民革命军第一百零二师 第102师原为25军第2师，1935年5月在贵州威宁接受中央政府改编。改编后的建制为两旅四团，共9000余人，首任师长柏辉章。柏辉章，号健儒，贵州遵义人，贵州讲武堂第二期毕业。后跟随周西成累升至旅长，王家烈主政贵州时任25军第2师师长，是逼王家烈下台的高级将领之一。第2师改编为102师后，柏辉章被国民政府委任为第102师中将师长，在当时的几个中将级师长里，可算是资历较深的一个。该师中除政治部主任等少数军官为中央派遣外，余皆贵州籍官兵，在当时的国军中是属于较有战斗力的部队。 是时该师序列为： 师长柏辉章，副师长刘禹九，参谋长宋时俊。 第304旅，旅长杜肇华，副旅长赵兴鉴 第605团，团长李维亚 第607团，团长陈蕴瑜 第306旅，旅长蒋德铭，副旅长曹冠英 第609团，团长钟立纲 第612团，团长陈伟光。 同年6月，102师奉命从威宁出发至涪陵整训，一年后调豫南归属鄂豫皖边区剿匪总司令部序列，先后在光山、经扶、金兰山等地参与“剿匪”，战绩不佳。仅特务连就连长重伤、三个排长阵亡、只剩18人幸存，而该连装备在当时为102师之最。 1937年7月该师被改编为三团制（附一补充团）。 是时序列为： 师长柏辉章，副师长胡松林，参谋长杜肇华。 第607团，团长陈蕴瑜； 第609团，团长钟立纲； 第612团，团长陈伟光； 补充团，团长李念孙。 1937年8月下旬，102师奉命开赴江阴布防，直属张发奎第8集团军。10月初改驻虹桥、七宝镇作为预备队机动待命。10月下旬调归胡宗南第17军团序列。 此时17军团下辖之第1、第8两军在蕴藻浜与日军激战数日，伤亡惨重，光团长就阵亡两人。102师的增援对17军团来说应是即时的，但是军团长胡宗南却命令该师所属之607、612两团分别调归第1、第8军，并要这两个团强渡苏州河，防守北岸最前沿阵地。师部与609团部署于军团部附近作为预备队。对于这一命令，使本已势单力薄的黔军来说无疑遭受一次打击，官兵普遍认为102师被分割瓦解了。师长柏辉章也心知肚明，只能以实际战绩来维持102师的完整性，并且命令外调的两个团要“服从上级指挥，如有动摇军心者军法从事”。 当柏辉章知道了外调的两个团已“稳定”的汇报后，便命令参谋长杜肇华兼任步兵指挥官率领外调的两个团入夜后强渡苏州河（此时苏州河北岸已有部分地区为日军占领），归属第1、第8军序列参战。 第607团强渡苏州河时，与日军巡逻艇遭遇，双方发生激战，最终以阵亡排长两人、士兵数十的代价换取击沉敌艇两艘的战绩。这是淞沪战场中陆军与日海军战斗较为激烈的一次。而612团渡河时较为顺利。当两团强渡苏州河后留归师部的609团遭到日军右翼侧击。柏辉章立即命令补充团迂回插入敌后，施展包围战术，与日军展开肉搏，终于击退日军，同时也解除了17军团的侧翼威胁。 胡宗南倒是没想到102师能用所剩的两个团顶住日军的侧袭，于是将该师外调的两个团归还建制，并称赞102师“奋勇克敌，显树战功”。同时决定把102师正式调属第8军序列继续作战。 由于日军利用海空优势，且以坦克、炮兵支援步兵攻击，致使我军在白天根本无法作有效防御。于是102师采取白天避战，入夜夺取阵地的方针，与敌周旋。102师用这个战术在近一月的拉锯战中始终固守原线，使日军未能前进一步。 1937年11月上旬，日军以三个师团在金山卫登陆，向南京方向疾进，企图从侧面截断淞沪战场国军后路。第3战区洞悉日军企图后即下达总撤退令，命令所属各部沿京沪国道向西转移至句容阻击日军，拱卫南京。第102师于11月12日开始后撤，抵达无锡后奉命就地布防掩护主力部队后撤。在与追击日军激战一昼夜后又撤至浦口，此时该师所剩官兵约3000人。不久，南京失陷，102师于12月14日开始撤退。 1938年1月，第102师抵达陕西宝鸡整训。胡宗南拟将102师分别补充入第1、第90军，而第8军的军长黄杰因急于扩充自身实力，而所部经过淞沪会战后只能编成一个师，在知道102师有一定战斗力后，向何应钦申请将102师保留在第8军的序列，并且将该师除了变换德国和比利时装备外，还增设了战车防御炮连和迫击炮连、辎重营各一个，扩编原工兵连为工兵营；同时又得到一个贵州籍补充团编入，使得重新整补后的102师装备比成立之初有过之而无不及，兵员恢复至7000余人。按当时全国各师的装备水平来说，102师已经不差于蒋介石的中央军了。不过身为中央嫡系将领的黄杰也在102师里安插了由原税警总团改编的一个团，作为监视。整补后的序列为： 师长柏辉章，副师长胡松林，参谋长杜肇华； 第304团，团长陈蕴瑜； 第305团，团长陈伟光； 第306团，团长唐守治； 补充团，团长李念孙。 该师整补完毕后调赴大荔构筑防御阵地，继而调防潼关，担任黄河河防。 1938年5月中旬，徐州会战已呈败象，豫东战场吃紧。102师奉命开赴徐州参战。行至夏邑时发现日军，师长柏辉章仰仗全新装备和士气旺盛的有利条件，立即命令部队向日军主动出击。其中304团在韩道口辅以战防炮，击毁日军坦克五辆，缴获装甲汽车十二辆，生俘驾驶兵二人。第102师的原定任务是增援徐州友军防御，但此时徐州已被放弃，乃获令就地布防，阻击日军西进开封，掩护徐州友军撤退。第102师得令后即以304团守苇楼、305团（欠一营）守韩道口、306团守李庄、补充团驻砀山作为预备队、师部及师直部队、305团一个营驻砀山县城。 5月22日拂晓，日军开始将砀山守军102师分割包围，切断了师部与所属各团联系，102师官兵只能各自为战。其中第304团在苇楼铁路附近与敌发生激战，团长陈蕴瑜阵亡，营连级干部多半伤亡，只有该团重机枪连连长陈开本所率一部突围成功（陈开本因功升少校营长）。306团为税警总团一部新编，全无战斗经验。在李庄被围后，又遭日军坦克协同攻击，坚守两日即全团殉国，只剩团长唐守治率领残兵40余人突围而出（唐本人后被黄杰撤职查办）。305团与补充团分别在韩道口和砀山以西地区被敌包围，两团几次奋战突击，都遭失败，只得各自固守待援。而师部被包围于县城后连日遭受日军炮击，幸得305团的一个营与师直部队据守环城土坎坚守，使日军未能突入城内。 仗打到这份上，102师也已经差不多了。师长柏辉章一日数电第8军军部呈报战况，而军长黄杰却在当晚（23日）发来封“砀山不必守，砀山不可失”的模棱两可的电报，让柏辉章苦笑不得。撤，电文没明说，将来要是追究责任，轮不到他黄杰。守，这点残兵再守下去，这支黔军就真完了。 由于参谋长杜肇华自宝鸡整训时即回乡探亲未归，柏辉章就把副师长以及参谋两人召集商讨。最后认为砀山已被包围，即使硬守也是个全军覆没，而掩护徐州友军撤退的任务也已完成。不如冒军法从事的风险，保留一点黔军的种子。于是决定以副官主任曹冠英指挥师直部队与305团曹文杰营，以特务连为先头，于次日（26日）凌晨三时开始突围。 突围时部队沿途带上负伤官兵搜索前进，途中副官主任曹冠英负伤、营长曹文杰阵亡，师长柏辉章之胞弟柏宪章也因运送弹药赴前线时在开封阵亡。当102师残部撤至一村庄后，才得到军部命令撤出战场、予以嘉奖的命令。师部在呈送砀山战斗详报的同时，呈请表彰阵亡将士。其中304团团长陈蕴瑜追赠少将、师部兵站站长柏宪章追赠上校、305团营长曹文杰追赠中校。 陈蕴瑜团长为贵州平坝人，贵州讲武堂第二期毕业。是102师在抗战中阵亡的最高级军官。陈团长阵亡后蒋介石送挽词“忠烈可风”、挽联“裹革痛无尸，一夕苇楼埋碧血；报功原有典，千秋青史表丹心”。李宗仁题词“不以履险而却，不以临危而避，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壮烈牺牲，足以泣鬼神动天地”。冯玉祥题词“成功成仁”。何应钦题词“毅魄英姿”。 部队撤下战场后沿途收容，只得残兵二千余，被服装备一概损失。开赴漯河休整后，102师脱离了第8军序列。 部队休整时将306团的番号给予补充团，并由军政部派员核定，决定补充新兵4000余人。由于战防炮连损失殆尽，改以迫击炮一连补充。该连与原迫击炮连合编为迫击炮营。 1938年7月上旬，第102师抵达汉口市郊，师部驻蒋家湾。该师先是直属于第2兵团，后拨归第6军指挥。此时副师长胡松林调升，职务由李奇中接任。不久获准补充的四千人也已到达，便又重新整编该师。此时该师序列为： 师长柏辉章，副师长李奇中，参谋长杜肇华； 第304团，团长许世俊； 第305团，团长陈伟光； 第306团，团长陈希周； 补充团，团长李念孙。 1938年9月2日102师奉调南浔线之德安附近布防，由于该师驻地接近第4军（军部驻德安），乃将该师列入第4军序列。第102师进驻后，得到江西各界慰问团劳军，第4军军长欧震也亲临慰劳。此次欧震与柏辉章的碰面，为以后102长期归属第4军建制构成了一定因素。 进犯南浔线的日军为101、106两师团，目的是进击南昌。第4军原本以102师协同90师由大岭头北进迎击日军，而102师师长柏辉章力排“从左翼迂回攻敌”之众议，将进攻重点指向乌石门附近，配合友军夹击来犯日军。战斗打响后，102师展开304、305团向日军强袭，伤亡颇重。柏辉章急以306团增援，并亲临前线督战，挽回颓势。但仍被日军纠缠在杨家山、杨家洼一带。此时军长欧震拟改变攻击重点，但柏辉章仍坚持己见，并派遣102师精锐，由柏辉章亲自指挥，绕行至日军赖以为犄角的乌石门左侧高地，并于次日拂晓占领高地，指挥全师猛攻成功。日军乃退守万家岭、孤山一带顽抗。 10月6日友军18军、74军最先开始夹攻盘踞万家岭之敌，而102师在攻占狮子岩、扁担山、大金山后也参与到围攻万家岭日军残部的战斗中。同时日军也不断空降增援，并以飞机空投补给被围部队。万家岭阵地上经四昼夜激战，终于在10月10日被攻克，歼敌四个联队。是役就是当时全国报纸广为报道的“万家岭大捷”。 10月12日，日军以飞机持续轰炸，304团阵地工事多被摧毁，人员损失惨重。日军步兵也于此时开始反攻击，102师此时将补充团增援到前线，准备坚守万家岭阵地。次日102师阵地与日军全线开战。激战至15日阵线多处被突破。16日，位于102师左右阵地的友军52师、109师开始后撤，102师同时也撤至永丰桥。 10月28日德安失守，30日日军又向武宁、修水进攻。102师奉命布防于修水南岸与日军对峙。既而调赴进贤、东乡策应南昌会战。 南浔线战事告一段落后，102师调归26军节制，并驻东乡接受军政部点验人数。经点验，全师人数不足，乃就近补充赣籍士兵一千五百人。从此，102师已不再是全贵州籍官兵组成的部队了。 1939年3月24日，日军101、106师团进犯南昌，102师奉调南昌外围参战，阻击进犯南昌西南方向的日军。 第102师最先与日军交战的是304团。306团不久也奉令占领南昌北路要冲——西山万寿宫，在与日军接触不久后却因溃兵慌称“万寿宫失陷”而主动后撤。紧接着102师所属其余两团在遭到增援日军的压力下也相继退至赵家塘村南高地固守，以期阻止日军继续进犯。3月下旬，日军从东、北方突破友军阵地，占领南昌，102师奉令后撤。 4月17日，102师调归32集团军直辖，参加反攻南昌的战斗。22日反攻开始，102师作为预备队后进。29日，102师奉命以所辖一部协攻沙埠潭及其西北各据点。该师乃以304团主攻西北据点之大王虎山，305团协助友军攻击沙埠潭。战至6月，该师305团因协攻沙埠潭未克而转进新村圩。在与日军激战于近日后损失惨重，该团3营8连除连长与一名号兵幸存外，余皆殉国。后因29军反攻南昌失利，102师奉命后撤。 7月初，102师于奉调湖南衡阳，作为第9战区总预备队。师长柏辉章兼任衡耒警备司令，同时对师部进行改组。原参谋长杜肇华改任步兵指挥官，以参谋主任熊钦垣升任参谋长。副师长李奇中外调，以305团团长陈伟光升充。同时扩编通信兵连为两个。是时序列为： 师长柏辉章，副师长陈伟光，参谋长熊钦垣； 第304团，团长许世俊； 第305团，团长刘威仪； 第306团，团长陈希周； 补充团，团长王宪扬。 1939年9月14日日军以三个师团、一个骑兵大队、附以坦克、大炮、飞机，共十万余人进犯长沙。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 当102师于9月中旬奉调参战至湘潭布防后日军已开始撤退。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决定将102师再次调属第4军，作为前敌追击部队追击败退日军。102师以305团为左翼、306团附工兵营为右翼开始追击。败退日军则仓促应战，被击毙者甚多。10月6日，两路追击部队追至新墙河南岸后获令就地驻防，此时102师师长柏辉章被升为第4军副军长兼原师长职。第一次长沙会战胜利结束。位于新墙河对岸的是日军第6师团，该师团常派遣小分队偷袭102师驻地，但皆被击退。此后102师巩固新墙河长达两年之久，战绩显著。在南岳军事会议上，该师受到了蒋介石和薛岳的表扬。 第 22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23 章 民国军阀派系 作者:陈贤庆 第 23 章 1941年4月，日军集中四个师团又两个独立旅团约十二万的兵力第二次进攻长沙。而102师驻守之新墙河阵地为首战要冲。日军先集中炮火对防御新墙河的102师猛烈轰击，并在飞机的掩护下，抢修新墙河上的军桥，使用坦克掩护步兵强渡新墙河，建立桥头堡。 第102师组织部队连续打退日军数次强渡，并集中该师所有迫击炮封锁河桥通道，使日军攻势稍减。前线三个团在日军连日进攻下奋战抵抗，师长柏辉章则日夜坐守电话机旁，严令各团不得后退一步。306团在遭受日军骑兵穿插袭击后，伤亡颇重，该团团长陈希周数次以电话向师长柏辉章告急，皆被柏辉章以“采取近战肉搏，你如后退，就提头来见”顶回。 随着战况加剧，师部开始前移严令各团抵抗，而各团兵力所剩无几，第305团2营更是全营殉国。作为预备队的补充团也因逐次增补前线的三个团而损失殆尽。此时柏辉章改以各团所剩兵力各成据点互相支援的方针，以机动防御方式，采取灵活行动，阻击日军，坚守原来的战线。后终因侧翼友军59师的溃退，战线被日军突破。 此次102师遭受日军第40师团天谷直次郎所部主力强袭，经过二十一个昼夜的浴血奋战，最后各营、连所余士兵都形成大小不同的独立据点，坚持战斗直至全部殉国。但是102师的这些牺牲为而后反击日军、保卫长沙，打下了胜利的基础。新墙河防御战结束后该师残部撤退至黄花市集中待命。后因日军骑兵部队进击黄花，该师又后撤至浏阳田新镇集结。此时全师仅存官兵五百余人，武器装备所剩无几。 值得一提的是该师工兵营营长杨炯在102师撤离后因后路被段，乃率领该营所剩的三十一名士兵转移至岳阳大云山地区收容败兵后，组成一个九百余人的加强营在当地打游击。坚持到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方才归队，并被晋升为中校。 9月底，日军终因后援不继，再次后撤。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命令部队全线反击，102师残部随第4军主力追击日军败兵至新墙河，第二次担任新墙河防务。而此次奉令防守之前，102师并未获得任何补充，因此奉命接收由湖南茶陵师管区组织的两团新兵补充。102师的黔籍成分再次被削落。 由于新补充的士兵人数不能满足原102师四个团的建制，便撤消了补充团，改为三团制。由于武器也未能获得补充，只能将一些存放在衡阳的旧炮废枪交兵工厂修理后配发使用。 第102师由出黔参加抗战起，原有黔籍官兵九千余人，从淞沪、徐州、武汉、南昌、第一、二次长沙会战后黔籍官兵多已阵亡，后补充的贵州、湖南、江西新兵皆未获得足够的训练，因而该师的战斗力与出黔时的战斗力已今非昔比了。 1942年6月102师随第4军从湘北出发至曲江马场准备参与支援友军抗击日军登陆，并待机接收香港，但未及抵达香港沦陷，又因第三次长沙会战爆发，第4军奉命回湘支援。 10月30日102师抵达湘潭后，受命攻击进抵长沙南郊的日军。102师以步兵指挥官杜肇华率领304团为右路，306团为左路向南郊日军发动进攻。师部与305团则在后跟进。304团在进抵大塘以北地区、306团进抵新开店附近的猴塘塅后分别与日军发生战斗。战至11月7日，日军全线溃退，102师官兵再次追击日军至新墙河，第三次奉命防守该地。一个月后第4军后调浏阳休整，102师驻田新镇整补。此次整补，工兵营、通信营被缩编为连建制，迫击炮营因全部损失，被撤消建制。此时全师官兵约四千余人。 1943年5月第4军军长欧震调升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论资历、战绩，理应由副军长柏辉章升充，但是因为柏是贵州人，而第4军出自粤军，又是薛岳的嫡系，遂以广东人张德能升任军长（此人是张发奎的侄子，而张发奎又是薛岳的至交，故用张德能来当军长，薛岳是放心的）。为使张德能便于指挥所属的几个师，尤其是102师，乃将第4军副军长兼102师师长柏辉章调任赣南师管区司令，仍挂第4军副军长的头衔。其实柏辉章想当军长也只是他一相情愿。试问，一个以广东为主的部队会由一个黔人来接掌吗？。 柏辉章对于调任师管区司令一职可以说是十分不满的，102师自从参加抗战以来屡立战功，但却要时刻面临被吞并的危险，先是胡宗南、黄杰，后又不幸被薛岳“看中”。而柏辉章自己从1936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以来始终未获晋升中将的荣誉（中将师长这个军衔并没有正式授予）。这次不但没升任军长，反而被降任级别低于副军长的师管区司令，这到头来为的什么呢？后来柏辉章在师管区司令任内与专员蒋经国发生矛盾，被调任江西军管区当参议、第88军副军长等职，未几辞职闲居于上海。1946年通过何应钦的关系被授予国防部中将部员的虚职。1950年1月在第2绥靖区副司令官任内率部起义。1952年因镇反丧命。 柏辉章的调职表示着102师已逐渐落入薛岳粤系势力的掌握之中。柏辉章走了，那么102师师长该由谁接任呢？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为加快吞并102师的目的，原拟以广东人唐云山接任师长（第4军属第9战区序列，而身为司令长官的薛岳有第4军的人事调动权），但是请调报告到了军政部后当即被驳回，也是薛岳活该被驳，时任军政部的部长是何应钦，怎么会允许薛岳吞并到黔军头上来呢？起码也该让何应钦自己来收编啊，只好改以102师副师长陈伟光升任师长。陈伟光，号文炳，贵州六枝人。出身行伍。从连长开始就跟随柏辉章连年征战。后柏部改编为102师，任团长，1939年7月升任副师长至今。陈伟光上任后，许多营连级干部都被张德能外任，改以粤人补充（何应钦管的了大的，小的就不行了）。 是时该师序列为： 师长陈伟光，副师长兼参谋长熊钦垣； 第304团，团长许世俊； 第305团，团长杨仁瑞； 第306团，团长陈希周（曹文奎代理）。 1943年4月下旬，第4军抵达宜黄，102师在师长陈伟光率领下阻敌于宜黄河上游，与日军血战五昼夜，双方不分胜负。此时日军又以一部约千余人由102师右侧包抄，师长陈伟光以306团第1营、305团第2营迎击。激战至5月2日始将该股来犯日军顶住。此后102师全线战况时紧时弛，一直与日军对峙至7月中旬。 第4军接防长沙后，102师负责长沙市区北半部。1944年日军北调关东军一部南下支援武汉日军，准备第四次进攻长沙。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在得知日军此举后决定沿袭第二、三次长沙会战取胜的经验对抗日军。 1944年5月日军由湘北南下，突破新墙河阵地，向纵深插入。此时因军长张德能抽调102师老兵补充第59、90师，以新兵补充102师，使得该师战斗力大幅下降。幸而102师因正面之日军只以一部佯攻，未发生激烈战事，而友军第90师却与日军激战两天了。 日军此次围攻长沙的战术出乎薛岳和第4军军长张德能的预料，使得第4军孤军作战，防御阵地又无制高点，战况万分危急。 6月17日下午，第4军因岳麓山告急，遂调整部署，102师除以304团固守小吴门、经武门核心阵地外，主力渡江，于荣湾市、白泥塘一线展开，并向望城坡攻击之日军展开攻击。但由于渡江时间紧迫准备不足，加之日军火力拦阻，直至天明还未完全渡完。 6月18日长沙陷落，102师奉命退守岳麓山，因该师战斗力低下，战至第二天后即失守，全师向湘乡、邵阳溃退。留守小吴门的304团也经过苦战突围而出。 第4军撤至邵阳后军长张德能被枪决，所辖三个师的师长皆被撤职法办。第4军所辖之第59、90师两师是因战败被撤职是无可非议的，而102师师长陈光伟被撤职却是薛岳为正式吞并该部的开始。 陈光伟被撤职，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后，查明该师战败实因军长张德能从中作梗，被宣布无罪释放，回任原职。而师长陈伟光却因此次变故，明白了薛岳对102师的吞并是迟早的事，而自己又显的力不从心，便辞职还乡，过起寓公生活了（逃避责任）。此后陈伟光再无出任任何军职，直至病逝。 陈伟光辞职后由副师长熊钦垣代理。直到军政部长何应钦调职后，薛岳始于45年1月改派其亲信梁勃接任师长。梁勃接任102师后，将原任副师长兼参谋长的熊钦垣降任为参谋长，以长沙警察局局长陈阵接任副师长，并撤消该师304团番号，使该师成为一个两团制师。 此时序列为：师长梁勃，副师长陈阵，参谋长熊钦垣； 第305团，团长杨仁瑞； 第306团，团长陈希周。 整编后该师开赴酃县接受整训，从此脱离了抗日前线，该师也因被薛岳改编为粤军而结束了其身为黔军的历史。但是第102师官兵不怕牺牲，前仆后继的精神，使得该师在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1942年，该师在贵阳大南门外新华路口与南厂路口交叉处，建立了一座“陆军一百零二师抗战阵亡将士纪念塔”，以表彰殉国将士。 抗日战争胜利后102师开赴江西吉安、泰和驻防。1946年被整编为第102旅，编余军官由原305团团长杨仁瑞率领松往南昌军官总队受训。该旅整编完后担任庐山警备任务。是时序列为： 旅长梁勃，副旅长陈阵，参谋长熊钦垣； 第305团，团长陈朝章； 第306团，团长陈希周 。 1947年内战全面爆发，整编102旅由九江调赴苏北与解放军作战，旅长梁勃采用部队临时出发、临时赋予作战任务的办法，使泰州、泰兴两地的游击队遭到厄运，从而破坏了部分人民基层武装。 1948年秋该旅恢复原来的102师番号后被支解。该师305团编入90师建制，改番号为268团。306团编入59师建制，改番号为176团。102师番号授予在南京新成立的45军，原102师部分官兵也被调至新成立的102师。至此，从贵州出发参加抗日的102师正式结束。而在45军序列下新建的102师最后也在解放军发起的渡江战役中于安徽广德被歼灭。乘隙逃脱的部分黔籍官兵逃往贵州，最后参加了贵州部队的起义。 第二章 国民革命军第一百零三师 第103师原为第25军第1师，1935年5月奉令改编为第103师，首任师长何知重。何知重，字良权，贵州桐梓人，贵州讲武堂第二期毕业。军校毕业后服务于黔军，毛光祥主政贵州时任25军军部副官长。王家烈主政后升任25军第1师师长。是逼王下台的高级将领之一。王家烈下台后何知重改投何应钦，所部被改编为103师后出任该师的首任师长。 该师原为两旅四团制，6月调湖北黄陂、礼山、麻城、黄安等地驻防。1937年2月奉令调赴四川整训为三团制师。同时将该师原来的旧武器换装“汉阳造”步枪和捷克造的重机枪。是时该师序列为： 师长何知重，副师长戴之奇，参谋长王雨膏； 第613团，团长罗熠斌； 第615团，团长周相魁； 第618团，团长万式炯。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后，该师先是抽调官兵一千人调赴淞沪战场增援88师作战。至8月下旬，全部由武穴经南京抵达上海后，又奉令开赴江阴，归江防军总司令部指挥。9月5日，该师抵达江阴后沿长江布防，阻止日军登陆，掩护上海友军左侧翼的安全。大场失陷后，103师已无掩护友军之必要，乃向江阴要塞转移，奉命与东北军112师协同守备要塞。 11月29日，要塞遭日舰炮击，103师阵地与日军开始激战。其中618团阵地以集束手榴弹击毁日军战车七辆，挫败了日军的攻势。12月1日，103师阵地遭受日机轰炸后损失惨重，被迫撤出阵地。当103师撤至江阴城后得知无锡方向已有日军向江阴方向夹击，618团团长万式炯当即命令该团第3营组织敢死队向日军实施突击，103师始得顺利突围至申港。 此战103师计阵亡团长罗熠斌一员、团附一员、营长两员，受伤团长周相魁一员、团附一员、营长三员，连以下军官损失过半。而师长何知重、参谋长王雨膏、团长周相魁已向汉口转移，于103师失去联系（明显的临阵脱逃），所剩残部由副师长戴之奇率领向南京集结待命。第613团团长罗熠斌是贵州台江人，在何知重部下征战多年，为何之亲信。在突围至江阴县城以西约十华里的一个公路桥时，遭到日军一个中队的袭击，罗熠斌在率部反击时不幸阵亡。罗是103师在抗战期间阵亡的最高级军官。他的死不仅引起了103师师部的混乱，师长何知重甚至为此动摇了防守的决心，带着参谋长等数十人北逃汉口，罗死后，该团团长由师部参谋主任王恕怀暂代。 1937年12月10日103师残部由副师长戴之奇率领抵达南京，被编入南京卫戍部队的序列，归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指挥。 103师官兵在中央军校操场稍事休息后，即奉令就近守备中山门，师部设成贤街。该师代理师长戴之奇对全师官兵训话道：“南京是中国的首都，绝不能让它失守，我们要和日本侵略者决一死战，与南京共存亡。” 该师刚进入城防阵地后，就见孝陵卫方向日军蜂拥而至。所幸该师官兵依赖城墙高、厚的优势将日军击退。入夜，日军又以敢死队攀爬云梯攻城，皆被守军用刺刀戮下。 12日中午日军以炮兵集中轰击城墙一端，致使该处城墙坍塌，日军坦克趁势突入城内。副师长戴之奇在得知卫戍长官部人员已经撤离的消息后决定全师撤离南京。该师残部退往下关时却见下关渡口混乱万分，103师官兵也被迅急冲散，只得各自突围。