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将的历史真相（出书版）》 正文 第 1 章 杨家将的历史真相（出书版） 作者:张永廷 第 1 章 小说下载尽在宅阅读【白鹰魅影】整理 ================= 书名：杨家将的历史真相 作者：张永廷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21 ＩＳＢＮ：9787511711632 所属分类：图书 > 历史 > 历史普及读物 > 中国古代史 编辑推荐 一部杨家将，几代王朝事。忠烈英雄，杨门女将，潘杨恩怨，天波府……三实七虚，哪些是真实的历史？哪些是人们的愿望、想象与演义？让我们走进历史，厘清这段千年的故事传说。 内容推荐 北宋时期，杨业及其子孙三代捐躯于抗辽一线，他们的故事在民间不断传扬，历经宋、元、明、清，“杨家将”与时俱进地增添一些新的形式和色彩。 本书史料翔实，甄别严谨。虽然杨四郎、罗英雄的计划。 杨业死后不久，辽人在古北口修建了一座杨无敌庙以资纪念。崇敬英雄往往超出民族界限，辽人不仅敬仰杨业，也敬重杨六郎，杨六郎与杨业一样，从没到过古北口一带，但据《明一统志》记载，古北口附近有杨六郎挂甲峪。 今天的古北口位于北京密云古北口镇，除了令公庙，还有七郎坟、琉璃影壁等古迹。宋时古北口位于辽国属地，是宋都开封通往辽都中京（今内蒙古赤峰南） 的必经之路。宋使赴契丹都要取道这里，宋朝使者路过杨无敌庙，为后人留下了许多感人的诗篇。这里列举三首： 第一首，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 十二月，北宋名臣刘敞奉命出使，贺契丹太后生辰，写下了《过古北口杨无敌庙》： 西流不返日滔滔， 陇上犹歌七尺刀。 痛哭应知贾谊意， 世人生死两鸿毛。 刘敞为北宋史学家、经学家、散文家，《宋史》卷319 有传。他曾协助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与梅尧臣、欧阳修交厚，为人梗直，立朝敢言，多次出使辽境。他的诗，既有对杨业的感怀与高歌，又有对杨业悲剧的同情与反思。 第二首，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 十一月，苏颂奉命贺契丹主生辰回国之后，写下了《和仲巽过古北口杨无敌庙》。这一年，已近花甲之年的杨文广被宋英宗选拔为宿卫将军，封成州团练使，在朝中听命。 汉家飞将领熊罴， 死战燕山护我师。 第 1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2 章 杨家将的历史真相（出书版） 作者:张永廷 第 2 章 威信仇方名不灭， 至今遗俗奉遗祠。 苏颂一生从政55年，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官至丞相，是集政治、外交、文学、药物、天文于一体的著名人物，欧阳修、朱熹等人对他多有赞誉，《宋史》卷339 有传。 “汉家飞将”原指西汉抗击匈奴的名将李广，这里代指北宋抗辽名将杨业，“熊罴”比喻勇猛的武士，“仇方”是指敌对的一方，这里指北方少数民族契丹。苏颂将杨业比作汉代的飞将军李广，诗的后两句是说，杨业的英名，即便是在敌对的辽国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受到英雄般的崇敬。 第三首，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十一月，苏辙出使辽国，途经杨无敌庙，写下了一首耐人寻味的七律，这是他此次出使契丹28首诗作的第6首。当时距杨业去世已百年有余，杨家的第三代人物杨文广也已离世15年。 行祠寂寞寄关门，野草犹知避血痕。 一败可怜非战罪，太刚嗟独畏人言。 驰驱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 我欲比君周子隐，诛肜聊足慰忠魂。 杨业本是中原悍将，庙却是辽人所修，苏辙心中生出无限感慨。诗中所提周子隐就是中学课本《周处》中那个猛士，他是晋代人，《资治通鉴》中有他的记载。周处在担任御史中丞时曾经弹劾过梁王司马肜，双方因此结怨。晋朝是司马家族的天下，周处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可见他的梗直、倔强和不懂“吏事”。后来西北氐族造反，朝廷任命司马肜为征西大将军，周子隐受其节制。司马肜故意陷害周处，让他率兵向十数倍于己的强敌发动攻击。周处明知这是司马肜公报私仇，也只能义无反顾地冲向敌阵。 杨业与周子隐有很多相似之处，杨业是北汉降将，周处是江东降臣，周子隐被主将梁王肜所逼以五千人马抵敌七万，不得已力战而死。苏辙在诗的末两句，以晋代周子隐比杨业，以梁王彤指害死杨业之人，主张杀奸臣以谢忠魂。 苏辙的这首七律可能给了后来潘杨故事以很多启发，引发了关于潘杨恩怨的许多枝蔓，为潘杨案开了先河。“尝享能令异域尊”与苏颂诗中“威信仇方名不灭”有异曲同工之妙，都谈到杨业在辽国的巨大威望。 从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宋辽议和始，至1122年燕云之役双方关系破裂，宋辽两国通使不断，每遇传统节日，都要互派使节致贺，特别是冬至和国主生辰，决不能遗漏，此外还有告哀使、回谢使、国信使等等。据专家估算，出使过辽的宋朝官员至少有1600人。宋朝以文取士，官员大都能文，宋代因瞻仰杨无敌庙而题诗者应该还有很多。元祐六年（1091年）彭汝砺作的《古北口杨太尉庙》，即属此列。宋朝涉及杨家将的诗文还有不少，如端拱二年（989年）张咏写的《赠刘吉》，庆历至嘉祐三年（1058年）范仲淹、韩琦分别作的《和杨畋孤琴咏》、《次韶答运使杨畋舍人》等等。 古北口杨无敌庙至今犹存，说明英雄永远活在人们心中。北宋对杨家将的官方记载少之又少，能够流传至今的更是绝无仅有。 杨家将传说有其独特之处，它在杨家祖孙三代浴血奋战、有关史书尚未刊行之前，就已传播开来，属于当代人传当代事。也就是说民间传扬在前，史料成书在后，期间野史正史交杂流传。 而且，在出现了史料记载以后，杨家将故事也没有受到太多的约束，仍然以口口相传的方式不断附会演义。这与《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的成书过程不尽相同。早在《三国演义》出现之前一千多年，西晋的陈寿就提供了一个堪称完整的蓝本《三国志》，然后才出现了相关题材的杂剧和评话，元末明初才形成《三国演义》，酝酿的时间非常之长。 三 话本杂剧奠定故事框架 北宋时就有杨家将故事的民间“话本”流传，但具体内容已经失传，只有个别残存目录。 北宋建都百余年，经济发展很快，娱乐随之繁荣，“说话”艺术非常兴盛，而且题材广泛，就连宋仁宗都非常爱听，每天都要叫人给他来上一段。“说话”是口口相传的艺术形式，说话人为了防止遗忘或是要授徒，把故事记录下来，便形成了“话本”。 “说话”对杨家将故事的传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杨家将故事的口碑传说早于历史记载，而在有了历史记载之后，又与历史记载平行流传。正因为是口口相传，传播人难免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想象进行加工。而且在事发的当时，能够洞察事情真相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大部分人都是道听途说，虽非凭空臆造，失真之处也在所难免。 南宋遗民徐大焯所著的《烬余录》，第一次提出了“杨家将”这一称谓。不过，《烬余录》被很多人怀疑为伪于宋末元初，但直到清代光绪年间才以民间藏书的形式第一次付印，期间跨越了700多年历史。 《烬余录》记录杨家将的文字可谓粗略，内容与《宋史》提供的史料堪称南辕北辙。其中关于杨业七子的名字、排行、官职以及阵亡者为谁等都有很大出入。书中把与杨延昭同时代将领杨嗣的功绩安到了杨延嗣身上，又创造出了杨宗保，还构想了杨家将父子幽州救驾等情节，这与明代小说中的幽州大战、戏曲中的金沙滩之战非常相近，可以称得上一脉相承。从这一点上看，《烬余录》很有可能是清人化名宋人所著。 南宋是杨家将故事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当时的一些史书，比如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年）刊行的江少虞的《宋朝事实类苑》，孝宗时刊行的王偁的纪传体北宋史《东都纪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1183年）等都有关于杨家的记述，这些书籍比1345年元代刊行的《宋史》，要早出160至200年。（史书有官修和私修之分，个人所修史常常被称为野史。南宋高宗曾经三次下诏禁绝私修野史，高宗以后的孝宗、光宗对私修史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到了宋宁宗嘉泰二年即1202年春天，针对当时私史愈来愈多和民间争相传诵的现实，谏官上书要求下诏禁止野史流布，并在奏疏中开列了北宋以来较为著名的私修史书，《东都事略》和《续资治通鉴长编》都赫然在录。） 随着北宋史料的不断披露，杨家将故事出现了传说与史书并行的特点。宋代的小说、话本都强调“事有源流”，“小说纷纷皆有之，须凭事实为根基”。 据元代陶宗仪《辍耕录》卷四所列全院本，北宋时已有短剧《打王枢密》，也就是说，杨家将故事早在北宋时就已搬上了舞台。南宋更是有不少杨家将的话本流传，如《杨令公》、《五郎为僧》、《杨志卖刀》等，故事已相当丰厚，且到了真假难辨的地步。据宋末元初罗烨的《醉翁谈录》甲集记载，这些话本的主要内容都源于北宋的口碑传说。 《杨志卖刀》被吸收进了《水浒传》，该书 第十二回杨志自报家门，“洒家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之孙”。杨志是否为杨业后人无法确证，但宋时确有杨志其人，为“巨寇”，宋徽宗宣和四年接受招安，被任命为锋将军，曾随童贯征辽。宋钦宗时，靖康元年，金兵犯宋，他随种师中救援，败于盂县，后下落不明。杨志当为北宋晚期人，因参加过抗金、抗辽战争，在以抵抗外来侵略为主题的杨家将故事中，民众把他纳入杨家将人物系列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宋人南渡偏安，实际上是亡了一次国。“恨胡虏之乱华，痛国耻之不复”，很多人由此推想，当太祖、太宗国家强盛之时，如果能发挥杨无敌的作用，那么国家绝不会沦丧。但事实是，杨无敌最终壮志未酬。探寻其中原因，肯定是有奸人相害，这就是民众最朴素的思维逻辑。 《打王枢密》正是一部反映忠奸对立的戏。南宋时北方为金人占领，《打王枢密》仍然能够上演。奸臣戏在北方沦陷区能够得以传承，这一点非常值得深思。在古人看来，忠奸是决定历史兴亡的重要原因，“说忠臣负冤衔屈，铁心肠也须泪下”，是能打动人、受欢迎的题材。按今天的话说，杨家将故事在当时应该是非常有卖点的，应该是叫好又叫座的那种。《打王枢密》是一出短剧，只有一折，内容现今不传，但后来的《谢金吾诈拆清风府》内容与其一脉相承。那时，投降派贬李纲、害岳飞，人们有言不敢发，有恨无处说，只能把心愿寄托在英雄身上，把怨恨发泄到奸臣身上。 杨家将故事在流传过程中，被民间艺人大胆想象加工，许多神奇的故事和人物不断融入，逐渐由历史故事向英雄传奇靠拢。面对屈辱求和的南宋政府，北宋遗民崇拜英雄的心情非常强烈，人民渴望英雄，期待英雄，崇尚英雄，美化英雄，传颂英雄，杨家将抗辽杀敌的事迹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共鸣，成了人们精神上的寄托。 南宋与灭掉北宋的金最终都被蒙古所灭，历史进入了“元”时代。金曾与南宋并存，但比南宋早亡45年。 元代统治中国不到百年，但堪称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他们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把国民分为元人、色目、汉人和南人四等，色目人是较早被征服的中亚和欧洲人，汉人指淮河以北的中原人，南人即南宋人。蒙人与汉人发生争执，不管事情原委，被殴的一定是汉人；汉人如果杀死蒙人，就要被株斩九族。 在蒙古人野蛮的高压政策之下，民间艺术反其道而行，除了“说话”等之外，又开创了元曲的辉煌。面对异族的高压，人们对英雄的渴念更加强烈，杨家将就如暗夜中的亮光，对身处水深火热中的民众是一种慰藉和支撑。元曲中的杨家将故事，添加了新的时代元素，那么昂扬又那么无奈，那么豪迈又那么感伤，奠定了整个杨家将故事的大基调。 杂剧有两部经典大戏，《昊天塔孟良盗骨》和《谢金吾诈拆清风府》。《昊天塔孟良盗骨》包括了《杨令公》、《五郎为僧》、《孟良盗骨》；《谢金吾诈拆清风府》由《打王枢密》和《谢金吾》组成；此外还有《广之子杨怀玉不满宋神宗宠信奸臣、举家迁往太行山结尾。《杨家将演义》叙事较为干净，结局是杨宗保征西凯旋，宋真宗封赏杨家将，将百花公主许配给他。杨家将小说从杨业撞死李陵碑到十二寡妇征西，把自北宋以来流传的杨家将故事系统化、完整化，为后来的戏曲和说唱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这些小说中的杨家第一代故事非常丰富。老令公被潘仁美陷害，在狼牙谷撞死于李陵碑；长子、次子、三郎皆死于战场；杨四郎为番兵所擒，后来暗助大宋；五郎出家逃难，七郎被万箭攒身。杨家将仅存杨六郎镇守三关，再由杨宗保传至杨文广，代代都为大宋江山抛头颅，洒热血。小说还塑造出众多女英雄，穆桂英、琪广征蛮十八洞；还有一部《杨文广平蛮全传》四卷22回，由《杨家府演义》杨文广征南的故事演义而成。这三种小说比较粗劣，无论是艺术还是故事都没有太多可取之处。 鲁迅先生对杨家将小说的评价是，“文意并拙，然盛行于里巷间”。确实，杨家将小说人物性格不够鲜明，概念化平面化现象严重；故事情节缺乏提炼，甚至有些前后矛盾；内容中充斥着忠君思想、君权神授观念以及降妖斗法的迷信色彩等等。但杨家将小说传播非常广，影响相当大，小说一版再版，与三国戏、包公戏、水浒戏一样，成为丰富的典目之一。 杨业父子所处的年代，正是宋辽关系定位的敏感时期。986年杨业之死那场战役，是宋辽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北宋自此转入守势。宋真宗时，朝廷软弱，不惜委曲求全，以金钱换和平。到了北宋末年，金人崛起，钦、徽二帝被掳走，宋朝廷被赶至江南偏安一隅，受尽屈辱。 明朝中叶以后，国家外患日益严重，北方游牧民族威胁渐大，东南沿海倭寇猖獗，人民深受其害。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入侵，英宗亲征，兵败被俘。1550年以后，鞑靼又三次侵扰京城，边患连连。朝堂之上争端不断，和战两派激烈交锋，有人主张京都南迁，于谦很像寇准与李纲，他召集各地勤王之师奋力抗敌，保全了京师，英宗也被送还，但可叹的是，抗敌有功的于谦、俞大猷或冤死或入狱。 第 2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3 章 杨家将的历史真相（出书版） 作者:张永廷 第 3 章 “四方不守而思猛士”，明代的社会大背景简直就是杨家将故事背景活生生的现实版。当是时，民族矛盾激化，朝廷退缩妥协，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民众，从内心深处呼唤抗击侵略的英雄，即便是没有英雄也要创造这样的英雄。现实中无法实现的事情，人们需要在梦想中解脱，在想象中圆梦。宋太宗幽州被困、杨家父子舍命相救、护驾成功突围等带有浓烈英雄主义色彩的情节产生，也就顺理成章了。 杨家男女老少前赴后继英勇抗敌的故事，看似说的宋朝事，其实是有感于时局，是对明朝廷的一种期望，一种鞭笞，也是百姓无奈之中的一种安慰，一种救赎，按鲁迅先生的说法就是精神胜利法。 杨家将故事在明代得到进一步丰富，一方面是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了再创造，另一方面也源于明政府的推动。出于巩固政权的考虑，明王朝大力宣扬忠孝节义，专设了以宣扬忠孝节义为核心的宫廷杂剧，《的兴起，“杨家将”电子图书和游戏软件应运而生，在80后、90后中很有市场，对他们来说，传统的印刷传播反而退居到比较次要的位置。杨家将不仅在中国，在海外也有很大影响，其中以在日本和韩国的受欢迎度居高。日本有《杨家将演义》的多种日译本，2003年12月出版的《杨家将》，获得第38届吉川英治文学奖。韩国也有《杨家将传》和《杨六郎》的译本，英国也有关于杨家将的本子。还不断有传闻说，好莱坞欲将杨家将变美国大片，知名制片人彼得·罗异曾透露，挖掘中国题材故事也许可以改变好莱坞的审美疲劳，杨家将等经典故事有可能被重新演绎。 七 三实七虚 中国历史上，杨家将故事的传播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一方面，杨家将故事流传非常广泛而又深远，说书艺人有“千年不倒杨家将”之论。北宋杨家将与隋唐、三国、水浒、岳飞有着同等地位，他们的故事最为一般民众所传唱。另一方面，有关杨家将的历史记载非常简单。与彪炳史册的岳飞不同，杨业父子并未登临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心，他们只不过是偏裨之将。如果说在北宋初年与辽的抗争中，杨家将还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的话，那么后来在南征和与西夏的斗争中，他们的功绩几乎找不到历史依据，但这仍不妨碍杨家将被广泛传扬。 任何一种艺术样式的产生都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杨家将”故事在宋元之际得以流传，在明清时代被不断深化，在当代社会依然流动，固然是因为其曲折动人的情节，更重要的还与宋、元、明、清时期中国历史的发展形势密切相关。 宋亡之后，在金元时代，虐政行于天下，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虽然仇视金、元，但强压之下敢怒而不敢言，所以只能拿前朝辽人说事，辽为金人、元人所共恨，前朝故事可以借古说今，抒心中不平，胜似讲当今时事。元人杂剧，往往取两宋名将之事，演为话本，配之管弦。在被外敌欺侮的年代，老百姓对于能灭贼杀敌的勇将，仰之如天神，敬之若父母。传扬杨继业父子，因为他们能抗辽；赞颂狄青，因为他能平蛮战西夏；推崇岳飞，因为他能破金。没有谁不想驱除胡虏而安中国，即便是盲词俚曲也充满了爱国心声，强国之梦。 纵观中国历史，北宋被金人所灭，南宋被蒙古所灭，明代在恢复汉人政权之后又被满清所灭，清朝后期中国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威胁。中国的这段历史，民族矛盾异常突出，杨家将产生、发展、成熟于朝廷软弱、外战外行的年代，人们把杨家将故事编成评话、戏曲和小说加以传唱、歌颂，正是感念抗击异族英雄的自然体现。但史籍中关于杨家将的记载实在过于简略，显然满足不了人们对英雄的期待。于是杨家将在传颂过程中，不断被丰富、充实、发展和完善。原本只有祖孙三代的历史材料，被铺写成五代几十人的英雄群体；原本只是男儿的铁血沙场，又融入了佘太君、穆桂英等生动的女英雄。杨家将父死子继、兄死弟代、夫死妻替，男女老少，齐心协力，前赴后继，延绵不绝，他们的爱国精神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交相生辉。杨家将身上，汇聚了中国古代众多将领的优秀品质，是英雄形象的集大成者。 关于杨家将故事的真实性，有研究者认为，如果说三国故事是“七虚三实”的话，杨家将故事则是“三实七虚”，有些故事可能于史有据，有些可能于史有影，还有的根本就是子虚乌有。这也是为什么会出现“信者悉以为真”、“疑者又以为子虚乌有”两种皆然不同情况的原因。 著名学者余嘉锡曾说：“元杂剧及今小说之言，盖官书之所讳言，流传于故老之口，其事容或有之，未必纯出于捏造。” 杨家将故事从流传的源头开始，就有点众说纷纭，后世又被传颂者根据时代需要不断赋予不同的内容，真实性大打折扣。总体来看，杨家将故事距今年代越久，其可信度越高。相反，则离本来面目越远。 第二章 杨继业：中国式武将悲剧 提起杨家将，最先出场的当然是老令公杨继业。历史上确有杨继业其人，但史书对他的记载并不详细，甚至于连他的出生年月都无法确定，只知道他战死于公元986年的宋辽之战。“令公”是戏曲、故事中传扬开来的名字，至于为何叫令公，正史没有记载。欧阳修在《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中解释说，杨业死后宋廷追赠中书令，“令公”是中书令的简称。欧阳修的说法是有事实依据的，唐宋时代有这样的习俗，但后代编故事的人未必都懂历史。明代小说的作者估计就不知道令公的出处，他们给出的解释有几分搞笑，说是杨业出战打着红字令旗，佘氏打着白字令旗，因此被称作令公、令婆。 一 充满疑问的前半生 杨业的一生，以公元979年归宋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半生抗宋，后半生抗辽。因为中国历史以宋为正统，所以，备受传扬的是杨业的后半生。因为归宋，也因为抗辽，尽管那不是他人生最辉煌的写照，却是最为忠勇壮烈的一幕。 杨业的后半生充满传奇色彩，前半生则疑云重重。他归宋之前的史料甚少，往往被忽略，甚至于被误读。归纳起来，有关他前半生的疑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无敌”的称号是如何获得的；另一个是，他所从事的事业主要是抗辽还是抗宋，这两个问题又常常交织在一起。 杨继业原名杨贵重。“贵重”一词估计是那个年代的时尚用语，重复率很高，石敬瑭的继任者就叫石贵重。杨贵重早年在北汉皇帝刘崇手下听命，深受重用，被赐名“刘继业”。公元979年，北宋平定北汉之后，恢复杨姓，单名业，也称杨继业。 归宋之前，杨业是北汉的重要将领。说起北汉不能不提后汉，后汉为后晋的节度使刘知远所建，他建国不过四年，被大将郭威夺权，后汉变成了后周。与此同时，刘知远的兄弟刘崇在河东（太原）宣布独立，这就是北汉。五代十国之际，中国非常混乱，而北汉是一个很尴尬的政权。为求自保，相对弱小的北汉选择了依辽而存的策略。 杨业为何成了这样一个政权的将军，还得从他的家世说起。 第 3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4 章 杨家将的历史真相（出书版） 作者:张永廷 第 4 章 杨家原是麟州的土豪。麟州在今天陕西神木县的北面，往东过了黄河就是山西省的北部。如今陕西神木县还有杨家城遗址。20岁那年，杨贵重被派到太原，听命于刘崇账下，当时刘崇是河东节度使。刘崇对他宠爱有加，把他收为养孙，赐姓刘，名为继业。在那个年代，皇帝赐姓是光宗耀祖的大事，北汉的第三代君主名叫刘继元，能与刘继元同一辈分且称兄道弟，荣耀非同一般。 杨贵重（刘继业）先担任保卫指挥使，以骁勇著称，后升任建雄军节度使，位高而权重。他事业的鼎盛期应该出现在北汉，但他被历史记住的却是人生的最后几年。纵观杨业一生，他在北汉奋战了30多年，在北宋只有短短的7年。979年归宋时，杨业的年龄应该很大了，史书虽然没有明确，但可以依据史料推算出来。 杨贵重20岁到河东投奔刘崇，那时北汉尚未建立。刘崇947年出任后汉的河东节度使，951年建立北汉，杨业应该是在此期间跟随刘崇的。所以，979年归宋时，杨业的年龄应该在48至52岁之间。 