当该师残部于湖南黄陂收容集中后只剩官兵五百余人。 1938年1月中旬该师残部开赴平江整补，副师长戴之奇调三青团工作。全师缩编为一个教导大队，由618团团长万式炯任大队长。下辖王景渊军官队和陈永思军士队。4月上旬，该师接受第一批贵州新兵二千余人后便结束了教导大队，恢复了原建制。其中团以上干部除613团因团长罗熠斌在江阴阵亡改由王景渊担任外，余皆未动。6月，该师开赴麻城后，又第二次得到贵州新兵二千余人的补充，同时全师补充捷克式步枪和轻、重机枪等装备。 1938年7月上旬，该师于另一支黔军121师在麻城合编为第86军，军长由何知重担任。103师师长改由何绍周接任。何绍周，贵州兴义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五期炮兵科毕业。是何应钦的侄子，参加过淞沪会战。对于这次调职，不难看出，何应钦正逐渐将103师改编为他的嫡系部队。而何知重的调升也是老牌黔军将领在抗战爆发后至解放战争结束前的唯一一位军长。 何绍周上任后就开始对103师进行改组，首先将618团团长万式炯调升为副师长，以副团长陈永思升任。后又拟将师部副官主任王光玮调任613团团长，但因该师被调赴鄂东参加广济战役，而终止调换。旋又因613团团长王景渊在田家湾作战有功，得到何绍周的赏识，便没有更换团长。而王景渊也从此成为何的亲信。 是时该师序列为： 师长何绍周，副师长万式炯，参谋长王伯勋； 第613团，团长王景渊； 第615团，团长周相魁； 第618团，团长陈永思。 第103师改组后先是调赴黄梅地区与日军对峙，继而因田家镇友军遭受日军侧击，改为增援田家镇友军侧翼的任务。 9月6日日军执行迂回任务的今村支队遭103师迎头痛击，被迫撤退。7日夜，103师从右侧背偷袭，迫使日军再次退却，呈防御状态。 9月18日今村支队所属之13联队开始进攻松山口南侧高地，因连日暴雨，使日军炮兵、飞机无法支援，再次为103师击退。入夜，103师突遭日军侧袭，陷入苦战。19日103师得到121师两个团增援才又重新稳住阵脚。20日121师向日军侧袭、田家镇要塞也同时向日军炮击，对今村支队形成三面夹击之势，使其伤亡惨重。日军第6师团先后于20日、21日派遣混成大队、23联队增援今村支队。但分别为103师、121师截击。 9月22日天气转晴，今村支队经日机空投补给后开始反击。到26日和日军增援部队会合，始脱离包围圈。据战后缴获的日方电文显示，日军今村支队伤亡680人。 今村支队在得到增援后再次向田家镇猛扑，但遭到103师和121师协同反击。战至28日因田家镇最高峰玉屏山失守，103师与友军相继撤退，田家镇陷落。 是役共击毙日军284人（内将校7人），伤860人。而103师也因减员过多奉调湖南辰溪整补。86军军部在不久之后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中被裁撤，103师从此脱离老黔军的系统。 第86军军长何知重在军部被裁撤后调任军委会中将高参。何知重在脱离王家烈投靠何应钦后，希望在巩固地位后进一步发展，而何应钦也确实将两个黔军改编的师合编为一个军，委任何知重为军长，这着实让何知重高兴了一阵子，但是这个军长的位子未及一年就丢了。而且中央也乘此时将何的实权削去，虚委一个军委会高参的职务给何。因此何知重愤而辞职，回家“养老”去了。建国后何知重被捕入狱，释放后被聘为贵州政协资料室的顾问，攥写过“围剿”红军的回忆。1976年病逝于贵阳。 1939年103师奉令南调四川，在四川的酉阳、秀山等地清剿地方势力，以便仰制地方势力的扩大而威胁到陪都重庆，同时副师长万式炯调陆军大学学习，以熊授春接任副师长。 1940年夏103师调属第8军序列，加入江防军防务。6月11日宜昌失陷后该师配合友军多次实施反击，但均未获成功，部队再次后调整补，后转枝江布防。部队布防后师长何绍周常以小分队远赴日军后方打游击，扰乱日军，颇为成功。 1941年1月日军发动豫南会战，103师于3月奉命接防穆家垱、应子山、朝山观阵地。3月9日晨，103师进占土地岭、狮子岭一线，分路袭击当面日军。10日，克复下五龙口、天子坡以北高地。后又配合友军第32、40、44师进攻日军，迫使日军于14日拂晓开始撤回会战发起时原阵地。 1941年9月日军以四个师团的兵力第二次进攻长沙。为配合第9战区拱卫长沙，隶属第6战区的第8军奉令进击沙洋、后港地区策应9战区主力作战。 第103师奉命从浩子口以北地区切断汉宜公路。该师先是攻占后港，继而以一部佯攻沙洋，主力部队乘虚将汉宜公路切断破坏。后来由于第9战区主力包围日军失败，第8军留在江北已无意义，乃主动撤回南岸。 1942年4月103师师长何绍周专任第8军副军长，师长由熊授春接任。熊授春，江西新建人，字林森。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日本步兵专门学校。抗日战争爆发后长期担任参谋职务，1939年春调任103师副师长。及至接任师长后，才开始其真正的领军生涯。何绍周后来历任军长、集团军副总司令、兵团司令官等职。在第8军军长任内因松山战役获得青天白日勋章。1949年逃亡香港。1980年死于美国。 1942年夏，第6战区司令长官部考虑第8军长期驻防前线，部队十分疲惫，特令该军后调整。103师也随军部后调，但日军乘第8军换防时大举进袭，换防部队立足未稳，阵地被突破。第6战区司令长官部急令后调的第8军回援。103师抵达宜都附近之长江南岸时，友军正与日军混战中，103师官兵未及休息就立刻投入战斗，经激战数日，始击退来犯日军，恢复原来阵地。同时6战区长官部也撤消了第8军的休整令，103师也回驻原防。 1943年春，103师回调辰溪整训，补充兵员。是年秋该师进驻云南河口，防止日军从越南方向进攻。1944年春又调回贵州接替新编28师防务。9月加入远征军序列，入缅参战。同时，部队改换美式装备。 此时该师序列为： 师长熊授春，副师长郭惠苍； 第307团，团长程 鹏； 第308团，团长周相魁； 第309团，团长陈永思。 1944年6月下旬，由于进攻松山的71军28师伤亡较大，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将攻克松山的任务转交第8军。 固守松山的是日军113加强联队，该部拥有兵员三千，有独立作战能力。他们凭借着坚固的防御攻势和传统的武士道精神决定与阵地共存亡，并发狂言道：支那军队不阵亡十万人，休想夺取松山。 第103师负责主攻左翼之滚龙坡、大垭口。以307团为先头部队，于7月10日拂晓开始进攻。由于松山阵地的构造特殊，工事表面又加以伪装，故飞机、大炮的轰炸并未造成日军多大损失。首次攻击失利。 7月23日，103师开始对滚龙坡第二攻击。这次攻击103师使用了火焰喷射器，接连摧毁日军地堡。而307团的副团长陈一匡更是手持手枪身先士卒的率领官兵奋勇冲杀（此举颇得军长何绍周赏识）。终因后劲不足，返回原阵地。 7月25日远征军对松山发动总攻，这也是103师第三次对滚龙坡进攻。该师所属之307、308团同时发动攻势，不分昼夜，接连摧毁日军地堡。战至8月2日终于占领滚龙坡阵地。 对滚龙坡第三次进攻的同时该师309团与荣誉第3团、第2团一个营协攻大垭口，由于大垭口处于松山腰部，左得松山子高地控制，右以滚龙坡为犄角，进攻部队损失惨重，该团营长以下军官阵亡数人，三个营长全部负伤，被迫后撤。 远征军司令官卫立煌得知该团进攻失利竟以电话下令第8军军长何绍周枪毙该团团长陈永思，并斥责第8军指挥官作战不利。但是何绍周并没有枪毙陈永思，而是以军部高参王光炜代理团长，原团长留团部协助代理团长指挥。 该团战至8月2日后得到307、308团、82师245团的夹攻，终于在8月10日攻克该处。 8月20日上午松山子高地为友军第82师以十吨TNT炸药实行爆破攻占后由103师接防。并数度击退企图夜袭之日军，巩固了现有阵地。 9月2日103师与友军开始对盘踞峰顶的日军进攻。该师先以309团攻击黄土坡三个高地，再以307团攻击黄家水井。309团经两昼夜攻击，团长陈永思负重伤，代理团长王光炜不久后又负伤。309团只能以所剩数十官兵归荣誉3团指挥，确保既得阵地。三天后，得到82师245团增援，攻克了三个高地。 307团方面在进攻的第二天就因伤亡过大而无法继续攻击，后得到师部工兵连、搜索连、82师246团一个加强连的增援，始攻占黄家水井。 9月5日拂晓该师308团与82师245团协同攻击，于7日攻进日军最后的阵地马鹿塘。与日军展开白刃战，最后与友军全歼113联队，日军联队长切腹自尽。 战后309团代理团长王光炜调任第8军军部荣誉附员，且获得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原团长陈永思恢复职务。 是役，103师伤亡千余，毙敌亦千余。103师在经过两个月的激战后甚至将勤杂人员也编入部队参与作战。而日本天皇也下了哀悼松山阵地皇军将士“全员玉碎”的诏书。 松山克复后，龙陵、腾冲相继收复。103师继续西进，连克芒市、遮放等地。1944年12月底师长熊授春调升，103师师长改以第8军参谋长粱筱斋接任师长。熊授春后来历任副军长、整编师师长、军长。1948年12月在14军军长任内于淮海战场阵亡。 1945年1月20日第103师与友军攻克畹町。27日与驻印军胜利会师，打通了滇缅公路与由印度北进中国的国际交通线。此后103师在云南驻地接受美国军事顾问的训练和管制。随着日本的投降，103师也结束了他在抗日战场上的使命。 103师在抗战爆发后始终在何应钦的掌握之下，并且逐渐成为何的嫡系。后来何绍周赴贵州任19兵团司令官的时候对时任39军（103师属39军序列）军长的王伯勋说：“现在贵州军队新兵多，装备差，战斗力不强。很希望39军能来黔布防，哪怕只给103师也好啊！” 1945年8月，第103师随第8军由云南出发，经香港开赴青岛与8路军领导的部队发生战斗。以后在山东战场更是引起了解放军注意。 1948年9月，103师被调出第8军序列，并以此为基干扩编为第39军。103师师长易为曾元三。10月，该师由烟台出发增援锦州友军。11月又南调蚌埠参加淮海战役。最后于1949年10月16日在三水向解放军投诚。至此，103师结束了在国民党军队里的历史。 第三章 国民革命军第一百二十一师 这个师原来是属于25军建制的，由于在1932年至1933年的“王犹之战”中犹国材战败，他便率领该师退往盘江一带与主政贵州的王家烈对峙。后来由于国民政府改编贵州部队，这个师被编入了25军，名义上属25军指挥。实际上这个师与王家烈只有一个上下级的关系，双方谁也管不了谁，各自为政。而且这个师也没有获得中央的正式的番号，其性质等同于边防保安部队。到了1935年5月，王家烈在所部两个师长的压力下下台后，这个师就被国民政府改编为第121师了。 由于蒋介石和何应钦对犹国材不像柏辉章、何知重、蒋在珍那样放心，便将犹国材调任军政部驻西安办事处的主任，以贵州人吴剑平接任的方式接管了这个师。 吴剑平，贵州绥阳人，号吴谟。毕业于贵州讲武堂。是犹国材的部属，但是他在思想上较靠拢中央，由他接掌121师的师长，实在是因为中央对于直接派嫡系将领接任会引发部队士兵的不满，所以就用吴剑平作为过度。准备稍后以黄埔出身、亲近何应钦的副师长牟庭芳升任。 第121师这个师不同于先前所介绍的102师和103师，它的建制从一开始就是三团制。而且这个师也不象25军改编的其它四个师一样与何应钦有联系，它所面临被支解的危险明显大于其余四个师。直到牟廷芳接任师长将该师中央化后才得到较好的待遇，这是后话。 第121师在装备方面，也没有得到很好补充，仍旧使用原先贵州土造的“赤造枪”，在重武器方面几乎全无。所以这支部队在25军的五个师里是战斗力最差的，这在以后的淞沪会战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是时序列为：师长吴剑平，副师长魏金荣/牟庭芳 第659团，团长常和笙 第660团，团长周文斌 第661团，团长魏锡龄 1936年，121师被调赴湖南、江西等地整训。1937年春调赴安徽芜湖驻防后所辖三个团的番号依次改为第361、362、363团。 是时序列为： 师长吴剑平，副师长牟庭芳； 第361团，团长郭惠苍； 第362团，团长王定一；第363团，团长魏锡龄。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9月第121师调赴上海参战，因该师装备奇差，等开到上海后连3战区的司令长官冯玉祥也看了直摇头（看来是作为消耗日军弹药的炮灰用的），只能把这个师作为兵站仓库的守卫部队使用。不久由于前线吃紧，121师被派往前线作战，但是不到三天即因伤亡过大退下前沿，到湖南芷江整补去了。 第121师被编入86军序列后，何应钦认为师长吴剑平的过度使命已经完成，便将吴调往陆军大学学习，由副师长牟廷芳升充。牟廷芳，贵州绥阳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后又留学日本步兵学校。回国后即被委任为团长，接任121师副师长之前任贵州保安处副处长。 牟廷芳上任后加紧了对部队的中央化。他将部队的中上级军官陆续保送中央军校高教班学习，下级军官陆续保送兵种学校补训。随后将黄埔生陆续补充121师，几年后这个出自黔军的部队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属于黄埔系了。 吴剑平在陆军大学毕业后被调任贵州的几个地区任师管区的司令。1949年12月于黔北绥靖区司令官任内率部起义。此后他担任过贵州省的民政厅副厅长、省政协常委等职。1962年病逝于贵阳。 牟庭芳接任师长后的序列为： 师长牟庭芳、副师长郑仲坚； 第361团，团长熊智昌； 第362团，团长陶 心； 第363团，团长魏锡龄。 由于军长何知重的偏心，将拨给86军的装备择优补充103师。使得121师在没有得到完全整补的情况下便开赴武汉东北的外围阵线，参加武汉会战了。此时的武汉外围战事逐渐接近。守卫武汉的部队多是从上海、南京、徐州后撤的，部队士气低落，疲惫不堪，又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整，所以武汉会战的结果也就不言而喻了。 第121师奉命开赴广济、黄梅，守卫2625高地。而日军以飞机大炮向121师阵地轮番轰击，既而又以步兵攻击，使121师本已疲惫之师伤亡更加惨重。不久两翼友军阵地被突破，121师也随着开始撤退。此战之后，121师已基本丧失战斗能力。而武汉也在1938年10月25日陷落。 武汉会战后，121师调往湖南辰溪整补。不久86军军部被撤消，121师改隶94军序列，担任江防任务。86军的番号被撤消，使得在以后的抗日战争中再也没有一个由贵州人组成的军级建制了。 是时序列为： 师长牟庭芳、副师长朱敬民； 第361团，团长韩 迪； 第362团，团长陶 心； 第363团，团长魏锡龄（不久由谢世钦接任）。 由于94军属于中央军，所以该军的装备相对较好，自从121师调隶94军后，该师的整补情况也渐入佳境。这个师在牟廷芳接任师长后是属于何应钦系统的部队，调赴宜昌后改归第9战区陈诚的序列，由于师长牟廷芳出色的人际关系，不久这个师又和陈诚拉上了关系，此后更是以这种关系而获得了美式装备。 第121师在宜昌小溪整训近一年后于1939年底开赴孝感、应城、钟祥等地与日军对峙。不久日军进犯宜昌，121师奉令急速回援宜昌。在后援途中与日军遭遇。 师长牟廷芳以保卫宜昌为重，命令师部直属补充营主动出击，掩护全师向宜昌转移。该营在向日军发起攻击时，营长张续被日军机枪射中颈部，伤势严重，但仍坚持战斗，不肯脱离战场，最后伤重而亡。 1940年4月日军在随枣地区集中兵力开始进犯襄樊地区，第94军奉令过河由侧面支援友军进攻。121师由沙洋、马良等地分别渡河，以夜间行军、白天休息的策略绕过日军哨岗。行至萧家店时与日军交战，师长牟廷芳以361、362团在正面作战，以363团绕行包抄日军，将该股日军击溃。 不久又得报，说军部被围，急需救兵。于是牟廷芳命令363团副团长霍世才率领一个营救援。该团副团长霍世才带头冲锋，与日军展开肉搏战。当日军溃退，霍世才部与军部会合时，军长李及兰当即下令：如团长有缺，先以霍世才升充。 1940年6月宜昌失守，该师后调襄江南岸，在茅坪以东、南津关以西构筑防线。121师驻防的这一地带山峦起伏、连绵不绝。中日双方部队都在此处利用地形构筑工事。由于贵州多山，出自贵州的部队多以山地战见长，所以日军的每次攻击都被121师利用地形击退。 121师在击退日军的同时也发动过几次反击。曾经有一次，甚至是全线反击，企图收复宜昌，但是由于日军占有火炮、飞机的优势，反击受挫。 1942年，121师移驻宜昌至宜都的长江南岸一线，与日军隔江对峙，并时常派遣二百至三百不等的突击队到日军后方游击，扰乱日军运输线。 同年12月牟廷芳升任第94军副军长，调湘鄂边游击挺进纵队的参谋长戴之奇接任师长。戴之奇，贵州兴义人，又名子奇。黄埔军校潮州分校第二期步兵科毕业。由戴接任121师的师长，固然是因为他既是黄埔生又是贵州人，容易掌握贵州的部队。另一个方面却是在1937年底，103师师长何知重抛下部队逃往汉口的情况下，副师长戴之奇勇于挑起师长的重任，率领103师残部继续参加南京保卫战（详见103师南京作战一段），得到了黔军官兵的尊重。 原师长牟廷芳后来升任至94军军长，曾指挥该军收复桂林。抗日战争胜利后因为贪污被撤职查办。1947年奉令退役。1953年病逝于香港。 是时序列为： 师长戴之奇，副师长朱敬民； 第361团，团长韩 迪； 第362团，团长陶 心； 第363团，团长饶启尧。 1943年夏，日军兵分三路开始渡江，首先突破友军55师江防阵地，既而攻击121师363团阵地。激战一日后363团不支后撤。两天后，121师发现渔洋关地形有利，于是重新布阵，对付正面日军。不久94军军部发现有日军回撤迹象，于是命令121师362、363团分两路尾随追击。两个团合力挺进，逐步将日军压迫至清江三角平原，既而把日军赶回了出发地。 此后，121师常驻鄂西与日军对峙，直至1944年7月戴之奇调升18军副军长为止。戴之奇调升后，由副师长朱敬民升充。朱敬民，贵州平坝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步兵科毕业。原先服役于中央嫡系的第3师，牟廷芳接任121师师长后，将散布各处的贵州籍黄埔生调到该师任职。朱敬民在该师任参谋长和副师长期间，协助师长戴之奇与日军在山区周旋，出力颇多。戴之奇后来又调任蒋经国的嫡系部队青年军任师长、副军长。1946年12月在整编69师师长任内与解放军作战身亡。国民政府特追赠戴为中将。 1944年冬，日军由广西向贵州进犯，121师奉命调防黔、湘边境堵截日军。但是部队开到后得知，日军已经开始撤退，于是全师就地驻防。 是时序列为： 第 23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24 章 民国军阀派系 作者:陈贤庆 第 24 章 师长朱敬民，副师长韩迪； 第361团，团长霍世才； 第362团，团长陶 心； 第363团，团长饶启尧。 1945年初，美国为解决远东战事，同意以美械装备我国三十彦接掌140师。王文彦，贵州兴义人，号人俊，王文华之弟，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通过何应钦的关系任职于军政部。此番调王去接任140师师长，使何应钦想掌握老黔系部队的野心表露无疑。王文彦调任师长的同时将师部人员全部换成自己所带的亲信，此时的原140师高级军官只剩720团的团长林秀生一人了。由于沈久成尚未将140师中央化，使得该师补给诸多不便。王文彦接任后通过与何应钦的姻亲关系，反而让全师的装备补给大为改观。加之王是贵州人，所以在140师办事一帆风顺，未遭受所部官兵为难。沈久成在师长任内虽然能带头勤俭，但是未能改善部队当前所遭受的困境，加之大革命时期，沈久成曾与贺龙接触颇多，也是沈及早离开140师的原因。沈久成后来历任副军长、军长。第4军军长张德能被枪决后接任军长。46年底奉命以少将军衔退役。 是时该师序列为： 师长王文彦、副师长何昆雄、参谋长温靖 第718团，团长李靖化 第719团，团长方日英 第720团，团长林秀生 西安事变发生后该师是最先积极响应何应钦主张的部队之一，率先开赴周至地区与驻防周至的东北军105师相互对峙。幸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两部只局限于小规模战事。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140师通过何应钦活动，被扩编为三个旅六个团。该师除兵力加强外，原来三个团长皆升任为旅长，同时补充的新兵皆为贵州籍。原来的三个团改番号为836、837、839团，新编了835、838、840三个团番号，这三个团的在12月前全部建成。 是时该师序列为：师长王文彦、副师长何昆雄、参谋长温靖 第418旅，旅长李靖化 第835团，团长汤国臣 第836团，团长方成德 第419旅，旅长方日英 第837团，团长万徐如 第838团，团长任 骧 第420旅，旅长林秀生 第839团，团长罗振武 第840团，团长林秀生（兼） 第140师扩编为三旅六团制后不久，便由军委会抽调419旅旅部和838、840两个新兵团编入87师。到了1938年1月底，这个成为两旅四团制的师又奉令撤消旅部，不久又将835团分别编入其它三个团，保留835、837、839三个团的番号。该师扩编未及两个月，便又缩编回原编制，着实让140师官兵空欢喜一场。420旅旅长林秀生也借着这个“机会”回家养老去了。至此，原25军教导师的高级军官全部脱离该师。 是时该师序列为： 师长王文彦、副师长何昆雄、参谋长温靖； 第835团，团长方成德； 第837团，团长万徐如； 第839团，团长罗振武。 1938年2月，140师被编入第8军序列，同时奉军长黄杰令，开赴潼关沿黄河南岸布防。同时师部派遣835团团附王俊臣率领两个营、837团两个连渡河进入运城、永济、夏县等日占区，进行敌后骚扰，迟滞了日军进犯速度，使140师在黄河南岸从容布防，加强防御工事。但是派遣之部队也伤亡惨重，其中阵亡连长三人、排长四人，士兵百余人。 1938年3月，徐州会战爆发。当台儿庄正激战之际，140师奉命开赴禹王山接替60军防务，同时暂时归属孙连仲第2集团军节制。第60军在台儿庄与日军激战后伤亡十分惨重，所余兵力不足半数。 在60军撤退后140师立即与日军接战，激战中遵义人第835团团附王俊臣阵亡，其余官兵损失两千余人。第835团团附王俊臣是140师在抗日战争期间阵亡的最高级军官，死后追赠为上校。 140师最初奉命由韩庄、王母山一带撤退，抵达徐州集结后得知坐镇徐州的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已经后撤至安徽，便自择道路另行后撤。在撤退中，140师被日军分割成两部，一部撤往河南、一部撤往苏北、皖北地区。 撤往苏北、皖北之一部由师长王文彦、参谋长温靖率领后撤，抵达安徽灵璧、泗县集结时，仅余官兵一千余，经收容，得官兵两千余。当第2集团军司令部也退到泗县后命令王文彦将所部两千余人遍成一个游击总队归124师指挥，任命140师原旅长李靖化任总队长，但李却借口脚伤坚辞总队长，而后以835团团附李祖明担任总队长。师长、参谋长等人则由淮阴方向逃往上海，之后通过香港回到武汉。 留归124师的游击总队被遍为四个营又一个特务连。该部在泗县、马公店、双沟、五河、新集一带游击日军半个月，扰乱日军落单部队和辎重部队，迫使日军决定对该部“围剿”。 之后该部在与124师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由总队长李祖明决定突围，在当地群众和来担任140师的参谋长和步兵指挥官（140师并没有步兵指挥官这个编制，只有当四团制部队缩编为三团制的部队时才安排步兵指挥官一职）。作为抵制军长夏楚中的做法，师长李棠便将赴任的两个人搁置在一边，任何命令、文件都不让熊、龚两人参与，这两人也知趣，上任不久即相继去职，返回军部。事后140师全师官兵上报军政部此事，军长夏楚中为安慰该师，以免事态扩大，便亲自去该师视察，以示关系，借以稳定该师官兵。 第140师常驻湘北新墙河一线拒敌，较长时间与日军对峙，不时有小规模的攻防战。驻防新墙河的部队中有一支是出自老25军的102师。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所以140师与102师下级官兵常互相走动，彼此照顾。 位于140师新墙河对岸的是日军第33师团，该师团企图尽早攻占麦城，不料在攻击通城以东的时候为140师840团牵制进三天，在接下来的进攻中又遭到837团一个营、840团两个营的阻击，又延误了三天方才继续进军。 140师在两次阻击日军失败后变更部署，以835团一个营接替940团在322高地的防务，命令840团全力收复南楼岭、葛斗山阵地。 日军在经过322高地时遭到835团张承颜营猛烈阻击。为摆脱威胁，于是全力攻击322高地，但是数日进攻皆告失败。就在日军进攻322高地的同时，也派其主力攻击被840团收复的南楼岭、葛斗山阵地。而840团依靠山岭地势的险要，历时三天皆未让日军的企图得逞。不久友军82师出现在日军后尾，将其截成特命参谋长一日两次打电话询问新8师战况，并通知新8师已派第1师前来增援。副师长朱振民表示欢迎第1师的增援，并将极力守卫阵地。同时朱振民与友军预备第7师联系情况后亲率特务连一个排、电话兵一个班开赴王村设立指挥所，指挥22团守备禹门渡口，并调23团两个营作为22团的后备队。 12月25日，日军先以大炮轰击龙门山，既而以步兵分两路开始攻击。战至第三天，新8师利用当地的地势，以机枪火力严密射击进犯的日军，又在野炮营对日军的准确轰击支援下，分别在东禹庙、龙门山击退两路日军。挫败了日军进犯西北“扫荡”晋军根据地的企图。 战后新8师在西禹庙兴建了一座“抗日阵亡将士之墓”作为纪念，师长蒋在珍、副师长朱振民先后署名。 1939年1月初新8师调往渑池归93军建制，驻防于山西沁水、安泽。同时该师开始整补，增加部分轻、重装备。 1939年4月初，第1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命令在晋东南中条山的所辖部队对日军发动“四月攻势”。93军接到命令后以新8师23团附带迫击炮一个连、重机关枪一个排组成混成团，袭击驻安泽县城的日伪军400余人。 第23团抵达目的地后，团长李正国将所部分为三个梯队开始攻城，由于日军在城墙上设置的机炮严密射击攻城官兵，不久攻城即告失败。不久新8师师部就命令23团撤回原防。该师在整补后的第一次战斗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4月下旬，第93军得到战区司令长官部收复浮山县城的命令后，以新8师为攻城主力，166师掩护新8师，第10师为预备队支援新8师。 此时师长蒋在珍因病留驻后方，副师长朱振民第三次代管师部事宜（蒋在珍老在紧要关头离开岗位）。 作为主攻部队的22团因日军将道路破坏，便绕过城东，沿小路摸到城墙角开始攻城。日军则居高临下以火力严密射击，攻城部队伤亡较大，进攻受挫，团长彭镇璞也在指挥进攻时胸部受伤，后因伤势过重殉国。新8师后得到23团增援后才稳住阵脚。 不久因友军166师没有起到掩护新8师的作用，反而致使新8师遭受日军增援部队侧翼包围的威胁。幸而得到“决死队”的鸣枪示警，攻城部队安全撤离浮山。是役，新8师损失团长一员、连长二员、排长以下700余人。 彭镇璞，贵州绥阳人。是新编第8师在抗日战争中阵亡的最高级军官。彭镇璞在蒋在珍部历经十年征战，累升至团长，可谓该师骨干。彭镇璞阵亡后遗体由其弟运回绥阳安葬，并被军委会追赠为少将。 新8师调属93军才两个月，就在日军情况并不十分了解的情况受命一打安泽，二打浮山，友军又没能及时增援。尤其是担任掩护的166师根本没有接到军部的掩护命令，致使新8师差点遭受日军包围的险境。这种做法已经充分显现了93军军长刘戡排除异己的宰割手段。 1939年8月，日军两个师团兵分七路进犯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以阳城为中心，围攻93军。 第93军为粉碎日军的侵犯，吸取以往作战经验教训，把各师驻地分别调整，并依靠当地农民了解日军动向，对日军展开游击，使日军头痛不己。 在之后的9月间，又依靠当地农民的顶力协助，相继收复六座县城。同时新8师与友军85师协同歼灭日军一个支队，战绩颇靡。 新8师在收复沁水后集结于冀氏村休整，并得到一个河南籍新兵团的补充。 1939年12月师长蒋在珍调升93军副军长，军长刘戡以其亲近的补训处长陈牧农接任新8师师长。 蒋在珍是第一个被夺取实际军权的老黔军将领，他和之后升副军长的柏辉章命运相同，都没能在军长离职的情况下继任军长，因而辞职返乡。1949年11月在贵州参加起义后被人民政府委任为遵义剿匪委员会副主任。1952年死于镇反。 接任师长的陈牧农是湖南桑植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调往第10师任职后与93军军长刘戡较为接近，在刘戡有吞并杂牌辛师的企图后，陈牧农就成为接任师长的理想人选了。陈牧农上任不久就将原团长李正国、谢树华以作战不利撤职，调第10师的两个副团长来接任。又因副师长朱振民因在陆军大学学习，在新8师只空挂副师长名。因此新8师此时已落入刘戡的掌握中。 是时序列为；师长陈牧农、副师长朱振民、参谋长傅砚农； 第22团，团长李 和； 第23团，团长熊宗宽； 第24团，团长李 兴。 1940年5月底，盘踞在同蒲路的日军对国军发动夏季“扫荡”战。第93军为粉碎日军的进犯，指挥部署在冀氏村的新编第8师、部署在十里村的第166师、部署在端氏镇第10师抢先于6月对日军发动反击。新8师的任务是迎击浮山方面的日军。这是新8师第二次到浮山作战。 正值新8师准备发动攻击时，日军集结在洪桐、临汾、侯马的部队先向新8师在沁水的部队发动攻击。激战至入夜后，师部变更部署，命令除24团正面御敌外，其余各部在沁水以南一线构筑工事，严密控制通往高平、阳城的道路。 此时日军并未发现新8师此举，于是布置在沁水以南的部队乘机阻击行进在高平、阳城的日军。日军仓促应战，死伤颇多。既而又在紫砂腰歼敌半个中队，缴获日军此次“扫荡”的作战计划。新8师的第三次作战终于获得了成功。 此战结束后，新8师开赴十里村整训，同时师部利用整训间隙举办了几期抗战训练班，授以地方青年侦察、通信、组织群众等科目知识。 1940年8月20日，第18集团军发动“百团大战”，给日军以严重打击。同时第二战区为配合18集团军的百团大战，命令所属部队向日军全面出击。其中新编第8师担任主攻沁水东至高平、北至长治公路沿线的日军据点。93军同时将直属的山炮连支援新8师作战。 新8师在驻地接到命令除以24团监视长子县城的日军外，全部出击，首先攻击高平关及寺庄镇的两个据点。 新8师所属的22、23团到达指定位置后与18集团军同时发动攻势。其中22团攻打高平关据点时一战而胜，继续攻击高平县的日军。同时炮兵也密切配合新8师的攻势，以两百多发炮弹铲平了集中在高平、长治间交通要道上的日军据点。23团在夜袭大小野川的日军据点中，营长黄映清身先士卒，与日军展开白刃，终于胜利收复大小野川，但营长黄映清也不幸阵亡。此次配合18集团军对日军的攻势，新8师也获得了空前的胜利。 1940年12月，师长陈牧农调任第10师师长，由马叔明接任师长。陈牧农之后在93军军长任内参加了保卫全州的战役。不幸因战败于1944年8月被处决。马叔明是湖南辰溪人，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的毕业生。军校毕业升至校官后长期担任科长、处长等职。1935年后任第9师第56团团长、预4师副师长。属于无实际作战经验者。 是时该师序列为： 师长马叔明、副师长傅砚农、参谋长范程远 第22团，团长唐嘉蔚 第23团，团长熊宗宽 第24团，团长李 兴。 1941年夏，日军纠集数个师团附以伪军一部大举进犯第1战区晋东南根据地，企图歼灭93军。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获悉日军此举，立即命令93军强渡横河，西越同蒲铁路，突破日伪军封锁线后撤至韩城。是年11月，93军安全抵达陕西宝鸡，开始担负宝鸡警备。 1942年初93军又奉命开赴河北灵宝、陕县布防。新8师负责陕县城关的的防务。是年秋，新8师随93军调赴重庆，负责卫戍“陪都”。同时，副师长傅砚农调升93军参谋长。此后该师驻防重庆达两年。 第 24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25 章 民国军阀派系 作者:陈贤庆 第 25 章 1944年9月上旬，日军以22、104师团和19、23独立旅团从江西进犯湘东南地区，又以37、40、58、116师团沿湘桂铁路向西进犯。 此时93军奉命从四川纂江驰援全州。9月12日，日军突击黄沙河防线。由于军长陈牧农仅部署了一个团在黄沙河防守，很快便被日军突破阵地。该军虽然作为卫戍重庆的部队而换发了精良装备，但是因为部队官兵数年没有在前线作战过，加之长途行军已疲惫不堪。所以一经与突入广西境内之日军接触，即伤亡重大。既而又因后继无援，接战仅一日即全线溃退。其中新8师师部更是被歼，师长马叔明只身逃出。 当时军长陈牧农听信所属两个师长马叔明、王声溢的说法，误解为93军的任务不单是守卫全州城，而是守卫全州全境。于是立即命令全军撤守全州城防，退至城郊三十里外。并且火焚全城，使国民政府将全州作为西南补给站的所有补给物品全部损失。 在9月14日全州即告陷落，接着日军又沿铁路、公路长驱直入广西境内。此举造成湖南通往广西的大门在未遭激烈战斗后便门户洞开，广西全省皆为震动。 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把全州失陷的责任归咎于93军军长陈牧农不听指挥，电报重庆统帅部。蒋介石大怒，立即命令枪毙陈牧农，新8师师长马叔明闻知此事也抛下部队带上几个师部幕僚离去。既而以93军副军长胡栋成兼任新8师师长，随93军开赴贵州南丹整编。但是抵达贵州后新8师官兵竟然“自由”行动，没把新上任的师长放在眼里，胡栋成见控制不住新8师，也就自动离开了部队（此时整个93军的高级军官全部离开了部队，当时就属军部军务处长胡大章最大，但是一个处长又如何约束整个93军呢）。不久新8师的团、营级干部率领所部移动到龙里，形成一股盲流，不时的要求地方政府提供粮秣，给地方上造成极大困难。 1945年1月在重庆的军政部决定将93军残部就地缴械，具体由黔东南战地收容司令部副司令张法乾全权负责。由于张法乾所属兵力薄落，于是电报何应钦请示解决方法。何应钦立即拨第13军89师给收容司令部,下令将全军缴械。张法乾得到兵力后，发现龙里贵阳之间有一个山谷——七里冲，足够容纳整个第93军，于是找来第93军的最高负责人胡大章，答应让93军撤往安顺，并拨6万斤军粮，其余在途间拨给，但是93军必须全体同时开拔。胡大章对此深信不疑，答应全军一块走，并约好开拔日期与路线。事后张法乾马上让王光汉89师在七里冲两端埋伏机枪、架设电话，准备缴械。 第二天，胡大章去见张法乾，说新8师认为沿途食宿困难，坚持不与军部一起行动，要留在龙里。张法乾虽然将胡大章大骂一通，但是也没办法说服新8师开拔。于是告诉胡大章，说军委会已决定在第93军开拔之后派宪兵到龙里清查散兵游勇，为防发生误会，所以希望93军出发之后新8师能在县师范学校广场集合，等清查结束后再解散。胡大章便又将此话转告新8师，该师的几个团长也就同意了。于是89师又抽调部分兵力赶紧布置到师范学校。第三天93军军部与第10师开进七里冲,马上被89师团团包围……缴械进行了将近4天，除了清缴军械人员之外，还缴出大量掠夺来的财物,足见93军后退时军纪之差。 新8师则全部在龙里师范学校被缴械。这是新8师在抗日战争中最为悲惨的一个结尾。 兼任师长的胡栋成是广西修仁人，又名栋臣，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经由陈牧农而在93军担任旅长、军参谋长、副军长等职。新8师被缴械后调任64军副军长、第6绥靖区副司令官。后来在黔桂边区绥靖区副司令官任内率领所部接受解放军改编。1950年1月因策动部队重新叛乱而被解放军击毙。原任师长马叔明在丢下部队后竟然未遭处罚，且调陆大将官班受训，毕业后担任国防部部附，于1947年底退役。甚是奇怪！ 第六章 第的嘉奖。8月，85师随14军开往四川纂江，负责南川、纂江的警备任务。12月底，王景渊接任师长。 解放战争时期85师曾担任过延安的护路任务，后师长王景渊因“剿共不利”调职，由14军参谋长谭本良接任。1948年参加了淮海战役，被歼。 后记 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属于贵州的七个师全部出省参与了抗战，比如淞沪、南京、徐州、武汉、南昌、长沙、缅甸等诸多战役。其中有的贵州部队作战英勇，为抗日战争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我们不能把国民党军队这些积极抗战的行动和国民政府消极抗日的方针等同起来，应该正确的去反映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部队的英勇战绩。 笔者最近有幸得阅部分出身于黔军的老人所撰写的回忆文章，深觉抗日战争中黔军所做出的贡献绝不亚与那些中央军、滇军、川军等部队。但是每每在与好友谈及此事时深感朋友们对抗日战争中黔军战绩的无知。于是决定搜集资料把黔军作战的经过整理成文，用以弥补这段近年来极少提及的历史缺憾。 由于题目的局限和作为一部对述说部队军史的作品，本文存在着部分缺憾，比如对102、103、121师在解放战争的经历没有详加述说，只给了个简单的概述。如果将来有时间的话，笔者一定另行成文，用来作为本文的续集。 本文从搜集资料到成文，历时半年。由于自身工作的紧张，大部分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完成，加之所得资料的局限性，如有朋友对本文有什么缺点、错误，尽可提出指正，在下不胜感激。 在本文即将发表之际，谨向在笔者写作过程中帮助过的朋友致谢。尤其是在上海的马雷、周明、北京的王戡在业余时间为笔者查找新编第8师的下落，在台湾的霍安治朋友为笔者详细的补充了新编第8师和第82师的部分内容。另外对于为本文提出宝贵意见的朋友也在此一并致谢。 但愿本文能对得起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和幸存下来的贵州籍官兵。 2002年8月30日 lehb 附录：在抗日战争中阵亡的黔军营以上部分军官名录 第102师 徐天植 612团营长 37年淞沪会战 陈大治 607团营长 同上 陈蕴瑜 304团团长 38年徐州会战 陈静华 304团副官 同上 曹文杰 305团1营营长 同上 柏宪章 102师兵站站长 同上 徐锦江 304团3营副营长 38年武汉会战 王永锡 307团2营营长 39年南昌会战 姚 杰 304团团附 39年第一次长沙会战 徐先贵 305团2营副营长 同上 夏日校 305团3营副营长 同上 冯吉士 305团团附 40年第二次长沙会战 孙国桢 305团3营营长 41年第三次长沙会战 李胜如 306团3营营长 42年浙赣会战 第103师 罗熠斌 613团团长 37年8月淞沪会战 王止善 613团团附 同上 魏志远 613团团附 同上 梁岱峨 613团2营营长 同上 陈绍洛 618团2营营长 同上 刘崧生 615团2营营长 同上 岑元彪 师部参谋 37年南京保卫战 梁 弼 师部参谋 同上 毕勋铭 618团2营营长 同上 萧志刚 615团1营营长 同上 谭文伟 615团副官 同上 杨绍楼 师部教导队区队长 同上 周忠贤 师部教导队区队长 同上 陈崇新 613团1营营长 38年武汉会战 何如松 618团1营副营长 同上 第121师 张 续 补充团1营营长 40年枣宜会战 霍士才 361团团长 45年湘桂会战 第 25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26 章 民国军阀派系 作者:陈贤庆 第 26 章 第140师 王俊臣 835团团附 38年徐州会战 秦春阳 835团2营营长 同上 张我威 师部教导队队长 同上 陈英华 837团3营副营长 同上 李昌荣 839团2营营长 同上 冯俊之 839团1营副营长 同上 朱铁明 840团2营副营长 38年武汉会战 新编第8师 覃立刚 22团1营副营长 38年陕晋战役 彭镇璞 22团团长 39年晋南战役 王树骥 22团1营营长 39年长治战役 谢 忠 22团1营副营长 同上 王 铬 24团1营营长 同上 杨梓彬 24团2营营长 同上 黄映清 23团2营营长 同上 摘自贵州文史资料——《抗日战争中贵州部队部分阵亡官佐名录》 第十二章 滇系军阀 一 在上一章，我们谈到黔系军阀具有依附性和掠夺性。黔系军阀所依附的，主要是邻省的滇系军阀。在西南各军阀派系中，滇系算得上是一股重要的势力。要谈滇系军阀，不妨先从云南陆军讲武堂谈及新军第十九镇谈起。 1907年8月，云南创办了一所新式的军事学校，就是云南陆军讲武堂。但是，到了1908年3月，讲武堂又告停办。1909年，当时的云南总督锡良重办，延聘李根源、李烈钧、方声涛、赵康时、沈汪度、唐继尧、张开儒、庚恩旸 等一批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担任教官，李根源任讲武堂总办。李根源，字印泉，又字雪生，云南腾越人，1879年出生。1904年，李根源入日本振武学校，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6年升入士官学校，1909年毕业回镇，即被聘任此职。云南讲武堂的规模较大，开设甲、乙、丙三个班。甲班学员第一期为一百二十人，来源于陆军第十九镇的管带、督队官、队管、排长等。乙班学员第一期为一百人，来源于巡防营的管带、帮带、哨官、哨长等三十岁以下，文理通顺者。丙班学员第一期为二百人，来源于贡生、禀生、中学学生，年龄在十六至二十二岁之间，学成后用来补充下级军官。以后，又从丙班学员中挑选成绩优秀者一百名，特授学术，为特别班。由于讲武堂总办李根源以及其他教职员工多为同盟会员和激进分子，云南讲武堂实际上成了培养民主革命战士的新式军事学校。辛亥革命前夕，讲武堂甲、乙、丙三班毕业，特别班也提前毕业一百人，分配到新军第十九镇各营担任下级军官或见习军官，成为辛亥云南起义的基本骨干力量。 云南新军从1902年开始编练，到1909年暂编成陆军第十九镇，共有步、马、炮等二十一营。第十九镇统制为钟麟同，总参议为靳云鹏，兵备处总办为王振畿，都是清廷的鹰犬。但是，第十九镇却也聚集一大批革命党人，充当各级军官。如镇参谋官殷承瓛 、统带罗佩金、管带李鸿祥、唐继尧、刘存厚、雷飚、谢汝翼、韩凤楼、李凤楼等。他们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同盟会员。1911年2月，蔡锷由广西被调入云南担任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统领。 蔡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1882年出生。蔡锷是梁启超的学生，戊戌政变后，追随梁启超到日本，1903年在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1904年回国后，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省任军职，做过广西新军混成协统领。蔡锷在政治上虽然追随梁启超，但他是一位真诚的爱国者，具有强烈的民主主义理想。到云南后，蔡锷同李根源等革命党人相处很融洽，同情他们的革命主张。 1911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云南，革命党人十分振奋，决心起义响应。蔡锷等人频频在唐继尧或刘存厚家里举行密谈，商量起义计划。大家公推蔡锷任总指挥，决定旧历九月初九重阳节（新历10月30日）发动。云南都督李经羲（李鸿章之侄）以及钟麟同、靳云鹏、王振畿等有所觉察，想将李根源、罗佩金、李鸿祥、谢汝翼等革命党人调职或撤职，但九月初九夜，革命党人发动了起义（史称“重九起义”），次日上午攻占了督署，中午控制了昆明全城。与起义军顽抗的钟麟同、王振畿被俘后处死，靳云鹏化装成轿夫逃出城外；李经羲以下很多官员被俘。蔡锷、李根源等与李经羲有旧谊，馈送川资护送出境。云南其他地方也先后发动起义，云南全省很快被革命党人控制。 11月3日，云南军政府成立，举蔡锷为都督，李根源为军政部长兼参议院长，殷承 瓛 为参谋部总长，韩建铎为军务部总长，张惟聪为省议会议长。不久，李根源任滇军第二师师长兼迤西国民军总司令，罗佩金继任军政部长。云南独立后，军政府立即着手整编军队，改革弊政，清理财务，平定匪乱，使全省政局很快趋于稳定。云南与四川历来关系密切，不但地理上互相邻接，而且云南的财政要靠四川协济。而此时，四川的局面仍在混乱之中，云南军政府决定以援助四川独立的名义，于11中旬组成谢汝翼、李鸿祥两个梯团入川，并以韩建铎为援川军总司令。 云南军政府原来并无援黔计划，但在已经宣布独立，组织了军政府的贵州省，立宪派分子、旧官僚与革命党的矛盾和斗争十分激烈，立宪派和旧官僚为了打击革命党人，请求蔡锷派兵入黔。蔡锷命令率师北伐的唐继尧，顺路入黔解决贵州两党争斗。唐继尧，字蓂赓，云南会泽人，1882年出生。1904年留学日本，后加入同盟会，毕业于士官学校。1909年回云南后，初在督练公所任参谋处提调兼讲武堂教官，后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七十四标一营管带。唐继尧在云南重九起义过程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起义后，他出任云南军政府军政部次长、参谋部次长兼讲武堂总办、陆军干部学校校长等。唐继尧颇善计谋，具有野心，这次能带兵入黔，他当然想乘机谋取个人的发展。1912年2月，唐继尧以“代平黔乱”为名率军进逼贵阳。3月，在贵州立宪派的支持和配合下，唐继尧指挥滇军推翻了贵州革命政府，夺取政权，随即被贵州立宪派控制的省议会推举为贵州临时都督。5月，袁世凯正式任命唐继尧为贵州都督。就这样，滇军以武力在贵州建立了军事统治，唐继尧因此也跨进入军阀的行列。 蔡锷领导了云南重九起义，出任云南都督，在南北议和期间，他对袁世凯的阴谋活动曾有所揭露。但是，随着清帝宣布退位和袁世凯的上台，他追随老师梁启超，变成了拥袁派。1912年2月，南北争都事起，他是袁世凯建都北京的支持者。6、7月间，同盟会为组阁问题与袁世凯发生一系列冲突，他以政府拥护派自居，积极作袁后盾。在地方，他支持唐继尧控制贵州，联络黔、蜀、桂各都督为袁世凯“保障西南”。在中央，他先后倡议军人不入党和解散一切政党，以瓦解同盟会，并且极力反对《临时约法》，主张给予袁世凯以自由解散议会和任命国务员之权。1913年3、4月，“宋教仁被刺案”和“善后大借款”事件相继发生，他无视全国舆论，为袁世凯多方辩护。及至“二次革命”爆发，他又不顾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人对他的善意争取，公然奉袁世凯之命派兵入川，参加镇压重庆熊克武的起义。 然，蔡锷的拥袁与其他的军阀、政客的拥袁有不同，蔡锷的拥袁始终坚持以爱国为前提，最终还是为了维护共和政体，为了改良政治。尽管蔡锷属于拥袁派，但仍然受到袁世凯的猜忌。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之后，于1913年10月将蔡锷调往北京，担任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虚职，实则将蔡锷监视起来。而云南都督一职，蔡锷力荐唐继尧继任，获得袁世凯批准。11月，唐继尧率部回滇任都督，掌握了云南军政大权，控制了全部滇军，开始了以他为首的旧滇军阀对云南的统治。 二 唐继尧出任云南总督后，在云南继续奉行蔡锷先前确立的方针。他虽然是老同盟会员，但是，此时，他和革命党人已经不是一条心，他限制和阻止革命党人进入云南，甚至亲自审讯并杀害过孙中山派往云南的革命党人。但是，云南毕竟不是袁世凯直接控制的地方，它经过辛亥革命血与火的考验，同盟会的影响根深蒂固，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因此，当1915年袁世凯帝制阴谋日益公开以后，不少云南籍或与云南有某种历史关系的革命党人，都利用云南富于革命传统而又地处边陲等有利条件，纷纷假借各种名义奔赴云南，从事反袁秘密活动。前云南同盟会支部长吕志伊，暗中与军界的罗佩金、李曰垓、杨蓁、邓泰中等旧同盟会同志密敌反袁方略，联络滇军中各级军官和士兵，使滇军上下统一了思想和行为。8月间，袁世凯使人组织筹安会鼓吹帝制的消息传到云南，云南舆论公开反对，尤其是《觉报》，旗帜鲜明地公开反对帝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与此同时，军界也在加紧密筹武装讨袁，这时，争取唐继尧反袁，成为滇军将领的首要任务。 唐继尧出任云南都督后，袁世凯又授他为将军府开武将军，极力拉拢，而唐继尧也无反袁之心。当滇军将领派出原旅长黄毓成、团长邓泰中、杨蓁为代表向他进言时，唐继尧仍以不了解在京的蔡锷的意向和各省各方的真相，以及云南只有两师兵力，且财力匮乏等原因而不肯公开宣布反袁。唐继尧的暧昧态度，激起了滇军将领的强烈不满。10月间，他们开会决议：一、于适当时期，要求唐氏表示态度；二、如唐氏反对帝制，则仍拥其为领袖；三、如中立，则将他送往安南；四、如赞成帝制，则杀之。11月上旬，唐继尧通过明查暗访，发现如不再表示反袁的立场，两师滇军就不是他所能掌握的了。另外，他也了解到蔡锷也转向反袁，因此，他迅速改变态度，要把反袁的领导权抓到手，以巩固自己在云南的统治。1915年12月19日，蔡锷历尽艰辛，回到了云南昆明。 蔡锷自1913年10月奉调入京后，先后担任过政治会议委员，约法会议议员资格审定会会员、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将军、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职。在筹安会发生前，蔡锷还没有公开反袁，而是力图通过拥戴袁世凯以维护共和政体。1915年8月，由袁世凯一手操纵的筹安会成立，袁世凯要恢复帝制的野心昭然若揭，蔡锷感到失望，从此追随老师梁启超走上积极反袁的道路。之后，蔡锷秘密联络云、贵旧部和各方反袁势力，准备发动军事讨袁。为了麻痹袁世凯，他依约装出与梁启超分家的样子；对所任各职，他比以前更为主动和积极；在生活上，他故意表现出沉迷酒色，与京中名妓小凤仙时有往来。 尽管如此，袁世凯对蔡锷秘密联络云、贵旧部的消息已有所闻。10月14日，袁世凯派军警突然借故搜查蔡锷住宅，虽未查出证据，但蔡锷已深感北京不可久留，经和梁启超等密商，决定尽快逃出北京回云南发动起义。11月初，蔡锷以喉疾为由，要求赴天津就医，袁世凯没有怀疑，准假七天，这样，蔡锷名正言顺地到了天津。之后，蔡锷避过了袁世凯派来的耳目，于11月18日乘船再往日本“治病”，12月初抵达东京。