关于“无敌”的来历，《宋史·杨业传》称，杨业在北汉“屡立战功，所向克捷，国人号为‘无敌’”，可见“无敌”的称号是在北汉时获得的。杨业力保太原30年不失，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功绩，所以国人赞其“无敌”，这个“国人”当指北汉人民。 但另有一种说法认为，“无敌”称号是杨业在北汉抗辽过程中获得的；还有人认为“无敌”是杨业归宋之后获得的。这都经不起推敲。 杨业归宋时已是50多岁的年纪了，他立什么战功，对谁无敌，史书都没能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史载杨业归宋后屡立战功，特别是在980年和982年的两次雁门关战役中，刀斩萧多罗，生擒李重海，辽军望之丧胆，“望见业旌旗即引去”，因而称其为“杨无敌”。但这种说法有牵强附会之嫌，无非是想把杨业抗辽的功绩衬托得更显赫些。宋朝有那么多的有名上将，其功劳远在杨业之上，都没能被称为“无敌”，杨业因为一两次战役就获得“无敌”的称号，显然有悖常理。杨业在归宋前30多年的征杀中获得“无敌”声誉，更合于事理。 另一大疑问在于，杨业在北汉的主要工作是抗辽还是抗宋？据《辽史·耶律斜轸传》记载，杨业被擒之后，辽国大将耶律斜轸责问他，“汝与我国角胜30余年，今日何面目相见”，“继业但称死罪而已”。辽国大将所说的“角胜三十年”到底应该如何理解，这句话曾被广泛用来证明杨业与辽对抗30多年，甚至有人据此认为，杨业被俘之后可能晚节不保。 实际情况真的如此吗？ 历史上，北汉是个只拥有12个州的小朝廷，控制山西晋中一带。为了生存，它采取了依赖契丹的策略，对契丹称臣称侄，是辽属保护国（契丹于947年改国号为辽，983年后又一度改回）。北汉初建时就联合五万辽兵攻打后周，力图收复中原，但没有成功，此后双方多有攻守。 宋朝建立之后，屡次进逼北汉，双方战端不断。960年，昭义军节度使李继勋火烧北汉的平遥县。968年7月，北汉发生重大变故，先是刘钧故去，养子刘继恩继位，接着刘继恩被供奉官侯霸荣所杀，刘继元继位。当时宋太祖已平定湖南、荆南和后蜀，他以为机会来了，暂时停止了“先南后北”的计划，率兵亲讨北汉。尽管当时北汉政局不稳，但在刘继业积极备战、契丹适时救援的情况下，宋军最后还是无功而返。 969年2月，宋太祖再次亲征北汉。为拿下太原，他使出了狠招，不惜决汾水灌太原，给当地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失。此次北征，很可能是宋太祖离成功最近的一次，他先是把太原变成一片汪洋，接着又派兵击败了契丹援军，随后下令水军载强弩攻城。太原看似一座孤城，内部也相当恐慌，但宋军围城四个月，犹如强弩之末，招数尽出，就是无法入太原半步。 当时，宋师屯兵甘草地中，正逢暑期大雨，士兵多染疾病。加上契丹欲再派援军的消息传来，宋军很是惊慌，不得已只好撤退，北汉军队乘势追击，大获全胜。 太祖亲征北汉时，朝中知名的将军几乎都到齐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北汉的守城之坚，套用一句现成的话说，那是“撼山易，撼太原城难”。此役，杨业就是太原城守将，并且曾率兵突击宋军。 宋史中有关杨业的记录，在其抗宋与抗辽时的表现判若两人，抗宋时不堪一击，抗辽时则智勇过人。历史关于杨业抗宋的记载很不全面，也很不可信，留下的大都是杨业吃败仗的情形。试想，如果杨业一败再败，宋军连战连胜，北汉怎么会迟迟拿不下来呢？很显然，杨业“过五关斩六将”的英勇事迹被过滤掉了，剩下的只有“走麦城”。尽管宋人称刘继业一而再、再而三地吃败战，但宋军终归拿弱小的北汉没办法，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 刘继业在北汉很受器重，历经刘崇、刘钧、刘继恩、刘继元数朝，与后周、北宋抗衡近30年，力保太原无失。在与宋军的较量中，他一定打了不少胜仗，否则北汉早就沦陷了。宋史只记于己有利的事情，未完整地记录整个战争的过程。那些缺失的故事，一定是宋军为何没有攻下太原城的故事，也必定是刘继业为何被称为“无敌”的故事。 自北汉建立以来，中原的后周及随后的北宋一直对其虎视眈眈，刘继业能够屡次阻击强敌入侵，力保太原不失，与之“角胜30余年”，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无敌”的称号应该就是30年的“角胜”成果，绝非浪得。 在对抗后周、北宋的过程中，辽与北汉互为犄角。“角胜”的角字本身就有“犄角”与“角斗”等多层含义。当然，北汉依附契丹，双方之间可能也有斗争，但总体上讲，他们共同的目标还是对抗中原国家。北汉与辽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相反辽为救北汉，却屡次与宋发生冲突。在辽人眼里，他们与北汉是唇亡齿寒的关系。辽与北汉还曾联合攻周，更在对方受攻击时给予坚决的支援。 再从时间上看，“角胜30余年”，也不是随便说说，而是有着具体的背景和明确的所指，北汉与辽联合攻守正好30多年。这30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与后周对抗，951至960年，约10年。第二阶段是与北宋对峙，960至979年，约为20年。 史书上没有北汉与辽国的作战记载，相反北汉与辽联合对抗北宋的记载比比皆是。辽与北汉是多年的军事联盟，杨业是北汉的主要军事将领，于情于理都不可能与辽国作战，更不可能拼杀30年。很显然，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抗宋而非抗辽。 杨业真正意义上的抗辽，是从979年归宋之后开始的，到986年被辽人所俘，前后不过7年时间，离30年还差了20多年。辽大臣所说的“与我国角胜30余年”，恐怕不是指与杨业对打30多年，而是一起互为犄角打胜仗30余年。 耶律斜轸责问杨继业的潜台词很可能是这样的：“北汉危难之时，我大辽屡次救援于你，30年来，北汉一直受大辽恩荫，而今你却与我为敌，是不是恩将仇报啊，现在被俘，你还有什么脸见我？” 当年北汉多次受到后周和宋军的攻击，契丹基本上每次都派兵救援，太原才得以力保不失。杨继业想到这段历史，内心一定会觉得非常惭愧，说出“死罪”也当属情理之中，跟晚节问题并不关联。 然而刘继业在北汉30多年的战绩却湮没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中，《宋史》和《辽史》均缺乏这方面的记载，同时期的《九国志》记载过刘继业的功绩，遗憾的是相关内容没能流传下来。《宋史》中提到刘继业与宋军的几次交锋，都以失败告终。刘继业与宋将党进战于太原城下，被党进以少击众。他先躲在壕沟里，然后靠城上垂下的绳索才得以逃生。以这样狼狈的战绩，不知道为何成为“无敌”？ 这个大败杨业的党进，历史上是一糙哥，打仗英勇，但没有文化，大字不识一个，连自己部队的番号都不会写。遇到皇帝查问，只能让部下把内容写在手上，然后伸手给皇帝看。宋太祖非常推崇读书，所以武将们学文化也成为一朝时尚。党进被派往高阳关守边时，按惯例要到朝堂向皇帝辞行，表达一下自己的忠心。宋太祖体谅他没文化，打算免了这项礼节。没想到党进坚决不同意，他让部下写了一个讲稿，自己一字一句背熟，然后去向皇帝辞别。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朝堂之上，他忘词了，一个字也想不起来，但他不甘心就这样退场，憋了半天，最后冒出两句风马牛不相及的话来，“臣闻上古民风淳朴，请陛下多多保重”，惹得皇帝和众大臣大笑不已。 二 归宋后为何不受重用 传说中，杨业是深受北宋重用的有功之臣，大宋江山若有十分，杨家担了七分。但事实是，杨业归宋时并没太受重用，也没受重赏。宋太宗封赏降臣之时，除了北汉主刘继元之外，马峰、郭万超等四人受的封赏最重，杨业根本靠不上边，所以都未在记录之列。归宋三个月后，因为要被派往边防前线，才有了对他的所谓厚赐。宋朝的用人之计是密赏，跟今天企业的密薪制相似，赏了些什么，赏了多少，别人无从知晓。 杨业在宋朝的地位不高，从没有成为宋军的主将。归宋时，杨业受封“左领军卫大将军”，说白点只不过是个“环卫官”的角色，而所谓的郑州刺史，也不过是个从五品的虚职。以这样的官位是无法近得皇帝身边的，离朝廷重臣相去甚远。他在北汉官至建雄军节度使，是二品以上大员。两相比较，天壤之别。 杨业在宋廷不过是位列偏裨的边将，入宋不足8年就战死在边关，《宋史》甚至连他的出生年月都搞不清楚。如果非要说杨业是受重视和被重用的，那就有点自欺欺人的味道了。杨业不受重用，事出有因。这既与他的家庭出身有关，也与宋朝军事体制的结构有关。 首先，杨业的家世背景让他难获信任。杨业的父亲杨信原为麟州刺史，当时各种割据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杨家虽然也算是一方豪强，但势力相对较弱，只能于夹缝中求生存。 杨业20岁就被派给刘崇，这很可能是一种家族谋略。杨业年少英雄，很有才干，所以很快被刘崇赏识。但是，951年刘崇在晋阳自立为帝时，杨业的父亲已经归降后周了。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复杂难解的现象，杨业在北汉听差，他的父兄却在后周为臣，父子三人效力于互相敌对的两个国家。这样一种局面的形成，当然有事出偶然的不可控因素，但也不排除杨业父亲的预先设计。在那个时代，脚踩两只船，谁先到岸就靠谁的现象并不鲜见。按今天的话说，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也许更为安全。 杨信去世之后，杨业的弟弟杨重勋继承了麟州刺史的职位，因为杨业效命北汉与后周为敌，当然不可能返回后周继承父业。麟州地处北汉与后周边境，杨氏的武装力量有限，没有强大到足够自保或自立，为了保全自己、保存实力，杨重勋在北汉与后周之间不停地摇摆，他以麟州刺史的身份几次投降北汉又数次回归后周。 有这样的家世背景，杨业投降北宋之后，难免让人觉得不够放心，而他自己也会先虚上几分。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当监军责问他是否有异志时，他显得格外敏感。 降将的日子是最为难过的，在正统方看来，你既然可以弃城降我，在危急关头也可以降他。实际上，杨业并没有可值得怀疑的前科，与他的兄弟不同，杨业自跟随刘崇之后，30多年间，不管北汉发生什么样的变动，他一直忠心耿耿，从无二志。 但是，光自己觉得忠心耿耿还远远不够，对于降将而言，检验和考验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这个过程可能足够漫长。降将很难被重用，这也是历朝历代的通例。看看《三国演义》赤壁大战中蔡、张二将的下场，也就不难理解身为降将的难处。 再者，以杨业在北汉军中的地位论，他也很难再受重用。他与北宋征战多年，积怨应该不浅。他在抗宋过程中获得了很高的声誉，现在又转过来依宋抗辽，难免会受到歧视或嘲弄。 杨业之所以不被重用，更为重要的根源还在于宋朝的军事制度。宋朝非常注意限制武将权力，从宋太祖开始，就对武将处处防范，决不会任由任何一员武将决定着朝廷的七分事务，更何况是能征惯战的降将。重文抑武是宋朝的国策，后来慢慢形成一种制度，演变为一种文化。 宋太祖经历了皇位频繁更替的五代乱世，由陈桥兵变起家的他，对武将左右朝局的历史认识得非常深刻，为了确保大宋江山的长治久安，防治武将拥兵自立便是头等大事。于是他精心策划设计了限制武将权力的种种措施，杯酒释兵权之后，许多开国大将都被解除了兵权。 宋朝的第二位皇帝宋太宗则是在“烛光斧影”中上台的，他对手下的猜忌之心更重，即使是亲弟、亲子也概莫能外。每次大战之前，他都给大将赐阵图，让他们“各遵成算”，不能有丝毫变动。对嫡系将领如此，对降将是什么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对于北汉降将杨业来说，缺乏皇帝的信任当然是危险的事，但没有同僚们的信任，危机更会进一步加深，而且很可能加重皇帝的猜忌。杨业归宋后不久，因熟悉边防情况被派往前线，立了战功，受到提拔和封赏，由此受到一些人的嫉妒和非议，有的人甚至向皇帝告状，揭他的短。宋太宗的处理方式是，原封不动地将那些斥其短的奏折转给杨业。 这一招算得上高明，但并不是宋太宗原创，而是向唐太宗取的经。当年唐太宗曾用类似的手法处理过类似的事情。有人认为宋太宗这么做，表达了他对杨业的信任。事实可能并非如此，起码不是全部。宋太宗对杨业是不放心的，把告状信给杨业看，一方面表现自己的坦荡，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是在警告杨业，你的一举一动我都是知道的，全在我的掌控之中，你要小心行事了。 宋太宗的这种警告还算温和，大体上是属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范畴，没有什么致命的危险。杨业虽然屡立边功，但生存环境不算太好。他不仅得不到充分的信任，还屡受排斥，诸如监军那样的上级领导前来，更是常常对他冷眼相看。这都是因为他是降将，在宋将看来他尚不是自己人，要想融入其中，还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非常艰难。 其实杨业大可不必抱怨，在北汉降将中，他所受的待遇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宋在不同时期，对待降将的政策不同。平定太原之前，降将一直都受重用，目的很简单，在于发挥他们的示范效应，吸引更多的将领投降。对于被擒获的将领，则大多不用甚至杀掉。杨业被闲置起来没有被杀掉，还是比较幸运的。如果不是边情紧急，杨业又对契丹情势了然于胸，估计宋太宗还不会想起杨业，他可能永远都会被闲置下去，毕竟他与北宋抗争了近30年，给了宋朝很大的威胁。 三 潘杨有无恩怨 故事传说里，潘杨两家恩怨重重，潘美必欲置杨业于死地。事实究竟如何呢？ 杨业与潘美是因为抗辽的共同需要才走到一起的。五代末年，周世宗曾收复过燕云十六州中的瀛、莫两州。979年，宋太宗打下太原之后，豪情大增，准备趁势收复其余各州，但因兵马连续征战过于疲惫，在逼近幽州之时，已是强弩之末，被辽兵大败，北方边境形势处于非常不利的态势。 杨业与契丹打交道30多年，老于边事，洞晓边情。为了加强北部边防的力量，宋太宗将他调任代州刺史，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隶属大将潘美部下。潘美是三交都部署。代州和三交都在今天的山西，当时是抗辽前线。杨业与潘美大约相当于前线指挥官和边防总司令的关系，小说故事里描述的先锋与元帅的关系也算靠谱。 宋太宗做出这一决定的时间是979年冬天。杨业于979年8月归宋，11月即转任边防。这年冬天，山西北部的天气异常寒冷，潘美与杨业的关系也微微带着股寒意。一个是战功赫赫的边防总司令，一个是刚刚归顺急于谱写老兵新传的前线指挥官，不同的出身、地位，不同的经验、阅历，使得两个人的合作令人期待，也充满悬念。 979年宋军征辽失败，助长了辽军的气焰，他们不断地南侵，宋军形势非常被动。宋军虽然打下了大半个中国，但对阵野蛮剽悍的辽军却没有什么经验。杨业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对边境情况非常熟悉，无论地理、民俗、敌情，都算得上了如指掌，虽然已是50多岁的老人，但英勇不减当年。传说杨门七子个个勇猛非凡，尽管史料无法证实这一点，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杨延玉、杨延昭两个孩子经常追随杨业一同作战。 应该说潘杨最初的合作是成功的，这从雁门关一役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宋军在潘美和杨业的率领下打了漂亮的翻身仗。雁门关地处代州北面雁门山的断崖绝壁间，道路曲折地势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雁门关一役恐怕是杨业归宋后最杰出的表现。 公元980年3月，十万辽军进犯雁门关，当时镇守代州的杨业只有几千兵马，双方力量相差悬殊。危急时刻，老将军没有慌乱，凭着对地形的熟悉和过人的胆识，亲率少量骑兵从代州北面西陉寨出发，抄小路直逼雁门关北口，从辽兵背后突然杀出。辽军做梦也没有想到宋军有如此奇妙的一招，一时间阵脚大乱。潘美与杨业合击辽军，大获全胜，辽军损失惨重。驸马萧多罗当场毙命，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海被活捉。 第 4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5 章 杨家将的历史真相（出书版） 作者:张永廷 第 5 章 北宋初期，雁门关一带是宋辽激烈争夺的战场。雁门关一战对宋朝来说有着非同凡响的重要意义。自979年以来，宋军对辽作战一直处于颓势，辽兵屡屡南侵骚扰河北、山西一带，宋军束手无策。雁门关一战之后，辽兵有所忌惮，不敢轻易发动进攻，双方的局面暂时稳定下来。 雁门关战役的胜利固然源于杨业的有勇有谋，也得益于主帅潘美的密切配合，否则仅凭杨业的数百骑如何抵得过辽国十万大军？过分夸大杨业的功劳不够客观，主帅潘美也是功不可没。作为北汉降将，雁门关一战既是扬名也是正名的机会，雁门关大捷的消息传到开封，宋太宗很是高兴，提拔杨业为云州（大同）观察使，仍兼代州刺史。观察史是一个正五品的官阶，杨业等于升了一级。 杨业是北汉降将，说白点就是外来户，他的声望上升很容易引起朝中大臣以及习惯势力的另眼相看。史书上记载，防守边境的主将因此妒忌他，向皇帝打报告，说他的坏话。宋太宗看了之后并不在意，也不追问，只是将奏折转交给杨业，让他自己看。 究竟是谁说的，说了些什么不得而知。有人据此推测，潘美很可能打了杨业的小报告。这种指责经不起推敲，根据事实分析，潘美打小报告的可能性为零。 其一，潘美用不着嫉妒杨业。他自己因边事屡受封赏，在此期间被封为代国公，随后改封忠武军节度使，又加封韩国公。杨业只不过被提拔为正五品的观察史，两人地位相差悬殊，杨业威胁不到潘美，他犯不着嫉妒杨业。再者，潘美从无上书谮谤他人的历史，他也没有这个必要。他与杨业已共事六七年，配合默契，处置边事诸般顺利，屡传捷报，雁门关大捷是最好的诠释。 其二，潘美是两朝重臣，根正苗红，深受皇帝信任，在部队威信很高，又是杨业的顶头上司，若对杨业有什么不满，直接招呼就行了，用不着避近就远，惊动到皇帝那里。 其三，打小报告的人若真是潘美，皇帝应该不会将报告转给杨业。试想，潘美与杨业是正帅和副帅，皇帝这样做不明摆着挑拨双方矛盾吗？将帅不和是军中大忌，宋太宗是马上皇帝，还算英明，国家正值用人之际，他怎么会把将帅放在一个笼子里，鼓动他们自相残杀呢？ 打小报告的人，十有裕的评判最为严厉： 昨出师徒，俾其监护，固合明宣纪律，动协机宜。而乃堕挠军谋，窘辱将领，无公忠之节，有狠戾之愆。违众任情，彼前我却，失吾骁将，陷此生民。合塞群情，抵于严宪。 王侁和刘文裕被委以监军的重任，他们理应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督促部队严守纪律，鼓舞激励官兵士气，但是他们却越权越位，干涉阻挠军事谋划，羞辱逼迫军事将领，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战斗打响之后，让杨业冲锋在前，自己先行退却，所作所为堪称“无公忠之节，有狠戾之愆”。 应该说，宋太宗对此事的认定和评判是客观公正的，王侁是这次兵败的祸首。有人分析认为，王侁有通敌的嫌疑，理由是，在此战之前的太平兴国初年（975年），契丹来使多为王侁接待，一年中往来数次，王侁返奏皇上所言多为好话。 这种观点很可能影响了宋太宗，一年以后，潘美又重新受到重用，刘文裕也被召回京都，“上知业之陷由，召文裕还”，只有王侁维持原判。从此，王侁是陷害杨业的主犯成为官方的基调，国史、实录无不受此影响。 第 5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6 章 杨家将的历史真相（出书版） 作者:张永廷 第 6 章 不管基本事实如何，有关杨业之死和他与杨业的关系成了潘美一生最大的污点，这一污点后来被不断放大与演绎，潘美的形象离真实越来越远。此一役，潘美受到了处罚，有人说被降了三级，其实并不准确，他只是被削去了三个官职，因为他本身就身兼数职，这种处罚不能说轻也不能说重。第二年之后，潘美又开始逐步受重用，一度升为同平章事，相当于宰相。几个月后潘美去世，享年67岁。死后赠中书令，封号为武惠。咸平二年，配飨太宗庙庭。这是非常高的礼遇，死后能进太宗庙廷比现在进早已被刮剥净尽，俨然成了一座“无字碑”，被冷落在胜瀛楼北面的台基上。 宋太宗在太原犯下了滔天罪行，自己却浑然不觉，还要评功摆好。“皇威争一瞬，民意重千秋”，宋朝欠太原人民的账太多，《宋史·礼志》提到，北汉平复77年之后，旧城的百姓仍有不肯入住新城的，所以建议朝廷要宽其赋税，除其徭役，免除他们的后患，这则史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晋阳百姓与宋朝廷间深深的芥蒂。 宋太宗焚烧晋阳堪称历史上最为残酷和昏庸的决定之一，不仅给晋阳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为宋朝之亡埋下了祸根。 晋阳城始建于春秋时期，以晋水流经其北而得名，传说周成王的弟弟叔虞初封于此。后代历经北齐、唐、五代的不断经营，成为北方军事重镇，又是三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天下名藩巨镇，无有出其右者”之誉，堪称“北门锁钥”。 唐朝李渊父子从晋阳起兵，统一全国后，将晋阳定为北都，不断整修扩建，晋阳城由跨越汾河两岸的三座城池组成，方圆达40余里，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十分坚固，成为拱卫北方的重要屏障。“安史之乱”中，叛军攻破了洛阳、长安东西二京，唐玄宗逃往四川，十万叛军合攻太原，守将李光弼依据坚固的城池，以不足万人的地方武装，坚守50余天，终于击退了敌军，并以此为根基，收复了大批失地。 后来，由于石敬瑭割让了燕云十六州，赵光义又摧毁了这一北方的名藩巨镇，黄河以北成为敞开了大门的庭院，终于导致金人侵入，汴京失陷，北宋覆亡。从此以后，中国汉族封建王朝在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抗衡和争战中，开始由强变弱，处于下风。这不只是一座城池的悲剧，而是一个民族的悲剧。 一般的杨家将故事都讲杨家父子如何尽忠赵宋王朝，但晋剧却更多的是表现杨业被陷害的无奈与悲凉，很少写杨家将如何杀敌，如何边关立功等等。鉴于北汉军民与宋朝廷这样的历史渊源，其中的缘由也就不难理解。潘美虽非晋阳之痛的主谋，但却是罪行的实施者，北汉遗民借助艺术的翅膀，将其加以痛斥，以解心中之恨。 传说中的潘美盖过了历史上的潘美，潘美成了奸臣的典型代表。无中生有是戏剧的魅力，但却是历史的大忌。戏说不是历史，戏剧小说不能当历史来读，同理，历史人物也不能与娱乐人物对号入座。 六 潜规则的威力 美国有部名著《第二十二条军规》，军规上明明只有二十一条，但看不见的、不成文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实际上，第二十二条军规就是我们所说的潜规则，往好听一点说叫惯例。 982年4月，契丹主耶律贤兵分三路攻宋。中路攻雁门，被杨业打败，损兵三千。这一年9月，耶律贤去世，12岁的隆绪继位，史称辽圣宗。他的母亲萧太后摄政，辽朝内部隐藏着各种矛盾。萧太后史上确有其人，名叫萧绰，小名燕燕。 