袁世凯无奈，只得准假两月，并促他“早日回国销假任事”。随后蔡锷悄悄离开日本，经上海、香港转赴越南河内，途中挫败了袁世凯几次行刺阴谋，终于在12月19日到达昆明。 抵滇当日，蔡锷便不顾旅途劳顿，立即开始了各项准备工作。12月21日，唐继尧在其寓所召集了蔡锷、李烈钧、任可澄、罗佩金、刘祖武、张子贞、方声涛、顾品珍、熊克武、黄毓成、殷承瓛 、由云龙、籍忠寓、刘云峰、杨蓁、唐继虞、李曰垓、戴戡、孙永安、龚振鹏、戢翼翘、但懋辛、周官和、王伯群、李雁宾、瘐恩旸 等云南省内外重要人士参加紧急会议，会上宣读了梁启超起草的讨袁通电，决定成立“护国军”讨袁。至于都督人选，唐张尧和蔡锷推让不止，最后只好公决由唐继尧任中华民国云南都督府都督兼护国军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蔡锷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官，率部出征；并推李烈钧任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官兼筹饷局总办。其出兵总方略是，第一军北出四川，第二军东进广西，第三军居中策应，以四川为战略进攻的重点。12月25日，唐继尧、任可澄正式发出反帝制通电，限袁世凯25日10时以前答复。12月25日，未见袁世凯答复，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蔡锷、戴戡遂联名发出二次通电，宣布云南即日起独立，护国战争爆发。 护国战争的重要战役有四川泸纳之战、湘西之战、滇桂边之战等，其中湘西之战已在上一章谈及，这里主要介绍泸纳之战和滇桂边之战。 云南宣布独立次日，即12月26日，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部在昆明成立。总司令官蔡锷，参谋总长罗佩金、参谋处长殷承瓛 、秘书处长李曰垓、副官处长何鹏翔、军需处长陈之阶，刘云峰、赵又新、顾品珍各为第一、二、三梯团团长，邓泰中、杨蓁、董鸿勋、何海清、禄国藩、朱德各为一、二、三、四、五、六支队长。1916年初，蔡锷率第一军经贵州比节入川，取纳溪、泸州。1月5日，袁世凯令曹锟、张敬尧组织征滇军，入川进攻护国军，以张敬尧为统领。护国军入川顺利，接连攻占燕子坡、横江、安边，于1月21日攻下叙州。2月2日，川军刘存厚师在纳溪倒戈反袁，刘自任护国川军总司令，迎蔡锷军入纳溪。2月5日，滇、川护国军会攻泸州，2月7日，张敬尧率征滇军杀至，护国军退回纳溪，北洋军穷追不已，护国军攻泸之役变为纳溪保卫战，在北起长江，南抵永宁，纵横百里的广阔战场上展开顽强抵抗，战况异常激烈。2月28日，护国军发起总反攻，朱德率部直扑陶家瓦房吴佩孚司令部，打得张敬尧落马，吴佩孚手足无措。但由于护国军兵少弹乏，未能逆转危局，3月7日，被迫退往永宁大州驿。3月17日，护国军再次发起总反攻，得熊克武、但懋辛等四川义军配合，进攻势如破竹，不数日，克纳溪、江安，围张敬尧于泸州城内。鉴于大势已去5月22日，四川将军陈宦宣布独立。同日，蔡锷去电促张敬尧倒戈反袁，不久，亲赴泸州劝说张敬尧。张敬尧将北洋军所余军械、子弹、马匹、粮秣等悉送蔡军，离部离川。6月13日，护国军进驻泸州。 1916年1月，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部在昆明成立，第二军总司令官为李烈钧，参谋总长为何国钧，张开儒、方声涛分任第一、二梯团团长。第二军的战略目标是东出桂、粤，转道入赣。唐继尧将准备开往湘西的第三军一部也调往桂粤方向，以增加第二军的兵力，保证攻粤计划的完成。袁世凯令广东陆军第一师师长、龙济光之兄龙觐光为云南查办使，率粤军抵南宁，准备由百色、西林进攻云南。于是，双方军队在滇桂边境的富州、广南一带展开激虞。2月底3月初，双方互为攻守，呈僵持状态。3月15日，广西将军陆荣廷宣布独立，使护国军士气大振。3月16日，方声涛部举行反攻，收复龙潭。这时，另一支护国军从贵州兴义进入广西西隆，进而抄袭龙军黄恩锡部的后路，迫使黄恩锡率部逃遁。坐镇百色的龙觐光被马济、陆裕光等率领的桂军包围，缴械投降，接受改编。龙军右翼军司令李文富见状，也率部投降。此后，护国第二军进入广东活动，成为护法军政府的重要支柱。滇桂边之战粉碎了袁世凯迂回袭滇的计划，保障了护国军大后方的安全。 护国战争爆发之后，贵州、广西、浙江等省也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在内外压力之下，于1916年3月22日被迫宣布撤消帝制，但仍想当大总统，结果又遭到各方反对。广东、陕西、四川、湖南等省又相继宣布独立。西南护国各省，还于5月8日在广东肇庆组织护国军务院，推举唐继尧为军务院抚军长，蔡锷、罗佩金等滇系将领也出任抚军。但由于唐继尧坐镇昆明，军务院实际为桂系岑春煊、陆荣廷等把持。6月6日，袁世凯病死，护国战争胜利结束。不久，南北议和，护国军务院也于7月14日宣告撤消。 三 滇军凭借护国战争，将势力扩展到了四川。袁世凯病死、护国战争结束后，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也正式形成。 护国战争结束后，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希望在西南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所以梁启超极力与北京政府段祺瑞接洽，为他的学生蔡锷在四川谋取职位。7月6日，北京政府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 对于蔡锷入主四川，唐继尧并非很高兴。早在护国战争之初，蔡锷率军入川作战时，唐继尧就唯恐蔡锷部在与北洋军作战中发展壮大，于己不利，因而对蔡锷的护国军第一军多方掣肘，无论在经费、兵员、武器各方面都未予必需的援助。蔡锷被任命为四川督军，鉴于蔡锷的声望，唐继尧难以反对。对入川的滇军，他更无法进行遥控。 然而，蔡锷就任川督不久，病势即日渐恶化，最后实在无法坚持正常的工作，只得电请北京政府准假养病。8月7日，北京政府批准蔡锷暂离职休养。8月9日，蔡锷离开成都，到泸州等地休息治病。但是，蔡锷的病日趋严重，不得不于8月底离川东渡日本治疗。蔡锷离川前，保举入川滇军总参谋长罗佩金暂署四川督军，入川黔军总司令戴戡为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蔡锷到日本后，仍医治无效，于11月8日在日本逝世，享年仅三十四岁。蔡锷是中国近代史中一位重要的军政界人物，尤其是他策动和领导了护国战争，推翻了袁世凯的统治，这功绩是永垂史册的。 蔡锷病逝后，罗佩金出任四川督军。罗佩金是云南澄江人，1878年出生。1904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6月毕业回国后，曾任广西武备学堂监督、新军标统兼南宁讲武堂总办、滇军督练处参谋兼陆军小学堂总办、新军第七十四标标统等。1911年参加云南重九起义，后历任云南军政府军政部总长、云南民政长、护国军第一军总参谋长等。由于罗佩金早已倾向唐继尧，因此唐继尧得以遥控入川的滇军。 当时，入川滇、黔军占据了四川省大片地方和成都、重庆等重要城镇。罗佩金完全抛开蔡锷的“重建四川”的计划，秉承唐继尧的旨意，尽力搜刮四川的财富，掠夺盐税，强令四川人民负担入川滇、黔军的军饷，由此，与四川军民矛盾日深。罗佩金又奉行“强滇弱川”政策，扩充入川滇军，压制川军。1916年冬，罗佩金召开编遣会议，裁减川军，激起川军五师长联名通电控诉。1917年3月，罗佩金又以武力解散川军第四师，川军将领深感祸将及己，第二师师长刘存厚乘机联络川军各部共谋驱罗。 1917年4月18日，刘存厚率部围攻驻成都皇城之罗佩金部，刘罗之战爆发。滇军用煤油喷射四周民房，声言“亮城”，防止川军凭借民房伏击。刘存厚亦以大炮、地雷进击，很多炮弹落在民房区。双方巷战达七昼夜，死伤惨重。由于滇军增援部队赵又新部在资阳、内江地区遭到川军第二师的阻击，罗佩金孤立无援，被迫交出督印，于4月24日率部从成都退往简阳、自贡等地。在战争期间，北京政府电令免罗佩金四川督军职，调为将军府超武将军；免刘存厚川军第二师师长职，调为将军府崇武将军，两人停止战争，进京供职。同时任命刘云峰为川军第二师师长，戴戡暂代四川督军。刘罗之战是西南军阀史上的第一次军阀混战。是役，成都民房被毁三千余间，民众死伤华第一师，共七十多营约四万人。11月14日，唐继尧以川军刘存厚阻碍滇军为名，率滇黔联军誓师出发，发动了靖国战争。 唐继尧将滇黔靖国联军总司令部驻在贵州毕节，然后挥军入川。滇军顾品珍部由泸州东下，联合黔军王文华部突袭重庆。12月3日，北京政府派入四川的四川查办使吴光新和四川督军周道刚撤出重庆。吴光新部一直退入湘鄂边境，周道刚则败走永川。12月4日，滇黔联军进入重庆，向川南进击，于12月14日占领泸州。12月8日北京政府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在成都令川军第一、二、三师重新部署，以对付滇黔联军的进攻。12月21日，川军熊克武、但懋辛、石青阳等通电加入靖国联军，推举熊克武为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并推举唐继尧为滇川黔靖国联军总司令。1918年1月9日，熊克武召集川、滇、黔靖国各军将领在重庆开会，决定兵分三路，直取成都。东路由滇军顾品珍、赵又新统领；中路由黔军袁祖铭、王天培统领；北路由川军第五师但懋辛统领。2月20日，三省联军攻入成都，刘存厚等部退往陕南汉中地区。至此，唐继尧以夺取和控制四川为目标的靖国战争基本结束。 唐继尧控制了滇、黔、川三省，声势显赫，更加飞扬跋扈。2月25日，他自任熊克武为四川督军兼省长。3、4月间，他借援鄂、援陕名义，又连续任命八个总司令，即以黄复生、叶荃、王文华、顾品珍为援鄂第一、二、三、四各路总司令；以石青阳、颜德基、李国定、丁泽煦为援陕第一、二、三、四各路总司令。此外，他还安插王文华为重庆镇守使，赵又新为四川军务会办，顾品珍为叙泸镇守使，叶荃为夔万镇守使等。 唐继尧为了牢固地控制四川，并进一步向陕西、湖北扩张，便以商讨北伐为名，决定于1918年9月在重庆召开川、滇、黔、鄂、豫五省联军会议，并就任“五省联军总司令”职。会议除了川、滇、黔军主要将领外，还有湖北靖国军总司令黎天才、河南靖国军总司令王天纵等。 第 26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27 章 民国军阀派系 作者:陈贤庆 第 27 章 9月10日，唐继尧以贵州毕节到达重庆南面的綦江，故意逗留一周之久，以显示“联帅”的威风。9月17日，他才前呼后拥、戒备森严的情况下到达重庆。这一天，重庆全城戒严，唐继尧在二十一响礼炮和盛大的仪仗伴随下，乘坐华部与川军黄复生部在重庆、綦江一带攻熊系余际唐部。熊克武见局势于己不利，遂宣告辞去四川督军职。后得旧川军将领支持，发起反击，但失利。7月10日，熊克武离开成都，退往川北保宁一带。7月18日，吕超率军入成都，通电就任川军总司令，兼任川滇黔联军副总司令。 川军吕超部虽然进入成都，然而，滇黔军却凌驾于吕超之上，并设立了三省联军总部，以唐继尧为统帅，要把川省军、民、财各政统归联军总部管理，川省中央税收及地方财政收与四川兵工厂、造币厂，全归联军总部支配，这是过去唐继尧强令熊克武接受但遭到熊拒绝的条件，他又企图强令吕超接受。吕超同样深感事关重大，未予同意。 唐继尧及滇黔军对四川的侵入和压迫，激起了川军将领的普遍不满和反对。熊克武、刘存厚等联合起来，决定以武力驱逐滇黔军，发动靖川之战。1920年8月6日，刘存厚在汉中组织靖川军，自任总司令，委任田颂尧为第一路司令，唐廷牧为第二路司令，张印本为第三路司令。熊克武部亦进行了整编，委任但懋辛为第一军军长，刘湘为第二军军长，刘成勋为第三军军长。熊、刘共推刘湘为前敌总指挥，两军分道出发，夹击成都。川军各部，亦相机通电响应。9月8日，川军攻入成都，接着，川军与滇军赵又新、顾品珍部在成都近郊及龙泉山展开会战。川军集结兵力、王九龄、周钟岳、马聪、张耀曾九人为省和委员会委员。在省务委员会之下，设军政、内政、财政、外交、司法、教育、实业、交通人等趁混乱之机逃到滇西，邀请滇军元老胡瑛代理第三十领先军军长，指挥部队反击昆明，在祥云、禄丰等地展开激战，击溃胡若愚军，乘胜进逼昆明。7月24日，胡若愚被迫挟持龙云撤离，并将省主席的印信交给周钟岳，请周转告第三十来劝驾，又以武力相威逼。龙云无奈，只得于10月6日乘飞机到重庆任职。蒋介石这次“小偷式政变”（龙云语），从此结束了龙云在云南的十年统治。 此后，龙云担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代主任）等闲职，实质遭到蒋介石软禁。1948年秋，龙云得到消息，蒋介石要劫持他到台湾，因而决心出走。在行政院救济部署空运大队队长、美国人陈纳德的帮助下，12月8日，龙云乘飞机秘密离开南京，经上海转广州，于9月乘轮船到达香港。龙云到香港后，即从事反蒋民主活动，加入中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为民革中央负责人之一。 再说卢汉，于是1945年9月20日率领总部人员直飞河内，9月28日在河内总部主持了日军受降仪式。当几乎全部滇军进入越南以后，蒋介石发动了10月3日“小偷式政变”，以武力解除龙云职务，改组云南省政府。10月4日，何应钦以中国陆军总司令身份飞往河内，名为视察，实则监视卢汉行动。接着，空军副司令王叔铭飞往河内，向卢汉宣布蒋介石的命令，任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未接任前，由亲蒋的新任民政厅长李宗黄（云南鹤庆人）代理。对此事变，卢汉也无可奈何。 蒋介石原想以李宗黄取代卢汉，但李宗黄与警备司令关麟征镇压昆明民主运动，遭到云南各界的强烈不满。就在昆明“一二·一惨案”（殴打、杀害爱国请愿的师生）的当天，卢汉回到昆明就任云南省政府主席。但蒋介石要把滇军调往东北参加内战，卢汉此时受到控制，被迫同意。他将滇军两个军即曾泽生的第六十军和卢浚泉的第九十三军交由孙渡指挥，合编为第六兵团，孙渡任兵团司令，于1946年春开赴东北参加内战，孙渡还兼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但是，不到两月，即5月31日，第六十军第一辉以及西南军政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相约，在适当的时候共同举行反蒋起义。因而，他在云南开放了一定限度的民主运动，放松了新闻限制，拒绝国民党中央军和桂系部队进入云南境内，反对在云南发行银元券，撤销军师长管区和警务处，停止征兵征粮等。 8月15日，龙云与黄绍竑 等四十四位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在香港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和主张》的声明，表示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归向人民，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欢迎。这事，史称“香港起义”。同一天，香港报纸登出“云南在龙云的策动下，已准备成熟，即将举行起义”的消息。国民党行政院长阎锡山获悉后，主张即以武力解决云南问题，代总统李宗仁也下令指派桂系部队入滇震慑。蒋介石恐怕云南落入桂系之手，于8月24日由台湾飞往重庆，连续发电报召卢汉赴渝。 卢汉顾虑重重，怕被扣留，称病不去，一拖再拖。蒋介石派俞济时到昆明催促，卢汉无奈，只好派民政厅长杨文清、省政府秘书长朱景暄代表他前往。但蒋介石一定要卢汉亲自去面商，同时派出中央军余程万第二十六军、李弥第八军、刘伯龙第八十九军分路向云南进逼，形成对昆明的包围之势。另外，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多次来电催促，表示愿意担保安全。卢汉迫于形势，不得已于9月6日飞往重庆。临行前，卢汉对安恩溥、龙泽汇等人说：“我这次去重庆，吉凶难卜，万一被扣，就插红旗，通电起义，不要管我。”他指定军事由龙泽汇负责，政务由安恩溥负责。 卢汉到重庆后，即主动向蒋介石提出辞职。当时，蒋介石要利用云南作为反共基地，需要稳住这块大后方的秩序，因而他不仅没有扣留卢汉，反而表示交给卢汉全权处理云南问题，并拨军费银元一百万元以及武器、弹药装备补充云南两个军，但是，要卢汉逮捕黑名单上的一大批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卢汉表面上同意，于9月8日下午即飞回昆明，立即通知了黑名单上的一些共产党员迅速转移。 9月9日下午，云南的特务在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等的率领下进行大搜捕，共逮捕近五百人之多。这就是“九·九整肃”事件。经过残酷的审讯后，准备枪决的有一百多人，其余的也大多判了刑。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企图借刀杀人，嫁祸卢汉，将处理人员的名单送交卢汉，要他立即批准。卢汉采取复审拖延的办法，直到11月初，李宗仁逃往香港路过昆明，经卢汉请求，李宗仁同意从宽处理这批人员，卢汉即下令一律释放。 11月下旬，贵阳、重庆相继解放，人民解放军已迫近云南，卢汉将其第七十四军和第九十三军调往昆明及其附近地区，作好起义的准备工作。12月1日，卢汉下令成立昆明警备司令部，加强治安管理，维持社会秩序。 卢汉准备起义这一情报，国民党国防部驻云南区专员兼军统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已经掌握，他电告毛人凤，请求指示。由于时局紧张，怕杀了卢汉会导致云南人民更加强烈的反抗，毛人凤迟迟没有下达命令，只命令沈醉严密地监视卢汉。12月6日，深醉亲自去见卢汉，对他进行试探，提出要在昆明进行一次大搜捕和大破坏，但卢汉摇摇头说：“目前时局紧张，不能这样做，免得人心混乱。”以此来应付沈醉。同一天，西南军政长官张群飞到昆明，监视卢汉，要把云南建成反共的基地。 12月8日，蒋介石召集驻滇各军军长余程万、李弥等开会。卢汉即利用余程万、李弥离开昆明的时机抓紧布置，并决定于12月9日夜举行起义。9日下午，张群、余程万、李弥等又回到昆明。卢汉突然派兵把张群软禁在自己家中，然后把张群的图章抄走，并以张群的名义发出通知，邀请国民党中央驻滇军事首脑于当晚九时在卢汉公馆举行紧急会议。结果，当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师长石补天、空军第五军区副司令沈延世、宪兵副司令李楚藩、军统云南站站长沈醉等依时到达后，亦遭到软禁。晚上十时正，卢汉在五华山云南省政府主席办公室宣布了“云南起义”的命令。同时向全国发出起义的通电，成立了以卢汉为主席的云南人民临时军事委员会，作为临时的最高权力机关。 12月10日，卢汉迫使李弥、余程万、沈醉等发布手令，命令国民党中央军及军统特务停止一切的活动，服从卢汉的指挥。但是，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并没有执行手令，从12月16日起，三面包围昆明，全面发起攻势。卢汉指挥昆明军民，开始了艰苦的昆明保卫战。由于战况危急，卢汉不得已将李弥、余程万、石补天释放。他们出去之前都满口答应，归队后，一定制止部队攻打昆明。但是，他们归队后，不但没有停止对昆明的进攻，反而打得更加激烈。国民党军一度进占昆明飞机场，推进到昆明城边，但仍被昆明人民和起义部队击退。到12月21日，敌军得知人民解放军即将进抵昆明，纷纷撤退，坚持了一周的昆明保卫战胜利结束。不久，人民解放军迅速进军滇南、滇东，彻底消灭了国民党在云南的全部军事力量。1950年2月20日，陈赓、宋任穷率领解放大军进入昆明。3月，云南省成立军政委员会，卢汉任主任。 云南起义，标志着滇系军阀的最终结束。新滇系军阀的首领龙云和卢汉，在历史的转折关头，都站到了人民的一边。 1950年1月3日，龙云离开了避居一年的香港回大陆，于1月18日到达北京。在新中国期间，龙云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等。1957年，龙云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62年6月27日，龙云在北京病逝。1980年7月，中共中央给予他彻底平反。 第 27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28 章 民国军阀派系 作者:陈贤庆 第 28 章 在新中国期间，卢汉历任云南省军政委员会主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体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等。1974年5月13日，卢汉在北京因肺癌逝世。 而担任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的孙渡，兵败后逃匿隐藏，1952年在清匪反霸运动中被人民政府逮捕，被关押改造，1963年获特赦，曾任云南省政协委员。1967年逝世。 还想加一段：曾任滇军团长、少将旅长的朱德，1922年因厌倦军阀混战，为寻求救国真理，弃官离职，赴德国留学，认识周恩来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后成了红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建国后，成了共和国元帅、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第十三章 川系军阀 一 在前面两章中，我们都可以看到，黔系军阀和滇系军阀，都把四川省作为向外扩张的主要目标。在辛亥革命以后近十年中，四川省都被滇、黔军阀所控制。这是因为，在西南数省中，四川是一个较为富庶的省份，自然成为邻省军阀掠夺的对象。四川军阀同样是西南军阀中重要的一支，而且派系林立，争斗不息，形成了长期错综复杂的局面。本章试图从纷纭芜杂的事件中理出一个头绪，谈谈川系军阀的盛衰始末。 川系军阀是辛亥革命以后逐渐形成的，但其来源可追溯到清末编练的四川第十七镇新军。1901年，清朝政府废除绿营制度，建立新军，规定全国各省共编练三十六镇（镇相当于后来的师）。四川因省区较大，兼控制康藏地区，决定编练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开一面，让刘成勋等部出城。3月30日，刘成勋通电辞职停战，率部撤离成都。4月2日，刘文辉入成都。4月5日，邓、陈、田部也开入成都。至此，这场四川军阀大混战宣告结束。 然而，这场大混战刚一结束，另一场更大的战争——四川讨贼之战随即爆发。而这场战争的性质有些不同，这是吴佩孚支持的杨森、刘湘等川军及五省北军与孙中山任命的四川讨贼军总司令熊克武等西南军队之战，是南北在四川的最大一次战争。 就在四川一、三、边军与三、七、二十一师混战时，直系军阀吴佩孚为武力统一中国，乘机动员直、豫、鄂、陕、甘五省兵力，组成援川军，以赵荣华任总司令，拥杨森回川，兵分鄂、陕、甘、黔四路入川。邓锡侯、陈国栋、田颂尧、刘存厚等川军呼应，拥护刘湘出山，并推举他为四川善后督办。1923年4月，孙中山回粤复任大元帅，兴师讨贼。孙中山说服熊克武，与四川国民党实业团联合讨贼，双方表示同意。6月，孙中山任命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刘成勋为川军总司令兼省长，赖心辉为前敌总指挥，统率一、三、边军与石青阳、吕超、颜德基等部。云南唐继尧、贵州刘显世亦派兵入川助熊讨贼，形成南北大战。 第 28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29 章 民国军阀派系 作者:陈贤庆 第 29 章 战争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杨森率部沿长江入川，4月6日攻占重庆，继续率大军沿成渝大道直取成都。其他北军亦分别从陕、甘、黔入川。5月，杨森主力在资中县被讨贼军主力击溃，退回重庆。9月，讨贼军会集重庆，昼夜围攻，达一个多月，死伤惨重。10月16日，讨贼军攻克重庆，杨森退往万县。第二阶段战役开始后，讨贼军内部矛盾显露，追击不力。而吴佩孚调整部署，撤赵荣华职，任命黔军总司令袁祖铭为援川军总司令，任命刘湘为川康善后督办。吴佩孚又补充北军大量弹药，士气复振。11月，援川军攻梁山、垫江、长寿，讨贼军溃败，总指挥赖心辉差点被俘虏。12月14日，援川军又攻下重庆。1924年1月27日，杨森出奇兵直扑三台县熊克武总指挥部，熊克武缒 城逃脱。2月2日，熊克武通电辞去四川讨贼军总司令职。同日，杨森、刘湘围攻成都。2月8日，刘成勋通电辞去四川省长职。2月9日，成都被攻破，刘成勋率残部退往川南及康定地区。刘湘、袁祖铭率部紧追熊克武残部。3月，熊克武率四川讨贼军残部离川入贵州，辗转赴广州。从此，第一军在四川势力瓦解。孙中山发动的四川讨贼之战亦告失败。 5月，北京政府任命杨森为四川军务督理，邓锡侯为四川省长，刘存厚为川陕边防督办，刘湘为川滇边防督办。 五 讨贼之战后，杨森被委任为四川军务督理（相当督军），大权在握。杨森，号子惠，四川广安人，1884年生。1908年加入四川陆军弁目队，1908年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在第十七镇任职，并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在王陵基部任营长。二次革命时，私下跑到熊克武部参加讨袁，兵败后被滇军俘虏，得滇将黄毓成赏识，后在滇军中任靖国二军参谋长、混成团团长等。1920年在靖川之战中转投川军，任川军第九混成旅旅长，第九师师长，靖川军第二军总敌总指挥，杨森在速成系中崭露头角。1922年，刘湘将第二军军长一职交给杨森，杨森乘机发展自己的势力，李树勋、王兆奎、王缵绪、郭汝栋、范绍曾等都是他的部将。于是，速成系分裂成刘湘的旧二军和杨森的新二军两个系统。在一、二军之战中，杨森部惨败，退往湖北投靠吴佩孚。在讨贼之战中，杨森在吴佩孚的支持下卷土重回，击败了熊克武的讨贼军，掌握了四川的大权。 对于杨森的后来居上，刘湘表面上不动声色，但暗中联络刘成勋、刘文辉、赖心辉等，形成“三刘一赖”的反杨联盟，并对杨森之王缵绪等部进行策反。而杨森入据成都后，正踌躇满志，对此产并不觉察。他把持四川兵工厂、造币厂，独占自贡盐税，并趁机扩充部队，准备以武力称霸全川。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直系曹锟、吴佩孚倒台，段祺瑞重新执政。刘湘等即决定投靠段祺瑞，派张斯可、乔毅夫到京，通过国务院秘书长邓汉祥（曾任四川都督府副官长）向段祺瑞要求，撤免杨森，还川政予刘湘。段祺瑞知道刘湘已归心，决意扶刘抑杨。1925年2月7日，段祺瑞参照刘湘的建议调整四川军政首脑，特任刘湘为川康边务督办，节制全川部队，委任杨森督办四川军务善后事宜；免去邓锡侯省长之职，由赖心辉继任；免去田颂尧帮办之职，由刘文辉继任；又任命刘成勋为西康屯垦使兼管民政。这样，刘湘策划的“三刘一赖”联盟隐然形成。3月，刘湘等又联名致电段祺瑞政府，要求调杨森赴京任职。杨森决定发动统一之战，以武力统一四川。 4月12日，杨森下达对赖心辉、刘成勋两部讨伐令，分兵五路，向赖心辉、刘成勋以及刘文辉、陈洪范、陈国栋等部进攻，连战告捷，很快就占领了七十二个县，其军队也扩充到十九个师又十二个混成旅。段祺瑞见杨森咄咄逼人，于5月明令免去他在四川的职务，调往北京署理参谋总长。杨森不肯离川，只在成都遥领参谋总长职。 被击败的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等部退往重庆，依靠刘湘，联合邓锡侯以及黔军袁祖铭，组成川黔联军，共同倒杨。公推袁祖铭为联军总司令，邓锡侯任前敌总指挥，刘湘只任后勤总司令，居幕后操纵。7月1日，联军下达作战令。7月8日，杨森亦下达作战令，向联军进攻。7月中旬，两军在永川、大足、荣昌一带激战。开始，杨森获胜。后来，他急于寻找联军主力决战，因大意而使王兆奎师被邓锡侯部击溃。7月21日，联军全线发起进攻，杨森被迫退往沱江右岸。正当杨森调集兵力，准备反攻之际，7月31日，早已被刘湘收买去的杨森部主力师师长王缵绪背叛杨森投靠刘湘，通电停战，使杨军全线震动。8月4日，联军强渡沱江，全线推进，杨军溃败，逃往乐山。8月10日，联军攻克成都。杨森派人与联军谈判停战。联军一定要他交出全部兵权，只留一个营护送其至奉节。9月4日，杨森被迫通电将所部交由刘湘节制，自率残兵到宜宾。9月9日，杨森将曾逼他交出兵权的第三军军长李树勋伏杀，再逃往横江、万县。11月1日，杨森自奉节乘船往汉口，再投吴佩孚。 刘湘联合黔军袁祖铭将杨森击败后，于9月在自流井召开善后会议。但在会议上，刘湘与袁祖铭因分赃不均，关系迅速恶化。当时，重庆由刘湘、袁祖铭合驻。刘湘有潘文华、鲜英、李雅材、兰文彬等师、旅，而袁祖铭亦有两师一警卫旅。1926年1月24日，袁祖铭返抵重庆，立即下令增调黔军四个团入城，在浮图关、两路口、磁器口等要地配置重兵，战争一触即发。而这时，刘湘正滞留成都，处理善会议未完事情。重庆各界深恐战祸再起，乃分推代表，向川、黔军呼吁和平。袁祖铭佯装接受民意，邀川军将领会商，达成协议，城内除留少数军警和警卫队外，所有川、黔军各部均于1月30日，移驻城外。但1月29日，刘湘部队正移驻时，袁祖铭突然策动鲜英师何金鳌部哗变投袁，鲜英仅率残部一营突围与兰文彬会合。1月30日，袁祖铭又派兵攻击刘湘部守城卫队，占领驻渝机关，收缴川军守卫部队枪械，追击已撤退至白市驿等地的兰文彬、鲜英师，将刘湘的主力部队全部逐出了重庆。这事，史称江巴事变（又称渝变）。江巴事变成为驱袁战争的导火线。 刘湘主力被袁祖铭逐出重庆以后，刘湘决定驱逐袁祖铭出川。但是，当时刘湘的部队被分别隔于上、下川东，无法集结，被迫又向在统一之战中战败赴汉投靠吴佩孚的杨森谋求合作。杨森亦想乘机再起，加上川军将领邓锡侯、田颂尧等因与刘湘分赃失和，亦欢迎他回川。于是，刘、杨在武汉签订了“丙寅公约”。公约规定：归还原来杨森所属的兵权，与刘湘合作收复重庆后，下川东则为他统治范围。 3月1日，杨森返回川东万县，召旧属六部来归，很快得辉崭露头角，跻身保定系首脑之列。之后，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同驻成都，形成保定系三首脑。川军易帜后，刘、邓、田三军在成都设立三军统率办事处，后改名三军联合办事处，刘文辉为处长，邓锡侯、田颂尧为副处长，实行省城之军政、民政、财政三统一，与驻重庆的刘湘速成系相对抗。 军官系是川军中四川陆军军官学堂出身的军人结成的派系。由于四川陆军军官学堂的毕业生比起保定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待遇明显差，使得四川军官学堂的毕业生以同学相号召，互相联系，彼此照应，初步形成军官系。军官系实际形成并具有相当实力是在1926年间。当时，军官生李家钰由川军第一师师长升任四川边防军总司令，他与第十一师师长罗泽洲等在成都组织群益社，以联络四川陆军军官学堂及蜀军将弁学堂速成队的同学，不断接收来自各方面的军官学堂同学，两人成为军官系的首脑。李家钰驻遂宁，罗泽洲驻南充，并与驻万县的杨森合作，与成都的保定系、重庆的速成系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六 川军易帜后，内战不仅没有消除，而且还更激烈，在此后的数年间，又爆发了连场大战。 先说杨森，在易帜之前，即已进行投机，出兵配合吴佩孚部作战，进攻鄂西，夺取了枝江、松滋、公安、石首等县，还想往东推进，结果被国民革命军击败，狼狈逃回万县。易帜之后，杨森感到四川各地已难插足，念念不忘再往鄂西发展。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蒋介石指使粤、桂、川、黔军阀兵分六路，会同两湖军阀会攻武汉。刘湘被任命为第五路总指挥，杨森被任命为第五路前敌总指挥。蒋介石私下对杨森许诺，攻下武汉后，汉阳兵工厂归杨森管辖。杨森见有机可图，自然积极卖命。 5月5日，杨森率四万五千人自万县东下，以范绍曾部为先锋。驻宜昌的夏斗寅部背叛武汉国民政府，乘机顺流而下，为杨军开路。5月21日，杨军占领武汉外围仙桃镇，夏斗寅部占领汀泗桥、贺胜桥，武汉震动。当时，武汉国民政府的主力部队已赴河南作战，留守武汉的叶挺部急赴前线，击溃夏斗寅师。同时，武汉国民政府急调唐生智第辉为四川省政府主席，邓锡侯、田颂尧等为委员。这次会议将川军其他各部屏之于外，激起各军怨恨。10月10日，杨森、刘存厚、赖心辉、郭汝栋、黄隐、李家钰、陈书农、罗泽洲辉部守将向传义先收缩兵力，后发制人。激战两天后，突然全军出击，同盟军败北，退出遂宁。 下川东、上川东之战，刘湘、刘文辉击败了辉随川军各部易帜，被国民政府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不久又兼川康边防总指挥，并成为川军保定系第一号巨头。1928年9月，刘文辉与刘湘在资中举行会议，刘文辉被推举为四川省政府主席。10月，南京政府正式发布此任命。下川东、上川东之战后，四川省政府改组，刘文辉仍任省主席。在十年之间，刘文辉不断击败对手，所部发展到十二万之多，防地除西康十几个县外，在四川则据有上、下川南，上川东等六十余县，等于大半个四川，且多是富庶之区。此时的刘文辉，不仅图谋统一四川，还想囊括西南，问鼎中原。 然而，刘文辉想统一四川又谈何容易！当时，刘湘也是拥兵十余万，同样想独揽四川大权。此外，还有大大小小的军阀也在谋求发展，未肯轻易俯首称臣。还有，1929年后，蒋介石又与唐生智、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打得不亦乐乎，也加速了刘湘与刘文辉关系的恶化。1929年3月至6月蒋桂战争时，刘湘认为蒋介石大有前途，通电拥蒋并出兵助蒋讨伐武汉的桂军。而刘文辉则支持桂系，与唐生智联系通电讨蒋。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刘湘根据驻京代表邓汉祥的密报，知道张学良率部入关助蒋，于是极力支持蒋介石。而刘文辉估计冯、阎将会获胜，则通电公开反蒋，并联合邓锡侯、田颂尧，准备出兵武汉，作为策应。结果，刘湘两度拥蒋，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支持，而刘文辉两度失算，陷于被动，虽还能保住四川省政府主席一职，但已成为蒋介石必欲除去的眼中钉。 1930年11月，罗泽洲师内部哗变，罗泽洲被扣，罗部隶属邓锡侯第二十辉部林云根部开火，但遭到第二十四军的反击，揭开了二刘大战的序幕。10月12日，以刘湘部师长唐式遵为首的全川九十四名师旅长通电讨伐刘文辉，并向刘文辉驻防的顺庆、隆昌、泸州等进进攻，二刘大战正式爆发。 战争开始，田颂尧在刘湘的支持下，乘势力胁迫刘文辉撤出成都，刘文辉决定解决田颂尧，免除后顾之忧，再集中力量对付刘湘，于是，集结兵力于东大街、春熙路和少城一带备战，刘、田双方爆发了省门之战（又称刘田成都巷战）。11月16日，两军打响，战斗在市内进行，自西到东，无街不战，无巷不争。经历了煤山争夺战、东郊之战、北门簸箕街决战几个阶段，田颂尧部被困于城内西北一隅。这时，邓锡侯玩弄“中立”手段，出面调停，刘文辉急于结束战争，也同意邓的调停。11月22日，刘、田双方达成休战协议：三军重新合作；刘军让出北道交通线；田军向新都撤退；城内两军恢复原状，由邓军执行中立任务。11月25日，省门之战结束。这场成都浩劫，刘军死五千余人，田军死四千余人，双方伤者一万余人，因战祸受灾的成都难民则达二万七千余人。 在省门之战结束后，刘文辉急将大部分兵员东调，刘湘与刘文辉又在沱江流域打了一场大混战。刘湘以唐式遵为东路军总指挥，潘文华为南路军总指挥，王缵绪为北路军总指挥，兵分三路攻打永川、江津、潼南、大足等县。刘文辉则退守隆昌、泸州一线，以资中、内江、富顺、泸州县城为主要据点，企图扼沱江之险以抵挡刘湘之师。10月28日，刘湘出动飞机、军舰轰击泸州。11月18日，刘湘越过沱江，王缵绪攻打内江、唐式遵攻打富顺，潘文华攻打自流井。11月31日，唐式遵、王缵绪联合李家钰、罗泽洲、杨森三部沿沱江进攻泸州。刘文辉之师长夏首勋率第二、第三师主力阻击，刘湘久攻不下，只好放弃围攻泸州重镇，集中主力攻打富顺、内江。两军对峙，战线长达四十余里。在刘湘的强攻之下，刘文辉终将资中、富顺、内江等地丢失。刘湘秘密买通泸州守军，加紧进行炮击轰炸。12月23日，泸州守军军心动摇，被迫接受刘湘收编。12月26日，刘湘进驻泸州并溯江而上，直取宜宾，刘文辉败退荣县、威远，沱江大战结束。 沱江大战之后，刘文辉以夏首勋为一路，张清平为二路，林云根为三路，陈鸿文为四路，冷寅东为第一预备总指挥，唐英为第二预备总指挥，集中主力于乐山、井研、仁寿、荣县、威远一带，以荣、威为重点，设总指挥部于眉山。刘湘以一路总指挥唐式遵在自流井、荣县、威远一线；二、三路总指挥王缵绪、范绍曾在资中、内江一线；四路总指挥潘文华在富顺、宜宾一线迎战。12月4日，荣威之战在宝马场打响。12月10日，全面战斗展开，刘文辉投入七万兵力，刘湘出动五万人马，双方展开连场血战，伤亡惨重。由于刘文辉部顽强抵抗，刘湘部节节后退，转攻为守。这时，刘湘见战局对自己不利，于是派人向刘文辉议和。刘文辉打算乘胜进击，消灭刘湘，但12月19日，刘文辉旅长陈鸣谦突然在资中倒戈叛变，所部被刘湘改编为师。邓锡侯、田颂尧又背叛成都协议，出师援助刘湘，袭击刘文辉后路。杨森、李家钰也有进攻之动向。刘文辉权衡利害，不得不于12月21日令冷寅东在老君台与刘湘签订停战书：刘文辉前线部队移驻乐山之笋子山及井研一线，其余部队仍屯原地，军部仍回省城；刘湘前线部队移驻荣县之白石沟、老林口、文昌宫一线。两军形成隔岷江而峙的胶着状态。 荣威之战后，刘文辉内部军心涣散，将领不和。1933年春，刘文辉在成都召开军事会议。刘文辉及不少将领都认为，在省门大战和荣威之战中，邓锡侯都在暗中作祟，应该加以讨伐，但这意见遭到保定系军官的反对，认为保定系互相残杀，实属不明智之举。刘文辉一意孤行，于4月间以川西平原为中心，重新布置兵力，与邓锡侯展开了毗河之战。5月6日，刘文辉开始发动进攻。邓锡侯沿毗河布防，并主动放弃温江。邓锡侯部师长黄隐为阻止刘军进攻，将都江堰调剂流量的杩槎砍去，毗河水顿时猛涨，两岸泛滥成灾。刘军数次强渡未成，两军对峙一个多月。鏖战之际，邓锡侯决定依附刘湘，其部由刘湘指挥。6月25日，刘湘、田颂尧、刘存厚、杨森、李家钰、罗泽洲六人联名通电，准备武力制止刘、邓纷争。刘、邓两军内保定系同学已无心再战，于新都三河场开会，签订和约，保定系内部停战议和，并打算脱离刘文辉。7月2日，刘湘指挥联军向刘文辉进攻。7月3日，刘文辉放弃井研，自知无法取胜，遂由冷寅东出面于同日致电刘湘，称“二十四军退出成都，拥戴其促进川事的统一”。7月8日，刘文辉率部撤出成都，通电辞去四川省政府主席职。7月14日，邓锡侯返回成都。7月21日，刘湘率部进入成都。 刘湘进入成都以后，蒋介石委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进击入川红军。刘湘为彻底消灭刘文辉，乘势力提出“先安川后剿赤”的口号，联合全川大小军阀在成都成立了安川军，分东、南、北三路，共一百一十个团，开赴岷江东岸与刘文辉对峙，岷江大战（又称安川大战）爆发。8月1日，刘文辉退集岷江右岸，发起反攻，但徒劳无功。双方隔江炮战，均无进展。刘文辉派参谋长刘吉甫到成都请刘湘息兵，要求政治解决争端，但谈判未成功。8月13日，刘湘下令总攻。邓锡侯派人收买了刘文辉河防部队营长叶青莲投诚，岷江防线开了一个缺口，邓军主即抢渡过江，刘军守江部队惊惶溃败。此时，旅长彭韩又倒戈，刘军全线军心动摇，土崩瓦解。8月16日，刘文辉退至雅安。师长陈鸿文、旅长石肇武在邛崃被俘，石肇武被枪决。8月17日，刘文辉又撤离雅安，其所部夏首勋、林云根、张清平、冷寅东等被刘湘改编。刘湘见大局已定，也顾念叔侄之情分，不忍置刘文辉于绝路，便令各军停止追击。9月，两军媾和，刘湘同意将雅安、荥经、天全、芦山、宝兴、名山、洪雅等县划给刘文辉，刘文辉总算能偏安西康一隅，有个立足之地。而刘湘，则占有川东、川南、川西地区、李一氓等先后到刘湘部工作。其后，刘湘在武德学友会的基础上，又组织核心组织“武德励进会”，自任会长。武德励进会对外保密，会员全为实职营长以上亲信军官。武德励进会在川军中每团设有小组，起着团结、监视、控制部队，防范蒋介石收买部队将领等作用。在川军缩编点验中，刘湘的第二十一、二十三、四十四军共九十六个团，缩编为六十个团，但刘湘将其余部队又纳入于省府保安部队，改成二十四个保安团，实力削弱甚微。 1937年日寇正策动大举侵华，全国抗战的呼声甚高，中菜中央明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刘湘认为，一致对外，可以转移蒋介石对准自己的矛头，决定改变拥蒋反共的方针，联共结友，参与抗战。这年春天，他派张斯可为代表赴广西，与中共代表及李宗仁、白崇禧签订了一个旨在“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川、桂、红协定》。此时的刘湘，激于民族义愤和对蒋介石排斥异己的不满，积极准备抗战，要让川中子弟为民族、为国家争光。 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刘湘即电呈蒋介石，请缨抗战。同时通电全国，吁请一致抗日。8月7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力主抗战。他表示：“抗战，四川可出兵三十万，供给壮丁五百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回成都后，按南京政府部署，刘湘组编了两个纵队，分两路徒步出川抗日。他以四十五军军长邓锡侯、四十一军军长孙震为第一纵队司令、副司令，下辖六个师；二十一军军长唐式遵、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为第二纵队司令、副司令，下辖五个师，两个独立旅。10月15日，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任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为副总司令；邓锡侯为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为副总司令。部队组编虽然没有变，但两集团军却被蒋介石调往各处。11月12日，刘湘抵达南京，设长官部于赤壁路，由参谋长傅常主持事务，刘湘则急于和出种部队取得联系。11月中旬，日军沿京沪铁路和太湖南岸，分两路向南京进攻。刘湘当即向蒋介石请求将川军两个集团军调集起来，保卫南京，但蒋介石没有同意。刘湘本来是抱病出征，此时，旧疾突发，生命垂危。不久，被送往芜湖，再送往汉口万国医院就医。 刘湘在病中，不忘抗战，稍有好转，即与来访者畅谈抗日大计。1938年元旦，刘湘特发表题为《长期抗战中的四川》的元旦论文，重申四川支持抗战的决心。1月7日，刘湘在挥毫遣兴时，写下两句古诗：“思亲泪落吴江冷，望帝魂归蜀道难”。在某一天，他又在一张纸上写上杜甫《蜀相》诗中的最后两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他又写下遗嘱，勉励出征川军英勇杀敌，“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1月13日，刘湘先后和冯玉祥、何应钦谈过话，不久吐血半痰盂，从此昏迷不醒。1月20日，刘湘逝世，终年四十华，曾任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曾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王陵基，曾任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第九、六战区副司令长官；范绍曾，曾任第八十八军军长、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黄隐，曾任第九十五军军长；陈书农，曾任第四十五军、第四十七军军长；罗泽洲，曾任第四十七军副军长等。 第 29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30 章 民国军阀派系 作者:陈贤庆 第 30 章 九 1937年辉、邓锡侯的保定系军人反对，就连刘湘速成系的军人也对他不满。面对这种形势，王缵绪只有进一步投靠蒋介石，以保住自己的地位。1938年7月，邓锡侯、潘文华、王缵绪及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在成都一云南省主席龙云秘密签订了一个川康滇三省政治、军事、经济实行合作的盟约，以期相互支持，联合抵制蒋介石的宰割。事后，王缵绪全盘向蒋介石密电报告，使邓、潘、刘对其恨之入骨，于是策动川康军人反对王缵绪。1939年8月10日，邓锡侯等指使川康彭焕章、陈兰亭、刘树成、周成虎、谢德堪、杨晒轩、刘元瑭七师长倒王，发出通电，列举王缵绪十大罪状。同时，调动军队进逼省城。蒋介石乘此机会，以平息事态为由，劝王缵绪率部出川抗日，自兼四川省主席。到了1940年，蒋介石则把省主席职务交给了张群（兼成都行辕主任）。 张群，字岳军，四川华阳人，1889年生。1907年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年底赴日本士官学校，与蒋介石同学，并加入同盟会，是国民党的元老及蒋介石的亲信。张群主政四川，意味着四川的政务完全由蒋介石中央所控制。留在四川而拥有一定实权的川军将领，则只有邓锡侯了。 邓锡侯，字晋康，四川营山人，1889年生。1909年入四川陆军小学，后入南京第四陆军中学堂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1年回川入川军。1912年入刘存厚部，逐升至旅长。1918年依附熊克武，升任第三师师长。1922年参与倒熊。后历任四川省省长、四川清乡督办、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兵团扼守鄂西北，孙元良兵团扼守川东大门，何绍周兵团扼守川南贵州，组成一道可谓坚固的西南防线。王陵基亦与驻重庆的杨森，驻万县的孙震组成一条成、渝、万防线，妄图保住自己在四川的统治地位。 1949年4月，蒋介石将西南绥靖公署改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由张群出任长官。为了拉拢川军将领，他先后发表邓锡侯、潘文华、杨森、王缵绪、唐式遵为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并无什么实权，他们看到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崩溃已是指日可待，不甘心为蒋介石集团殉葬，他们与西康省主席、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都接到中共周恩来等的电报，望刘、邓、潘等川军将领率部起义。此外，民革、民盟及原川军将领熊克武、但懋辛、吕超、钟体乾、鲜英等人士都在四川召集旧部，做策反工作。刘、邓、潘决心走起义的道路，他们三人经常秘密聚会，商量起义的准备工作。 1949年10月以后，人民解放军发起西南战役。两个月的时间，蒋介石的西南防线便彻底崩溃。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仓惶逃往成都。为了作最后的顽抗，蒋介石派张群对刘、邓、潘进行安抚和拉拢，刘文辉等只作搪塞应付。12月7日，蒋介石在撤离大陆的前夕，又以召开紧急会议为名，邀请刘、邓、潘到自己住地北较场，准备将他们挟持到台湾。在此紧要关头，刘、邓、潘于当天上午逃出成都，到达新繁县龙桥。蒋介石又派王缵绪从成都赶往龙桥，劝刘、邓、潘回心转意，但遭到严辞拒绝，王缵绪无功而返。为防止蒋介石派飞机轰炸，刘、邓、潘又率部转移至彭县。 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龙兴寺总指挥总联名发出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政权，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参加彭县起义的川军将领还有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原川军保定系首领之一田颂尧，第九十五军军长黄隐，川湘鄂边区绥靖副主任陈兰亭以及四川省财政厅长、省银行董事长邓汉祥等。四川挺进军总司令范绍曾亦于同月在渠县通电起义。成都市冷寅东亦宣布起义。 除了上述人员，原川军将熊克武、但懋辛、吕超、余际唐、鲜英、钟体乾、罗泽洲、陈国栋、郭汝栋、邓国璋、陈家农以及尹昌衡、胡景伊等，1949年后都留居大陆。其中熊克武、但懋辛、余际唐、鲜英、钟体乾以及刘文辉、邓锡侯、范绍曾等，都担任了人民政府以及民革、民盟等的重要职务，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其中，邓锡侯曾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副省长、民革中央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等，1964年逝世。熊克武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等，到1970年才病逝。刘文辉，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林业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1976年才病逝。，已显露出不凡的气度。 1895年，河湟地区（今甘肃临夏及青海东部黄河、湟水流域）的回族、撒拉族人民再次发动反清起义。马海晏父子随清军参与了镇压。而马千龄父子也在家乡组织了民团“安宁军”，对抗起义军，曾解救被围清军总兵汤彦和。