宋将贺怀浦、贺令图、刘文裕等先后上书，要求乘机收复燕云十六州。他们认为，契丹朝中大臣多有不服，叛乱甚众，正是讨伐之机。但是宋太宗一直按兵不动，雍熙三年（986年），才决定出兵北伐。机会出现之后，宋太宗为何拖延了四年之久才行动？这里面究竟有些什么样的玄机？ 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979年幽州之败对宋人的打击实在太大，北宋需要时间以恢复元气。另一方面，宋太宗担心政局不稳，朝中的不稳定因素牵扯了他太多的精力。攘外必先安内，这是他的执政理念。 第 6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7 章 杨家将的历史真相（出书版） 作者:张永廷 第 7 章 最令宋太宗赵光义忧心的，是他登基的合法性。宋太宗弟继兄位，朝野内外常有非议。宋太祖的两个儿子以及弟弟赵廷美都正值青春年少，无论他们有没有夺权野心，只要他们存在，对赵光义就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威胁。 宋太宗原本希望通过建立盖世武功来树立他的崇高地位，所以才有了979年急功近利的北伐契丹，但那一场战役的惨败，使他的雄心壮志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他开始认识到，收复燕云十六州实在太难。于是目光由外转内，把稳定政权作为头等大事。 幽州之战失败后不久，宋太祖之子赵德昭在他的言语刺激之下，自杀身亡。981年3月，宋太祖的另一个儿子赵德芳又突然暴病身亡。随后，宋太宗联合赵普抛出所谓的“金匮之盟”，为他继位的合法性寻找依据。紧接着又合伙整治唯一可能威胁皇位的赵廷美，将赵廷美一贬再贬。公元984年，赵廷美在忧愤之中客死他乡。这个时候，宋太宗才能够腾出手来，从容对待北部边防。 986年春天，宋太宗又收到边将密报，称“契丹主少，母后专政，宠幸用事”。其实，经过几年的整治，萧太后在辽国的地位已日渐稳固，辽圣宗也已16岁，与萧太后的宠臣韩德让相处融洽，契丹出现了辽史上较为辉煌的时期，可以说，北宋进攻辽国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 宋太宗亲自指挥，从河北、山西分东、西、中三路出兵攻辽，约定最后会师幽州。大将曹彬、崔彦进、米信率领东路军为主力，从雄州出击，向幽州推进；田重进率领中路军，由定州攻飞狐，攻取河北西北部和山西东北部；潘美和杨业率领西路军，出雁门关，收复关北的广大地区。 宋军的策略是中路和西路军先行突击，猛攻猛打一路东进会合主力部队。宋太宗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辽军是一棵大树的话，宋军的战略就是先去其枝叶，然后合力拔树。可惜的是，这一战略决策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变故。 战争的最初相当顺利，中路和西路军连战连捷，打了不少胜仗。潘美和杨业率领的西路军，人人奋勇，个个争先，所向披靡，不到两个月就收复了云州（山西大同）、应州（山西应县）、寰州（山西朔县东北马邑镇）和朔州（山西朔县），差不多完全收复了山西北部的失地，兵锋直抵桑乾河。 中路军也收复了一些失地。 问题出在东路军这支主力部队身上。中、西路军连打胜仗的消息传来，他们乐观地估计了形势，不顾粮运困难等客观条件，擅自改变作战计划，盲目进军。按照部署，东路军的任务是从东侧虚张声势，以十万之众佯取幽州，诱使契丹主力前救范阳，逼空契丹山后，为潘、田两军从西攻打提供良机。 宋太祖要求曹彬率领的东路军持重缓行，不可贪功冒进，等到潘美尽取山后之地会合田重进东进，与曹部合取幽州。但是，也许是因为宋军攻势太猛，也许是辽军有意诱敌深入。总之，宋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连克固安、涿州、新城等地。 胜利来得太过容易，不少人开始洋洋得意、头脑发昏，以为辽军不过如此，再加一把劲就可以直捣他们的老窝。东路军的一些将领把初时的战略部署抛到脑后，轻敌冒进酿成大祸。他们在涿州被耶律休哥断绝粮道，退兵之后再败于岐沟关，不得已退归雄州。辽兵趁势追杀，宋军损失惨重，曹彬仅以数骑逃亡。 宋军主力失败打乱了整个战略部署，导致战局逆转。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宋太宗下令全线撤退，要求田重进退还定州，西路军退守雁门关以南的代州，掩护四州官民内迁。与此同时，萧太后统领十万大军进行反扑，包括潘美在内的宋军已两度败于辽将耶律斜轸，应州守将弃城而逃，辽军又乘机夺回了寰州。 在这种情况下，把四州人民迁回内地，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代州在雁门关之南，强大的辽军占据了雁门关北，宋军曾收复的四个州中，应州和寰州已经丢了，云、朔两州被辽军隔断，呈孤悬之势，联络相当困难。 潘美是西路军的主帅，杨业是大将，在他们之外，还有两位监军王侁和刘文裕。监军的职位虽然并不比杨业高，但他们代表皇帝，地位非同一般。在讨论如何完成任务时，杨业与监军发生了激烈争执。 根据当时敌强我弱的现状和部队所担负的任务，杨业主张不与强敌硬拼，采取灵活机动的方法跟敌人周旋，并提出了保卫云、朔和应州人民南撤的作战方案。他建议先出兵应州声东击西，乘辽军掉头迎战兵力分散之际，聚歼其部分精锐，借以掩护云、朔两州人民安全向南撤退。 监军王侁对杨业的计划不以为然，他声言宋军现有几万精兵，完全可以走雁门关大路，堂堂正正地向前，看契丹能怎么办。另一位监军刘文裕随声附和。主帅潘美默不作声。若依王侁所言，那就意味着要和辽军硬碰硬，当时辽兵十倍于宋。 杨业非常激愤，指出那样做犹如以卵击石，只会导致失败，根本无法完成任务。身为武将，又觉得自己正确，杨业直言不讳，言辞之间火药味很浓。 王侁听罢非常生气，不但不肯听从他的意见，反而讥讽他：“你平日自诩无敌，如今碰上敌兵，不敢正面迎战，难道是‘有他志’吗？” 杨业本是北汉降将，与辽国有着30年的盟友关系。归宋后，原本就受排挤，王侁这番话无疑是对他的嘲讽和羞辱。王侁的潜台词非常明白：“你当初对抗我们大宋不是挺能打的吗，还号称‘无敌’，现在要对付辽人就成了软蛋，难道你与他们另有约定吗？”（据《宋史·杨业传》） 在那个年代“有他志”就是死罪。这话从一个监军之口说出，分量是相当重的，字字都击向杨业的软肋。杨业望向主帅，希望他能主持公道。潘美是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名将，应该知道在敌众我寡之时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更为妥当，况且此行的任务不是与敌交锋，只是迁移民众，但潘美一言不发。 监军是代表皇帝的，如今战术之争上升到了“有无他志”的政治高度，杨业知道再争辩下去也是无益，他横下一条心，慨然而答：“我杨业并非贪生怕死，只因敌强我弱，不想叫将士们白白送命。现在大人既然如是说，我只好领兵受命。” 兵法云，知可以为而为，知不可以为而不为。杨业明知不可为而为，明知出兵必败而又不能不出兵，他伤心至极，与潘美洒泪话别：“我本是北汉降将，按理当斩，太宗皇帝不仅没有杀我，反而委我重任。我决非畏懦不战，只是想等待有利时机战则必胜。现在事已至此，我自当殊死一搏。” 杨业兵到朔州之南、代州西北的陈家谷口，请求潘美安排精壮步兵在此埋伏以待接应。随后，他率领儿子杨延玉和73岁的老将王贵，带着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豪情杀进谷去。 辽军调动大批精锐把宋军团团包围，杨业父子浴血苦战，从中午杀到黄昏，宋军只剩下一百多人。他们且战且退到了朔州以南十裕的姐姑是宋太宗之祖母，与皇家有血缘关系，算是“外戚”。他29岁“起家补殿直”，官位很低，但在太宗继位之前，与赵光义有过不少接触，太宗当了皇帝之后，对他不断提拔。 皇帝派监军到西路军，不是监督杨业的，而是监督主帅潘美的。对抗监军就是对抗皇上，“有异志”者是死罪，监军有权处死心怀异志的战将，有的大臣仅仅与监军发生了争执就受了贬官的处分，这是有先例的。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能理解潘美为什么没有挺身而出为杨业主持所谓的公道。官场上，不作为有时是立身之道，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做的时候，宁可不做也不能犯错。 潘美不是个心胸狭窄的人，只不过他处事比杨业更为周到圆滑，如果没有这一点，他恐怕早和其他武将一样被“杯酒释兵权”了。以他的性格和为人，在那种场合不会轻易表态，稍微有点城府的人都不会与监军正面冲突，监军的权威是要维护的，否则朝廷也不必派什么监军。 历史上潘美也曾当过监军，对监军的职责肯定有很深刻的理解。宋太祖刚继位时曾对陕州主将袁彦不信任，派潘美去做监军，并授意他随时可以取其性命。但潘美单骑赴任，以大局为重，不但没有简单行事，反而感化激励袁彦，使其诚意归顺大宋。 史书上说杨业不知书，看来也不是空穴来风，从其性格过于耿直这一点就能看出些苗头来。杨业与潘美是西路军的主将副将，此前他们之间没有过节，而且能够一起打胜仗。与杨业相处，潘美的心态应该是放松的。杨业是北汉降将，立再大的功也无法与他们这些“根正苗红”的人相比。倒是杨业急于表现自己，想证明自己的能力，这本无可厚非，但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如果过于急于求成，很可能是欲速则不达。历史上一些招致杀身之祸的名将大多有这个毛病。南宋的岳飞如此，明代的袁崇焕也如此。 批评潘美的人责难说潘美应该站出来支持杨业，持这种观点的人显然是过高要求官场中的人了，不了解现实的残酷性，带了太多的浪漫色彩。不仅是潘美，即便换了一个人，也不会轻易否定监军而支持杨业。况且当时，两位监军已形成了一致意见，潘美此时站出来反对，只能使矛盾激化，于解决问题无益。 如果军队主帅与监军发生争执，皇帝肯定更容易相信监军而非部队将领，王、刘二人回朝后的汇报至关重要，他们是最能左右皇帝判断的人。杨业不懂吏事，不懂官僚系统的程序，而潘美在官场历练多年，显然更世故老到。如果潘美是动不动就与人叫板的人，他也不会有功德圆满的下场。 杨业之死，与其说是被奸人所害，倒不如说是死在了无处可见但又无处不在的“潜规则”。“有他志”、“莫须有”、“朝廷疑耳”都是宋朝军事制度之下的悲剧，也是整个中国历史的悲剧。杨业的悲剧是宋朝武将的悲剧，或者说是中国武将的悲剧。 七 谁为杨业洗冤屈 第 7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8 章 杨家将的历史真相（出书版） 作者:张永廷 第 8 章 杨业的冤屈肯定是有的。但这个冤情，不是在其死时而是在其死后。杨业身为云州观察史，是一个五品官，按宋朝规定，正常死亡时，应赐“钱三百贯，绢布各二百匹，酒五十瓶，羊五十口”，若战场牺牲则赏赐更高，但一开始杨业只被“赐绢布各百匹，粟一十石”。比他品级低的岳州刺史贺怀浦，正常死亡时应“赐钱百贯，绢百匹，酒十瓶，羊十口”，战死后朝廷多赏了十瓶酒、五口羊。两相比较，杨业肯定是受了冷遇，否则他的待遇不会如此大打折扣。不过随后，宋太宗亲自下旨表彰，赏赐其“布帛千匹，粟千石”，大幅提高了赏赐标准。 为什么前后反差如此之大，其中缘由历史上没有留下记载，事实真相是如何呢？ 杨家将故事中，有佘太君上殿为夫申冤的情节。此说源于清代地方志，光绪年间编修的《岢岚州志》称：“杨业妻折氏……性敏慧，尝佐业立战功……后杨业战死于陈家谷，潘美、王侁畏罪，欲掩其事，折上疏辩夫力战获死之由，遂削二人爵，除名为民。”《岢岚州志》的可信度历来招致怀疑，其短短的几行记录，事实交待含糊。最为明显的是，潘美没有被削职为民，只是除去了三个封官。潘美被削职为民是传说不是历史，《岢岚州志》把故事传说也当成史实一并记录了。所以，佘太君为夫申冤一事未必可信，为杨业昭雪一定是要有证人的，她没有前线亲历，战场上的事她并不知情，空口无凭如何控诉？ 当代学者李裕民提出了另一种说法，据他的研究，是一个叫刘吉的人搬动了历史的“道岔”，洗雪了泼到杨业身上的脏水。他的依据是北宋名臣张咏的长诗《赠刘吉》，诗中有“冒死雪忠臣，谠言警贵侍”之句，作者在自注中称这两句诗与杨业有关，杨业忠贞但被奸臣所陷。 张咏与杨业、杨延昭为同时代人，历经太宗、真宗两朝，生于946年，死于宋真宗大中祥符钱，你竟如此打我，难道还能把我杀了不成？”张咏被他的不屑激怒，当即挥毫写下四句判词：“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随即杀了那个小吏。一个不知进退的小吏，用自己的性命换来了“水滴石穿”这句成语。 关于刘吉，宋朝也确有其人，不过名望不高，《宋史》没有为他立传。从散见的史料分析，他是个敢做敢为的性情中人，与张咏性情相投，身世又与杨业有某些类似。杨业是北汉降将，他是南唐降臣，归宋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制、排挤和打击。杨业的冤屈，难免会让他有惺惺相惜之感。但以刘吉的身份和地位，想为杨业翻案太难，那是他所力不能及的。 关于此事，李裕民先生也只是提供了一个线索，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证据。与佘太君一样，刘吉不是杨业一案的亲历者，他如何知道前线发生的事情，又如何为杨家雪冤呢？问题在最关键处缺失，因而没有太强的说服力，刘吉所能做的也许就只是振臂鼓与呼，他很可能也这么做了，并且冒了某种风险，受到了一些打压。 如果杨业真有冤屈，要为其申冤，至少需要两方面的证据，一是前线决策时的内幕披露，二是战争亲历者的证明，这些才是最重要和最有说服力的。但是要搜集到这些证据谈何容易，只有潘、杨、王、刘等几个人合议的军情机密，外人如何能得知真相。如果潘、王、刘众口一词，杨业是无理可辩的。所以，杨业最后被厚赏，很可能是潘美和两位监军中至少有一位主持了公道。 至于杨业一开始没得到应有的抚恤，很可能有一些情况未明。冯小刚导演的《集结号》里面有一个情节，战争失踪人员与战死的烈士享受的抚恤有很大差别，主人公所在的部队整连的官兵全都牺牲了，但因为没有找到遗体，享受不到烈士的待遇，众人皆知其冤。 杨业的情况很可能与之类似，因为他被辽人俘虏，宋人无法确定他的生死，暂不能按照阵亡的标准发放补贴也在情理之中。如果事情没有搞清就发放高额补助，很可能闹出笑话。宋真宗时，大将王继忠被辽军所俘入赘辽国，但宋廷以为其战死而给予厚赏，真相大白后很是尴尬。 杨业之死真相大白之后，他受到了高规格的赏赐。宋太宗在诏书中称赞他“尽力死敌，立节迈伦，不有追崇，曷彰义烈”，同时认定潘美、王侁等人有罪，其中一条是“败约，援兵不前”，致使“失吾骁将，陷此生民”。具体到王侁，宋太宗的措词更为严厉，“堕挠军谋，窘辱将领，无公忠之节，有狠戾之愆，违众任情，彼前我却”，最后将他除名发配金州，潘美则被削去了三个官职。 应该说宋太宗的处置是公正的，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杨业传》、《潘美传》在涉及这一事件时，陈述基本相同，可见《宋史》是统一了口径的。几处史料都没有就杨业一事的前后变化给出说明，这就给了后人无穷的想象空间。也许这件事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所以朝廷也就没进行特别的说明。宋廷只是根据事实纠偏而已，这个纠偏是自纠而不是他纠。 无论佘太君还是刘吉，或者是别的什么人，如果他们想要为杨业雪冤，首先得知道杨业有什么冤，造成冤屈的原因和凶手是谁，然后还得着手搜集证据。因为他们都不在战争现场，而要控告的又是监军和朝廷高官，这不仅仅需要勇气、毅力，还需要时间。 但事实是，从北伐失败到潘美受罚，之间的间隔非常短，根本不可能生发出那么多是非来。从《辽史》和《续资治通鉴》披露的史料看，陈家谷之战大约发生在七月初。七月十五日，内迁的7.8万余边民已安置完毕。至章，这种广泛的宣传和心理攻击，对宋军守将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仁宗时的包拯在《论边将》中说，代州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必须有最得力人选镇守。因为代州与云、应等州相去甚远，路又平坦，最是易攻难守。太宗时用杨业守之，可见是多么慎重。杨业死后，雁门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宋朝云、代两州守将一遇辽军便望风而逃，辽军顺利而迅速地收回了先前失去的四州。 古北口杨无敌庙的存在，不知是辽人有意还是无意设的一座心理战基地。仁宗时的刘敞、神宗时的苏颂、哲宗时的苏辙等1600多名宋朝官员出使过辽国，他们无一例外地凭吊了杨业庙，苏辙和苏颂还留下了“尝享能令异域尊”、“威信仇方名不灭”的千古名句。杨业在辽地的声望，反过来又促使他在中原的声望不断上升。 墙内开花墙外香，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今天依然如此。一件事要想得到国人的认可和追捧，先在国外获个奖什么的可能是最好的捷径。张艺谋的首部电影《红高粱》当年在国内拷贝难卖，但在柏林斩获金熊之后，马上翻身热映，张艺谋由此走上了名导之路。贾璋柯的电影多年来一直只能走地下路线，他也是通过先在国际上获奖再打开国内市场，由此获得成功。这样的事情太多，不必一一历数。 杨业身为偏将而在历史中闪耀，跟辽人的造星宣传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没有杨无敌庙，如果没有辽人的刻意宣传，杨业之名很可能被尘封在历史深处。杨业被誉为一代名将实在与他五品官的身份不够相称，他没有显赫的地位，甚至于连确切生年都不被历史所载，他的民间口碑带动了他的历史地位，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史上都是一件非常奇特的现象，非常值得人们研究与深思。 第三章 杨延昭：郡马身世疑问多 杨业是杨家将的第一代，在历史记载中功名最盛，牺牲最壮烈。杨家将第二代代表人物当属杨延昭。杨延昭生于公元958年，那时大宋朝还没有建立，死于1014年的宋真宗时代，享年56岁，是杨家将中唯一生卒年月都记载完整的历史人物。 一 名字背后有玄机 关于杨延昭的故事很多，歧义也很大，首先杨六郎叫什么名字就有些众说不一。最权威的解读应该是《宋史》，杨六郎最初叫杨延朗，1012年因避道士赵玄朗之讳而改为延昭，按理说一个道士的名字无须避讳，但这个道士非同一般，宋真宗将其尊为圣祖。 真宗皇帝为何对一个道士情有独钟，赵玄朗又是何方神圣，搞得宋真宗如此兴师动众？很多人对此可能并不太清楚，但若要说赵玄朗就是财神爷赵公明[1]，恐怕就没有几个人不知道了。 那么宋真宗为何要以赵玄朗为圣祖？财神爷又怎么和宋真宗扯上了关系，摇身一变成为赵家的始祖了呢？这还要从道教在宋朝的发展说起。宋初，太祖、太宗时代，采取的是佛教、道教同等对待的政策。宋太宗幽州战败之后，开始倾心于道教。当时契丹视辽主为天，称皇后为地，每年数次祭天，声势浩大，很以为傲。宋朝的一些大臣，揣摸皇帝逐渐产生的厌战心态，鼓励他尊崇道教，让辽人知道天佑大宋，他们就不敢南侵了。这种自欺欺人的思想，在宋真宗时发展到了极致。 宋辽结下澶渊之盟后，宋真宗初时欣喜，后觉屈辱，内心十分惶恐。受了王钦若等人的怂恿，在全国各地大造祥书天瑞，希望能够借助神力安定人心，巩固统治。宋朝廷的想法以现代人的眼光看非常幼稚，他们想通过制造气象万千的景象，让辽人看看，大宋是有天人相助、神灵保佑的，你们若敢南侵，那就是与天作对，自取灭亡。 以这种方式安国定邦，大抵有精神胜利法的意味在里面，是一种自我安慰、自我欺骗和自我麻木。从大中祥符元年 （1008年）正月乙丑始，大宋朝“天书屡降”。后来，真宗皇帝又不畏严寒，登上泰山，搞封禅大典。回来的路上又不辞劳苦地到曲阜拜孔殿，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 又过了两年，可能是觉得神必佑我的可靠性还不够大，为了进一步壮大声势，抬高皇室的地位，宋真宗准备模仿唐朝以老子为宗祖的办法，与道教的头面人物挂上钩。但道教至尊之神“太上老君”姓李，已被李唐王朝的皇帝拉过去了，宋真宗只好另想他法。只要肯动脑，办法总是有的。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十月，宋真宗的灵机来了。他假托玉皇之命，宣称保生天尊大帝赵玄朗就是他们赵氏帝王的族祖。这事《宋书·礼志七》中有详细记载： 有一天，宋真宗对辅臣说到一件很奇怪又很神圣的事。他先是梦到神人传达玉皇的命令，要让赵氏祖先前来传授天书，就像唐朝恭奉玄元皇帝一样。第二天，又梦到神人传天尊之言，告诉他祖先即刻就到。宋真宗在延恩殿设下道场，天尊对他言道，“我是九位人皇中的一位，是赵之始祖……后唐时，奉玉帝命，七月一日下降，总治下方，主赵氏之族，今已百年”，最后又勉励他说，“皇帝善为抚育苍生，无怠前志”。从此，道教又多了一位仅次于玉皇的尊神——保生大帝赵玄朗。 这一年十一月，宋真宗下诏，“圣祖名，上曰玄，下曰朗，不得斥犯”。所有犯“玄”和“朗”的名字都要改掉，杨延朗的名字当然是非改不可。非但杨六郎，不管什么人，无论如何显赫，只要犯忌，一律要改。孔子曾被宋真宗亲封为“玄圣文宣王”，因为犯了赵玄朗的名讳，只好去了“玄”字，改叫“至圣文宣王”，这个名号一直延续至今。另一位神灵玄武大帝因为同样的原因，也不得不改名。玄武大帝是太上老君第82次变化之身，被玉皇大帝封为玄武真人，镇守北方。玄武一词，原是二十提及的杨延朗也好，杨延昭也好，都是于正史有据的。但元曲《昊天塔》称杨六郎为杨延景。而同是杨延朗这个名字，元曲中是四郎，明曲中是五郎，演义及后世流行的戏曲中又是六郎。宋元以后的许多故事，杨六郎又被称为杨景、杨延昭，景成了他的字。从元代开始，很多戏曲里的杨六郎，大多都称为杨景。 为什么杨延昭又被叫做杨延景，《杨家府演义》的解释是，“昭”字犯了宋太祖之子赵德昭的名讳，所以改名杨景。这话有点牵强，杨六郎改名为杨延昭，是在1012年，其时杨六郎差不多走到了人生的终点，赵德昭已死了十几年，也从没听说过谁要避赵德昭的讳，而避赵玄朗之讳是真宗专门下过诏的。如果既要避赵玄朗，又要避赵德昭，那就不会有杨延昭之说了，直接改成别的名字不是更好吗，何来杨延昭这一中间环节。 元杂剧《昊天塔孟良盗骨》，六郎上场时就自称名景，字彦明。弟兄七人，名为平、定、光、昭、朗、嗣，与《杨家府演义》、《北宋志传》都略有不同，既有杨景，又有昭和朗两个兄弟，也不讲什么避讳不避讳了。元杂剧《谢金吾诈拆清风府》、《八大王开诏救忠臣》、《杨六郎调兵破天阵》和《焦光赞活捉萧天佑》，杨六郎都名杨景，而兄弟7人的名字又略有差异。《开诏救忠》、《活捉萧天佑》都说是平、定、光、辉、昭、朗、嗣，又说杨景字彦朗。看来杨景就是彦朗（延朗）比较可信，后世改称杨延昭倒是根据史书校改过的，因为《宋史》在元末才问世，那些杂剧是不可能受其影响的，倒是明代以后的剧作可能受影响比较大。所以，在明代传奇《三关记》等戏中，杨六郎都已改称杨延昭了。 清代宫廷大戏《昭代箫韶》，是在许多传统剧目的基础上重编的，杨家将名字又另有一套。杨继业有8个儿子，大郎杨泰、二郎杨徵、三郎杨高、四郎杨贵、五郎杨春、六郎杨景、七郎杨希、八郎杨顺。杨六郎还是叫杨景，这种说法似乎是从元杂剧承继而来。《昭代箫韶》中杨继业提到“长子杨延平”，佘太君提到“吾儿延昭”，其余各人再没有提及，给人的感觉也是杨家诸子的名字很不确定。 杨业之子的名字颠倒多变，但整体精神并没有改变，杨六郎仍是其中最具风采的一位。 二 延昭因何称“六郎” 这个问题听起来似乎有点荒唐，但实则不然，而且细究起来也很有意思。