愤怒的群众将马千龄家宅院付之一炬，并到处“捉拿马进士家的人”，马千龄避走藏区，其子马福禄、马福祥则率安宁军辗转到兰州，被陕甘总督陶模收编为步骑两营，加入进攻河州之清军，不久，也归入了董福祥的甘军，马福禄任督带统领，马福祥任帮统。 1897年，清政府整治军队，编建精锐军，分中、前、左、右、后五军，由荣禄、聂士成、马玉昆、袁世凯、董福祥五人分别率领。不久，董福祥之后军奉调北京附近驻防，马海晏父子及马福禄、马福祥兄弟也随军前往。1900年。马福祥比先兄马福禄整整小二十岁，全由马福禄一手提携而发迹于军政界，为报答先兄之恩情，他一意栽培侄子马鸿宾，而马鸿宾亦少年老成，对叔父马福祥十分孝敬和尊重，马福祥更是喜欢。1905年，马福祥任西宁镇总兵，成立西宁矿务马队，交由马鸿宾率领，这支小队伍以后发展成了马鸿宾的基本武装力量。1910年，马鸿宾随马福祥的昭武军到宁夏，任骑兵营营长，后任甘肃新军司令，授陆军少将衔。1921年初，马福祥调任绥远都统，马鸿宾出任宁夏护军使（后改镇守使）兼新军司令，晋升陆军中将衔。 马鸿逵为马福祥之子，生于1892年。马鸿逵车，富有政治野心，和雷中田相勾结，企图取马鸿宾而代之。8月25日，雷中田、马文车发动政变，率部队封锁城门，扣押了马鸿宾，并组织了甘肃临时政府，马文车为主席，雷中田为保安司令。此事，史称“雷马事变”。 雷马事变发生后，马福祥即在南京积极活动解救马鸿宾。这时，蒋介石也电令雷中田、马文车释放马鸿宾。这时，马麟已回到青海省任主席，也出面调停。临时省政府成立后，雷中田实力有限，难以左右局势。正当他骑虎难下之时，原北洋直系军阀头子吴佩孚由四川突然到兰州活动，力劝雷中田释放马鸿宾，以捞取政治资本。雷中田、马文车见有台阶可下，同意放人，条件是马鸿宾率部回宁夏。11月9日，由吴佩孚出面宴请兰州各界要人，特邀马鸿宾参加，既宣布已获释，又表示饯行。蒋介石深恐吴佩孚利用甘肃政局东山再起，遂令军队进攻兰州，雷中田、马文车、吴佩孚仓惶出逃。1932年，蒋介石任邵力子当甘肃省主度，渐渐控制了甘肃。 马鸿宾获释回到宁夏后，集中精力整顿部队，扩充兵力，企图再主政宁夏，但蒋介石不允许。后来，蒋介石发表马鸿逵为宁夏省主席，而马鸿宾则前往河南任第三十五师师长，马鸿宾借故仍留在宁夏。1932年8月，马福祥在涿州琉璃河旅途中病逝。马福祥病逝后，马鸿宾、马鸿逵在国民党中央失去了靠山，而蒋介石也深恐“诸马”在西北坐大，想法让他们与地方军阀火并而相互消灭。1933年冬，蒋介石命令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率部前往柴达木屯垦。孙殿英数万之众西进，使西北诸马感到威胁。蒋介石派往西北的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也从自身利益着想，暗中指示三马合兵堵截，阻止孙部进入西北。1934年春，马鸿宾、马鸿逵与马步芳、马步青联合起来和孙殿英在宁夏打了一场大仗，史称“四马拒孙”战役，双方损失惨重。三个月之后，孙殿英退归太原，所部三万余人由胡宗南、阎锡山整编。 1935年和1936年，马鸿宾奉蒋介石的命令，率第三十五师移防陇东，参加堵截和追击北上陕西的红军。马鸿宾指挥部队先后与徐海东红二十五军团及红军西征军进行了多次交锋，但都损兵折将，屡次被红军打得大败。 37年“七·七事变”后，马家军也参加了抗日战争。马鸿逵、马鸿宾两部合编为第十七集团军，马鸿逵为总司令，马鸿宾为副总司令兼第八十一军军长。第八十一军下辖马腾蛟第三十五师、马献文独立第三十五旅及马培清骑兵团。1938年5月，马鸿宾兼任绥西防守司令，率部在狼山、乌拉山一带与敌军激战。1939年至1941年，马鸿宾部驻防在伊克昭盟北部达拉特旗、黄河南岸滩地及沙窝地带、新民堡等地，与日寇进行大大小小无数战斗，给日寇及伪蒙军沉重的打击。1942年，蒋介石任命傅作义为绥西防守总司令，马鸿宾被任为副总司令，驻防在包头之南。1943年，马鸿宾率部撤回宁夏休整。 第 30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31 章 民国军阀派系 作者:陈贤庆 第 31 章 三 马鸿逵是马福祥之子，1912年马鸿逵二十岁时，已在其父部下任营长，继升宁夏新军都统。1914年至1917年，马福祥为了讨好袁世凯、黎元洪，将马鸿逵送到北京先后当袁、黎的侍从武官。由于有这一段经历，马鸿逵对统治阶级最高层官场的活动颇多了解，渐渐养成了奸谋善变的性格。1917年7月，马鸿逵跑到天津投靠段祺瑞，参加马厂誓师。段祺瑞重新上台后，使其回宁夏扩编宁夏新军。1919年，马鸿逵升任第五混成旅旅长。 马鸿逵虽然投靠皖系段祺瑞，获得了一定的权势，但是，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马福祥、马鸿逵一直保持中立，直系获胜后即倒向直系，想攫取甘肃督军一职，但未成功。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双方都想拉拢马福祥父子，但马氏父子模棱两可，待直系取胜，即通电讨伐张作霖。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马鸿逵被曹锟、吴佩孚任为骑兵总指挥，率部开往热河。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马鸿逵权衡利害，也尾随冯玉祥撤退，把部队带到北京。1925年3月，冯玉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马福祥父子迫于冯军势力，对冯玉祥表示顺从。马福祥还将绥远都统一职交给冯玉祥手下大将李鸣钟，自己只担任没有实权的西北边防会办。冯玉祥为安慰马氏父子，委任马鸿逵为国民军新编第七师师长，驻防宁夏的金积、灵武。 1926年9月，冯玉祥从苏联回国，举行五原誓师，宣布响应南方北伐。马鸿逵部扩编为国民联军第四路军，马鸿逵任总司令，率部进军甘、陕，参加了西安解围战。1927年初，马鸿逵部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第四军，马鸿逵任军长。5月，冯军东出潼关参加北伐，马鸿逵部亦参加了战斗，他的骑兵由龙门以南登封通过京广线，迂回到开封以东，破坏陇海铁路，切断奉军后援，使冯玉祥部占领郑州、开封。此后，马鸿逵部又被调往山东一线作战。 1929年，冯玉祥与蒋介石的矛盾已经很深，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战争开始酝酿。马福祥、马鸿逵父子开始既怕冒犯冯玉祥，又不敢贸然投靠蒋介石。但是，随着冯玉祥和蒋介石的关系日益恶化，马氏父子决定向有英、美作后盾的蒋介石输诚，表示“决不参加背叛中央之任何军事行动”。5月，冯玉祥决定反蒋，命所部由山东、河南向郑州、洛阳集中。马福祥策动马鸿逵，从山东回到开封后，即与韩复榘密议反冯投蒋之事。然后，两部兵马集中洛阳，联合石友三、庞炳勋等通电拥护“中央”，维持和平。韩、马、石、庞的倒戈，打乱了冯玉祥的作战计划。 马鸿逵公开投靠蒋以后，为摆脱冯玉祥的围追，率部东走郑州，沿途炸毁桥梁，使冯军无法追击。马鸿逵控制了郑州，获得了大批军火、粮草。冯玉祥见追击无效，则屡电马鸿逵，好言劝慰，望其回心转意。蒋介石闻讯，即派出钱大钧、贺耀祖、邵力子等前往郑州宣慰，给马鸿逵带去百万元重赏。其后，蒋介石又在南京召见马鸿逵，款待的宴会十分隆重，宋美龄及各院、部长均出席。之后，蒋介石又拨款几十万元补充马鸿逵的部队，至此，马鸿逵便铁了心投靠蒋介石。不久，马鸿逵部奉蒋介石之命调驻徐州。同年12月，唐生智联合韩复榘反蒋，韩复榘争取马鸿逵支持。马鸿逵表面应诺韩的要求，暗中立即向蒋介石报告一切。蒋介石一面设法分化唐、韩的联系，一面急调大军进攻唐生智并将其击败。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蒋介石担心冯玉祥旧部马鸿逵、韩复榘会被冯玉祥重新拉过去，所以尽力拢络马、韩。他将马鸿逵部正式扩编为讨逆军第十五路军，又发表韩复榘为山东省主席。最后，马鸿逵等协助蒋介石打败了冯、阎。蒋介石论功行赏，马鸿逵增加了两个旅的编制。1931年1月，马鸿逵部被调往河南许晶、漯河一带，参与参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进攻。马鸿逵为保存实力，行动迟缓，招致蒋介石的不满。后来，马鸿逵部又丢失了鸡公山，河南省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大为震怒，派兵包围了马鸿逵设在信阳的总指挥部。后经马福祥出面斡旋，刘峙才撤兵罢休。 1932年8月，时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马福祥在涿州琉璃河旅途中病逝。马鸿逵失去了靠山，刘峙乘机压迫他，要将他逼离河南。于是，蒋介石任命马鸿逵为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在河南的部队基本不动，由马鸿宾接带，马鸿宾在宁夏的部队则交马鸿逵，双方互换番号。马鸿逵借蒋介石允许他可带直属部队返宁夏为理由，连夜选拔精壮，密藏优良武器，乘寒冷冬日，将部队运往包头，再由包头步行，星夜兼程进程宁夏。留在河南的士兵，仅剩一些老弱病残而已。马鸿宾知道这个情况，也托词不去河南而留在宁夏。二马的关系原来就不好，马鸿逵一向不满父亲悉习栽培堂兄马鸿宾而忽视自己。马福祥在世时，还可以调和兄弟俩的关系，但马福祥去世后，尤其是二马同处宁夏，彼此之间为地盘和军饷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矛盾。最后，马鸿宾部仅驻在甘肃固海一带。 1933年初，马鸿逵正式就任宁夏省主席。宁夏可以说是马福祥家庭的“领地”，民国成立后，马福祥就出任宁夏镇守使，马鸿宾继任宁夏镇守使和宁夏省主席，现在，又由马鸿逵主政宁夏。马鸿逵上任之后，摆出一副励精图治的姿态，提出了“实行三民主义”、“消灭烟毒土匪”两大施政目标，而实际上，马鸿逵的一切活动，无非是“扩军”、“抓权”、“刮钱”。马鸿逵上任时，手下兵员有一万二千，他不断地抓壮丁当兵，的部壮大至数万之众。为了独自控制地方政权，马鸿逵处处安插亲信，他以军管政，以政管党，俨然成为“宁夏王”。马鸿逵嗜财如命，想尽各种办法抓钱，如横征暴敛，走私烟土， 尅扣薪饷，强占房地等，宁夏人民怨声载道。 1934年初，孙殿英在蒋介石诱使下，移兵西来，声言借宁夏前往就任其青海柴达木屯垦督办之职。马鸿逵深恐孙殿英到来夺取了自己的地盘，于是联合马鸿宾及青海马步青、马步芳兄弟，全力阻止孙殿英西进，爆发了四马拒孙之战。四马一方面说动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请求蒋介石收回成命，另一方面调集大军，严阵以待。蒋介石并没有马上收回成命，拒孙之战全面展开。马鸿逵以重金收买了几个孙军将领，孙殿英部队全线动摇，孙殿英不得不于3月19日下令总退却。这时，阎锡山出兵截击孙军后路，何应钦指挥五省兵力进剿。孙殿英只得宣布离开部队，余部三万余人被阎锡山、胡宗南收编。马鸿逵借拒孙之战，增编了三个团级警备大队，以及收编了孙殿英之杨干卿旅，实力大增。 1935年底，中央红军到达陕北，马鸿逵极力防备和阻遏红军在陕甘宁边区的发展，多次向蒋介石呈进意见书，使蒋介石很满意，决定亲自飞往宁夏，布置防务。马鸿逵即赶在蒋介石到来之前，在省城中山公园内专修“怀远楼”，以宣扬蒋介石“关怀”边陲省份。蒋介石到宁夏后，马鸿逵亲自担任守卫，竭尽忠诚。蒋介石走后，马鸿逵立即划分全省为三个警备区，不断骚扰陕甘宁边区，一度攻占三边（安边、定边、靖边），但很快被红军逐出。 抗日战争爆发后，马鸿逵、马鸿宾两部合编为第十七集团军，马鸿逵出任第的小学生）。年纪稍大些，马步芳看到兄长马步青挎枪佩剑，前呼后拥，何等威风，与自己在清真寺的孤单生活形成强烈对照，他当然不安心于在寺院学经，一再请求父亲安排军职。终于，1917年，马麒让十四岁的马步芳给马步青当了帮带，不久，升任步兵第十五营管带。1920年，17岁的马步芳转任骑兵营长。 马步芳进入军中以后，很快便表露出他的军事才能以及政治手腕，虽然年纪轻轻，但已深得马麒的信任。马麒为了巩固势力，把老巢河州与西宁联成一气，令马步芳驻兵河州与西宁之间的重镇化隆。马步芳到化隆后，招兵买马，仿照新式方法训练部队，练成了一支自己的“孩儿军”。他利用民族、宗教关系，使用“以教治回”、“以回制汉”、“以藏制藏”等统治手段，建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渐渐，马步芳在他的兄弟之中已取得领导地位，连马步青也要让他三分，别的兄弟只有受他的指使。例外的是他有个堂弟叫马步英（1909年生），也是个年少有为的军官，后因与马步芳闹矛盾，一怒之下离队出走，另立门户，甚至把名字也改为马仲英。 1925年3月，冯玉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马麒父子也不得不依附冯玉祥，以保住西宁镇守使的职位。1925年9月，冯玉祥派部队刘郁芬代理其甘肃军务督办职务。1926年初，陇东镇守使张兆钾联合陇南镇守使孔繁锦，乘直、奉军阀攻打国民军之际，起兵攻打刘郁芬，马麒父子没有参与起事。1927年6月，年仅十辉部联合出击，进军昌都，藏方被迫要求停战。1933年4月10日，藏方与南京政府签订了《青藏和约》。青藏战争不仅使马步芳渡过难关，而且还巩固了他在青海的统治地位。 青藏战争刚结束，马步芳又遇到孙殿英率部前来“开发”青海柴达木的威胁。青海是马步芳兄弟的一统天下，当然容不得孙殿英来占去一部分地盘。宁夏的马鸿逵、马鸿宾以及甘肃省主席兼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都担心孙殿英到来会惹起事端。于是，四马联合朱绍良发起拒孙之战，于1934年3月将孙殿英打败。拒孙之战后，马步芳又派人到何应钦、朱绍良等处活动，使其新编第九师扩编为新编第二军，下辖一师两骑兵旅，兵力增至二万五千余人。 1935年下半年，红军长征到达川、康时，蒋介石急令马步芳在青海、甘肃南部阻击红军，马步芳为了保存实力，守住青海，采取了消极敷衍的态度。但是，到了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组成西路军，在甘肃靖远西渡黄河，进军河西走廊时，马步芳唯恐青海有失，倾其所部对西路军围追堵截。在这场河西战役中，西路军与马步芳部进行了连场血战，伤亡惨重。1937年4月，二万一千八百人的西路军只剩下七百多人，从安西星星峡进入新疆。马步芳杀害了数不清的西路军战士，仅在张掖，就杀害了西路军俘虏三千二百多人，有活埋、枪杀、火烧、扒心、取胆、割舌等多种残忍手段，对被俘女红军战士，还进行强奸，然后分给部下做妻妾丫环，甚至转卖多处。 河西战役期间，马步芳趁机扩充实力。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利用马步芳，1937年夏将其部扩编为第八十二军，下辖一00师和三个骑兵旅。同时，也将马步青的骑兵第五师，扩编为骑兵第五军。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马步芳、马步青的叔父马麟虽然担任省主席，但却是有名无实。1936年，马麟干脆跑到上海、南京访问，并远赴阿拉伯之麦加朝圣，其省主席一职由马步芳代理，到1937年才归国。终于，1938年3月，南京政府正式任命马步芳为青海省主席，马麟只挂了个国民政府委员的空衔。1941年后，马麟干脆卸职作了寓公，1945年1月26日病逝。 抗日战争期间，马步芳对抗日采取消极、观望的态度，却集中精力巩固和发展自己在青海的统治力量。抗战初期，蒋介石令马步芳派出一个骑兵师上前线，马步芳不动用自己的队伍，却从马步青骑五军中要一旅又一团人马，再补充一些民团，组成一个八千人的骑兵师派往前线应付。1943年7月，第八十二军与骑五军合编为第四十集团军，马步芳、马步青分任正副总司令。1944年春，马步芳把八十二军军长一职交给儿子马继援接任，乘机劝说马步青把骑五军军长一职交给处甥马呈祥。马步青不知是计，表示同意。但马步青交权后，逐渐受到马步芳的冷落，成了个光杆副司令。最后，马步青只好以养军鸽为消遣，不久，带了一营老弱残兵去察汉乌苏开垦，转而到重庆向蒋介石投状“控诉”马步芳，但已无被于事，只挂了个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的空衔。这样，马步芳实际吞并了马步青的骑五军。1945年，马步芳派马呈祥率骑五军进入新疆，向新疆发展。 五 在二、三、四这几小节中，我们分别介绍了马鸿宾、马鸿逵、马步芳这三支马家军阀武装的形成、发展过程。从前四小节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西北诸马的先人都是借镇压“回乱”而发家的，他们先后依附和效忠清政府、北洋军阀和蒋介石等历代统治者。他们以“甘、河、回、马”（即甘肃人、河州人、回族、马姓）这四条为用人标准，核心权力采取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封建继承方式，经数十年的发展，逐渐成为左右西北局势的军阀武装。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准备发动全面内战，他极力拉拢西北三马为打内战而效命，先后任命马鸿逵、马鸿宾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长官为张治中），对马步芳，他拨给了一个整师的美式装备。1947年3月，蒋介石集中三十四个旅对陕甘宁边区实行重点进攻，三马亦奉命派兵参与行动，其中马鸿宾部一个团在环东县的将台被西北野战军围俘；马鸿逵部占领了三边地区，马步芳部攻下了合水等地。同年7、8月，蒋介石计划成立陕甘宁边区剿总司令部，以马鸿宾为总司令，马鸿逵、马步芳为副总司令，希望促成三马合作进攻陕北的局面，但是，三马矛盾重重，互不相服，这事终无结果。 随着国民党在各个战场军事上的失败，西北的局势亦岌岌可危，此时，三马亦开始了分化。马鸿宾于1948年7月出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后，第八十一军军长职务由其子马惇靖接任。1949年初，蒋介石想以第八十一军和甘肃白海风的骑兵师合编为固海兵团，以马惇 靖为司令，希望马鸿宾部配合马鸿逵、马步芳部抵抗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北。对蒋介石的命令，马鸿宾不能不执行，但是，此时，马鸿宾已愈来愈感到前途无望，他约束部队，静观局势发展再作出抉择。 1949年4月，张治中作为国民党方面和谈首席代表到北平与中共谈判，遗下西北军政长官一职，成了马鸿逵与马步芳争夺的目标。西北军政长官一职，在二马的眼中，就如同“西北王”，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宝座，虽然在蒋家王朝分崩离析之际，二马仍不放过这一机会。当时，甘肃省主席郭寄峤以副长官名义暂时兼代理军政长官职务。马鸿逵认为，要想获得西北军政长官之职，必须要到兰州活动，同时，要想办法挤走郭寄峤。于是，4月下旬，马鸿逵以养病为名住到兰州，每日宴请各方大员，请他们为自己制造舆论。他还邀请马步芳、马鸿宾来兰州，共商西北大局，俨然以“西北王”自居，但马步芳、马鸿宾并不买他的账，来电拒绝。与此同时，马鸿逵抓住郭寄峤准备发行三百万元公债一事，大肆揭露和指责，弄得郭寄峤狼狈不堪。就在马鸿逵得意洋洋，以为大功告成之际，忽然从广州方面得到消息：代总理李宗仁和行政院长阎锡山打算委任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 原来，就在马鸿逵在兰州大肆活动的时候，马步芳却悄悄地走上层路线，施展“黄金外交”。青海生产黄金，马步芳依靠手中掌握的黄金，很轻易打通了李宗仁、阎锡山等的门路，李、阎等认为：马步芳是匹野马，马鸿逵是匹滑马，在此“戡乱”的紧要关头，只能用野马。当然，黄金有很大的效用，而马步芳的实力胜于马鸿逵，这也是李、阎任用马步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马鸿逵比马步芳长十一岁，是马步芳的长辈，1936年9月加授陆军上将衔，1945年12月即任西北军政副长官，军衔、职位都比马步芳高，败在马步芳手下，令他十分恼怒。然而，自己的实力终逊一筹，只得让步，另做打算。5月上旬，马鸿逵约马步芳到西宁与兰州之间的享堂会面，经过讨价还价，双方达成“君子协定”：马鸿逵保举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保举马鸿逵当甘肃省政府主席，并且将宁夏兵团开赴陇东，与马步芳之子马继援率领的青海兵联合作战，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以保住甘宁青。于是双方各怀鬼胎分了手，马鸿逵回到兰州后，一面致电国民党中央保举了马步芳担任西北军政长，一面电令宁夏第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出兵陇东，与青海兵团组成宁夏联合兵团合力进攻陕西。 5月18日，国民党行政院明令发表马步芳代理西北军政长官（不久又实任）。马步芳率领自己的一套班底从西宁赶到兰州上任，原长官公署的要员几乎全部撤换，只留下属桂系的副长官兼参谋长刘任等人。另外，马步芳故意留下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以抵制马鸿逵，等时机成熟再逼他让位。与此同时，马步芳还发动各地大肆献马献旗，派代表来兰州祝贺，为自己大造声势，完全把马鸿逵撂到一边。 马鸿逵在兰州左等右盼，也不见马步芳保举自己当甘肃省主席，一怒之下电令宁夏兵团往后撤。此时，宁夏兵团近十万人由马继援指挥，正在进攻陕西，但由于二马交恶不和，彼此无法协同行动。马继援在进军时，故意把宁夏兵团摆到正面第一线，而宁夏兵团则只听命于马鸿逵，对马步芳父子的命令根本不理。这样，宁夏兵团进攻陕西很快遭到失败，两部争相往后撤退。青海兵团撤退在先，想截住宁夏兵团退路。宁夏兵团一夜猛冲，冲过了马继援的警戒线。 马鸿逵当不成甘肃省主席，心里感到很气愤，又无从发泄，还是最得专宠的四姨太刘慕侠给他出了主意，趁马步芳暂回西宁之机，到广州见李代总统。马鸿逵到了广州，见到李宗仁，但李宗仁并不支持他，想飞往台湾见蒋介石，但李宗仁又不予批准。马鸿逵唯有再电令宁夏兵团继续后撤，结果，很快丢失了长武、泾川、平凉等重镇。 面对这种局势，李宗仁、阎锡山经商议认为，西北只有二马还有点力量，不笼络住马鸿逵，马步芳的势力更孤立，于是决定让马鸿逵当甘肃省政府主席。马鸿逵得知这消息十分高兴，即去电次子、宁夏兵团司令长官马敦静，第八十一军军长马惇靖（马鸿宾之子）以及一二八军军长、宁青兵团副指挥官卢忠良，要他们死守住宁夏的门户固原和瓦亭，为自己争回面子。然而，就在8月1日马鸿逵正式被任命为甘肃省主席的当天，宁夏兵团及各部阵地相继被解放军摧毁，卢忠良下令全军后撤，向宁夏溃逃。解放军乘势向西挺进，直压兰州地区。 李宗仁、阎锡山为消除二马之间的对立情绪，挽救西北危局，电召马步芳到广州，在爱群酒店安排与马鸿逵见面，又请出马全钦（马占鳌孙、马安良之子）从中说合调解，二马因解放军大兵压境，处境相同，因而表面上又言归于好，甚至还抱上古兰经发誓，要同生死，共患难，并商定次日一起乘飞机回兰州。然而，到晚上，马鸿逵即后悔，担心跟马步芳去了兰州，会被当作人质扣起，所以第二天，他不顾马全钦的劝阻，坐飞机直飞回宁夏。随后，马步芳亦飞回兰州。 马步芳回到兰州后，积极部署兵力，将全部精锐部队四、五万人马，凭借兰州南北二山上的国防工事固守。8月20日，解放军在兰州城外会合成东、西、南三面包围之势，发动了兰州战役。马步芳请求胡宗南部从汉中来援，尤其派出亲信马骥专程飞到银川向马鸿逵求救后。这时，马鸿逵故意刁难，讨价还价，马骥知事不谐，迳自飞往重庆逃命。不过，马鸿逵还是命令马全良率领一支刚刚拼凑起来的贺兰军，进驻宁甘边境，坐山观虎斗。 马步芳知道援军不会来，兰州亦不保，便于8月24日只身飞往西宁，再携眷逃往重庆，所部交由儿子马继援（升任西北军政副长官）指挥。25日，解放军发起总攻，26日，兰州即告解放，马步芳四、五万人马被歼灭，马继援率少数亲信逃往西宁。9月5日，西宁亦解放，马步青、马继援亦逃往重庆。马步芳进入新疆的骑五军，也在9月下旬参与了陶峙岳、包尔汉的起义，军长马呈祥不愿参加起义，被“礼送”出境。至此，马步芳家族拥有的武装力量全部瓦解。 兰州解放后，马鸿逵决意死守宁夏。然而，9月1日，蒋介石电召马鸿逵到重庆。马鸿逵将宁夏军政大权交给次子马敦静，匆忙飞到重庆。原来，蒋介石打算把宁夏部队调往四川，马鸿逵当然不愿意。但不几天，马鸿逵长子、骑兵第十师师长马敦厚携眷从宁夏飞到重庆，告之宁夏败局已定。9月19日，马敦静也逃到重庆。就在这一天，宁夏的马鸿逵部队在马全良、卢忠良率领下宣布起义。同一天，马鸿宾及其子马惇靖、马惇信率第八十一军与解放军在中宁县城签订了和平解放的协定，改编为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独立第二军，马惇靖、马惇信分任正副军长。至此，西北马家军阀的历史宣告结束。 还须交待西北三马的最后踪迹。新中国成立后，马鸿宾历任宁夏省副主席、甘肃省副省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等。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和统一大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1960年10月20日，马鸿宾在兰州病逝。 1949年9月底，马鸿逵及其妻妾儿子飞到了台湾，马鸿逵即受到台湾“国防部”次长郭寄峤及马步芳父子的指控，要他对西北败局负责。不久，台湾当局发表给予他“撤职查办”的处分。马鸿逵心灰意冷，决定出走。他先把四姨太刘慕侠送到香港“治病”，不久报称病危，马鸿逵以此请假离台赴港，接着“赴美就医”，以后长期居留美国洛杉矶。1970年1月14日，马鸿逵在洛杉矶病逝。 1949年9月下旬，马步芳及马步青、马继援等飞到了台湾（后马呈祥也到了台湾）。到台之前，马步芳已因“擅离职守”受到“撤职议处”的处分。到台后他预料会有不利，于是以三千两黄金贿赂蒋介石的几位亲信，取得了出国护照，飞到埃及开罗做寓公。后来，又移居沙特阿拉伯。1957年，台湾当局任命他为“驻沙特阿拉伯大使”，1960年辞职。1975年7月31日，马步芳在沙特阿拉伯病逝。 一 张宗昌 张宗昌是山东军阀，人称“狗肉将军”，又称“混世魔王”，足见其人劣迹斑斑，罪恶满盈。 张宗昌，字效坤，山东掖县人1881年出生于一个穷苦家庭。其母亲祝氏，年轻也算是女流中的一个人物。她生得体躯高大，健壮结实，诨号“大脚”，是当地有名的“女光棍”，曾只身闯关东，跑遍三关六码头，见多识广；后来回到家乡，自称“黄二仙姑”附体，干起巫婆行当，自此人称祝巫婆。张宗昌出生以后，家里还是穷得叮当响，少年时代，张宗昌即在母亲祝巫婆的默许下，跟着土匪头子混饭吃。到十六岁那年，帝俄侵略东北，正修筑中东铁路，张宗昌得母亲大力支持，和一班老乡闯关东去修路，增长了不少见识。后来铁路不修了，张宗昌又回到家乡一带，继续当土匪，而且拉起了一支人马。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当时张宗昌已三十岁，趁着辛亥革命的浪潮，拉队伍投山东民军都督胡瑛，不久，即随军到上海，在陈其美部下任光复军的团长。1913年，张宗昌升任江苏陆军第三师师长。二次革命时，江苏是国民党人讨袁的主要省份，张宗昌第三师被派往徐州防御袁世凯南下的北洋军。然而，张宗昌却在前线倒戈，投降北洋将领冯国璋；从此成为直系之一部。1916年11月，冯国璋出任代理总统，张宗昌则任侍卫武官长。1918年，张宗昌又出任江苏第六混成旅旅长，随张怀芝赴湘参加对南方军队的作战，结果大败而逃，改任暂编第一师师长。1921年，张宗昌又奉命率部入江西，与江西督军陈光远交战，结果，在吉安地区被陈光远打败，所部也被陈光远解散，张宗昌在江苏已无立足之地，只得只身北上直隶省城保定，投靠直鲁豫巡阅使曹锟。曹锟本想收留张宗昌，但吴佩孚等将领容不得这位土匪出身的师长，一怒之下，张宗昌和曹锟手下一名失意军官许琨，远赴奉天投靠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由直系转到奉系。 投靠奉系之后，张宗昌也只能从头干起，先任宪兵营营长。不久，吉林军旅长高士傧（原吉林督军孟恩远外甥）联合胡匪卢永贵，要和张作霖作战。当时张作霖刚在直奉战争中战败，无大兵可派，便决定派张宗昌率宪兵营去应战。这本来是一场势力悬殊的较量，但由于卢永贵手下的大小头目，很多都是和张宗昌当年一起闯关东的同乡，凭着这种关系，张宗昌兵不血刃，即把胡匪收编成三个团，张作霖很高兴，任命他为吉林省防军第三旅旅长兼吉林省绥宁镇守使。这样，张宗昌有了一块立足之地。不久，俄国内战，白卫军败逃到中国，大多投靠了张宗昌，不多久，张宗昌已有近万人马。 第 31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32 章 民国军阀派系 作者:陈贤庆 第 32 章 由于人多枪多，张宗昌的军费开支庞大，虽然张作霖不断从奉天拨款资助，也是入不敷出，无奈，张宗昌便在自己辖区内让士兵种植鸦片，弥补不足。这事引起奉军各部不满，要求张作霖遣散这支队伍。1923年秋，张作霖趁陆军各部演习，派出校阅委员郭松龄到张宗昌第三旅，名为校阅，实则遣散。但张宗昌想法拢络住郭松龄，郭松龄不仅没有实行遣散，反而在张学良、张作霖面前为张宗昌说好话，于是，张作霖对张宗昌大加宠爱，立即把他从吉林调到沈阳，并将张宗昌部改为奉天陆军第三个旅，下辖四个团。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宗昌被提升为第一军副军长（军长李景林），率部由热河到朝阳，然后向关内进击。10月，直军第三路总司令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奉军乘势进逼津、京，李景林首先抢了个直隶省军务督办的头衔，不久，皖系郑士琦被任为山东省善后督办，张宗昌只获任第一军军长。 张宗昌虽然当上军长，但在奉系控制的东北及直隶、山东等省都没有了自己的地盘，要想当个督军、省长，唯有向南争夺江、浙。当时，江苏督军是齐燮元，浙江督军是孙传芳，江、浙是直系的势力范围，段祺瑞任命亲信卢永祥为江浙宣抚使，准备消灭齐燮元，夺加地盘；张作霖也想向江南扩张，于是，支持张宗昌南下。张宗昌与参谋长王瀚鸣、随军参谋长李伯仁以及部将许琨、毕庶澄、吴致臣、褚玉璞等商议后，即率部从天津动身南下。直军徐州镇守使陈调元，原为张宗昌部将，受过张宗昌很多恩惠，这次张宗昌南下，他不忘前恩，让出大路，使张宗昌长驱直进江苏，齐燮元仓惶逃离南京，张宗昌轻而易举得到江苏，命部前进驻苏南要地，自己亲率一部进入上海，摆出大举进攻浙江的姿态。 孙传芳知道自己的实力难以抵抗奉军，早已派人向张作霖输诚，张作霖也有意笼络孙传芳，保证消灭齐燮元后，停止向浙江进军。当张宗昌进入上海后，孙传芳知道他流氓成性，即派心腹赶往上海，把所有妓院、赌场、酒市都包下来，供张宗昌天天花天酒地，寻花问柳。随后，孙传芳亲到上海，结识张宗昌，并尽力拉拢，还结拜为兄弟。这样，张宗昌放弃了攻取浙江的打算。 正当张宗昌还在上海寻欢作乐时，段祺瑞政府任命卢永祥为江苏军务督办，张宗昌想夺取江苏地盘的愿望落空，一怒之下，把部队撤往江北，集中徐州。张宗昌撤兵，张作霖着急，向段祺瑞求情，要求把由皖系郑士琦管的山东让给张宗昌。当时，段祺瑞要靠张作霖抗衡冯玉祥，以维持自己执政的地位，迫不得已免去郑士琦的军务督办而改任张宗昌。但是，郑士琦虽被免职，但并不离任。张宗昌等了三个月，最后，派许琨率两个旅入山东，又派参谋长王瀚鸣到济南拜会郑士琦，软硬兼施，郑士琦不得已离开济南。1925年4月，张宗昌从徐州率大队人马进入山东，出任山东省军务督办。接着，张宗昌又武力逼走省主席龚伯衡 ，自兼省主席。 张宗昌独掌山东军政大权后，利用山东的富庶，大力扩张自己的武装力量，很快达十万余人马。同时，他残酷镇压工农运动，如镇压青岛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造成了震惊全国的青岛惨案。但是，在当时中国政局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张宗昌要保住自己的地盘也不容易。他到山东不久，冯玉祥的国民一军兵临直隶，紧逼李景林；河南军务督办岳维峻的国民二军也趁机进攻山东，兵锋直指山东南大门徐州。张宗昌准备亲临前线指挥战斗，谁知他在济南尚未动身，徐州镇守使孙钵传已弃城逃路，济南危急。张宗昌率部奋力反击，死伤惨重，总算把济南保住，把国民二军赶出山东。 不过，1925年，奉军几次入关，取得很多利益。继李景林、张宗昌先后任直隶、山东军务督办之后，奉军以天津为据点，向南扩张至长江下游，以邢士廉师驻上海，丁喜春师驻南京，后又派刘翼飞、赵鸣臬两旅开赴上海。9月，张作霖又迫使段祺瑞任命杨宇霆为江苏军务督办，姜登选为安徽军务督办。至此，津浦沿线各省区全部为奉系所占有。 然而，就在奉系得意忘形之时，孙传芳联合陈调元突然起兵反奉。10月，奉浙战争爆发，奉军毫无准备，大败而逃，东南半壁全数丢失。张作霖不甘心失败，召集张宗昌及山东军务帮办施从滨等将领开会，即任命张宗昌为江苏善后督办，施从滨为安徽善后督办，领兵南下收复江苏、安徽。12月，张宗昌、施从滨等在北京领到大批饷银和给养。张宗昌任命施从滨为前敌总指挥，率兵攻安徽蚌埠，自己则率白俄军由济南沿津浦路东侧开进，掩护施部向南急进。结果，施从滨部在蚌埠遭惨败，张宗昌的白俄军也受到重创，施从滨本人也被孙传芳俘虏后斩决，张宗昌率部逃回山东。不久，李景林被冯玉祥国民军打败，由天津退往山东，与张宗昌联合组织直鲁联军，张宗昌任总司令，李景林任副总司令。 1926年夏，广州国民革命军北伐，吴佩孚首先遭到沉重打击，孙传芳决定和奉系重新修好，共同对付北伐军。11月，孙传芳派杨文恺先后去见张宗昌和张作霖，取得了谅解。随后，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齐集天津，由张宗昌、孙传芳联合提议，推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12月1日，张作霖宣誓就职，任命张宗昌、孙传芳为副司令。同时，决定派张宗昌率直鲁联军南下支援孙传芳。 1927年初，张宗昌调集十余万军队南下援助孙传芳，进驻南京、上海等地。在上海，直鲁联军大举屠杀工人、学生，镇压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但是，随着北伐军向华东的进逼，北洋军将领陈仪、周凤岐、陈调元、王善等先后归附北伐军。北伐军占领了浙江及安徽的安庆、芜湖等地，直取南京、上海。孙传芳见大势已去，遂将宁沪防务移交张宗昌的直鲁联军，自己率部逃往江北扬州。张宗昌的王翰鸣第十一军在寿州遭到惨败，张宗昌亲征合肥，围了三个月也未攻下。3月下旬，北伐军先后占领南京、上海，后又渡江北进，直鲁联军节节败退，5月，北伐军攻下了蚌埠、徐州，张宗昌率残部退回济南。 对张宗昌的败退，张作霖十分恼怒，要追查责任。就在这时，张宗昌得到一个情报，说第，还能写得一手好字，颇为喜爱，就叫他当了司书生。从引，韩复榘在冯玉祥手下，逐级提升，与石友三、孙良诚、刘汝明、孙连仲等成为冯玉祥的得力战将，被称为“十三太保”。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韩复榘参加了冯玉祥领导的北京政变。之后，出任国民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192年11月国直战争，韩复榘因功晋升第一师师长。1926年，韩复榘先后出任第、宋美龄到韩部慰劳。 韩复榘虽然投靠蒋介石，但也并非死心塌地为蒋效力。同年10月，蒋冯战争爆发，他极力避免与冯玉祥交战。12月，蒋唐战争爆发，他开始拥唐反蒋。所以，1930的3月，中原大战爆发之前，蒋介石将韩复榘调往山东，出任冀鲁豫剿匪总指挥，使他远离冯、阎及石友三，而韩复榘也乐得往山东发展，避免夹在蒋、冯、阎之间，于是，即率部进驻济宁、泰安、济南、青州等地。中原大战爆发后，韩复榘奉命率部在山东与晋军展开连场恶战，牵制了晋军的主力，使蒋军能够取得战争的主动权。为使韩部更加卖力作战，9月5日，蒋介石正式任命韩复榘为山东省主席。从此，韩复榘登上了山东“土皇帝”的宝座。 韩复榘主政山东以后，立刻密锣紧鼓地实行他的治鲁方针，他趁蒋、冯、阎还陷于中原混战之机，迅速将山东的军、政、法大权集于一身。他大力发展军事实力，治鲁之初，他的第三路军仅剩下两万来人，韩复榘通过征兵拉夫和收编土匪，很快就将三个师扩编为五个师又一个旅，这五个师即孙桐萱 第二十师、谷良民第二十二师、曹福林第二十九师、李汉章第七十四师和展书堂第八十一师。此外，韩复榘还在山东建立了五支地方民团武装，自任总指挥。由于他不断扩军，到抗战爆发前夕，他已拥兵十万，成为一个实力强大的地方军阀。 韩复榘当山东省主席时，胶东地区实为刘珍年所控制。刘珍年，直隶南宫人，1898年生。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先后在李景林、褚玉璞、张宗昌部任职。1928年投蒋介石，被委任为第十七军军长兼山东省政府委员，在胶东统连十八个县市，自成系统。韩复榘为称霸全山东，于1932年8月挥师东进，向刘珍年部发动进攻，爆发了韩刘之战。9月，双方在昌邑、掖县一带展开激战，死伤惨重。刘珍年向蒋介石求救，蒋介石电令韩复榘停止军事行动，但韩复榘并不执行。蒋当即调集两路大军援刘攻韩，后在张学良、丁惟汾等的干预和调解下，韩刘双方达成协议，刘珍年部移防浙江，胶东的税收由南京方面派员征收，至此，胶东战事告平息。 韩复榘在驱逐刘珍年的同时，诱杀了企图重返山东谋求东山再起的前山东军阀张宗昌（详见上一小节）。此外，华北悍匪刘桂棠（刘黑七）率匪众两万人进入山东，攻城掠地，韩复榘出动大部队进剿，将刘匪赶出山东。在剿匪的同时，韩复榘也残酷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枪杀了邓恩铭、刘谦和、郭隆真等著名的共产党人。 韩复榘主政山东后，很快改组了省政府提出了“澄清吏治”、“根本清乡”、“严禁毒品”、“普及教育”四项施政计划。张绍堂、李树春、何思源等是他的主要幕僚。韩复榘治鲁七年，多少还是有点政绩。但是，他在治鲁期间，自订法律，随意断狱，草菅人命，则招至怨声载道。他常以山东省主席和第三路军总指挥的名义干预司法，亲自坐堂审案，随心所欲地判决。有时，他又微服私访，遇有讼狱，即升堂审断，如同儿戏，人称“青天草包”。 蒋介石在中原大战后期把山东地盘交给韩复榘，是迫不得已。中原大战结束后，韩复榘已在山东站稳了脚跟，蒋介石也无可奈，但是他千方百计要破坏韩复榘的统治，派出亲信张苇村任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监视韩复榘的行动。对此，韩复榘也有办法应付。1932年元旦，张苇村被刺杀，经侦查，杀人凶器竟在省党部调查室主任谌峻岑家搜出，谌被捕，不久又暴死狱中，于是，“张案”就此了结。蒋介石安设在山东的这个情报机关被铲除，蒋介石气得牙疼病复发，却又无可奈何。1936年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韩复榘居然致电张、杨表示支持，蒋介石更加痛恨在心。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开始，韩复榘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负责津浦路北段和山东省的防务。在抗战前，韩复榘夹在蒋介石和日本人之间，为求自保，他采取了两面政策。抗战爆发后，韩复榘的态度有了改变，表示对日“决绝”，积极进行抗战，他的部队编为三个军五个师又一个旅。他以孙桐萱、李汉章两师担任济南以北黄河防务，以谷良民师担任胶东烟台及周村以北黄河防务；曹福林、展书堂两师在鲁北驻防；手枪旅警戒济南。此外，以东北军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和沈鸿烈的青岛守备队与第三舰队在青岛担任海上防卫。韩复榘还组成以何思源为团长的“战时工作团”，分设宣传、情报、经济、救护、慰劳等小组，赴黄河以北铁路沿线及其东西各县开展工作。 9月，蒋介石命韩复榘拨出两师归华北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指挥，韩复榘极不情愿，但也无可奈何，只得勉强派曹福林第二十九师和展书堂第八十一师开往华北。10月，在冀、鲁战场正处于紧要关头时，蒋介石却以加强淞沪战场为名，将辅助山东防守的一个重炮旅撤走。韩复榘得知后大怒，急令展书堂连夜回撤，致使第六战区的形势由胜转败，德州、宁津等地相继失守，冯玉祥愤怒地向南京告韩复榘的状。 11月中旬，日军逼近黄河北岸，韩部官兵义愤填膺，一再要求出战，韩复榘被迫亲自率曹福林、李汉章、展书堂等师渡河迎战，与日军进行连日激战，伤亡惨重。当时，韩复榘派人给妻子高艺珍送去一信，说“生死存亡难以预料”，请高艺珍照顾好孩子，使高艺珍读后大哭。其后，韩复榘拼死从济阳突围而出，下令撤退河北防线，拆毁黄河大铁桥，改在黄河南岸设防。日军很快就逼进到黄河北岸，但并未渡河，只是隔岸与韩军对峙。韩复榘也不出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再三催促亦无济于事，结果，日军在攻下南京后，对济南发起攻击。日军仅有千余人渡过黄河，而韩复榘有四个军十几万人，为保存实力，竟放弃济南，向南退却，使日军长驱直进。 12月27日，日军占领济南。1938年1月1日，日军占领泰安。4日，占领曲阜、兖州。8日，占领济宁。韩复榘退到鲁西曹县一带，方才安下阵脚。 由于韩复榘对日军抵抗不力，十天之内，山东大半即沦入敌手。蒋介石与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会商后，决定诱捕韩复榘。蒋介石假借1月11日于开封召开军事会议，电召韩复榘与孙桐萱参加。韩复榘不知是计，欣然前往。在会议上，蒋介石怒斥韩复榘丢失山东，韩复榘不服而反驳，气氛紧张。这时，刘峙拉着韩复榘的手，假意劝他到会场外，上了汽车，两位宪兵用枪对着他，韩复榘方知上当。 韩复榘被押往火车站，上了专列，由戴笠押送到武汉。1月19日，国民政府组织高等军事法庭会审，何应钦为审判长，鹿钟麟、何成浚为审判官。1月22日，审讯正式开始，简单审问即判处死刑。1月24日晚，韩复榘在禁闭室被特务及宪兵枪杀，身中七弹，当场毙命，死时四十八岁。这位地方军阀、山东土皇帝就此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三 石友三 近代军阀尤其是实力较弱小的地方军阀，在复杂的政治风云之中，为求自保，总是见风驶舵，叛主倒戈是常有的事，张宗昌、韩复榘便是如此。然而，因倒戈频繁而获得“倒戈将军”绰号的，则是他们的结拜兄弟石友三。 石友三，字汉章，吉林长春人，1891年生。石友三幼时家贫，曾在长春城毕家粮坊当学徒，结识毕家少年毕广垣，得以入东关龙王庙小学读书，与该校教员商震有了师生之谊。1908年，石友三辍学从军，入陆军第三镇吴佩孚营，随营移驻河北廊坊。不久，第三镇发生兵变，石友三离队流落北京。1912年再次投军，编入冯玉祥营，充当马夫。因于他天性机伶，善于察言观色，不久，被调去充任冯玉祥的贴身护兵，从此，随着冯玉祥的升迁而擢升，与韩复榘、刘汝明、孙连仲、孙良诚等被称为冯玉祥的“十三太保”。 1924年10月，冯玉祥在北京政变，所部改称国民军，石友三任第八混成旅旅长，后升任第六师师长、第六军军长兼第六师师长。1926年春，奉军、直军、直鲁军、晋军联合向国民军发动进攻，国民军四面受敌，石友三奉冯玉祥命令进攻晋军，攻占左云、岱岳，但在雁门关受阻，部队伤亡较大，且又得不到冯玉祥接济，为保存实力，石友三通过与晋军前敌总指挥商震的师生关系，双方达成休战协议。后冯玉祥离开部队赴苏联，国民军由张之江、鹿钟麟、宋哲元代理指挥，经南口大战失败，沿京绥线向西溃败。晋军乘机夹击，国民军各部溃不成军，由于石友三与晋军早有妥协，一路上未受阻拦，反而收容了许多散兵，第六师增编为三个师。国民军撤至归绥、包头后，张之江等决定再向西进入甘肃，石友三不愿西行，趁张之江等无法制约自己，便联络韩复榘，投降阎锡山。这是石友三第一次叛背冯玉祥。 这年9月17日，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决定于五原誓师，响应北伐，电召石友三到五原开会。石友三开始有顾虑，后经冯玉祥派人规劝，表示概不追究，石友三又脱离晋军，回归冯玉祥。他跪在冯玉祥面前，痛哭流涕地悔罪。石友三回归冯玉祥后，被任为第五路司令，1927年参与对奉军的作战；1928年参加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北伐。 石友三虽然立有战功，但毕竟背叛过冯玉祥，冯玉祥及其亲近将领张自忠、高敬亭等对他都有戒心。二次北伐结束后，在冯玉祥论功行赏时，石友三什么实惠也没有捞到，反而在其后的编遣中，所部被缩编为陆军第二十四师，他降为师长，移驻河南信阳。 1929年3、4月间，蒋桂战争爆发，蒋、桂双方都想拉拢冯玉祥，而冯玉祥则想坐收渔利，命石友三率部向襄樊推进。桂军全线溃败，冯玉祥通电拥蒋，又命石友三和韩复榘向武汉进军。蒋介石急电石、韩停止进发，同时以劳军为名，派人携巨款收买石、韩。石、韩在蒋介石的利诱下，又生反叛之心。5月，冯玉祥通电反蒋，反部改称护党救国军，石友三被任为第三路总指挥，统率自己的第二十四师以及第二十六、第二十九师、总兵力五万余人。冯玉祥命令各部暂往西撤。韩复榘首先反对这一命令，发表通电拥蒋，擅自率部进入洛阳。当时石友三在南阳，也决定叛冯附蒋。6月1日，石友三率部开往许昌。到许昌后，蒋介石的私人代表钱大钧也到达许昌劳军，设盛宴款待石部军官，交给石友三五百万元犒赏费，并宣布蒋介石的命令，任石友三为反逆军第十三路总指挥。为表示感激，在第二天的阅兵仪式上，石友三大骂冯玉祥，宣布其“十大罪状”。此举引起不少下属军官的不满，其后，几个军官暗中串联，密谋杀死石友三，重归冯玉祥，但事泄未成，石友三于是撤换了许多军官。 石友三投蒋后，被派驻山东德州。这年秋天，安徽省主席方振武因反蒋解职，石友三被任为安徽省主席，率部往安徽就任。但是，石友三刚到蚌埠，蒋介石又命令石部开赴广东讨伐李宗仁、陈济棠，并许诺事成后委其为广东省主席。石友三及其部属不愿离开北方南下，更担心在途中被蒋军消灭。这时，两广及唐生智也派人来游说，联合讨蒋。石友三同意，被委任为“护国救国军”第五路总指挥。12月1日，唐生智领衔通电讨蒋。2日晚，石友三命令排列在长江北岸的数十门大炮一齐炮轰南京，造成南京城极大的混乱。 石友三反蒋后，自知实力薄弱，即撤往安徽，再撤往河南商丘、新乡一带，与韩复榘、马鸿逵连通一气。不久，唐生智被蒋介石击败，12月21日，阎锡山发表反唐拥蒋通电。为求自保，石友三通电投靠阎锡山。蒋介石见石友三归阎指挥，也暂时不追究他炮轰南京的反叛行为。 1930年春，冯、阎酝酿讨蒋，拉拢石友三，许以山东省主席和第四方面军司令之职。石友三权衡利害，决定与冯、阎联合，这样，他又一次回到冯玉祥的麾下。5月，中原大战爆发，石友三率第四方面军十万之众，从河南进攻山东，8月，又转入陇海线作战。随着战争的发展，石友三见自己一点实惠也没有捞到，不禁消极观望起来。这时，冯、阎军已呈败势，又听说张学良要出兵助蒋，石友三又在盘算自己的退路。9月18日，张学良率大军入关，石友三即通电响应，投靠张学良，这是石友三第三次背叛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石友三由于投机取巧，兵力基本没有受到损失，成了北方军阀中势力比较完整的一个。他率部进据豫北冀南三十余县，自任县长，就地筹饷，占据了一块地盘。 中原大战后，张学良负责收拾华北残局，1931年春节，石友三亲赴沈阳谒见张学良，以东北同乡的关系，尽量向张学良输诚。张学良也有意收容石部，以扩充自己的势力。蒋介石得知石友三到了沈阳，密电张学良将他扣押。石友三得知，急忙辞行，但张学良挽留了他一个多月，在此期间，与蒋介石往来电商，替其开脱，石友三不解其意，反而对张产生怨恨。石友三回到归德（邢台）后，张学良将其部收编为第十三路军，石友三为总指挥，辖六师又五个团以及一个铁甲车大队，拥有兵力六万四千余人，每月领取定额军饷六十万元。 第 32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33 章 民国军阀派系 作者:陈贤庆 第 33 章 石友三表面归顺张学良，暗中却又积极备战，准备向北扩展，争夺“华北王”的宝座。5月，汪精卫、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特派李汉魂见石友三，委他为委员和第五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接受此任命。这时，张学良的堂弟张学成，与张学良素有积怨，从北平到归德，告之张学良病重住进北平协和医院，正宜举事。石友三派驻北平办事处处长毕广垣（即石友三幼时当学徒的毕家粮坊的少爷）力劝他不要反张，石友三不听劝告，差点将毕广垣杀害。6月，石友三加紧备战，为防备泄露真情，他下令将张学良派到部队的秘书长张云责活埋。随后，石友三将部队扩编为九个军，以孙光前、米文和、程希贤、沈克、张学成、梁方起、王心斋、唐帮植为军长。 7月18日，石友三在归德宣誓就任广州政府所委任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职，并发出讨张通电，督率各部沿平汉路北进，准备一取石家庄，二占保定，三进平津。7月24日，南京政府下令免去石友三本兼各职，以刘峙、张作相为总司令组成南、北两路集团军，以及晋军商震等部，联合讨伐石友三，讨石之战爆发。石友三进占石家庄，再往北推进时，即受到南北夹击，双方激战三昼夜，石部伤亡惨重。7月31日，石友三下令转路退回山东。时逢天降大雨，山洪暴发，河水猛涨，石部在渡滹沱河时人马淹死无数，七万之众，大部被歼，余部被俘，军长孙光前被俘后遭枪决，石友三仅率少数随员逃往德州，归附韩复榘。 石友三起兵讨代张学良失败，把多年来各累起来的老本一下子蚀光了，只好依附老友韩复榘，过着寄人篱下的寓公生活。1932年秋，石友三帮助韩复榘诱杀了张宗昌。但是，石友三不甘过蛰伏的日子，总想寻找机会东山再起，不久，他和日本特务机关勾搭上，避开韩复榘，扮成日本人，在日本特务凑开一的保护下，从烟台乘船潜入天津，住进了日租界。在天津，石友三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拉上关系，他借助日本势力，勾结失意的军人政客，组织队伍在冀东活动，为日本侵略军开辟道路。