杨业有七个儿子，史书对此有明确记载，但排行问题却往往发生争议，分歧最多的就在于“杨六郎”是不是第六个儿子。 宋史《杨业传》：“业既没，朝廷录其子供奉官延朗为崇仪副使，次子殿直延浦、延训为供奉官”，其余三子并为殿直，再加上随同杨业战死的延玉，一共是七个儿子。除了杨延朗，史上都只提到了他们的名字，没有详细的事迹交代。根据史料分析，杨延昭比杨延浦以下的五位都要大。《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太平治迹统类》与宋史的记载大体一致，称杨业死后，朝廷“录其子供奉官延朗等五人”，没有包括最小的孩子延彬。按宋代律例规定，未满15岁不能赠官，当时延彬年龄尚小，所以并未受封。《太平治迹统类》是宋人彭百川所撰，书中记载了很多宋朝典故，对朝廷大政及诸臣事迹记录得比较清楚，与《续资治通鉴长编》一样，成书都比《宋史》要早许多年。 《宋史·杨业传》称延昭为“其子”，后面延浦等人只称“次子”，显然延昭应该比延浦等五人大，他不可能排行第六。而从年龄上推算，杨延昭也不可能是老六。杨业死时约五十六七岁，当时杨延昭29岁，老七还不足15岁。如果杨延昭为老六，则与老七年龄相差太大，也就是说，杨业在27岁之前的5年时间里要连生6子，而在其后的十几年里才生第七子，这看起来似乎有点荒诞。 还有人提出大排行之说。杨延昭在杨业的儿子中排行不是第六，但有可能在杨氏一族的大排行中居第六。这话听起来有一定的道理，也有一定的依据。大排行的风气，唐代最盛，到宋时也一直沿用。但据欧阳修的《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提供的资料推算，即使是杨家一族大排行，杨延昭排行第六的可能性也很小。杨继业与杨重勋是兄弟，杨重勋的儿子比杨延昭还小。而且很显然，杨家将故事中称其为六郎也是按着自家兄弟的顺序排的，不存在什么大排行问题。 很多戏剧故事里都想当然地把杨六郎看做了杨业的第六个儿子。既然杨延昭不可能排行第六，那么他被叫做“杨六郎”不是件很奇怪的事吗？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寓意？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还真有一些复杂。 历史上确有“杨六郎”之称，六郎是辽兵对他的称呼，宋史《杨延昭传》称“契丹惮之，目为六郎”。《续资治通鉴长编》讲“敌惮之，目曰六郎”，“虏畏之，呼为六郎”，这些记载都表明，辽人是因为害怕杨延昭而视他为六郎，与排行没有太大的关系，“六郎”一说应有某种特定的意义。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宋史》又什么也没说，以至于后人众说纷纭。杨延昭之所以被称为杨六郎，很可能与宋时对人称谓的一些风俗习惯有关。 第 8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9 章 杨家将的历史真相（出书版） 作者:张永廷 第 9 章 一种比较有意思的说法是“六郎”指特殊人才。在古代，包括宋代，有特殊之长的人往往被称为六郎，六郎是对人的一种溢美之辞。《北史·元文遥传》载，文遥子因文才高而被人称为“六郎”。《旧唐书·张昌宗传》称，张昌宗因貌美出众而被称为六郎。张昌宗是武则天的男宠，有一次宫中游宴赏莲，一位马屁精夸赞道“六郎似莲花”，没想到宰相杨再思的拍马更胜一筹，他说不是“六郎似莲花”，而是“莲花似六郎”。自此以后，“六郎”与“莲花”经常被混用，泛指美男。 南宋文学家岳珂（11831240），也就是岳飞之孙，写过一首《崔融荷华贴赞》，诗中有“六郎之风姿，秀于清池。初日之华蕤，流景发晖”之句。宋理宗时代的诗人王同祖写过几首《郡圃观白莲》，其中赞道，“六郎正被繁华困，不爱浓妆爱淡妆”。在这些诗里，“六郎”都是对男性之美的夸赞。但若说杨延昭是因为俊美非常才被叫做“六郎”有点太过勉强，辽人不可能因为杨延昭貌美就怕他。不过，如果再引申一下，由此推之，契丹人也许可能因为杨延昭武艺高强而誉之为“六郎”。 另一种说法认为“六郎”是指天上的星宿。宋代从真宗开始，道教风行。道教重视斗星崇拜，称“南斗注生，北斗注死”，人从投胎之日起，就从南斗过渡到北斗。人之生命寿夭均由北斗主其事。杨延昭就如北斗六星，主宰着辽人的生死存亡，所以他们怕他。 还有一种说法，北斗六星中第六星主燕，燕地正是当时的契丹所在，杨延昭镇守三关的目的是对付辽国，契丹人怕他，将他视为克星，称作“北斗六星杨延朗”，久而久之，演化为杨六郎。另有一种说法是，契丹人认为当天上有六颗星同现一方时，就是克星出现。而杨延昭就如六颗星同时出现般厉害，所以称其为杨六郎。 北斗六星第六星主燕，是宋代的一种主流观点。太平兴国之后，把新科状元吕蒙正请到南清宫共议此事。因为郡主的留诗里说，事情若要成功，除了专门有一章论及此事），而且宋时与柴家联姻不仅不是什么荣耀的事，还可能冒很大风险。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当年赵匡胤“黄袍加身”夺走了柴家的王位，为了回报柴家，遂给了他们很高的地位。事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赵匡胤不杀柴氏子孙就已是很大的恩典了，柴家的状况远没有传说的那样从容。 新、旧《五代史》记载柴世宗有子7人，没有提到他还有个女儿。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灭周立宋，年仅7岁的周主宗训被贬为郑王，与符太后一起移居西宫。符太后看破红尘，不久即皈依佛门。之后，北宋建隆三年（962年 ），年刚9岁的柴宗训被贬居房州，在那个十分荒凉的居住地，度过了11个孤独的岁月，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 三月心有不甘地离开了人世。柴宗训死时距20岁生日还差5个月，他一直没有结婚，所以也就没留下什么后代。死了的柴宗训比活着的柴宗训更为幸运。他活着的时候，基本上是被软禁，随着年龄的一年年增大，内心一定痛苦不堪。死后却受到了超豪华的待遇，赵匡胤亲自为其穿孝发哀，并辍朝十日，举行隆重的国葬，赐其“恭皇帝”的谥号，这都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柴宗训尽管有些压抑，但能活到20岁，已算是万幸。柴世宗另外几个儿子的下场也好不到哪去。当年赵匡胤兵变后发生了什么，历史已不能再现，但宋人的一些笔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情况，这些描述比后代的传说更为可靠。 赵匡胤入宫登基时，除了柴宗训外还发现了柴荣两个更小的儿子纪王熙谨与蕲王熙诲。当时赵普、潘美以及后周开国上将卢琰等人都在场，太祖顾问左右如何处置，赵普毫不犹豫地说杀掉他们。赵普话音刚落，左右侍卫迅速将纪王与蕲王抓了起来，两个孩子大惊失色，哭声震天。卢琰冒死谏阻：“尧舜授受不废朱（丹朱）、均（商均），今受周禅，安得不存其后？”这话既有美化赵匡胤的成份在内，又有保护柴家的意味。赵匡胤称帝是和平夺权，走了一道柴宗训主动禅让的程序，所以卢琰说他是“受周禅”。 赵匡胤见赵普与卢琰正方反方意见相左，而潘美手扶殿柱低头不语，太祖便厉声问他是不是也认为不能杀了熙谨与熙诲。潘美回答说臣不敢这么认为，但若杀了他们，确实是于理难容。潘美同时坦承自己的难言之情；自己当年与陛下一起面事世宗，现在如果劝陛下杀掉他们，岂不是有负世宗。但若劝说陛下刀下留人，陛下一定又会怀疑自己的忠诚……太祖打断了潘美，表态说即人之位、杀人之子会让他于心不忍，他让潘美等人把那两个孩子抱走。 最后潘美收养了小纪王，卢琰抱养了小蕲王。962年，宋太祖贬斥柴宗训，同时封卢琰为越国公，此举有以示安抚之意。潘美为柴熙谨更名为潘惟正。乾德二年十月，纪王柴熙谨不明原因地夭折。之后，宋太祖追问柴熙诲的下落，卢琰为避人耳目，把柴熙诲更名为卢璇，倍加呵护，又把自己唯一的女儿卢锦嫁给了他。 公元968年，为了保护熙诲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卢琰向宋太祖请求告老归农，在征得同意后，带着家眷连夜出京，过起了与世无争的隐居生活。直到宋真宗年间，他才重新出山，出任殿前防御使、节度使、同知枢密院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被封为武烈侯。 至此之后，柴家骨肉基本不见踪影。北宋嘉祐四年（1059年），年已半百的宋仁宗不知出于何因，忽然想起要关照柴家。他下令找来柴氏族谱，从柴氏家族的旁支诸房中找一个辈分最长的人，由他承担奉祀后周皇族之职，但这位柴氏后人，已经与柴荣没有什么关系了，他起到的只是一种象征意味而已。 从以上柴家的经历分析，别说柴家没有女儿，即便是有，而且也真的嫁了杨六郎，那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相反很可能会把杨六郎卷入皇室的恩怨杀戮之中。传说中杨六郎身为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郡马爷，其实根本没那回事，完全是虚构，没有任何历史依据。从杨六郎的生活轨迹看，他长年镇守边关，在京城没有什么根基，更没在京城生活过或任过职，又怎么可能成了柴家或其他皇室的驸马？！ 四 事迹真相盘点 杨延昭生于957年，979年杨业归宋时，不过22岁。杨六郎镇守边关20多年，历史上有关他的英雄事迹却并不多，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件，与传说中的英勇神奇大相径庭。 杨延昭少年时，性格比较内向，不爱说话，但对兵法及行军打仗之事却非常上心，显示出过人的天赋。杨业对他很是钟爱，觉得他最像自己，经常把他带在身边，让他经受战斗锻炼。二十多岁的时候，杨延昭就在军中协助父亲守卫宁武关沿线。宁武关沿线包括现在山西省的平鲁、朔县、崞县等地，是他当年抗辽的主要活动所在，至今当地依然保留着六郎寨等遗迹。 986年，宋太宗发动第二次征辽战役，28岁的杨六郎冲锋在前。攻打朔州城时，杨六郎手臂被流矢射中，入肉很深，但他没有退却，忍痛鏖战，奋力向前。他高昂的战斗精神极大地激励了宋军将士，官兵们舍命拼杀，把强悍的辽兵打得一败涂地。这一年的陈家谷口一役，他的兄弟杨延玉随父亲战死，而一贯跟随父亲左右的杨延昭没有出现在历史记录中，想必是因为臂伤留守代州了。 杨延昭与他的父亲一样，起初并没有受到宋王朝的重用。太平兴国年间，他被荫补为供奉官，这是级别比较低的军官，大约相当于现在的连级干部。父亲牺牲后，杨延昭由供奉官升为崇仪副使，出知景州。崇仪副使为从七品，是个中级军官。当时江、淮一带局势不稳，他被任命为当地的都巡检使。后来杨延昭被调回河北，升为崇仪使，知定远军，担任保州（今河北保定市南面）缘边都巡检使，负责边防前线的巡逻工作。 人们在撰写杨家故事的时候，可能觉得巡检使这个职位太低，配不上英雄的身份。所以有的故事中说，杨业死后，一开始他并无官职，带着两个妹妹到晋阳破敌。后来朝廷任命他为高州节度，他却宁愿选择边关巡检，理由是只为能上阵杀敌。杨家将小说则借佘太君之口，称出任巡检使有辱先人门庭，但为了报效国家不计官职大小。这也反映了小说创作者的两难境地，一方面不能完全抛开历史，一方面又为历史中杨六郎不够显赫的地位抱不平。 英雄的事迹总是难以磨灭，杨家将的英勇传说，多少年来一直被人们传扬。如今雁门关附近山上，仍然留有杨六郎砦等地名，这是对他的永久性纪念。咸平二年冬（999年），辽国大举南犯，声势浩大，气焰嚣张。杨六郎在与辽军的对抗中，率兵打了几个胜仗，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尽管他不是宋军的主将，所取得的胜利也只是局部的，但还是极大地鼓舞了宋军士气。有一次，六郎到保州以北的遂城巡查，遭遇了大队辽兵的围攻。遂城是个小地方，城墙不高，兵力也不多，形势非常危急。杨延昭紧急动员全城的壮年男子配合宋军上城防御，打退了敌人的数次猛烈围攻。 战局暂时稳定下来，但城内人心惶惶。遂城易攻难守，没有良策很难坚守。入夜时分，杨六郎到城头巡查，阴历十月，北方的天气滴水成冰，已十分寒冷。一阵寒风吹过，杨六郎计上心头。他连夜安排人往城上浇水，等到天明，城墙上结起又硬又滑的冰层，辽军无法架梯也无法爬城，不得不自行退却。宋军乘机出城追击，大获全胜。杨延昭出奇计保全了遂城，被授予莫州（河北任丘）刺史。（据《宋史·杨延昭传》）。 辽兵入侵中原，给百姓造成了深重的灾难。辽兵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所不做。更可恨的是，他们还把当地民众抓去做苦力，甚至在攻城时逼迫他们爬城，让无辜的百姓做替死鬼。目睹此情此景，杨六郎恨不能率百万雄兵痛杀辽寇，但他人微言轻，官小兵少，不可能有更大的作为。他屡次请求高阳关都部署傅潜发兵增援，都得不到回音。 当时傅潜手下有8万多兵马，但他消极畏战，闭门不出。杨延昭以及杨嗣、石普等将领屡次请求傅潜增派人马，主动出击，阻抗辽兵，傅潜都充耳不闻。更有甚者，他还刻意掩盖部下抗辽的功绩。贪生怕死的傅潜受到了众人的严厉谴责，当时一位叫钱若水的文官，主张杀掉傅潜，通告全军以振军威，然后挑选像杨延昭这样英勇善战的军官，委以重任，驱逐辽军。后来宋真宗亲率大军前往大名府督阵，宋军绵延数十里，气势庞大，深入宋境的辽军担心被围，于1000年正月撤退。 辽兵撤退后，宋真宗将傅潜削职流放。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杨延昭有幸得到宋真宗的召见。真宗皇帝询问他有关边防的情势，杨延昭对答如流，谈吐不凡。宋真宗非常满意，对诸位大臣说：延昭父亲杨业是前朝名将，延昭治兵护塞有乃父之风，非常值得称赞。这可能是杨延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皇帝。 咸平四年（1001年），辽军又一次南下进攻。杨延昭在羊山埋伏下精兵，自己率领部队与辽军叫阵，将辽军引诱到伏击圈后，伏兵四出，杨延昭又率众杀回，辽军大败，其领军大将当场阵亡，此一阵大涨宋军士气。杨延昭因功被加封为莫州团练使，与保州杨嗣并名。杨延昭升了官，照例又引起朝廷中某些人的嫉妒。宋真宗曾经和大臣们谈及此事，表白自己知人善任。他说杨延昭远在边关，朝里没什么熟人，全仗自己忠心勇敢取得些功名，对他眼红的人很多，不是朕保护他，他哪里会有今天？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杨六郎根本不可能为当朝郡马，否则就不是朝中无人了。终其一生，杨六郎也没有什么太高的地位，和故事传说中的朝廷重臣相去甚远。 不过话说回来，宋真宗对他还算不错。咸平五年（1002年），辽军兵困保州，杨延昭、杨嗣领兵救援，队伍还未列阵就遇到辽军突袭，部队损失很大。宋真宗因其素以忠勇闻名，将其从轻发落，革职待办以观后效。过了一年，边境局势又一次紧张起来，边将用兵不利，在望都一战中损失惨重，杨六郎才被重新起用，被任命为缘边都巡检，后又迁为宁边军部署。说到底，杨延昭始终不过是一个普通战将。《宋史》对他的记载，无论功过都非常简单，远没有故事传说那么精彩传奇。 宋朝充满爱国激情的文官武将都有一个共同的优点，那就是位卑不敢忘忧国。杨延昭虽然权力不大，地位不高，但却始终不忘为国分忧。他镇守边关兢兢业业，已经有了不小的威名，辽军对他十分敬畏。景德元年（1004年），为有效地防范辽军的进攻，宋真宗将杨延昭的兵马增加到上万人，并且赋予他一定的特权，如遇辽国进犯，允许他机动行事，可以不受都部署王超的指挥。这大概也是吸取了杨业悲剧的教训。 1004年，萧太后和皇帝耶律隆绪率领二十万人马，大举南下，直逼北宋要地澶州。澶州是扼守京城东京的重要门户，当时的黄河从澶州城穿过，黄河北岸为澶州北城，南岸为南城。杨延昭驻守遂城，兵力虽然增加到一万人，但面对二十多万强敌，除了牵制拦截敌兵外，起不了更大的作用。但他对全局有着清醒的认识，辽兵孤军深入，处于宋军的四面包围之中，只要果断决策，一定会围而歼之大获全胜。他由此大胆向朝廷进言：“辽军孤兵深入，离其国境上千里，数量虽多，但人困马乏，且贪财好物，很容易被打败。只要命令各地军队严守重要关隘，同时部署军队合力围攻，就一定可以取得胜利，然后再一鼓作气，乘胜追击，收复幽州等地也大有希望。” 杨延昭的主张和当时的主战大臣寇准不谋而合。杨家将故事中，杨家与寇准有着许多精彩的故事，但事实并非如此。杨六郎确实与寇准同时为宋真宗效力，但寇准是北宋名相，地位远在杨家之上。杨六郎有可能与寇准从未谋面，更谈不上什么交情不交情。 大臣们的建议虽然合理，但宋真宗的想法却不同，他从京城出发之际，着息兵议和。萧太后的初衷也不是要侵占大宋地盘，而是尽可能多地掠夺财物。她软硬两手并施，一方面驱动大兵，另一方面派出使者和谈。 辽军兵进澶州并没有占得什么便宜，萧太后也意识到再拖下去局势会更加不利。辽、宋双方都想议和，于是便签下了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澶渊之盟”。辽朝皇帝名义上称北宋皇帝为兄，但北宋每年要将二十万匹绸缎和十万两银子送给大辽。 金钱换和平，至此以后基本上成了大宋坚持的国策。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杨延昭虽有一腔爱国之心，但却无用武之地。坚守好自己的岗位也许是他唯一可以做的事情。他在镇守遂城期间，前前后后共打退过辽军的百余次进攻，遂城也因此获得了“铁遂城”的称号。他也曾率领人马进入辽国境内，攻破古城，取得不小的战果。 杨延昭的威名传于后世。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契丹遣使索要关南十县，并要求增加岁币。双方在谈判中展开了激烈交锋，仁宗说，当年若听杨延昭诸将之言，何至有今日之事？丞相富弼出使辽国，对辽兴宗说，你们难道忘了我朝先帝的恩德吗？当年若是听由诸将所言，你们还能逃脱吗？澶渊之盟的得失，双方皇帝都心知肚明，辽人哑口无言。 澶渊定盟之后，杨延昭因为守边有功，受到了宋真宗的信任，屡次获得升迁。经寇准推荐，宋真宗在挑选守边之将时，钦点了杨延昭，命他知保州兼缘边都巡检使。景德二年，也即1005年，升任保州防御使，5月，又调任高阳关副都部署，即高阳关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宋朝重文抑武，军事干部只能担任副职。还有一种说法是，杨延昭担任的是高阳关路副都部署，高阳关路副都部署与高阳关副都部署，一字之差，权限大不相同。北宋的“路”相当于后来的行省，高阳关路管辖河北十五军、州、关，高阳是高阳关路的治地所在。高阳关与高阳关路的区别，就如同今天的省会与省会所在地的关系，以山东济南为例，高阳关副都部署相当于济南的副市长，高阳关路副都部署则相当于山东省的副省长。1005年至1014年，杨延昭担任的是级别较低的高阳关副都部署。 高阳关在今天的河北高阳东，是当时的边防重镇，它北面的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等三关是抗辽的前哨阵地。戏曲故事经常提到的杨六郎镇守三关，依据就在这里。至今，晋冀一带的流行小调《小放牛》中仍有“什么人把定三关口，杨六郎把定三关口”之句。清代无名氏有诗：“拒马河边古战场，山花埋没纸沉枪。至今村鼓盲词里，威震三关说六郎。”《雄州志》中也有：“牢落三关在战场，延昭事业瓦桥霜。可怜野调盲词里，附会犹能说六郎。” 高阳关副都部署是杨六郎一生所能达到的最高位了。杨延昭不仅骁勇善战，而且治军有方，能与官兵同甘共苦。他生活简朴，不讲排场。战斗中身先士卒，有了奖赏先分给大家，立了战功先往将士身上记，所以很得军心，“人乐为用”。另有记载，他“所得奉赐悉犒军，未尝问家事”，按今天的话说，那就是一心扑在事业上，顾大家、舍小家，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很具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第 9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10 章 杨家将的历史真相（出书版） 作者:张永廷 第 10 章 杨六郎镇守三关是一个传遍大江南北的故事，也是一个让人安心的信号，说其“功在国家，泽被生民”毫不夸张。雁门关附近，有多个六郎寨或六郎城遗迹，此外还有不少焦孟二人的遗迹，“亚古城荒焦赞墓，桑乾河近孟良营。行人多少兴亡感，落日秋烟画角声”，不管这些古迹是真是假，至少说明杨家将故事在此流传很广。 大中祥符九年（1006年），王钦若进谗言，寇准罢相。朝廷对杨延昭的职责权限进行了限制，升任高阳关后，对他的限制进一步加大，告诫他不得轻举妄动。如果保州出兵攻击辽国，或者私越边境，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1012年，宋朝廷甚至明令抗辽有罪，如若有犯，要按“罪痛绳之”。与此同时，朝廷还不断派监军前去视察，宋军必须以守为主，收复失地一说只能抛之脑后。杨延昭镇守边关的第九个年头出了一点乱子。因为他为人正直，不懂“吏事”，上面派小校周正来修理他，引发了一些混乱。宋真宗知道这件事后，将周正召回并对杨延昭进行了提醒，事态才得以平息。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57岁的杨六郎积劳成疾，病死于边关。宋真宗听到这个消息极为悲痛，派使者护灵而归，河朔的百姓，多望柩而泣，伤心不已。杨延昭镇守边关20多年，尽心尽力，呕心沥血，但他毕竟不是边关主帅，能量到底多大不得而知。有关他的英雄事迹，野史多于正史，传说多于正传。在民间，杨延昭英勇善战、保家卫国、威震敌胆的故事流传甚为广泛，赢得了百姓的极大尊敬和爱戴。 [1]　 财神有文财神和武财神之分，当今道教宫观或者各种店铺中供奉的财神像就是武财神赵玄朗，也叫赵公元帅像。他一手举着钢鞭，一手托着金元宝，旁边围绕着许多奇珍异宝。“举钢鞭”表示可以辟邪挡灾、保平安；“托金元宝”表示可以诚信互利、招财增福。民间有“赵公明催快财”之说，据说托他“办事”效率很高，适宜做生意或渴望立马改善经济环境的人士奉祀。 第四章 杨四郎：移花接木成驸马 杨四郎是杨家将中的另类人物，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传说中杨家将满门忠烈，但对杨业的第四子杨四郎，从古至今一直存有争议。原因就在于传说中他被辽国招为驸马，这种印象根深蒂固，从元代起就有杨四郎入赘辽国之说，后来所有的演绎都没有离开这个基点。有关杨四郎被招为驸马的传说，各种版本的故事不尽相同。 一 现代版的杨四郎 杨四郎原本是满门忠烈的杨家将中的一员，但最后却成了敌对国家的金刀驸马。这种巨大的反差，使他成为杨家将中性格最为复杂的传奇人物。在杨四郎身上， 战争与人性的冲突，战场与情场的矛盾，这些很现代的元素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新版电视连续剧《杨门虎将》，是部以杨四郎为主线的杨家将故事，苏有朋扮演的杨四郎与潘仁美的女儿潘语嫣相恋，两人的爱情激化了北宋两大豪门之间的恩怨，这怎么看都有点像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翻版。 剧情是这样的： 北宋初期，杨业率诸子归宋后屡立战功，太宗赐其天波府，优待有加，这引起了丞相潘仁美的觊觎，潘杨两家由此展开了迫害与反迫害的不断斗争。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杨四郎与潘仁美的女儿潘语嫣上演了一段注定被仇恨诅咒而得不到祝福的爱情。 英挺俊朗的杨四郎性格孤僻，虽受母亲佘赛花呵护，但因为见解不同，屡次与父亲发生言语冲突。