1933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蒋介石在华北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将石友三收为己用，任冀北保安司令，不久，石友三掌握了三个旅的兵力。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石友三部改编为宋哲元的第一集团军第一开一面，使郭坚逃回陕西咸阳。陈树藩将警卫军副统领耿直提升为统领，令其率部围歼郭坚。耿直与郭坚是患难之交，暗中夜入咸阳，面见郭坚，经过计议，决定郭坚败走凤翔 ，耿直回城后，再派人与渭北的高峻等联系，协同行动，举义反陈。 1917年12月，陕西国民党人士响应孙中山护法反皖的号召，高峻首先在渭北白水宣布独立，通电讨陈。陈树藩大为震惊，急令胡景翼、王飞虎等率部前往围攻。警备军统领耿直趁西安城空虚，准备举事。后耿直听取骑兵连长刘锡麟的建议，派出排长连安儿行刺陈树藩，但行动稍有疏忽，被陈树藩逃脱。接着，耿直率六百人与陈军三千之众激战一昼夜，然后退出西宁，与郭坚所部会师雩县一带，并当即召开军事会议，成立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率军围攻西安，拉开了陕西驱陈运动的序幕。为解燃眉之急，陈树藩以陕西省省长为饵，引河南镇嵩军统领刘镇华入陕，西安之围方解除。但是，陕西靖国军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来越壮大，胡景翼也在三原起兵反陈。1918年8月，三原籍人士、老同盟会员于右任抵达三原，被推举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 为了增强实力，扩充军队，打击靖国军，保住督军的地位，陈树藩决定在陕西大种鸦片以征款。1918年春开始，陈树藩通过各县县长明令农民公开种烟，强令各县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交纳烟款。开放烟禁后，陈树藩从中捞到了巨额款项，但给陕西人民带来的痛苦和损失则无法估算。陕西的粮田逐年减少，从产粮区变成缺粮区，陕西吸食鸦片烟的人数达二、三成，造成了极大的危害。陕西人民对陈树藩恨之入骨，驱陈运动持续深入地发展。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几天之间，皖系战败，段祺瑞下台，陈树藩失去靠山。为了保住地位，他又派亲信携重礼奔走张作霖、曹锟、王占元门下，改投直奉军阀。同时，为了讨好靖国军，陈树藩将1918年9月诱捕囚禁的靖国军第四路司令胡景翼释放回三原。但是，陕西人民驱陈的呼声高涨，教育界首先行动。9月，西安各校教职工为抗议陈树藩克扣经费，摧残教育，联合发动陕西教育界第一次索薪罢教风潮，受到各界人士尤其是青年学生的广泛支持。11月6日，为此再次罢教，各省立学校校长亦联名总辞职。 与此同时，陕西各县商民代表也于9月间汇集西安，抗议陈树藩强派捐款两百万两，印发纸币五百万元并强换现金的暴敛行为。代表们在西安湖广会馆召开驱陈大会，成立陕西各界驱陈联合会，决定派代表赴京请愿，要求撤免陈树藩职务，否则停止纳税。 在此期间，陕西旅京学生也在北京中山公园召开驱陈大会，遥相声援。10月旅京陕西学生同学会和三秦公民救陕会分别上书北京政府，要求立即撤免陈树藩职务。11月，两会再在关中会馆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决定再次上书，召集同乡大会开展大规模驱陈运动，并致电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请予支持。为保住自己的地位，年底，陈树藩提出陕人治陕的自治主张，企图拉拢民心，但遭到陕西各县各界人士的相继抵制。 1921年3月，陈树藩为改变困境，率部袭击靖国军，但遭到失败，驱陈斗争更趋高涨。陕西旅京、旅沪学生纷纷集会，决心铲队陕西祸根陈树藩。4月，陕西靖军各路将领通电北京，痛斥陈树藩祸陕罪行，呼吁各界“共剪凶顽”。在这种形势之下，把持北京政权的直、奉军阀也无法再保陈树藩。5月25日，北京政府宣布免去陈树藩职务，由直系将领、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出任陕西督军。 第 33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34 章 民国军阀派系 作者:陈贤庆 第 34 章 对于北京政府的任免令，陈树藩拒不接受。曹锟、吴佩孚被激怒，决定调阎相文第二十师和吴新田第七师入陕。当时，陈树藩手下有三个师，刘镇华的镇嵩军也有三个师，此外，还有地方军，兵力有十几万，陈树藩认为足以抵挡入陕的直军。然而，他做梦也想不到，和他称兄道弟的省长刘镇华，早已暗中投靠了曹锟、吴佩孚。当直军一进潼关，刘镇华便引导直军直逼西安，陈树藩如梦初醒，由于刘镇华部下张治公网开一面，才能仓皇逃出西安到了眉县。7月5日，直军进入西安。陈树藩还想指挥部队反扑，然而，驻守咸阳的刘世珑师和驻守兴平的张金印师很快战败投降，陈树藩只得率卫队骑兵连逃奔汉中，到陕南镇守使张宝麟处，仍以陕西督军名义对汉中各县发号施令。然而，他同样做梦也想不到，张宝麟也暗中投靠了曹锟。 8月23日，陕西督军阎相文在督署内突然吞服鸦片烟自杀，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接任陕西督军。冯玉祥派第十一、第七师由宝鸡、安康两路夹攻汉中府，陈树藩仓皇逃往四川，在四川各地流窜。最后，陈树藩撇下残部，经万县到汉口，再转上海。 此后，陈树藩凭借着陕西时侵吞的钱财，在津、沪、杭等地当寓公。抗日战争开始后，拒绝当汗奸，避走四川。抗战胜利后回杭州居住，曾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1949年11月2日，陈树藩在杭州病逝。 六 刘镇华 陕西军阀陈树藩督陕五年，最终下台，当然主要是陕西人民驱陈运动的结果，但是，与省长刘镇华的背叛出卖也有很大关系，如果不是刘镇华在潼关引导直军直逼西安，陈树藩可能还会坚持一段日子。 刘镇华，字雷亚，河南巩县人，1883年生于一个小商家庭。刘镇华幼年时，家道中落；由父亲教授《四书》、《五经》，考中秀才。后又就读保定北洋优级师范学堂和直隶法政专门学堂，毕业后在开封中州公学任庶务长。1908年，刘镇华加入了同盟会，开始在豫西一带从事反清革命活动。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刘镇华到嵩县羊山，动员那里由王天纵率领的一支“刀客”武装参加反清斗争。这支武装后来在了他发迹的资本。 1911年11月，王天纵率众随刘镇华下羊山打洛阳，但遭到挫折。12月，刘镇华动员王天纵转战陕西。于是，这支武装西出潼关，投入陕西军政府秦陇复汉军东路大都督张钫部。参与反清战争。张钫任王天纵为东征先锋官，张治公、柴云 、憨玉崑 为标统，刘镇华被任为书记官，后提升参议。 民国成立后，陕西军政府实行裁军，张钫部亦要裁员四五千。河南都督张镇芳因豫西一带社会动荡不安，且鞭长莫及，经与陕西军政府张凤 翙 、张钫协商，王天纵这部分军队开回豫西，分驻河南府、陕州、汝州等二十二个县，帮助当地维持社会治安。因这一带靠近嵩山，故这支军队称为“镇嵩军”。由于王天纵被袁世凯调往北京，任京畿一带稽查长，经张钫举荐，袁世凯任命刘镇华为镇嵩军协统兼豫西观察使及豫西剿匪总司令，统领三标一营：第一标分统柴云 ，第二标分统张治公，第三标分统憨玉崑 ，炮兵营长武衍周。就这样，刘镇华掌握了镇嵩军，又有豫西一块地盘，开始了他的军阀生涯。 镇嵩军官兵多为“刀客”出身，且与豫西土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镇嵩军备受豫督张镇芳以及其他派系将领的歧视和打击。为了改变这种处境，刘镇华决心整顿军纪，下狠心进行剿匪，张治公、憨玉崑 、柴云 等都“大义灭亲”，很快把伊川、洛宁、嵩县、宜阳一带的匪患剿平，镇嵩军内部因株连也被杀二三千人。这样，镇嵩军总算得到张镇芳的赞赏，在豫西站住了脚根。 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国民党首领黄兴派代表携密信由南京到豫陕，联络刘镇华、张凤翙 、张钫反袁。刘镇华不但不敢反袁，反而趁机巴结奉承袁世凯。他先收到黄兴的信后，即派人在赴陕的路上将信使杀害，把黄兴给张凤翙 、张钫的信密告袁世凯，从而获得袁世凯的信任。同一年，河南宝丰县农民白朗领导了规模颇大的农民起义，活跃在豫西，与袁军作战，刘镇华也奉命率镇嵩军前往镇压。1914年8月，白朗在宝丰鲁山作战阵亡。刘镇华得知白朗的埋葬处后，即派人割下白朗的头，并捏造“击毙白朗的经过”，向袁世凯“报捷”，得赏银十万元，被袁世凯授予陆军中将，获勋五位奖章。此后数年，刘镇华更加靠拢袁世凯，苦心经营镇嵩军，势力不断壮大。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刘镇华很快投靠了皖系段祺瑞。1917年冬，陕西革命党人郭坚、耿直、高峻等响应孙中山护法反皖号召，率靖国军围攻西安，讨伐投靠皖系的陕西督军兼省长陈树藩。陈树藩兵力单薄，急电刘镇华求援。刘镇华正苦于粮饷不足，有这个可以向陕西发展的机会，当然喜出望外，即率部赴陕。但是，刘镇华抵达潼关时，又停止行军，派人往见陈树藩，说明自己“在陕西没有什么名义，不便深入”。陈树藩知道他的心意，为解燃眉之急，便许以省长之职。这样，刘镇华才率军前进，击退靖国军，解西安之围。1918年3月，刘镇华由北京政府正式任命为陕西省省长。 刘镇华进入陕西以后，表面上和陈树藩合作，如开放烟禁区，贩卖鸦片等，但暗中，刘镇华也在发展自己的势力，他利用围剿靖国军之机，将郭坚部收编为省长的直属部队，还相机兼并了关中西部诸县。刘镇华初到陕西时，兵不过三路，枪不过两千，两年多时间，便发展到几万人。由于陕西人民掀起了持续不断的驱陈斗争，陈树藩的处境艰难，作为客居陕西的刘镇华，很明白自己与陈树藩同坐一条船，也不希望陈树藩倒台，但是，到了关键的时刻，他又不能不为自己打算。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几天之内，皖系战败，段祺瑞下台，直、奉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这样，属于皖系的陈树藩、刘镇华失去了靠山，为了保住地位，他们又派亲信携重礼奔走张作霖、曹锟、吴佩孚、王占元等直奉将领门下，暂时还能维持住对陕西的统治。但是，陕西人民痛恨陈树藩，掀起了持续的驱陈运动，陕、京、沪等地遥相响应，陈树藩已经失尽民心，下台只是迟早的事。1921年5月，直、奉军阀决定，以阎相文取代陈树藩出任陕西督军。 刘镇华知道，陈树藩倒台，自己也完蛋，为了保存自己，他玩弄两面手法，一方面，在陈树藩面前，他故作慷慨激昂，表示愿与陈树藩共进退，另一方面，他暗中指使心腹楚子襄、马莲樵与直系勾结，投靠曹锟、吴佩孚。在刘镇华的煽动下，陈树藩拒不接受北洋政府的任免令，曹锟、吴佩孚以此为由，加上有刘镇华作内应，于是调阎相文、吴新田两师人马入陕驱逐陈树藩。 在此之前，陈树藩为消灭陕西靖国军，请北洋政府调来了张锡元第四混成旅和王锡三第十五混成旅，现在，张旅驻华阴、华县，王旅驻宝鸡、凤翔 。刘镇华向陈树藩“献策”说，直军进犯，张、王二旅必为内应，不可不除。陈树藩深以为然，派刘镇华去监视张锡元旅。刘镇华正中下怀，很快将部队调往临潼、渭南布防。这样，他的部队既脱离了陈树藩的控制，又与张锡元旅连成一线。刘镇华还把陈树藩的作战计划密电驻洛阳的吴佩孚。 1921年7月初，直军攻陕，刘镇华电令驻紫荆关的憨玉崑 不作抵抗。憨玉崑 十分气恼，连夜赶回西安，斥责刘镇华不应背叛陈树藩，但刘镇华并不听从。直军到达潼关，刘镇华即伙同张锡元为内应，引导直军畅通无阻，直逼西安，企图活捉陈树藩。张治公不忍心，向陈树藩露了底，陈树藩才如梦初梧，连忙携带眷属逃离西安。7月5日，直军进入西安。 由于刘镇华背叛陈树藩，投靠直系，取得吴佩孚的信任，不仅稳住了省长的宝座，而且兼并了陈树藩的残部，扩充了镇嵩军。阎相文任陕西督军后，刘镇华极力靠拢阎相文，并对其部属请客送礼，称兄道弟，很快与直军密切了关系。8月23日，阎相文在督署内突然吞服鸦片烟自杀，直军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接任陕西督军。冯玉祥本人士兵出身，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而且治军严谨。刘镇结根据冯玉祥的特点，投其所好，脱掉长袍马褂，换上灰布军装，扎上裹腿，与部队一起操练。每当冯玉祥举行讲演会或向部队训话时，刘镇华总是恭敬地跟随在侧。冯玉祥信仰基督教，故有“基督将军”之称，刘镇华也经常到教学去做礼拜，并把基督教牧师请到镇嵩军里来，布道传教。由于这些所为，刘镇华很快取得了冯玉祥的好感，与冯结拜为弟兄。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奉命率部东进河南与赵倜作战，让刘镇华代理陕西督军。不久，冯玉祥出任河南督军，保荐刘镇华任陕西督军。7月，北京政府授刘镇华为将军府阜威将军。刘镇华掌握陕西军政大权后，利用一切机会，大力扩充兵员，先后收编了绿林马河清、王振、万选才、孙殿英等部，使镇嵩军进入极盛时期，兵力扩充到十万之众，被吴佩孚视为“西北长城”。与此同时，刘镇华继承陈树藩的治陕政策，勒民种烟，横征暴敛，纵兵殃民，摧残教育，使陕西人民痛苦不堪。陕西人民发动驱陈运动，赶走陈树藩后，又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持续不断的驱刘运动。 在1921年底，陕西旅京进步青年就在创办的《共进》半月刊连载文章，系统揭露刘氏祸陕罪行，指出，“挽救陕西人的唯一出路是驱逐刘镇华”。1922年3月，陕西教育界因刘镇华克扣教育经费，发起驱刘运动，派代表赴京控告，受到旅京学生的大力支持。6月，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起而反对刘镇华兼任陕西督军、省长两职，上书北京政府，列举刘镇在陕西勒民种烟、勾结土匪、纵兵殃民、摧残教育、滥发纸币等五大罪行，要求罢免其本兼各职，饬令镇嵩军即速离陕。8月，陕西各界团体在西安召开公民大会，推举代表五人赴京，联合旅京陕西议员、商民、学生向北京政府控告刘镇华，要求罢免其职。11月，陕西各界人士共3875人联名致电北京政府，陈述刘镇华祸陕罪行，再次要求罢免其职。1923年1月，镇安县人民不堪镇嵩军肆虐，聚众数千，解除了驻军武装，但很快遭到刘镇华的残酷镇压。2月，陕西旅京学生一百三十余人聚集宣外大街关中会馆，召开驱刘大会，抗议刘镇华包办会议会选举，向各地发出六道驱刘通电，并决定派代表向北京政府请愿，要求查办。11月，渭南东西塬和渭北固市一带数万农民，不堪忍受苛捐杂税，发起大规模“交农”运动（手持各种农具向反动当局示威抗议和一种激烈斗争方式），赶走地方武装，打死恶霸劣绅，包围县城，迫使当局豁免捐税。由于上述斗争都出于自发，且多取合法途径，而刘镇华掌握有强大的镇嵩军，又有直系军阀的支持，所以均未能动摇他的统治地位。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刘镇华奉吴佩孚之命，派张治公师前往山海关助战。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直系政府垮台，段祺瑞被推为执政。冯玉祥与胡景翼、孙岳成立国民军。胡景翼原为陕军将领，出任国民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1925年1月，率国民二军进入河南，击败吴佩孚军，占据开封。刘镇华看局势已变，亦急忙摇身一变，通电拥护段祺瑞，即命令驻守豫西的镇嵩军大将憨玉 崑迅速向河南扩充地盘。憨玉崑 自称国民豫军总司令，率部袭击洛阳，逼吴佩孚逃往郑州。 为争夺河南的军政大权，胡景翼与憨玉崑 矛盾激化，只有付诸武力，1925年2月底，胡憨之战便爆发。刘镇华认为这是一个夺了河南，使豫陕连成一片的好机会，决定孤注一掷，把军政职务交给吴新田，以出巡为名，率领陕境的镇嵩军赴豫援憨，在洛阳亲自督战。镇嵩军与国民二军在黑石关、虎牢关等地展开激战，结果，镇嵩军一败再败。憨玉崑 逃回嵩县，羞愤交加，于4月2日服毒自杀。 刘镇华兵败后，段祺瑞仍企图使刘继续督陕，但遭到陕西各地人民愤怒抗议，京、沪、汉各地陕西同乡会、学生会亦同声谴责。原胡景翼部将领冯子明、田玉洁等部在华阴、华县起义倒刘；陕北镇守使井岳秀派军袭击潼关断刘归路；杨虎城等部则把守韩城、 阳、朝邑一带黄河渡口阻刘入陕。刘镇华无奈，只得率残部逃往山西投靠阎锡山，结束了他在陕西长达法政专门学校举行首届毕业典礼，身为外义署长的樊耀南主持毕业典礼，特邀省主席杨增新参加。毕业典礼之后举行宴会，樊耀南设伏兵将杨增新刺杀，即往省署准备宣布执政。但民政厅长金树仁突然率省府卫队包围了省署，在混战之中击毙了樊耀南。新疆“七·七政变”，是新疆统治者内部争夺权力的一场斗争。结果，杨、樊皆死，金树仁坐收渔人之利。政变之后，金树仁被推为临时省主席兼总司令。11月17日，南京政府正式任命其为省主席，新疆进入了金树仁统治时期。盛世才正是在金树仁上台后不久来到新疆的。 盛世才，原名振甲，字晋庸、德三，奉天开原人，1892年生。青年时在奉天读书，后考入上海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科，1915年毕业。1917年入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19年“五·四运动”时回国，后决定弃学从戎,不久考入广东韶头讲武堂，结识该校教官郭松龄，毕业后，随郭松龄到奉军，在其部第龙为新疆临时省主席。 盛世才虽然当上新疆临时督办，但是他知道，政变的主要发动者陈中、陶明樾、李笑天等是不会甘心把政变所得的果实白白地交给他的，要做住自己的地位，必须寻机将他们除掉。此外，南京政府也没有承认盛世才的职务，并于6月10日派参谋次长黄慕松飞抵乌鲁木齐，名为宣慰，实则想夺权，而陈中等人企图联合黄慕松，取盛而代之。对此，盛世才决定先发制人。6月26日，他借在督办公署花园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为名，设伏兵将应邀前来的陈中、陶明樾、李笑天枪杀，并宣布其“谋叛罪”。随后，黄慕松遭到软禁，到7月中旬才悄然内返。这就是盛世才发动的新疆六二六政变。 南京政府对盛世才亦无可奈何，遂于8月1日发表盛世才为新疆督办，刘文龙为省主席。由于刘文龙与盛世才政见不合，同年12月，盛世才以刘文龙涉嫌谋叛，交刘及其全家软禁，迫令刘辞职，而指定年迈多病的老官僚朱瑞墀 为省主席。朱瑞 墀 于次年3月即病死，盛世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开始了他对新疆的独裁统治。 盛世才上台之初，力量还比较单薄，他知道如果不拉拢地方民族中的头领，新疆的局势就难以稳定；不提出一些冠冕堂皇的政纲，就不足以吸引和取得民心。因此，他上台后，即表示要铲除金树仁统治时的种种弊端，创建新局面。不久，他宣布了施政纲领——八大宣言。其总纲为：实行民族平等，保障信教自由，澄清吏治，改良司法，整理财政，实施农林救济，扩充教育，推行自治政策。他又提出了反帝、和平、建设三大政策，以后又增加民族平等、清廉、亲苏三项，合为六大政策。盛世才这一套施政纳颁布之后，果然获得乌鲁木齐各阶层人民的拥护。 盛世才也深知邻近的苏联和新疆的关系，他把争取苏联的谅解与援助作为巩固自己政权的主要措施之一，不断派人与苏联接触及求援，他自己也装出信仰共产主义，对马列主义颇有研究的样子，终于得到了苏联的谅解。苏联不断给盛世才提供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使盛世才上台后很快能站稳脚跟。 盛世才虽然利用“四·一二政变”之机执政新疆，但实际只控制省城一带，当时新疆还有占据北疆的马仲英和占据伊犁的张培元两股势力，与盛世才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马仲英原名马步英，甘肃河州人，马步芳的堂弟，当时拥有兵力一万余。张培元也拥有八千，皆多于盛世才，两人联合行动，企图取盛世才而代之。盛世才不得不分头对付这两股强敌。1933年4月至6月，马仲英率部进攻乌鲁木齐，盛世才率省军、东北军及归化军迎击，挫败马仲英，马部退往吐鲁番。12月，张培元自伊犁进兵乌鲁木齐，盛世才请苏联红军助战，将张培元击败，张培元自杀，残部转入南疆与马仲英会合。1934年1月，马仲英又统率主力七千余人围攻乌鲁木齐，盛世才率军抵抗，并再次请苏联红这相助。苏军分两路入疆，马仲英于2月中旬撤围南逃，退往吐鲁番，又退往喀什，最后转和平，以皮山为前线与盛军对峙。至此，盛世才在新疆已无强劲对手了。至于入疆的东北军，盛世才曾利用来打马仲英，但盛世才认为这支队伍自己终难控制，更害怕其日后肇事生乱，危及自己的统治，便于1933年10月间，以召集军事会议为名，把东北军将领郑润成等人全部收监后绞死。东北军被遣散或改编。 盛世才在消灭张培元、马仲英等敌对势力之后，便着手恢复经济、改革行政，以巩固其独裁统治。他先从恢复农牧业抓起，使农牧业得到恢复和发展。他又着手整理财政，首先稳定公教人员的生活和情绪，其次是裁汰冗员，再次是财政改革，成立财政委员会，建立统一预决算制度。此外，盛世才还下令禁鸦片、赌博、贪污等不良风气，吸收少数民族头领参加政府工作，各地小学一律官费，政府还资送各民族青年到苏联等国留学，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盛世才的这些做法，迷惑了不少人，以为盛政府是个开明进步的政府。 然而，盛世才是个阴鸷且多疑的人，他靠“四·一二政变”之机被推举上台，之后，又逐一消灭异己，巩固了地位。由于他对别人常持怀疑态度，总觉得别人背地做出不利于自己事，因此，他时时在提防和惩处他认为的危险分子，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所谓“阴谋暴动案”，杀戮了数万人的性命。 1936年，新疆省银行行长宫振翰及盛世才的老友赵铁鸣，因平时对盛世才的独裁统治多有议论，盛世才便在非议省政罪名，将宫逮捕，将赵软禁。 1937年秋，盛世才感到省政府副主席和加尼牙孜及省府委员蒙古汗王满楚克扎布等人有碍他的政权及所定政策的执行，便制造了一起“阴谋暴动案”，将和加尼牙孜、满楚克扎布等几百人逮捕，将他们的财产全部没收。 1939年至1940年，盛世才经过精心策划，又制造了一起称之为“汪精卫系统的阴谋暴动案”，将爱国民主人士，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逮捕，由此牵连达数千人。杜重远于1943年10月被盛世才派人毒死在狱中。被捕的一大批人，有的被毒打致死，有的被毒死、绞死，有的被枪杀，有的遭长期监禁，成为新疆历史上最大的冤案、惨案之一。 第 34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35 章 民国军阀派系 作者:陈贤庆 第 35 章 1942年3月，盛世才又炮制了一起所谓“空前的带国际性的错综复杂案”。盛世才四弟盛世骐，时为新疆机械化旅旅长，曾留学苏联，有才能且人缘关系较好，与盛世才有些政见不同。盛世才深恐其弟对自己构成威胁，于1942年3月19日派人将他暗杀，然后嫁祸于人，将财政厅长臧登峰、教育厅长李一欧、民政厅长周彬、和田警备司令潘柏南、行政长卢毓麟、喀什行政长陈方伯、新疆日报社社长王宝乾、焉耆行政长于德一、塔城行政长赵剑峰、哈密行政长刘西屏、编译委员会长孟一鸣、财政监察委员会委员长王齐勋、军官学校参谋长郭德祺、机械化旅参谋长彭焕书、团长赵景棠等逮捕，并于4、5月间全部杀害。接着，盛世才又利用盛世骐被暗杀案，栽赃为共产党所为，开始了反苏活动，并于9月17日将中共中央驻乌鲁木齐的上去的原因。 记得罗小姐某天跟我谈起：“怎么过去那么多战争的，都没个完！”的确，如果不是过来人，或研究过近代史，尤其是军阀史，是很难想象得出“军阀混战”的真正含义的。从这书稿中，我们的确可以体会到这个“混战”，是多么的可怕！从清末1911年算起，可以说，中国是无日不战无地不战，一直战了近四十年！这期间，光是大大小小的各类军阀间的混战，就起码战了26年。中国的衰弱，难道不是可以从此找到原因吗？今天，当我们为生活而奔波，为工作而烦恼，为失恋而流泪，为下岗而忧虑时，我们一般都没有意识到，我们仍在幸福之中，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环境，我们不知道何为战火。从这一点来说，共产党结束了中国数十年的战乱，给我们带来了半个世纪的和平，这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如果有谁浏览了这书稿，能得出这么一点体会，也算是它的一分价值吧。 为了纪念这部书稿全部搬上了网页，我特地写下了以上的几段文字，作为后记。 2001。8 【烟雨豆豆】整理 第 35 章 恋耽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