机缘巧合之下，他结识了潘语嫣，两人在不知道对方身份的前提下，逐渐陷入爱河。这段感情当然不能为潘家所容，潘仁美用尽各种手段想要拆散语嫣和四郎，然而两人的爱情却越挫越坚。在这个过程当中，杨四郎失手打死了语嫣的哥哥、潘仁美的独子潘豹。潘杨两家的积怨迅猛爆发，为泄胸中之愤，潘仁美决意要让杨家家破人亡。在他的刻意陷害之下，杨家男将一个接一个地踏上不归路。 佘赛花将丈夫、儿郎送上战场，经历着他们战死沙场却尸骨无归的悲痛，作为母亲和妻子的她几近崩溃。踏上战场的杨四郎，与父亲杨业一起陷入绝境，为了突破潘仁美与辽国设下的死局，杨业临死之前交给他一个秘密任务，要求他到辽国卧底，利用明姬公主对他的感情获取关键情报。为了大宋江山，为了报杀兄、杀父之仇，杨四郎接受了父亲的嘱托，潜入辽国假意叛变，忍气吞声地在辽国当了卧底，并且娶了辽国公主明姬，成了北宋宿敌的金刀驸马。不明就里的语嫣为了搭救四郎披荆斩棘来到辽国，但她见到的竟然是四郎与明姬在举行华丽的婚礼。 明姬为了试探杨四郎对自己的忠心，当着四郎的面羞辱语嫣，四郎为了国恨家仇，咬牙力忍，却将语嫣的心彻底伤透。杨四郎从此成了为家为国所不能容的叛徒，背负了十恶不赦的骂名。在这一过程当中，与他沙场交战的好友呼延丕显为了不暴露他的卧底身份而自杀，宋辽两国的人都以为呼延丕显为杨四郎所杀……四郎的经历坎坷曲折，充满了众多的矛盾和无奈。他忍辱负重，一度成为所有人唾弃的叛徒，就连自己的母亲也误会了他，与他断绝了母子关系，并向皇帝请命通缉四郎，格杀勿论。 但真相总有大白的那一天。大宋新主继位，潘仁美逃奔辽国，潜伏已久的四郎终于得到了正名的机会。在他的帮助之下，六郎将辽国的绝密情报以及潘仁美押回了大宋。最后，四郎偷取了被辽军挂在城门羞辱的杨业尸骨，千里迢迢策马回乡，一心想见到翘盼爱儿归来的佘赛花和等着与爱郎团聚的潘语嫣…… 不是每段爱都一定有结果“、”不是每个人都一定会快乐“、”不是每种痛都一定要诉说“，用这样三句剧中插曲的话来形容《杨门虎将》中的杨四郎应该还算恰切。 不过，《杨门虎将》只是一部娱乐作品，为了好看，进行了全方位的想象和虚构，戏说得有些离谱，与以往的故事相去甚远，更不要说真实的历史了。 二 杨四郎的命运和最后结局 有关杨四郎成为北国驸马的传说由来已久，在人们的观念中深深扎下了根。但是杨四郎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真的被辽国招为驸马了吗？其结局到底如何？ 一部杨家将，几代王朝史。历经了宋、元、明、清等几个朝代，每一个新的朝代来临，“杨家将”总是能够与时俱进地增添一些新的形式和色彩。 尽管在他被招为驸马这一点上，各种版本的故事大同小异，但是有关杨四郎的命运和最后结局却大不相同，其中就有“自杀”、“阵亡”和“团圆”等不同的说法，而关于他成为辽国驸马的动因也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是叛徒说，代表作是元杂剧《昊天塔》。 《昊天塔》最早讲述了杨四郎入赘辽国之事。昊天塔是辽国的一座寺庙，传说中，杨继业的遗体就存放在那里。 《昊天塔》共有四本，第一本名为《昊天塔》。焦赞、孟良去盗杨令公骨殖，两人发生误会，先后身亡，老更夫受托将骨殖送回杨府。 第二本名为《五绝阵》。六郎病中接到父亲尸骨，再加上焦孟二人死亡，病情加重，一命归西。萧银宗乘机发兵，杨宗保率兵抗击辽军，陷入五绝阵之中，被招为北国驸马的杨四郎出手相救才幸免于难。这个“五绝阵”后来被演化成了天门阵。宋王派佘太君率兵前去救援，老太君上关之后，哭夫痛子，极度悲伤，不幸染疾。 第三本名为《八娘盗发》。老太君病情危重，命在旦夕。八仙之一的钟汉离为其诊治，声言只有萧银宗之发才能治愈其病。为此八娘潜入辽国，期待能够盗取萧银宗之发。但是头发长在敌人身上，要去盗来，谈何容易，正常情况下，那是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幸好辽国有个杨驸马，在他的帮助之下，杨八娘圆满地完成使命。太君病好后，披坚执锐，率领孤儿寡母大败辽兵，迫使萧银宗三关议和。 第四本名叫《三关排宴》，其中很大一部分篇幅都围绕着杨四郎展开，讲的就是杨四郎的最后结局。宋辽两国在三关议和之时，佘太君当众要求辽国交还叛子杨延辉。萧银宗得知自己的爱婿木易竟为杨家之子，气得吐血；桃花公主羞愤已极，摔死幼子，当场撞死。 杨四郎归宋后，老太君绑子上殿，请求宋王依律严惩。当时杨家七郎八虎只剩杨四郎一人，八千岁上殿保本，杨宗保上前求情，宋王也格外开恩，表示愿意赦免杨四郎，但佘太君不为所动，准备大义灭亲。她痛斥四郎，慨然而答： 我杨家受皇恩祖孙三代， 一个个为国家死无葬埋， 我本当奉君命留他命在， 除非是臣妻死恕饶蠢才。 杨延辉听后羞愧难当，碰死在金殿之上。 《三关排宴》是一出非常惨烈的戏，原名又叫《忠孝节义》，佘太君逼四郎死为“忠”，桃花公主摔子自尽为“节”，杨四郎撞死金殿为“孝”，剧中还有一位焦光普则是“义”的化身。该剧渗透着浓烈的忠、孝、节、义思想，结局过于残酷，后代流传不甚广泛。这是“投降说”和“自杀说”的最典型剧目。 第二种是潜伏说，代表作是明代杨家将小说。 杨四郎与辽国公主成亲只是权宜之计，他是“假投降”“真卧底”，后来与杨家将里应外合，在大破天门阵中立下大功。杨四郎最后率公主圆满归宋，得到了老太君的祝福和认可。 这是“卧底说”与“团圆说”的结合。 明代两部小说《杨家府演义》和《北宋志传》对杨四郎的描述大抵相同，甚至有些雷同。 《北宋志传》 第十七回杨四郎被俘之后，萧太后亲自审问： “汝系宋朝何人？现居何职？” 杨四郎挺身不屈，厉声应曰：“误遭汝擒，今日惟有一死，何多问为！” 后怒曰：“罕见杀汝一人耶？”即令军校押出。 四郎全无惧色，顾曰：“大丈夫不怕死，要杀便请开刀，何须怒起？！”言罢，慨然就诛。 萧太后见其“言语激厉，人物丰雅”，心中甚不忍，起了招为驸马之心。后来四郎答应招亲，内心却有自己的想法：“吾既被敌擒，死亦无益于国。不如应允，留在他国，或知此中动静，徐图报仇，岂不是机会乎？” 纪振伦编校的《杨家将府演义》，杨四郎仍然是卧底，完成了许多别人不可替代的任务，比如盗取萧太后的银发，给被围困的宋军暗送粮草，放走被辽抓住的大将孟良等等，最后又与杨家将里应外合夺回了幽州。在宋军兵临幽州城下之际，萧太后担心被俘受辱，在后殿上吊而死。 明朝人写的这部小说非常有意思，历史上并没有萧太后自尽一说，倒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吊死在景山。 当时辽国军营非常混乱，公主找到杨四郎让他快走。这时候，杨四郎向公主说出了事实真相，告诉公主，木易是自己的化名，他本是北宋的杨四郎。公主听到这样的消息会作何反响？ 书中写道，公主听罢，双泪交流，双膝跪在地下说，“妾身全凭郎君发落”。这话听起来似曾相识，宋太祖去世之后，王皇后急招赵德芳进宫继位，但率先赶来的却是赵光义，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之下，王皇后说的是，“我母子性命全托官人”。 第 10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11 章 杨家将的历史真相（出书版） 作者:张永廷 第 11 章 杨四郎叹了口气：“公主说的这是什么话，这么多年你我夫妻情深，如今你若愿意跟我回宋，那是最好，你若不愿意，我也不会勉强。” 公主说：“一则国破家亡，二则嫁夫随夫，蒙驸马念及夫妻之情，哪有不肯相从之理。” 后来，杨四郎带公主回归杨府，老太君欣然接纳，一切可谓皆大欢喜。 还有一种是模糊说，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京剧《四郎探母》。 这出戏模糊了叛徒与潜伏的政治界限，模糊了你死我活的敌对情绪，更强调人性、亲情，更关注人物内心的情感状态。 《四郎探母》取材于杨家将故事，情节却大相径庭。该剧有意淡化战争氛围，重点渲染人物之间的人伦亲情，很有点以爱化恨的味道。 《四郎探母》将时间定位在金沙滩之战后的第15年，按历史事实推算应该是1001年，为什么可以如此肯定？ 杨四郎出场有四句定场诗： “统领貔貅战沙滩，失落番邦十五年。高堂老母难叩问，怎不叫人泪涟涟。” 接着是一段独白： “本宫，四郎延辉，乃大宋山后磁州人氏。父讳继业，人称金刀令公，我母佘氏太君，生我兄妹七男二女。只因十五年前，沙滩赴会，只杀得我杨家东逃西散。本宫被擒，改名易姓，多蒙太后不斩，还将公主匹配。今日韩昌奏道，萧天佐在九龙飞虎谷，摆下天门大阵。宋王御驾亲征，六弟挂帅，老娘押粮前来。我有心过营见母一面，怎奈关口阻拦，插翅难飞，思想起来，好不伤感人也……” 杨四郎的定场诗和开场白，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矛盾冲突做了定位。因为杨继业战死在986年，这是有确凿历史记载的，而故事发生在杨继业死后15年，简单相加自然就是1001年，当时正是宋朝的第三个皇帝宋真宗当政。 以下是《四郎探母》的情节： 杨四郎出场时，已是辽国铁镜公主的驸马。按照故事的说法，金沙滩一战，杨家将七子去一子回，损失惨重。杨继业撞死在李陵碑下，大郎替宋王殉难，二郎被乱剑砍死，三郎被马踩如泥，五郎削发出家，七郎被潘仁美害死。那么杨四郎呢，他如何成了辽国的金刀驸马？ 萧太后在金沙滩大摆鸿门宴，原本是要捉拿宋王的，但杨大郎假扮宋王掩护宋太宗走脱，萧太后的目的落空，心情很是不爽。不过辽军俘获了十几名宋将，这让她多少有些宽慰。她下令把他们押上来亲自审问，借此找一下心理平衡。 辽兵将十余宋将一起推到阶下，内中有一人卓尔不群，立而不跪。萧太后大感意外，指着他骂道：你这蛮狗，还不跪下，意欲何为？那个人非常坦然：大丈夫何惧一死，现在被你们抓住，要杀要剐，尽管动手，何必啰唆。 居高临下、高高在上的萧太后突然受到顶撞，还是一个俘虏的顶撞，顿时怒不可遏，大喝一声把他们推出去一起砍了。这时候，那条汉子纵声大笑：砍了万事便休，你又生得什么鸟气。在这生死关头，他觉得萧太后好笑，而且想笑就忍不住纵声大笑，这种率真的性格，这种豪迈的气度，这种置生死于度外的气概，一下子感染和打动了萧太后。 萧太后忍不住仔细打量起眼前这个人，发现他气宇不凡，英俊威武，在辽国的那些将领中还真挑不出如此脱俗的人物来，心下有意将此人招为铁镜公主的驸马。 于是萧太后委托萧天佐从中说媒，那人自称姓木名易，是宋朝的代州教练使。 一开始杨四郎断然不肯答应婚事，萧天佐反复劝说，杨四郎细想之下，觉得君、父尚在，为臣为子的不可以轻易言死，不如暂且应承下来，再做长远打算。就这样，杨四郎隐姓埋名成为辽国驸马。 宋、辽金沙滩一役，双方损失惨重。杨家将几乎全军覆没，据杨四郎回忆：“大哥替宋王席前殉难”，“二哥短箭下死得惨然”，“三哥被马踏尸如泥烂”，“五弟弃红尘削发深山”，“七弟被潘洪射死高竿”，只有“六弟掌帅印三关征战”。 辽国在金沙滩一役中也受到了沉重打击，萧太后的丈夫，也就是铁镜公主的父亲，被杨大郎用袖箭射死，萧太后因而得以执掌朝政。战争给双方造成了难以弥合的创伤，杨四郎与铁镜公主这两位被国恨家仇激荡的男女阴差阳错地走到了一起。 一晃15年过去了。这一年宋辽两国又一次开战，萧天佐摆下天门阵，萧太后亲自督战；宋朝那面，杨六郎领兵挂帅，佘太君押运粮草。杨四郎得知母亲、六弟齐聚边关的消息之后，思母心切，起了过关探母之心，但两军阵前要想出关，必须有萧太后的令箭。矛盾冲突由此展开。 大敌当前，生死决战当前，杨四郎要到敌营探母，这件事怎么看都是“情况很复杂、后果很严重”的那类棘手问题，更不要说他还是隐姓埋名的杨家将。 摆在杨四郎面前的困难很多，概括起来至少有四难。首先，要得到公主的信任难；第二，要拿到出关的令箭难；第三，到宋营后如何交代难；第四，要想不受萧太后的处罚难。 这四个难题如何破解，带出了《四郎探母》的四个看点： 第一个看点：铁镜公主是个什么样的态度？ 杨四郎吐露实情后，铁镜公主相当震惊，她怎么也不会想到，眼前这个一起生活了15年的爱人竟然是有着家仇国恨的死敌。15年来，他们恩爱有加，情深似海，而且还有了爱子阿哥，这个孩子身上流淌着两个仇家共同的血脉。 铁镜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你要去拜见高堂老母我不阻拦。杨四郎说可是没有令箭我过不了关啊，言下之意就是你得帮我。 公主有心帮他，但有两个问题让她下不了决心。第一，公主说我怕你到宋营后一去不回还，杨四郎保证见母一面即刻还。第二，宋营离此路途远，你一夜之间怎么可能赶得回来。杨四郎不加犹豫地回答，路途虽远，我快马加鞭一夜可回。 铁镜还在犹豫，杨四郎发下毒誓，如果有违承诺，就让我“黄沙盖脸魂不还”。铁镜公主连忙捂住杨四郎的嘴，她知道，单是驸马是杨家将就足以杀头问斩，更何况他还要盗取令箭过关探母。但恩怨情仇最终抵不过夫妻情深，她甘冒生死之险为丈夫一搏。 第二个看点，怎样才能取得令箭？ 铁镜公主虽然答应帮助杨四郎，但其实她自己心里一点谱都没有，是非常典型的“心中无数办法多，情况不明决心大”。但出于爱，出于夫妻情深，为了解除驸马的痛苦，千斤重担她一个人挑，铁镜公主算得上柔肠侠女。 铁镜公主骗取令箭的过程非常有意思，看起来简单而荒唐。她抱着阿哥前去拜见萧太后，跟母亲东拉西扯，绞尽脑汁也想不出盗取令箭的办法。怎么办呢？情急之下她在阿哥的屁股上狠狠地拧了一把，阿哥疼得大哭起来。 萧太后心疼外孙忙问怎么了。公主趁机说，小奴才该死，他想拿母后的令箭玩，这是死罪，母后传旨把他杀了吧。萧太后把脸一沉，随后又笑了起来，看谁敢动我外孙一根汗毛。别人要箭按理当斩，我外孙要箭玩吗？那就快拿去吧，不过要记住了，五更之前必须还回来。 第三个看点，杨四郎还会返辽吗？ 四郎拿到令箭之后，趁夜混出关去，正遇杨宗保巡营查夜，把四郎当做奸细捉回。六郎认出了四哥，亲自松绑，急急忙忙带他去见佘太君，一家人悲喜交集，抱头痛哭。 佘太君的一段唱很有点痛说家史的味道，催人泪下： （佘太君·西皮导板）： 一见四儿泪满腮！ （转西皮流水板）： 点点珠泪洒下来。 沙滩会一场败，只杀得杨家好不悲哀： 儿大哥长枪来刺坏； 儿二哥短剑下他命赴泉台； 儿三哥马踏如泥块； 我的儿失落番邦一十五载未曾回来； 惟有儿五弟把性情改，削发为僧出家在五台； 儿六弟镇守三关为元帅，最可叹儿七弟被潘洪就绑在芭蕉树上乱箭攒身死无葬埋。 娘只说我的儿难得见，延辉，我的儿啊！ 第 11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12 章 杨家将的历史真相（出书版） 作者:张永廷 第 12 章 杨延辉对母亲则是千拜万拜都拜不完思念之苦，杨四郎身在番邦一十五载，他的生存状态可以用两句话形容，“胡地衣冠懒穿戴”，“每年花开心不开”。 色彩，因而流传甚广，很多人都能哼唱几句，是京剧的保留曲目，也是春节晚会特别是春节戏曲晚会的保留曲目。 整部《四郎探母》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抒发着母子、夫妻、兄弟之间的人伦之情，苍凉凄楚，哀婉动人。亲情至上的原则在这出剧中无处不在，大敌当前，生死决战当前，杨四郎考虑的不是双方的胜负，而只关心能否见上老母一面；铁镜公主为圆丈夫心愿，甘冒杀头罪名骗得令箭；萧太后军令如山，却因外孙一哭而大动柔情；老太君放杨四郎归辽，担心的是铁镜公主为盗令箭而受到处罚…… 在这些看似不太可能发生的故事里，亲情与战争无关，人情超越了战争。在这里，爱超越了恨，情盖过了仇，恩化解了怨，爱恨、恩怨、情仇，都有了一个算得上完美的了断。 《四郎探母》把人性关怀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境地，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1949年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段日子里，《四郎探母》被很多人所不能理解，一度被视为汉奸戏，受到了很多批判和抨击。 批判者认为，《四郎探母》同情美化了“叛国投敌”的杨四郎，宣扬了“叛徒哲学”，有辱杨家将一门忠烈的英雄形象，应当否定，甚至禁演。最有代表性的是1963年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四郎探母〉的由来及其思想倾向》。 后来形势日渐宽松，人们不再以政治标签划分人群，可以自由地表达对《四郎探母》的看法。许多人认为杨四郎的“叛徒”罪名不能成立，属于“冤假错案”，应予平反。 不管双方对《四郎探母》思想倾向有何不同评价，但都认同《四郎探母》的艺术成就，该剧结构严谨，情节流畅，环环相扣，一气呵成，这也是《四郎探母》历经波折依然传唱不衰的重要原因。在“两国不和常交战”、“各为其主夺江山”的年代，“血流成河尸骨堆山”。战争不仅让无辜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也对杨家将、萧太后这样的豪门造成了无以复加的摧残。他们既是亲家又是仇家，杨四郎与铁镜公主的婚事，使两家、两国陷入了爱恨交织之中，被连绵不断的不幸阴影所笼罩。 以往的杨家将故事，在“忠孝节义”等封建礼教的桎梏之下，母子、夫妻、手足、母女都只是一种机械概念，作为活生生的人的真性情反而被忽略，忠臣良将只不过是皇帝的工具和玩偶。《四郎探母》中的帝王将相都被赋予了普通人的情感，注入了凡夫俗子的血液。无论是铁镜公主、萧太后，还是杨四郎、佘太君，尽管他们是敌对双方、生死仇家，但都散发着人性的光辉，温暖而感人。 在这里，人性超越了战争，覆盖了仇恨。情感面前，战争褪色；关爱之中，融解仇恨。《四郎探母》既是对战争的反思，又是对战争的控诉，非常具有现代意义。 不过说到底，《四郎探母》也只是一件艺术作品，其中呈现的许多情节，不但《宋史》没有，就连以前的杨家将故事也没有提到，它是京剧对杨家将故事的又一次加工创造。 上述关于杨四郎命运的三种观点，叛徒说也好，卧底说也好，模糊政治色彩也好，不管哪一种说法，有一点始终未变，那就是杨四郎被辽国招为了驸马。但杨四郎究竟被哪位公主招为驸马却说法混乱，《三关排宴》里是桃花公主，《杨家府演义》中是琼娥公主，《杨门虎将》中是明姬公主，而在《四郎探母》等故事中又变成了铁镜公主。 不仅如此，杨四郎叫什么名字也是众说不一。 明代小说《南宋志传》里有一段介绍：“杨无敌生有七子，长子延平，次子延定，三子延辉，四子延朗，五子延德，六子延昭，七子延嗣，义子怀亮”，似乎杨四郎应该叫杨延朗。但《三关排宴》、《四郎探母》等很多故事都把杨四郎称作杨延辉，还有人说杨四郎应该叫杨延环，这又是为何，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一个公主叫出了四个名字，杨四郎的名字也出现不少分歧，为什么他们的名字如此不确定，这说明了什么？是不是能够从一个角度印证，杨四郎被招为驸马一事并不怎么靠谱？模糊不清的潜台词也许意味着，杨四郎被招驸马这件事很可能不是真的，换句话说就是假的。那么，杨四郎的故事到底是真是假呢？ 三 入赘辽国有无可能 关于杨家将故事的真实性，有一种说法：如果《三国》是“七分史实，三分虚构”，“杨家将”正好相反，是“三分史实，七分虚构”。还有专家说过两句话，第一句“信者皆以为有”，第二句，“疑者皆以为无”。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异？ 杨家将人物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于史有据：杨业、杨延昭等人，历史上有其传记，功过都有评说；第二类于史有记：大郎、二郎、三郎，史上确有其人，但事迹不详；第三类于史有影：有男将必有家眷，所以杨门女将是应该存在的，但无史料查证；第四类于史有别：跟历史无关，纯粹虚构。 关于杨家将人物和故事的真实性，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要针对不同的类型，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具体到杨四郎身上，从正史的角度看，他被招为驸马的可能性有多大？在两国不和常交战的那个年代，敌对双方是不是有可能结成这样的姻缘？ 答案当然要从历史中寻找。 其实只要翻翻《宋史》，这是个并不难搞清楚的问题。杨业确实有七个儿子，除了长子杨延玉和他一同战死之外，其他六个儿子都安好地活在大宋，并且因为父兄的战功受到了朝廷的封赏。 《宋史·杨业传》记载： 业既殁，朝廷录其子供奉官延昭为崇议副使，次子殿直延浦、延训并为供奉官，延环、延贵、延彬为殿直。 在宋时，殿直和供奉官都是军队中的初级军官，相当于今天的连排级干部。杨继业战死时，他的儿子中，有6位受到封赏，即前文提到的延昭、延浦、延训、延环、延贵和延彬，此外还有一子叫杨延玉，他随杨继业战死在沙场。 在杨继业这七个儿子中，究竟哪个是老四还不好判断，因为史书没有明说，而专家们对此又存有疑义。争议最多的就是杨延昭“杨六郎”应该排行第几，杨延昭的排行也决定了杨四郎到底是哪一位。 如果望文生义地认为，“杨六郎”就是排行第六，而战死的杨延玉又比那哥几个年长的话，杨四郎应该是杨延环。但是很多人认为，杨延昭被称为“杨六郎”并不是因为排行而是另有深意，他和杨延玉一样，应该比那几个兄弟都大，按照这样的观点，杨四郎就应该是杨延训。 故事中所谓的杨延辉和杨延朗都不可能是杨四郎的真名。把四郎当做杨延朗显然是误传，因为杨延昭的原名就叫杨延朗，这是有明确历史记载的。宋真宗年间，为了避“圣祖”赵玄朗的名讳，杨延朗才改名杨延昭。 古时的民间艺人文化层次都不是很高，他们传艺的方式依据的不是文字记载，而是口口相传，年代越久，误传的可能性就越大。至于杨四郎为什么又被叫成了杨延辉，这在后文中还要提到，最大的可能是故事创作过程中，进行了移花接木。 不管杨四郎是杨延训还是杨延环，依据历史记载，有几点都可以肯定：第一，杨四郎确有其人；第二，杨继业战死的时候，杨四郎不在前线；第三，他在战后被提拔为供奉官，并没有失落番营下落不明。 从正史的角度看，杨四郎应该是属于“于史有记”的那一类，他不可能、也没有机会成为辽国的驸马，他成为驸马的概率等于零。但历史上，杨业第四子除了受朝廷封赏之外，再也没有留下其他的任何记录。 986年的陈家谷口一战，除了杨延玉壮烈殉国外，杨业其余的几个儿子都安然无恙。那一战，经常跟随他的杨延昭显然是没有参加，有人推测他可能正在养伤。杨延昭以下的几个兄弟很可能因为年纪尚小也没有出战，史书没有他们随军征战的记录，却有他们受到封赏的记载。所以，无论杨延训还是杨延环是四郎，都不可能在战争中被辽国招为驸马，他们都安好地活在大宋，并且因为父兄的战功而受到提升。民间流传的“七子去，一子回”的传说只不过是虚构。 1051年，北宋名臣欧阳修在《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中称杨业“父子皆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那时距离杨业战死65年，杨延昭去世37年，杨家将第三代人物杨文广尚在世上，正在跟随范仲淹抗击西夏。欧阳修的记录应该是可靠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杨家将投降辽邦做驸马只不过是民间传说和文学演绎，否则也就不会有“父子皆名将”一说。 既然杨家兄弟没有被招为驸马，那么驸马一说又从何而来，是完全的虚构吗？这种传说是否过于大胆和离奇？在两国经常交战的那个年代，敌对双方是不是有可能结成这样的姻缘？这背后又有些什么样的神秘故事？ 四 有关驸马的真实故事 杨四郎成为辽国驸马的传说最早出自于元杂剧，众所周知，元代杂剧虽然以故事形式出现，但都非常讲究“事有源流”，也就是说，他们的创作是要以一定的事实为依据的，不太可能完全凭空虚构。 那么，这些依据又在哪呢？杨四郎生活的年代，能否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第 12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13 章 杨家将的历史真相（出书版） 作者:张永廷 第 13 章 杨四郎和杨六郎一样，主要生活在宋真宗时代。查阅史料，还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杨家兄弟虽然没有被招为驸马，但当时，确实有位宋朝大将曾经入赘辽国。 这个人与杨六郎生活在同一时代，名叫王继忠。他是宋真宗的侍卫，一度官为观察使、高阳关副都部署，算得上宋朝的高级将领，其地位的重要程度不在杨家将之下。 《宋史》卷二七九有《王继忠传》，南宋的《续资治通鉴》以及《辽史》81卷和其他一些史料都有关于他的记录，不过宋辽两方面的记载稍有不同。 王继忠祖籍开封，父亲在宋太宗时统兵戍守重要隘口瓦桥关，任武骑指挥使。父亲去世时，他只有6岁，得益于父亲的战功，他被任命为东西班殿侍，虽然是军中的最低职位，但小小年纪就已经是军官了。 宋史有载，“真宗在藩邸，得给事左右，以谨厚被亲信”，也就是说在真宗还没有当皇帝之前，王继忠就是其贴身随从，因为行事谨慎忠厚，很受器重。 真宗当上皇帝之后，大力提拔自己手下的人，王继忠好运不断，屡受提升，官至殿前都虞候兼云州观察史，后来又被派到地方任实职，类似于今天领导身边人员下基层代职，那是一件很荣耀的事。 王继忠先是出任深州副都部署，后来又改为镇、定、高阳关三路钤辖兼河北都转运使，迁高阳关副都部署，不久又到定州赴任，在不到6年的时间里，就已荣升至相当于今天战区副司令的职位，进步不可谓不快。 咸平六年（1003年）四月，也就是辽国的统和二十一年，辽国乘宋朝西部边防有事，契丹南府宰相耶律奴瓜纠集十万大军，杀向宋朝军事要塞望都（今河北望都县）。形势非常危急，宋朝北部边防三路大军总指挥王超，调动六万兵马前往增援，王继忠是定州副都部署，属于三路大军之一。 双方在望都以南的康村交火，战斗从下午激战至深夜，持续了十多个小时，辽军死伤惨重，被“杀戮甚多”，不得已暂时后撤。第二天，辽军重新部署，改变战术，一方面集中主力攻打宋军布防最为薄弱的东翼，另一方面派兵包抄宋军后路，焚烧宋军补给和辎重，一时间狼烟四起，形势急转直下。 王继忠急忙率兵去救，因为身穿官服，被辽军盯上。辽兵认定他是个重要人物，将他团团围住。危急关头，总指挥王超等宋军将领一看形势不妙率先跑了，丢下王继忠孤军奋战。 《宋史》用了三句话描述当时王继忠的状况，“围数十重”，“士皆重创”，“殊死战”。王继忠与部下且战且退，战至白城，由于寡不敌众、筋疲力尽之下被敌俘获，宋军全军覆没。这与杨家父子的陈家谷口血战有类似之处，主将与监军临阵撤退，副将血战到底，只不过时间和人物发生了转换，故事与历史在这里有着诸多的重合。 当时的行营都部署、先行撤回定州的最高指挥官王超，以为王继忠战死，派使者向宋真宗作了汇报。真宗对王继忠进行了隆重哀悼，下诏追赠他为大同军节度使兼侍中，又给他的四个儿子封了官。 望都之战对宋人的触动很大，宋真宗得知消息后的第一反应是“震痛”，为了加强北部边防实力，宋朝廷重新调整人员和兵力部署，杨延昭被任命为前线都巡检使。 再说被俘的王继忠。《宋史》对他入赘辽国的过程没有记录，《辽史》的记载也非常简略。不过根据现有的史料，有些问题还是可以搞清楚的。辽军俘获王继忠之后，把他押送到炭山，萧太后亲自出面，招降了王继忠。 萧太后招纳王继忠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王继忠的身份很特殊，既是高官又是皇帝的亲信，如果将他招降，其影响力和示范效应将是非常巨大的；第二，王继忠“姿仪雄美”，史书用这样四个字来形容他，他的风度和气质一定很令人折服；第三，王继忠很有才干，辽史的原话称“太后知其贤，授户部使”，并从名门望族中挑选了一个女子嫁给他。在宋人看来，王继忠就等于成了辽国的驸马。 在宋辽两国战端不断的那个年代，双方将领互有投降，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辽国推行的俘虏政策更为宽厚，他们更善于在俘获人心上做文章。辽人如果想招降宋将，一般采取攻心三部曲： 第一，用求贤若渴的诚意打动他，给宋将极大的尊重与信任，让他们有得遇知音的感觉；第二，给予他们物质上极大的满足，让他们高官得坐，骏马任骑，让他们觉得自己非常重要、更为重要；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为他们张罗家眷，让他们娶妻生子，在辽扎根。 王继忠一开始也是宁死不屈，决不妥协的，他本身就不是贪生怕死之人，否则也不会在其他宋将都已逃跑的情况下拼死力战。但就是这样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猛将，在辽人实施攻心战之后，最后也被感化，愿意有条件地为辽人做事。可见，金钱、美色、权力固然是非常犀利的武器，但很多人都可以抵挡，只有赏识、信任和器重才是无价的，是俘获人心的最有效手段，宋将归降辽国多半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王继忠的故事并没有到此为止，后面的故事也非常具有传奇色彩。 景德初年（1004年）九月，契丹二十万大军南下，攻势凶猛。宋真宗在寇准等人的推动下，打算御驾亲征。 辽国一方面南侵，一方面秘密求和，代言人正是王继忠。这个时候宋廷才知道，原来王继忠并没有死。 对于王继忠代辽请和这件事，很多人都很怀疑，只有当朝宰相毕士安认为可信。宋真宗也非常疑惑：敌人如此强悍，突然提出议和，是不是其中有诈？ 毕士安分析道：我曾审问过抓到的契丹俘虏，他们说辽军在南下的过程中屡次受挫，并没有达到目的，现在是孤军深入，他们自己也很后怕，担心老巢被人乘虚端了。契丹想撤军但又没有遮羞的理由，王继忠的请和肯定不是虚言，可以相信他一回。 真宗听罢分析非常高兴，给王继忠回了一道手诏，答应辽国的请和要求，并派曹利用出使契丹。真宗的手诏写了些什么？根据辽国的记载，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宋使带给王继忠一封信，信的大意是说，宋真宗自登基以来，一直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不想打仗。他对边防守将也是严格要求，不让他们侵扰北国。先前知雄州何承矩已表达过求和的意思，但一直没有得到回音。宋真宗显然是希望王继忠能够成为双方议和的密使，将情况通报给辽国皇帝。如果辽国同意议和，宋朝将会再派使者前往计议。 当时宋真宗已下诏准备亲征，但朝中仍有杂音，有人建议迁都金陵或成都。寇准与毕士安力挺北征，宋军在澶渊北城射杀辽国大将萧挞览，契丹震惊。 在这期间，曹利用与辽国使者姚东之进行交涉，经过双方反复商谈，议和之事逐步定了下来。宋每年送给契丹银、绢共计三十万，朝中很多人都认为太多了。毕士安的回答是：不如此，契丹可能并不在意，和议也不能久长。 辽国撤兵之后，宋朝对边防做了重新部署，重要边塞都选良将镇守：雄州李允则，定州马知节，镇州孙全照，保州杨延昭等等。可见，杨六郎只不过是众多边防守将中的一个，地位并不是特别显赫，离边关大元帅差得太远。 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澶渊之盟，和议的签订是两条战线斗争的结果，一方面前线将士浴血奋战，另一方面秘密和谈步步推进。在最为敏感的关节点上，王继忠起到了秘密使者和桥梁的作用，这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 双方议和之后，宋朝每次派遣使者到辽国，都会拜会王继忠，给他带去金带、器币、茶药等贵重礼物。王继忠对宋使也是优待有加，有时叙及思乡之情，常常泣不成声。他还曾经给宋真宗写信，希望能被宋朝召回，但宋真宗从全局考虑并没有这么做。 按理说，王继忠这么做很可能引起辽人的不满，但是没有。辽圣宗对王继忠不怀疑，不追究，不怪罪，反而更加器重他。得知他家中没有奴隶，便赐他宫户三十，加左武卫上将军，摄中京留守。后来又赐他皇姓，改名耶律显忠，封为楚王。最后官拜枢密使，太平三年去世。 《辽史》记载，王继忠在辽国生有一子，名怀玉。杨家将故事中，杨文广的儿子也叫怀玉，这可能并不是巧合，而是有意借鉴了。据宋人记载，王继忠有子怀节、怀敏、怀德、怀政。之所以有此差异，可能是两国只是各自记录了他在本国生下的孩子。 王继忠是历史上一位很奇特的传奇人物，很难说他不忠于宋朝，否则他也不会为了抢夺粮道而拼死力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上司王超，危难时刻抽身而走，这也是王继忠孤军被围的重要原因。 王继忠现象，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独特的风景。像他这种情况，应该是非常尴尬的，但宋朝没有将他视为叛徒，辽国也没将他当做奸细，反倒是都视他为忠臣。从传播中国文化的角度看，王继忠也是有功的。当时辽国特别推崇中原文化，礼仪制度都学宋朝，甚至于他们有个皇帝还曾表态说，最希望自己能够生在宋朝。 中华文化在辽国得到了广泛的弘扬，契丹也算是中华文化的代表。在古代，世界上有些国家就是通过契丹来认识中国的。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是，今天俄语中，中国一词的发音就是“契丹”。 在包括杨家将在内的许多故事中，辽人给人的印象都如妖魔鬼怪。王继忠因为深入其中，他感受不到那些妖魔化的宣传，身边都是平平实实的人，辽人的人情色彩在有些方面比中原还浓。 王继忠的经历与传说中杨四郎的故事非常相像。驸马的故事看似虚构，实则有着深厚的生活基础，不是凭想象信笔胡来的，它是当时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再现，是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叠合。 事情虽然没有发生在杨家，但在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确实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宋真宗曾经的侍卫被辽国招为驸马，肯定是轰动一时的大事件，也肯定为民间艺人所关注。王继忠的经历被移花接木到史上并无多少记载的杨四郎身上，也算得上别有匠心。 五 “四郎探母”也有故事原型 既然杨四郎被招为辽国驸马有故事原型，那么《四郎探母》这样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事情又是否可以当真呢？事实上，“快马加鞭一夜还”的探母故事还真不是凭空虚构，也有历史原型，而且还与杨四郎为什么叫了“杨延辉”有直接关联。 南宋袁枢在《通鉴纪事本末》第四十一《契丹入寇》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 五代十国期间，中原混战不断。911年，河北的一个节度使刘守光被山西的晋王打败，为求生存，他派参军向契丹的耶律阿保机求援。这位参军就是后来契丹史上非常著名的人物韩延徽。 唐朝安史之乱时，契丹开始兴起，他们一定会杀掉你的。韩延徽语出惊人：我走之后，契丹主如丧耳目、如失手足，我回去就如同耳目与手足失而复得，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杀掉我？ 果然不出所料。韩延徽回到契丹后，一开始受到契丹主的责问。他从容答道，“忘亲非孝，弃君非忠”，“臣虽挺身逃，臣心在陛下。臣是以复来”。大意就是，我因为非常思念母亲，回家看娘去了。之所以事先没跟你们商量，是怕你们不答应，所以就自作主张了。但我现在回来了，我的心是忠于陛下的。 第 13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14 章 杨家将的历史真相（出书版） 作者:张永廷 第 14 章 契丹主大为感动，认为他是有情有义有信之人，更加信任和重用他，内外大事都请他参与决策。耶律阿保机称帝后，任命他为守政事令，地位相当于中原的宰相。 韩延徽在辽国出人头地，但始终不忘故土。因为母亲不愿来北国，他便托人悉心照料，并向中原保证，只要他韩延徽在，决不让契丹南侵。阿保机死后，耶律德光继位，韩延徽仍然受到重用。 《通鉴纪事本末》由南宋袁枢所撰，是中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袁枢与朱熹、吕祖谦和杨万里是同时代人，素有“爱君忧国之心，愤世疾邪之志”，开创了以“事”为纲的本末体记史方式。 《四郎探母》的故事很可能取自这个历史典故，只不过在戏剧里韩延徽成了杨延辉，两个人的名字都这么相像，也从另一个方面印证着，杨四郎的故事很可能取自韩延徽。 关于“探母”还有一个相近的故事，不过那是讲杨色彩占了上风，因而过关探母成了最关键的焦点。 杨家将故事是一幅英雄群像，准确地说是一部家族英雄群像，也堪称中华英雄群像，杨家将人物是英雄形象的集大成者。编写杨家将故事，可供借鉴的史实太少，广：坎坷尴尬度一生 杨文广是杨家将的第三代代表人物，在民间声名响亮，在朝廷名声不大，宋史对他的记载寥寥，甚至于连出生年月都无法确定。与故事传说中的年少英雄、挥斥方遒完全不同，历史中的杨文广并不走运，在军队最底层一干就是30年，始终得不到升迁，四十几岁了仍然只是个类似排长的殿直。 与此相对照的是，在杨文广生活的那个时代，宋朝乃至中国历史上最顶尖的人物都开始或已经粉墨登场，算得上群星灿烂，与他们相比，他只能用星光暗淡来形容。杨文广一生与名人为伍，有幸与范仲淹、狄青和韩琦等一代贤臣名将打交道，他只不过是个配角，始终站不到舞台中心，他的故事只能追随着别人的名字传扬。 一 无法考证的“美男” 如果要在杨家将传说中选美的话，杨文广当之无愧是第一美男。传说中的杨文广貌美如花、俊秀非常，明代小说《杨家府演义》借杜月英、窦锦姑和鲍飞云等几个女人之口，盛赞杨文广“面如敷粉”、“唇如涂朱”、“美如冠玉”，这三个女人对杨文广都是一见钟情，并且设计将自己嫁与杨文广，上演了一出三女争夫的喜剧。小说还套用历史上夸耀武则天男宠张昌宗的典故来极誉文广之美：人谓杨郎貌美恰似莲花，宋太后道莲花亚于杨郎。人问其故，太后回答说：杨郎解语，莲花岂能解语？人人爱着杨郎貌美，看起来果然是莲花不及。 中国古代的审美标准，一度以“脸如满月，面如荷花”为美，特别是在唐代，这种风气尤盛。唐代的第一美女杨贵妃就面如荷花，《长恨歌》写杨贵妃之美用的比喻就是“芙蓉如面柳如眉”，芙蓉即荷花也即莲花。女人面如荷花是美女，男人面如荷花就是靓仔了。 “荷花脸”是一种富态相，唐代壁画上的女人通常都是富态的“荷花脸”，很符合唐朝的时代风尚。唐代的审美标准影响到了宋代，因而宋人也常用“莲花”比美男，从小说的描述看，张昌宗虽似莲花，比杨文广还要逊色很多。 杨文广是否真是个绝世美男已无法考证，因为史书对杨文广的记载并不详细，很多事情跟故事大相径庭，甚至于美男子杨文广究竟是谁的儿子都成了疑问。很多杨家将故事，都将杨文广视为杨宗保之子，也就是杨延昭之孙。这种传说虽然离谱，但在民间流传甚广。 实际上杨文广应为杨延昭之子。据南宋李焘所著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杨延昭有三个儿子，1014年他去世后，三个儿子都受到了宋真宗的封赏，但三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封的什么官都没有细说。《宋史·杨业传》记载得稍微明确一些，杨延昭有三子，杨文广是其中之一，并立有传记，其他二人为谁没有提及。曾巩的《隆平集》记载得更为明确，杨延昭的三个儿子分别是传永、德政、文广，传永、德政两人皆默默无闻，没有更多的记录。这也不足为怪，杨业有七个儿子，单独有传的也只不过杨延昭一人。 曾巩是欧阳修的学生，嘉祐二年（1057）进士，1019至1083年间人。他出生于杨延昭死后的第五年，比杨文广小几岁，1074年杨文广去世时，他55岁。曾巩与杨文广为同时代人，他的记录应该比较可信。后来戏曲小说等文学作品中的杨宗保、穆桂英等都是虚构的，史上并无其人。民间传说多把杨宗保当成了杨延昭的儿子，这种说法借助于戏曲评书的广泛传播，已有点以假乱真了。 杨文广是宗保之子、杨延昭之孙的说法多为民间传说，而且出现在宋代以后。元代徐大焯的《烬余录》、明代王世贞的《宛委余编》都是其中的代表，元代杂剧《破天阵》最早把宗保视为六郎之子。 史载杨文广死于1074年，反观杨延昭去世于1014年，有人从二者的死亡年代出发提出疑问，文广卒年是在延昭故后整整60年，按常规推算，父子两人相差这么多年的比较少见，中间若再有一代人似乎更合于情理。王世贞的《宛委余编》第六卷，引用巷人俚歌，称延昭子宗保，宗保子文广征南，被敌人围困。此书内容多来自话本、小说，不是历史读本，可信度并不大。徐大焯为南宋遗民，《烬余录》称“延昭子宗保，官同州观察”，这部书错误很多，有些还是常识性的，而且被怀疑为伪书，所以也不足为信。 还有一种说法，杨文广为杨宗保之弟。因为文广字仲容，依过去的习惯，这是排行第二的标志，仲（老二）之上必有“伯”或“宗”，宗保应为老大。杨延昭担任过保州防御使，很可能是从杨家世代保卫边疆的意思出发，引申出“宗保”二字。杨文广有兄长是历史事实，不过他的兄长应为传永或德政。如果杨宗保真为杨文广之兄，他应该是传永和德政中的一个。 为什么杨宗保不见于历史记载而只存在于故事演义中呢？原因很可能是避帝王讳，宋仁宗有位族弟叫赵宗保，在宋一代，如果真有杨宗保其人，也只能改名他叫了，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没有杨宗保历史记载的重要原因。就如杨延昭之前叫杨延朗一样，因为避讳而不得不改名，杨宗保很可能是杨文广兄弟中一个的别名。杨宗保确有其人的可能性比较大，较为有利的证据是山西代县等地保存的《杨氏族谱》有宗字辈，河南还发现了记载杨宗保逸事的碑文，不过那个杨宗保是女性。 明代纪振伦的《杨家府演义》把杨文广的出生时间安排在了大破天门阵，柴郡主在破青龙阵时生下一子。老太君看后，称这孩子与其兄杨宗保长得很像，取名为杨文广。《杨家府演义》中也提到柴郡主阵前生下一子，但并没有提及此子是谁。 关于杨文广的辈分，明初宋濂的《杨氏家传》又给出了另一种说法，称杨延昭有子充广，其子贵迁，有孙称文广，杨文广与杨延昭的关系又相差了好几代。宋濂写此文时，《隆平集》已流传开来，宋史也早已刊行，这部号称“家传”的书，不知缘何与正史差距这么大。充广之孙名为文广，听起来有点荒谬，孩子起名都是要避祖讳的，这是最起码的常识，宋濂竟然在这一点上出错，多少有点莫名其妙。 明人小说《杨家府演义》，第三代英雄是杨宗保、穆桂英，他们有一儿一女，杨文广和杨宣娘，文广的儿子杨怀玉则为杨门第五代传人。宋时确有杨怀玉其人，不过他是内臣，且比杨文广年长，与杨家将无关。杨怀玉在真宗晚年时入宫，作为仁宗的伴读，仁宗当时称寿春郡王。1020年，宋朝发生了周怀政谋叛之事，杨怀玉因没有举报而被贬为杭州都监，两年之后复又回宫担任内侍押班。那时候杨文广不过才刚刚二十几岁，这个杨怀玉不可能是杨文广之子。 宋史记载杨文广死后被赐同州观察使，对照《烬余录》，杨文广与杨宗保官职相同，只是名字不同，两人到底是什么关系？有人推断后代的戏曲小说中的宗保和文广应由一人演化而来，以前合二为一的多，现在也有一分为二的。因为是演义所以并不拘泥于历史真实，杨文广忽而是杨宗保之弟，忽而又是其子，让人拿捏不定。但无论如何变化，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更加突出杨家将为国为家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精神。 二 早年坎坷 传说中的杨文广是个少年英雄，史书上写的却都是他晚年的事，更像是个烈士暮年、壮志难酬的老者。他虽然是将门之子，但仕途并不平坦，没有多少出人头地的机会，晋升非常缓慢，年近五十了还是个很不起眼的下级军官。 宋史记录杨文广的第一件事是“以班行讨贼张海有功，授殿直”，这大约是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的事。“班行”相当于现今的排级干部，是宋军中最低职位，包括“三班借职”和“三班供职”两级，军官向上晋升的顺序依次是“三班借职”、“三班供职”、“右班殿直”和“左班殿直”。杨文广由班行晋升为殿直，类似于现今由排级提到了副连职。 1014年杨延昭病逝，次年，宋朝颁布了新的恩荫制度，防御使一级的武将，子可授予右班殿直（正九品），其他的则可授予三班奉职或借职（从九品）。杨文广并非长子，所以初任官阶在“殿直”之下，这与当时的政策相符。杨文广从“班行”（1014年）晋升为“殿直”（1043年），整整用了29年的时间。 宋朝有规定，接受恩荫的子女必须年满15。如果1014年杨延昭去世时他刚好15岁的话，1043年升任殿直时至少应该是44岁。从十几岁的青涩少年到四十多岁的中年长者，杨文广在排长的位置上一干将近30年，这在古今中外都算是罕见。以44岁的年纪还只是个排长，很多人可能并不理解，但在宋朝却不算太过稀奇。 宋朝官员冗多是不争之事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恩荫过滥。1015年宋神宗生日那天，宋朝颁布了新的恩荫条例，恩荫的名目更加繁多，恩荫之滥也自此开始，正所谓“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据统计，当时每年恩荫补官者多达500人，是科举取士的数倍，这些人多为纨绔子弟，有的百无一用，只能由国家出钱养着。 以杨文广的职位“班行”为例，宋真宗天禧年间就有4000多人，仁宗庆历广的父亲杨延昭、祖父杨业都是因为屡立战功才得以不断提升的，以他们的为人和处境，不可能给杨文广留下太多可供依赖的资源，能使杨文广迈入军官行列已经是最大的恩荫了，剩下的就全靠杨文广自己。但自从1004年宋辽澶渊之盟签订之后，北部边防基本处于安定状态，武将们建功立业的机会大大减少。1004年宋辽两国息战时，杨文广应该在5岁左右，他堪称是和平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 进入11世纪40年代之后，形势急转直下，西部边防开始变得紧张起来，西夏的威胁越来越大。1040、1041和1042年，两国发生了三次比较大的战役，宋朝兵将损失惨重，其中有些正是将门之子，开国大将石守信的孙子就死于阵中。不过，杨文广并没有出现在西征的队伍里，因而也就失去了建功立业的机会。此时杨文广已经四十多岁，年龄很可能是他出征西夏的障碍，已经当了30年“班行”的杨文广，不知道还要在这个行列里滞留多久，他的人生之花是不是还没绽放就要凋谢。 转机发生在庆历三年（1043年）八月。 11世纪40年代是宋朝历史上的多事之秋，先是宋军在边境被西夏重创，接着国内的安定又出现了问题，1043年张海叛乱引起朝野上下不小的震动。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庆历三年，八月辛酉”，陕西“有贼张海、郭邈山，群行剽劫，州县不能制”，“令左班殿直曹元诘、张宏，三班借职黎遂领禁兵往捕之”。 陕西一带张海等人聚众起事，队伍迅速壮大，当地州县无兵无备，无计可施，只好向上汇报请命。朝廷派两个“殿直”和一个“三班借职”率千余禁军前去剿捕。很显然，张海最初并没被放在眼里，朝廷以为禁军出动，自然会马到成功。 轻敌便要误事，托大肯定吃亏。一千禁兵远道剿匪，毫无建树。张海等人备有甲马，日行百里，战略战术灵活机动。禁兵久居京城，对当地情势不够熟悉，被张海来回调动，只能疲于奔命，哪还有什么战斗力可言。后来朝廷又派出两批人马前去剿捕，不但没有成功，反而险些闹出兵变来。到了这个时候，朝廷有些慌了，才真正重视起张海叛乱一事。宋仁宗下旨，让各地举荐剿匪人才，并且允诺捕贼者按功论赏，一律提拔重用。 杨文广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之下，经人举荐担任巡检追捕张海的。当时张海作乱已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他们公然攻入州城，劫掠府库，施散钱财。其实张海一部不过千余人，但他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得手即撤，纵横千里无人能敌。千余人的游兵散勇，竟让号称战斗力最强的禁军束手无策，由此可以想见，北宋中叶，宋军的战斗力疲弱到何种地步。 第 14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15 章 杨家将的历史真相（出书版） 作者:张永廷 第 15 章 与强大的西夏相比，张海确实只能算是小毛贼，但即便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家伙，也让大宋使出了吃奶的劲，甚至不得不动用牛刀，后来还是韩琦领兵将张海剿灭。1043年十二月，韩琦到了陕西，身份是陕西宣抚使。他改变了单纯依靠禁军围捕的做法，任用谢云行等熟悉当地特点的将领和士兵，深入山林围捕。张海等人身单势孤，无处可逃，又没有什么援手，相继被杀，这场叛乱就这样平息下去了。 整个剿匪过程，史书并没有提及杨文广，除了“以班行讨贼张海有功，授殿直”外，再没有别的记录。杨文广经何人举荐参与平叛，在其中又立有何功，一切全是未知数，无从考证。有人推论，杨文广获得机会参战，很可能得益于其堂侄杨畋的推荐。那一年，杨畋以殿中丞知岳州，提点荆湖南路刑狱。平叛之后的论功行赏，很可能是人人有份，只要参与了就能够受到提拔。 张海之乱平定之后，杨文广留在了陕西，等待着新的机会。年过不惑的杨文广在史书上的第一次亮相算不上精彩，但却是他人生新的开始，从军30年，终于得到了自己的第一次晋升。与父亲杨延昭相比，杨文广的起点更低，杨延昭二十几岁就已经是殿直，他44岁才达到这样的高度。殿直的地位尽管依旧低微，但杨文广毕竟已经起步，开始走向崭新的人生之路。 三 得遇范公 史书讲到杨文广的第二件事是：“范仲淹宣抚陕西，与语，奇之，置麾下。” 这里讲到的范仲淹经略陕西是庆历四年（1044年）六月之后的事，当时身为参知政事的范仲淹因变法受阻，自请到西部边防，被任命为陕西河东路宣抚使。第二年春天，范仲淹的职位又有所变化，由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改任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十一月，朝廷以“边事宁息，盗贼衰止”为由，罢免了他的陕西四路安抚使之职。 范仲淹的身份之所以变化如此频繁，起因还得从宋与西夏的三次战役说起。双方在1040至1042年间连续展开了三次大规模战役。 康定元年正月（1040年），元昊调集十万大军，采用声东击西之计围攻延州（陕西延安）。宋军大败，主将战死，开国元勋石守信的孙子石元孙被擒，西夏军大获全胜。 延州兵败之后，宋军重新调整边防部署，把沿边州府分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户部尚书夏竦为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统一协调指挥边务。韩琦、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分别主持泾原路和鄜延路的防务。 庆历元年（1041年）二月，元昊率十万大军卷土重来，欲与泾原路宋军主力决一死战。泾原路主将韩琦派行营总管任福率万余人前往迎敌。任福轻敌冒进，中了西夏军埋伏，几十名宋将全部殉难，士兵死伤万余。事后夏竦被撤职，韩琦被贬往秦州。 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十万西夏大军再次出击，泾原路马步军副都总管葛怀敏等16员战将尽皆战死，9400多士卒被俘。 从三川口到好水川再到定川砦，宋军三战皆墨。在西部边防，无论是韩琦还是范仲淹都没有打过像样的胜仗，但据说当地民间却流传着一首《边地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此中缘由真是天晓得。西夏军虽然三战皆胜，但元昊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连年用兵，国内兵源开始枯竭。再加上宋朝停止了边境贸易，西夏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国内人怨沸腾。另外，辽国也感受到了西夏势力日益膨胀的威胁，夏辽关系开始紧张。于是元昊萌生了求和之念，1043年他派使者到汴京与宋和谈，经过一年多的讨价还价，最后双方达成协议。西夏对宋财富的掠夺用条约的方式固定了下来，不需要再打仗，财源依旧滚滚而来，宋朝也因此赢得了和平与发展之机。 西夏三役的沉重打击，使朝中有识之士痛定思痛，开始反思。宋仁宗“遂欲更天下弊事”，他将范仲淹调回京师升任参知政事，与枢密副使富弼、韩琦等人一道主持朝政，推行“庆历新政”。 范仲淹处事极为认真，一次在选拔各路转运使时，遇有庸碌贪鄙、不能称职的官员便毫不犹豫地一笔勾去。富弼在一旁感叹，“公但知一笔勾，不知一家哭矣。”范仲淹正色答道，“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路”是宋朝的一级行政区域，类似今天的“省”，为了免“一省”之哭，必须舍得拿下不称职的官员，这也算是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正是因此，“庆历新政”触及了权贵们的痛处。范仲淹们已无法在朝廷立足。 就这样，范仲淹又一次来到西部边防，不过此次陕西之行的时间并不长，若从1044年6月算起，到1045年11月，前后不过一年半的时间。杨文广就是在这期间见到了范仲淹，一个下级军官能与一个边防统帅对话，机遇相当难得。经过一番交谈，范仲淹认可了杨文广，将他留在自己帐下，杨文广有幸成为范仲淹的直接部属。如果没有范仲淹的赏识，杨文广可能永远都没有出头之日。 史书讲范仲淹“奇之”，他们究竟讲了些什么，杨文广有什么地方让范仲淹称奇呢？除了一大把年纪了还是个殿直之外，杨文广的家世应该也能够引起范仲淹的注意。杨家将故事在当时已经流传甚广，1051年欧阳修曾撰文称“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范仲淹身为朝中重臣不可能没有耳闻。但是仅仅因为自己的家世就让范仲淹称奇理由并不充分，无论是杨业还是杨延昭都算不上宋朝最顶尖的名将，比他们身世显赫的大有人在。 这里面应该还有范仲淹性格方面的原因，他出身贫苦乐于助人，尤愿帮助不得志者，杨文广的际遇一定也引起了他的某种同情。此时的范仲淹也是郁郁不得志，1024年当他初为京官时，曾写下“有客狂且淳，少小爱功名”，“风尘三十六，未做万人英”的诗句，豪迈之情溢于言表。20年过去了，范仲淹一度登上了权力的顶峰，成为当之无愧的“万人英”，但是从变法宠臣到被逐出朝廷重新回到边塞，55岁的范仲淹经历了人生从最巅峰处滑落的失意。惯看春月秋风的范仲淹见到45岁仍然在低级军官中打转的杨文广心中一定是别有滋味。 范仲淹还联络和帮助过许多著名人士，如胡瑷、李觏、张载和石介等等，或邀聘他们到自己的管界主持教务，或荐举他们出任朝廷的学官，或指点他们走上治学之路，经他指教和影响过的很多人，往往都各有所成。 乐善好施是范仲淹的天性，他喜欢提携后人或有潜力的人，无论那人时下如何不得志，将杨文广留在帐下符合他一贯的行事风格。另一方面，范仲淹是个老西夏，他在陕西的军旅生涯中逐渐形成了以守备为主、和攻为权宜的边防思想。范仲淹很注重在要地修堡建寨，他认为那是防御西夏铁骑的有效办法。也许杨文广正好具备他所倚重的才能，符合他对西夏作战的理念。杨文广毕竟是名将之后，很可能继承了祖上修建军事要堡的本领，日后的情况也证明，杨文广确实善于修筑。后来在韩琦手下，他奉命在秦凤路大修堡寨，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可惜的是，杨文广在范仲淹麾下并没呆多长时间，他如何跟随范仲淹征战，找不到任何记录和佐证。那时候范仲淹离其政治生涯的最辉煌处已渐行渐远，1045年底，他离开西部边防，之后一再被贬。 宋朝对西夏虽然战败，但却使久不经战的宋军受到了一次历练。按《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说法，在韩琦、范仲淹等人的经营之下，西部边防“人谋渐得，武备渐修”，“勇夫锐将”“稍稍而出”，一代名将狄青自不必言。杨文广在范仲淹帐下，也受到了战争氛围的熏染，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恐怕他连现有的功名都是奢望。杨文广虽然没有更大的战功，但跟随名将名臣的经历，为他日后的晋升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四 恩怨狄青 范仲淹离开西夏后的5年，从1046至1051年，杨文广的履历是一片空白。1052年，大将狄青南征，杨文广就在军中，虽然还是个无名之辈，但总算是有了些功劳，做过广西钤辖，知宜、邕二州。宜是今天的宜山县，邕是今天的南宁，这已经是宋军的中层领导干部了。宋史对杨文广这一时段的描述是：“从狄青南征，知德顺军，为广西钤辖，知宜、邕二州。累迁左藏库，带御器械。”左藏库使、带御器械都是武官荣誉性的官阶，并无实际职掌。 杨文广与狄青的关系有些微妙。明代小说《杨家府演义》将狄青设计为杨家的死敌。每一代“杨家将”都会遭遇奸人陷害，杨业时有潘美，杨延昭时有王强，杨文广时代的奸臣则是狄青。按照小说的描写，杨家与狄青结仇起因于宋仁宗时的侬智高之乱。故事中这样交代： 侬智高联合五国蛮王率大军围攻北宋之时，狄青领20万大军南征，被侬智高斩将夺旗，地失千里，社稷危在旦夕。包拯无奈，推荐已告老还乡的杨宗保出征，杨文广为先锋，父子领军5万前去代狄青为帅。杨宗保到了前线，因不满狄青笑其老迈，下令将狄青推出辕门斩首，虽经杨文广劝说放了狄青，但狄青从此对杨家怀恨在心，发誓要将杨家灭门绝户。杨文广父子平南之战立下大功，受到仁宗的厚赏。狄青本来就恨杨宗保，见到杨家满门受封，心中非常不是滋味，便派心腹家丁师金潜入杨府，伺机取杨宗保性命。不料那夜，杨宗保喝多了酒，再加上年事已高，竟然一命归西。狄青大喜，进而加害杨文广。杨文广向皇帝禀明真相，自己化作一只飞鹤冲天而去，自此隐匿家中不问朝政。 《杨家府演义》描述的狄青和杨文广与历史真相完全不同。历史上的狄青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卒于宋仁宗嘉祐二年 （1057年）。他以士兵出身而官至枢密使，这在宋朝是个奇迹。狄青最初引起朝臣的注意是因为他在与西夏作战中的勇猛表现。当时镇守西北的宋军屡次被西夏打败，很多士兵患上“恐夏症”，狄青却完全不同。每次临战，他总是冲锋在前，头戴铜具，披头散发，大声呼喊，形象骇人，西夏兵为之胆寒。1040年，经略判官尹诛召见他，与他谈兵论战后，认为狄青是“良将材也”，将他推荐给陕西经略使韩琦和范仲淹。韩琦和范仲淹两人“一见奇之，待遇甚厚”。范仲淹还送他一部《左氏春秋》，鼓励他多学兵法。对于范仲淹的知遇之恩，狄青终生不忘。范仲淹去世后，狄青每次到范家，都要进范氏家庙祭拜范公，恭恭敬敬地礼拜范夫人。后来他起用杨文广随军南征，也很可能是因为杨文广曾得到过范公的赏识。 杨文广与狄青的经历有些相似之处，如果说杨文广出身低微，那么狄青尤甚。杨文广级别虽低，毕竟还是干部，狄青则是地地道道的行伍出身，起点更低。宋朝武将受制于文人，士兵更是低贱。参军入伍首先要在脸上刺字，名曰“赤老”。在宋代，必须在脸上刺字的有两种人，一是士兵，二是罪犯，犯人刺在脸上，兵士有时刺在手背上，有时刺在脸上。刺字同时涂墨，墨痕深入皮肉，水洗不去，历久格外明显，所刺的字称为黥文。 在西部战场，两人都曾在范仲淹辖下，先后被“奇之”，他们也许会有一些接触。论年纪，杨文广大十岁；论资历，狄青早到西部边防五年；论战功，狄青远在杨文广之上。狄青初入陕西时，地位比杨文广还低，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已经贵为枢密副使，名震朝野。而杨文广仍然默默无闻，不见有更大的作为。但说书人偏要让杨文广位居狄青之上，还把狄青塑造为懦弱无能迫害杨家的奸臣，形象十分不堪，狄青征南的功劳则完全嫁接给了杨家。小说中，杨家将是在狄青不敌侬智高之后才冲上前线的，而实际正好相反。 1052年5月，少数民族首领侬智高起兵反宋，一度攻陷邕州，并一举拿下附近的九个州，随后围攻广州。宋廷急忙调集兵马前去平乱，杨畋被派往前线，出师许久却毫无建树。朝廷又命孙沔、余靖等领兵进讨，也均无胜绩。侬智高非常凶猛，当时的一些勇将被其所杀，一向被认为知蛮事的杨畋也被击败，为免粮草落入敌手，杨畋焚粮之后退守韶州。危急时刻，身为枢密副使的狄青挺身而出，主动请缨，率兵巧取天险昆仑关，大败侬智高于归仁铺，一举平定了广南战乱。狄青还师回朝时，宋仁宗亲自相迎，拜狄青为枢密使，他由此成为北宋王朝的最高军事长官。 狄青南征侬智高之时，杨文广只不过是随军出征的一个普通将领，对于他立下什么样的战功，史书只字未提。而且当时杨文广也已经至少53岁了，是年过半百的老将，并非故事中宣扬的青春少年。《续资治通鉴长编》对平定侬智高的记载堪称详细，但自始至终未提杨文广。广西临桂龙隐岩潜真洞，刻有平蛮三将大名，分别是狄青、孙沔和余靖，三员大将之下还有一批重要的将官，内中也没有杨文广。史载平南之战随行的文武官员多达231人，因为人数太多，不是每个前去的人都有记载，由此可以断定杨文广在平南中的功劳不会太大。 这一切对于铺写杨家将颂歌的人来说显然太过平淡，将狄青与杨家将的身份倒置，把狄青的杰出表现转接到杨家将身上，更能体现杨家将的英雄形象，所以杨家将故事有狄青的影子也就不足为怪了。 侬智高平定之后，宋廷对有功之臣一一封赏，杨文广又回到了他曾经战斗过的西部，知渭州之德顺军，也就是渭州陇竿城。德顺军设于庆历三年（1043年），这里土地肥沃，人口众多，且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西夏早有窥探之心。杨文广赴任不久，广西报告侬智高与大理国王又准备发兵。1054年6月，仁宗因为杨文广熟知广西情势，具备领兵才干，超升四级，提拔为供备库使，出任广西钤辖，兼判宜、邕两州，以防侬智高。广西钤辖是广南西路兵马钤辖的简称，负责广南西路驻军的训练教阅和赏罚。杨文广受此重任，自是尽心尽力，镇守广西十余年间，侬智高与大理国都不敢轻举妄动，侬智高最终死于大理国境内，边塞未发生大的战事，但杨文广的前途似乎并不明朗。 从历史上看，狄青不仅没有迫害杨家，反而有恩于杨文广，若不是他带杨文广南征，杨文广可能仍然埋没在军中。通观两宋，除北宋开国诸将外，能够称得上名将的，北宋首推狄青，南宋首推岳飞，但俩人都含冤而死。如果说岳飞的罪名是“莫须有”的话，狄青之死比“莫须有”还冤。狄青没有害人，相反却屡次被害。打压他最为厉害的不是奸人，反而是名垂青史的欧阳修、文彦博、韩琦这些人。好不容易出了一个能打胜仗的狄青，却被文人多方弹压，单单从这一点看就可以明白，宋朝为何积贫积弱军力不强。 以“莫须有”罪名杀人的不是始自岳飞，而是始自狄青，再往前看，杨业也是受害者。宋朝自宋太宗以后，重文轻武的风气日渐浓厚，文臣一般都看不起武将。 从杨业到狄青再到岳飞都是被“疑”所杀，杨业因为监军的一句“岂非有他志”走上不归路，狄青因“朝廷疑耳”不得善终，岳飞则是在“莫须有”的罪名之下被处决，这些名将在功成名就之后都面临着相同的困境，又都有着相同的下场，被疑即必死，没有什么道理好讲，被怀疑有罪就是有罪，只能认罪。不仅仅是宋朝，整个中国古代历史大体如此，这就是中国式的法律精神，不是疑罪从无，而是疑似从真，怀疑你有罪你就有罪，没罪也是有罪，在防患于未然的大旗之下，“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便成了冠冕堂皇的理由。（狄青事详见附录《狄青传》） 五 老骥伏枥 1064年，宋仁宗去世，英宗继位。杨文广因新帝登基又获得新的升迁机会。英宗身体虽然虚弱，但还算勤政，很想有一番作为。当时管军出现空位，英宗下决心挑选有才干的人充任。十月，他亲自检阅禁军将校武艺，期望从中发现人才，杨文广幸运地得以中选，被任命为龙神卫四厢大将军，兼成州团练使。 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是中央禁军的将领之一。凡升至都指挥使的都可以遥领团练。宋代的成州，属陕西秦凤路（今甘肃成县）。杨文广身为宿卫将领，不必到成州赴任，成州团练使只是个虚职，标志着杨文广的身份和级别。 当时杨文广已经65岁了，他被英宗选中出乎很多人的预料。宋英宗之所以选中杨文广至少出于两点考虑，首先杨文广是名将之后，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有一定的名望。第二，杨文广曾经跟随范仲淹和狄青征战，有较为丰富的作战经验。这一点非常重要，当年跟随狄青的战将多数得到提拔，杨文广受赏识也在情理之中。除此之外，杨文广很可能还受到了宰相韩琦的推荐，杨文广与韩琦的亲信关系非同一般。 杨文广担任此职，在宋朝文臣眼中，是个莫大的荣宠。20多年之后的1090年，苏辙论述过这个职位的重要性，“自祖宗以来，以管军八人总领中外师旅”，对内平定骚乱，对外威服夷夏，任务非常重要。 治平四年（1067年）一月，35岁的宋英宗去世，神宗继位。不久，西夏又发起挑衅，十一月，神宗命韩琦判永兴军，兼陕府西路经略安抚使，统筹陕西全局。宋神宗时陕西四路合并为两路，一路为永兴路，治今西安，由韩琦兼领；二路为秦凤路，治今秦州（甘肃天水）。杨文广以兴州防御使出任秦凤路副总管治秦州，由此参加了对西夏的防御作战。宋代的兴州位于现今的陕西略阳县，秦凤路都总管是马仲甫，杨文广是他的副手。宋朝马步军都总管以节度使充之，副总管以观察使以下充任。秦凤路辖区南起岷山、秦岭，东到六盘山，其西部与北部因受西夏侵逼而缩至定西、秦川一线。此线以外的居民多为羌族部落，归附宋朝的称“熟户”，没有归附的称“生户”。 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杨文广被韩琦派往边境一个叫做筚篥的地方筑城，目的是掌握要道控制权，更有效地抵御西夏。筚篥在甘谷县城北40公里的散渡河旁（今甘肃武山县大庄乡杨家城子村一带），面积有百里之广，原是秦州“熟户”居住的地方，因为经常受西夏人的劫掠而被迫迁徙。杨文广接到建城的任务后，立即整装待发，为了防止敌人破坏，他故意散布消息说要在喷珠筑城，西夏兵果然闻讯而去。文广抓住机会，急行军180里到达筚篥，连夜抢修城寨，构筑防御工事并作好了战斗准备。天明以后，敌人发现上当，移兵前来，宋军已经占据有利地势，敌兵无机可乘，无奈之下只好退兵。临走前，他们派人送信威胁杨文广说，要派大军前来报复。杨文广不为所动，立即派兵追杀，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气焰。 展现杨文广才智的事件，史书记载的少之又少，只有筑城筚篥这件事还算是比较突出。他判断敌情准确，行军布阵快速，有勇又有谋。事后手下将领问他为何事先要虚张声势，杨文广回答说，筚篥是兵家要地，如果敌人知道我们的真实意图先而据之，我们就没有完成计划的可能，必须抢在他们前头实施行动，让他们措手不及。 文广据筚篥建堡后，切断了西夏王国与岷山地区氐羌部落的联系。他一面加固城防工事，一面自鸡川砦（今甘肃天水市）至南谷筑堡，此后古渭东南数百里皆成宋朝“内地”。宋神宗闻报大喜，“诏书褒谕，赐裘衣带马”，改筚篥堡为“甘谷堡”。由于御敌有方，秦凤路的兵力和军储都大为增强。 筚篥堡建于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六七月间，距今已近千年，仍然沿用。距筚篥堡不足20公里处有一安远寨，又名柳州城，当地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故事，与杨文广的父亲杨延昭有关。 据说当年西夏侵扰，宋王感到威胁很大，下诏令杨延昭率十万大军出征。杨延昭当时驻军广西柳州，征战西夏时受围攻退守安远，见当地两河环抱，依山背川，土地平旷，便筑城坚守。 驻扎已定，杨延昭问当地居民此处叫什么名字，百姓说一直无名。杨延昭想，我过去在柳州做郡守，那里绿柳遍地，山清水秀，到这儿也是山清水秀，绿柳成荫，干脆就叫柳州城吧。由此可见，安远也算得上塞上江南。 后来杨延昭班师回朝，百姓将他曾经穿过的一件战袍埋到城南盈谷山顶，并于山腰平地设牌位以祀，年长日久，香火渐盛，人们就把盈谷山称为香台山，把埋有杨延昭战袍的山顶大土堆称为六郎坟。 传说毕竟是传说，但却可以反映百姓对杨家将的景仰。西夏攻取筚篥的计划失败以后，转而自清水河谷南下谋求渭水流域。韩琦建言朝廷，任命杨文广知泾州镇戎军，以加强当地的防御。镇戎军为至道元年（995年）所设，在现今的甘肃固原县。 这一年杨文广已69岁，若以虚岁计，已是年过古稀，老将迟暮是不争之事实。在杨文广的最后时代，中国顶尖的几位人物已然登场。王安石46岁，司马光49岁，苏东坡31岁。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开始推行变法，王安石与司马光大红大紫的年代由此开始。而在此前的1057年，年方二十的苏轼兄弟由四川来到京城一举中第，宋仁宗盛赞他们是未来的相才。 第 15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16 章 杨家将的历史真相（出书版） 作者:张永廷 第 16 章 杨文广虽然算不上宋朝的顶尖人物，但杨文广所处的时代却是顶尖人物云集，中国文化的繁盛几乎触到了云层的最顶端。杨文广之后，宋朝最好的年华也随风而过。杨文广死后50年，北宋灭亡。1072年，陕甘经略使王韶统大军向西夏展开大规模的进攻，促使西夏王国向宋廷称臣，维护了边境的安定。 六 梦断边关 就在宋与西夏发生战事的时候，辽道宗耶律宠基乘机挑起事端，要求宋割让北境土地，企图使宋两面受敌。1069年，杨文广以70岁的高龄被调往北线，以步兵都虞侯的身份兼领定州路副都总管。定州屯重兵，位于中部，是防契丹南下的要冲。如遇重大战事，皇帝御驾亲征，行营必设在定州。杨文广所受之职是定州路的副帅。自从1004年澶渊之盟后，宋辽两国和好多年，北部防务已十分松懈。 1073年六月，边防通报发现辽人有异常动向，神宗非常担心，但国内的改革已进入到攻坚阶段，主政的王安石不想节外生枝，没有把河北防务放到很重要的位置。他开导神宗说，不必担心，只要加强军事训练，完善边防城垒就应该没有问题。十月，宋朝在西线作战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神宗却高兴不起来，他更担心辽国的进攻，而且据当时的情报分析，辽人很可能南下入侵。如果假想成真，宋军两线作战将会非常被动。王安石再次为他宽心，辽人不会轻易放弃和平局面，双方毕竟维持了70多年的和平。宋神宗仍然不能放心，王安石进一步解释说，即使出现不利局面也不用惊慌，对辽可以主守，对西夏可以主攻，西夏不足畏惧。 熙宁七年（1074年），辽国开始寻衅发难，借口宋军越界筑城进入蔚、应、朔三州，派使臣到宋都争河东地界，要求以雁门山为分水岭划界。九月，双方派使在代州进行谈判，谈判是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的，宋朝内部意见不统一。以沈括等人为代表的一派认为绝不可屈从，不能为辽人所要挟。蔡挺一派则主张克制忍让，甚至建议召回河北沿边将士以示无事。王安石的态度很耐人寻味，他说出了一句令人琢磨不透的话来，“将欲取之，必姑与之”。宋神宗下令王安石改善边境防务，但王安石依然执迷于自己的判断，认为辽国不会动武，甚至主张在河北裁军。在宋使赴辽的过程中，王安石因为改革受到强烈抨击，宋神宗不得已将其罢相。继任的韩绛系王安石推荐，基本上仍然沿用了王安石的政策。 杨文广身为边防大将，坚决支持抗辽。他认为如果辽人胆敢破坏盟约，必须给予迎头痛击，还可以乘机恢复故疆。杨文广在抗辽前线做了大量的调研，结合镇守定州的工作经验，向朝廷献上了收复失地的阵图以及攻取幽燕的计划，但还没等到朝廷的回音，杨文广就一命归西，时间是1074年十月，享年75岁。第二年四月，宋廷赐其为同州观察使。杜甫《蜀相》云“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对于杨文广而言却是“尚未出师身先死，更使英雄泪满襟”。 杨文广一向低调，此次高调上奏，引发了朝中非议。1075年三月，也就是杨文广身故后的第四个月。宋神宗召集大臣共商对辽之事，韩琦似乎已知道杨文广献策之事。他对神宗说，现在有些好进之人，以为边防有事，正是谋取富贵的良机。他们肯定会向陛下献策，无非是说现在敌势已衰，以陛下神圣文武，如果选择良将率大兵深入敌境，那么幽蓟之地，可以一举收复。接着韩琦话锋一转，事实果真如此吗？当今河朔之地连年灾荒，民力匮乏，粮草不济，新选的将官没有作战经验，士兵多年不进行正规训练，如果就此发兵去攻强敌，敌人四向来援，我军腹背受敌，再加上粮道不畅，此时进退两难，将如何处之？这也正是太宗前朝，即使拥有曹彬、米信这样智勇双全的大将都无法避免兵败的原因所在。 当年和欧阳修一起逼退狄青的文彦博也出言反对伐辽。韩琦、文彦博是宋时名将名相，他们众口一词，不能不引起神宗的重视。可以想见，当时如杨文广一样主张北伐的也一定大有人在，神宗本人可能也有光复的想法，但光有想法是不行的，还要励精图治，发奋图强，等待时机成熟。如果准备不足仓促用兵，结果可能事与愿违。以当时边防的情势而论，对辽用兵可能确实并非明智之举。后来南宋的两次北伐都以失败告终也许可以作为一种反证。 杨文广一生不甚得志，作为杨家将的第三代，他并没能建立与祖辈父辈相提并论的功绩，这里面有着太多的时代因素。北宋坚守的是保守的退让政策，对辽主和防御，对西夏的政策也在和战间不断摇摆。修文偃武的积弊已深，文风日盛，文人受宠，甚至于军队都要由文人统军，武将只能任副职，朝野上下讳言用兵，杨文广不可能有更大的发挥军事才能的机会。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欧阳修们一方面在缅怀杨业，另一方面又在加紧弹劾狄青。曾为杨业之死大抱不平的欧阳修，难道不知狄青之冤吗？假若狄青健在，他比杨文广还要年轻十岁，以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必能使辽与西夏不敢轻举妄动。 欧阳修对杨业父子很是景仰，但对处于同时代的杨文广却没什么兴趣，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照。那个时候，民间已经盛行杨家将故事，而真正的杨家后人却被埋没。 杨文广40多岁才开始崭露头角，平张海、战西夏、征南蛮、守北关，南征北战30多年，经历堪称丰富，但并没有太过闪耀的英雄事迹，历史关于他的有限的几次记述都非常简略，无法展现他的聪明才智。 杨文广与那么多的名臣名将同时代，在他们手下谋生，是幸运还是不幸运，历史无言评说。杨家最大的不幸，是自杨文广之后再没有一个较为有出息的子孙，在那个盛行墓志铭的时代，甚至连为杨文广写一篇墓志铭的能力都没有，也无法保存杨文广的著作或奏议。杨文广死后，北宋朝廷追任他为同州观察使，多少是一种聊胜于无的安慰。 杨家将祖孙三代都捐躯在抗辽一线。杨业在边关屡立战功，号称“无敌”，最后慷慨战死以身殉国。杨延昭自小随父出征，在澶渊之役请饬诸军扼辽归路，袭取幽、易等州，威名犹存。杨文广晚年镇守定州尽心竭力，面对强敌滋事，大胆献策议取幽燕。杨家将虽然并非宋代最有影响的战将，到了杨文广这一代也已是日薄西山，但杨家祖孙三代同仇敌忾，以忠勇传家，却是历代将帅中少见。 杨家将故事在民间不断传扬，最初只限于杨业、杨延昭两代，很少提到杨文广。明代以后借助戏曲小说的渲染，杨家将声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的愿望虽然最终没能实现，但豹死留皮、殁而不朽，杨家将已成为人们心目中不可磨灭的永恒记忆。 第六章 “还要详细论及此事）。在这里，“八大王”究竟是谁，开始有了歧流。不过，无论是赵德芳还是赵德昭，历史上都确有其人，但其事迹与杨家将故事中所述的人物形象相去甚远。 京剧中有一出程派名剧叫《贺后骂殿》，是程砚秋与言菊朋的代表作，其中对“八大王”的来历有一番详尽解释。这出京剧曾于1976年搬上银幕，由郑国权导演，张曼玲、张元智等人主演。故事梗概是这样的： 宋太祖赵匡胤死后，赵光义弟即兄之位。赵匡胤的皇后贺氏让长子德昭上殿质问，光义大怒，要斩杀侄子，德昭气愤，撞死金殿。贺后悲愤交加，带着次子德芳上殿责问。最终赵光义谢罪，赐贺后尚方宝剑，封入养老宫，加封德芳为“八贤王”。“八贤王”由六个王爷封号和两项特权组成。六个封号是：亲王、良王、忠王、正王、德王和静王，两项特权是上殿不参王，下殿不辞王。 宋太宗赵光义为何要对赵德芳如此重封，贺后有一段唱叫“有贺后在金殿一声高骂”，直指赵光义篡位，贺后将他有四比，一比王莽，二比曹操，三比赵高，四比司马师，每一比都非同寻常，每一比都事关事件的内幕真相，事关赵光义登基的合法性。关于赵匡胤的死因，关于赵光义的继位，历史记载一直都是遮遮掩掩，欲说还休，从来没有谁诉说得如此清楚痛快，甚至于在这里都不是述说而是痛骂了，给人的感觉是畅快淋漓，非常解气。 在贺后如此不留情面的痛骂之下，赵光义作何反应呢？首先是恼羞成怒，接着是托词遮掩，其后是尽力平息。他的一段“自盘古立帝帮天子为重”大体上体现了这三种情绪，先是给贺后骂殿定罪，接着分辩自己继位的合法性，最后对德芳母子尽力抚慰，大意是说你们不要再闹了，有话好好说，咱们共享天伦富贵。赵光义话中软中带硬，硬中透虚，情感相当复杂。 德昭自杀、贺后骂殿、德芳受封这样一段故事，触动了宋史上最敏感的一处神经。如果单从京剧《贺后骂殿》来看，“八贤王”应是赵德芳无疑。但《贺后骂殿》只不过是借历史事件进行铺陈的戏剧故事，把它当做历史真相来解读，实在是有点南辕北辙。《贺后骂殿》触及了一定的历史事实，但离历史真相仍然相隔十万八千里，真实的历史远比《贺后骂殿》复杂曲折百倍。这里面有几个误区应该澄清： 其一，贺后骂殿这样的事，在历史上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之所以这样讲并不是说贺后没有那个胆量，而是因为在赵光义继位之时，贺后早已作古了。贺氏为赵匡胤的原配，是后周官员贺景思的长女，早于958年就已病逝，那时还是后周的天下，赵匡胤在柴荣手下听命。她的皇后名分是960年赵匡胤称帝之后追封的，赵匡胤死于976年，离贺氏去世已然相隔18年，所以贺后骂殿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其次，无论赵德昭还是赵德芳都没有受封过八王。“八贤王”的称谓只出现在民间传说和故事演义中，历史上并没有这样的记载。《宋史》卷二百四十四有“燕王德昭、秦王德芳列传”，赵德芳生前没有封王，更不要说八王了，他死后才被宋太宗追封为歧王， 后来改封楚王，徽宗时又改封秦王。赵德昭于乾德二年14岁时受封贵州防御使，任过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等重要职务，开宝六年又封兴元尹，死后追封魏王， 后又改封燕王。赵德芳兄弟两人的前后封号加起来也不够八个，而且与《贺后骂殿》中所说的亲王、良王、忠王、正王、德王和静王毫无干系。古代封王是非常慎重之事，多以被封属地为名，德芳与德昭的几个王号都是如此，而《贺后骂殿》中的几个封号与属地无关，反而与德行、操守或亲疏关系联系紧密，这显然离历史事实太远，更大的可能是虚构。 第三，德芳兄弟与杨家将并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赵德芳生于959年，死于太平兴国六年，也就是981年，当时杨继业归宋不过两年，杨延昭才24岁， 还不是边关重将，潘杨一案也尚未发生。杨继业战死沙场的时间是986年，那时赵德芳已经去世5年。而赵德昭比赵德芳去世还要早，是在979年北伐失利之后，当时杨业刚刚归宋。赵德芳与杨继业是否有过接触，史上没有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所谓赵德芳为杨业之冤讨回公道之说绝无可能，赵德芳怎么可能干预身后之事。因此可以断定，赵德芳兄弟与《潘杨讼》、《寇准背靴》、《辕门斩子》中的那个“八贤王”是没有什么干系的，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早已长眠地下，对杨家将爱莫能助。 在澄清了这几个疑问之后，现在可以集中精力来关注更大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赵德昭到底是怎么死的。《贺后骂殿》中说赵德昭撞死于金殿，这种说法有些什么根据？赵德昭的死与赵光义夺位有没有关系？所有这些问题其实都与一个问题有关，那就是赵光义是如何登上王位的，这个王位到底应该由谁继承？要揭开这个谜团，就不得不翻出宋朝初年帝位传承的陈年老账，也必然牵涉到宋初的两大疑案“烛影斧声”和“金匮之盟”。在追溯这两个典故的过程中，可以清楚地探明赵德芳与赵德昭的身世、死因及其在宋朝的地位作用。 二 “金匮之盟”与传位之争 “金匮之盟”的核心是兄终弟继，也就是说宋太祖死后要把皇位传给弟弟赵光义而不是他的儿子。按照赵光义和赵普的说法，“金匮之盟”的订立应该在961年，太祖就位之后的第二年六月。当时赵匡胤的生母杜后病重，临危之际召见太祖，问他何以得天下。宋太祖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只好说全是因为父母积德行善才有今天。 杜太后正色道，你能够顺利谋得天下，是因为周世宗让年幼无信的儿子当了皇帝，假如后周有一位年长有威的皇帝，你还能得到天下吗？随后，杜太后嘱咐宋太祖把帝位传于赵光义，不要传于幼儿之手，以保全宋室江山。宋太祖表态一定遵从母亲的教诲，赵普受命将杜太后的遗命记录在案，藏在了金匮之中，这就是史上所传的“金匮之盟”。 “金匮之盟”所提到的兄终弟继的方案并不是杜太后首创，早在商代就有先例，但这种办法实施得并不顺畅。“兄终弟及”看起来可以解决弱童当政的问题，但却引发了意想不到的矛盾，那就是在弟继兄位之后，接下来的继承权应该给谁？ 按理说应该传位于“兄”之子，但当政的“弟”往往存有私心，总是想方设法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子孙，所以商代的传位一度非常混乱，后来实行了传位于子的办法，王室就比较安定。 到了西周，为了矫正商朝“兄终弟及”所带来的弊病，周公吸取商代传位教训，创立了嫡长制继承方式。所谓嫡长制，就是根据母亲身份的贵贱尊卑将皇子区分为嫡子和庶子，以此确定继承人的资格和顺序。因为当时君王多妻，孩子众多，必须保证国家最高权力在限定的范围内平衡过渡。从此，中国大多数封建王朝都沿袭了这种制度，将之奉为不可动摇的“万世上法”。 宋太祖善读书、喜学习，估计不会不知道这些前朝旧事，而且他登基以后采取的种种措施，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巩固宋室江山，确保长治久安。关于皇位继承权的问题，从理论上讲，并不是太复杂。自西周以来，一直都按照“父位子承， 长幼有序”的原则进行。赵匡胤共有四子，其中前三子为原配贺氏所生，长子滕王赵德秀和三子赵德林夭亡，赵德昭是次子，赵德芳是第四子，也是最小的儿子。也就是说德昭虽然不是长子，但却是在世的最年长者，如果赵匡胤想把帝位传给德昭，那将是天经地义的事。 按照皇室惯例，皇子成年，都是要封王的，然而宋太祖在位时，他的两个儿子都没有被封王位。相反，其弟赵光义却被封为晋王。德昭只被封为“贵州团练使、同平章事”，没有什么实际权力。但这不能作为宋太祖无意传子的根据，因为杜太后死时，太祖不过35岁，赵光义22岁，德昭只有11岁，德芳刚刚2岁，一切尚早，不必急于行事，公开矛盾。 总之，宋太祖生前没有确立太子，也没有明确赵光义为合法继承人。尽管在他自己看来，一切都还有回旋的余地，但这却使得王位继承问题变得扑朔迷离，各方势力都瞄着皇位，觉得自己大有希望。 首先，从道理上讲，赵德昭是法定继承人，而且聪明英武，很有韬略，有点当仁不让；另一方面赵光义占据着开封府尹的核心位置，培植了大量心腹羽翼，争当接班人占了先手。但关于皇位继承问题，并不是只有赵光义和赵德昭充满欲望，还有不可小视的第三方，那就是赵德芳。当时的皇后宋氏非常宠爱赵德芳，力主立他为太子，宋太祖虽然没有表态，但须知枕边风历来威力无穷。 赵德芳与赵德昭并非一母所生。德芳出生于贺后去世的第二年，也就是959年，生母姓王，是后周巢国公之女。史上对王氏的评价很高，称她优点很多，一是待人仁慈，二是恭勤不懈，三是善古琴才艺，同时还虔信佛教。王氏生有一子二女，乾德元年（963年）病逝。也就是说，赵光义取代赵匡胤的时候，她也去世十几年了。 既然赵德芳的生母早就去世，那么主张立德芳为太子的皇后又是何许人？了解了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赵匡胤死后，宫中太监王继恩敢不听她的命令。这位皇后姓宋，她的父亲是左卫上将军宋廷渥，母亲则是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女永甯公主。虽然也是系出名门，但在宫中资历尚浅。太祖去世时，她只有25岁，且不过是德芳的养母。宋皇后对太祖的两个儿子德昭和德芳照顾有加，因为德芳年龄最小，与她更为亲近，所以尤其偏爱德芳，经常鼓动赵匡胤立德芳为太子。 由此可以想见，这在三方势力中，赵德昭的地位最为尴尬，因为赵光义手握重权，而赵德芳有皇后的支持，他自己只有空洞的道义。史书记载，他一生寡言，喜读书，淡泊名利，但性情刚烈，这样的描述非常符合他的身份和境遇。 第 16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17 章 杨家将的历史真相（出书版） 作者:张永廷 第 17 章 宋太祖对此可能心知肚明，所以对由谁继承王位一事，一直不轻易表态。但这种不表态对赵光义来说，就是一种表态，因为最经不起拖的人就是他。如果真有金匮盟誓，或者尽管没有，而赵光义又想当皇帝的话，那么潜在的风险就可想而知了。 赵光义比太祖年轻12岁，德昭比他小11岁，他们的年龄基本就是个等差数列。宋太祖越不表态，赵光义继位的希望就越渺茫。挡在他前面的有身体强健的太祖，后面又有不断成长的两个侄儿。如果太祖不死，他继位的空间会越来越小。继位之争，看起来是赵光义与太祖的儿子之争，实际上是太祖与赵光义之争。 对于宋太祖来说，若想顺利传位于子，必须剔除阻碍传位的障碍，在当时情况下，赵光义显然是最大的“眼中钉”。宋太祖算得上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他不仅自己不轻杀大臣，还立下秘密誓言，要求子孙后代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否则必受天殛。 一个连大臣都不肯轻易枉杀的皇帝，是不会将屠刀伸向看起来没什么过错的亲弟弟的。如果赵光义也如宋太祖一样，那么历史将会重写。但赵光义不是赵匡胤，他对皇位的渴望程度显然超出了宋太祖的预料。宋太祖可能寄希望于以拖待变，依靠自然的方式消解掉王位继承中的矛盾，这符合他一贯的行事方式，用软方式而不是硬杀戮的方式解决问题。 宋太祖应该没有进行过换位思考，他感受不到赵光义对皇位的迫切要求，所以也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危险。如果赵光义想当皇帝，以他的身份，从他的角度，一场针对继位的夺权阴谋就不得不暗中进行了。宋太祖平平安安地活着意味着赵光义将失去机会，那么，若赵光义不想按照太祖的意思一直拖下去，除非是一场飞来的横祸，赵光义的愿望很难实现。 “兄终弟及”这一制度的前提是兄必须死，兄若不死，弟何以为继？所以“金匮之盟”这份盟誓的前提是赵匡胤必须死，赵光义若要当皇帝，宋太祖必须先死，如果生死由天，自然死亡，赵光义的皇帝梦可能就只是空想了。天定不可取，那就只有人算了。究竟有没有杜太后临终遗命其实已不那么重要了，赵光义想要当皇帝，宋太祖没有不死的理由。这样一种结局，杜太后恐怕做梦都没有想到，也不愿意看到！ 三 “烛影斧声”之谜 说到赵光义继位，“烛影斧声”是个绕不开的话题。宋太祖33岁登上帝位，经过十多年的经营，宋王朝已初具规模。976年的一个深夜，宋朝宫廷内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在经过了“烛光斧影”的变故之后， 50岁的赵匡胤突然死亡。按照传统的帝王传位制度，应该传位于子，但结果却是赵光义接过了兄长的衣钵。 对于宋太祖的死，《宋史》的记载极为简单，只有“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九个字，显得讳莫如深。因为官方正史给不出明确的答案，所以一直以来野史笔记对此事极为关注，出现了一些颇为离奇的记载。 直到南宋孝宗时期，事件的真相才在史学家的笔下揭开了冰山一角。孝宗是南宋的第二位皇帝，他是赵德芳的后人，也就是赵匡胤的后代，此前为帝的都是赵光义一支。现在的“烛影斧声”之说，源自于文莹的《续湘山野录》。南宋孝宗一朝，史学家李焘主编《续资治通鉴长编》，综合了《续湘山野录》和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的《涑水纪闻》等书观点，揭秘了“烛影斧声”的整个过程。 宋太祖年轻时曾经与一位很有造诣的道士交游，开宝九年（976年），太祖巡视洛阳时他们再次相遇。道士提醒他注意当年十月二十日晚上的天气，如果天晴，太祖还可活12年，否则就应当迅速安排后事。 十月二十日那天晚上，一开始晴空万里，星光灿烂，但没过多久，天气突变，狂风骤起，天空飘起了大雪。太祖心情阴暗地离开太清阁，马上召赵光义入宫，喝退宦官和宫妾进行密谈。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无从得知，但从远处望去，在摇曳的烛影之下，赵光义时而起身离席，时而趋身向前。后来，太祖以柱斧掷地，对太宗大叫两声：你好自为之，好自为之！当晚四更，赵匡胤被发现死于寝宫。 因为事件发生得影影绰绰，讲述人言辞又闪闪烁烁，后人便将这一事件概括为“烛影斧声”。宋皇后得知太祖死讯，立即派内侍王继恩去召德芳入宫，没成想王继恩直接奔向了晋王赵光义。起初赵光义还有些犹豫，王继恩催促他：“拖延久了，就要落到别人手里了。” 王继恩赶回宫中，宋后急问德芳来了吗，不料王继恩用手一指说晋王来了。宋后见状大惊，慌忙称赵光义为“官家”，哀求其饶命。赵光义安慰她说，共保富贵，不要担忧。 宋氏比太祖的两个儿子要幸运，最后活到至道元年（995年）四月二十治武功，以图尽快树立权威，掩盖世人对他的非议。 《贺后骂殿》将赵光义登基定性为篡位，虽是后人所言，却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它曲调激越慷慨、低回悲壮，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和震撼。《贺后骂殿》中赵德昭撞死于赵光义窃位当时、金殿之上。这事虽属虚构，但也不是全无依据。史载，赵德昭死于979年，宋太宗北伐失败之后。也就是说，《贺后骂殿》将德昭之死的时间和地点有所推移，但无论形式上有什么变化，德昭之死的性质没有变，都是为宋太宗所逼。 赵光义夺了原本属于太祖之子的王位，表面上厚待他们，把赵匡胤的两个儿子都封了王，其中德昭受封武功郡王，朝会时还位列宰相之上，但内心里，赵光义对他们却非常忌惮。 四 “治武功两方面都超越宋太祖，以此平复朝野的各种质疑。所以，他不顾部队在外征战半年极度疲劳的现状，也不顾群臣的反对，决定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趁势收复幽云十六州。如果成功，那他将是非常了得的帝王，其功绩也会称得上盖世之功。 攻取燕云，一开始进展得还算顺利，宋军一路打到幽州城下。辽军守将耶律知古采取了避而不战、严防死守的策略。宋军连续猛攻11天都没有任何进展，而与此同时，萧太后派出大批人马进行增援。辽军增援先锋耶律沙率先与宋军交火，经过浴血奋战，宋军获胜，宋太宗下令乘胜追击，在幽州城西高梁河一带与辽国援军主力展开激战。辽军兵合一处，奋起回击，疲惫宋军已是强弩之末，抵敌不住败下阵来。 宋太宗不得已挥师后撤，但辽将耶律休格不依不饶，乘势追击。宋军首尾不能兼顾，场面混乱不堪，宋太宗也身中两箭，最后乘驴车逃走。史书对此有这样一段记载： 军中尝夜惊，不知上何在，有谋立德昭者，上闻不悦。及归，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赏。德昭以为然，上大怒曰：“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上闻惊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痴儿何至此耶！” 简短的一段话，记录了赵德昭之死的前因后果。《涑水纪闻》、《续资治通鉴》对此的记录也基本相同，没有大的疑义。当时身处乱军之中，大家找不到皇上，以为他很可能遭遇了不测。在高梁河之战中，大臣找不到皇帝踪影不是虚言而是确有此事，并且这种君臣不相见的局面有刻意的成分在里面，当夜掌管后军的将领钱俶为怕走漏消息，保护太宗更安全地逃离，就曾连斩六个前来报告御驾行踪的卫兵，并下令后军缓行，以便同太宗的车驾拉开距离，免得暴露太宗所在，引起辽军追杀。国不可一日无主，既然皇帝下落不明，有急于表现的便提议立赵德昭为帝，这本来也是很正常的事，而且太宗回来之后，这事也就作罢，再没有人提，没想到有好事者偏偏向太宗吹风，这使得本来就很紧张的叔侄关系更是雪上加霜，太宗对德昭的疑忌与防范之心更甚。 班师回朝之后，上上下下都在议论，此次北征失利，同未能及时赏赐扫平北汉之功有直接关系。于是，德昭提醒太宗，征辽虽然失败，但还是应该及时为平定北汉的将士论功行赏。德昭直率，以为这种建言于公于私都应该无碍，没想到却正触到了太宗的痛处，他怒气冲冲地说：“等你自己当了皇帝，再行赏也不迟！” 兵败高梁河，宋太宗心情极为沮丧。他原本想借征战抖抖威风，不成想落了个鸡飞蛋打，自己还身中两箭，这些都让他不堪回首。当他得知两军阵中还曾有人要立德昭为君，这更是触到了他的痛处。他的一腔怒火正无处发泄，偏巧德昭此时主动送上门来了。 德昭原本刚烈，又比较内向，再加上身边没有谋士，所以他的行动完全是率性而为，没有计划，没有方向。初时，他还不知宋太宗为什么会如此怒气冲天，等到他考虑明白了之后，越想越不是滋味，越想越觉得窝囊，越想越觉得后怕。皇位原本应该属于自己，被太宗无端夺去，如今反过来还要受他怀疑，现在太宗话中已露杀机，自己又翻身无望，与其受辱被杀还不如自我解决，所以在一时无从排解之下，自刎身死，年仅29岁。 也许他是在以死明志，表达自己的清白，但他这一死恰恰成全了宋太宗，也为宋太宗扫平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提供了一个思路。顺着这个思路前行，上面沾满斑斑血迹。此时，太宗的猜忌之心已表露无遗，如果以前还掩藏些的话，现在是再也遮不住了。哥哥德昭去世之后，德芳更加惶恐。当年宋皇后让王继恩去招的人是德芳而不是德昭，可以想见，宋太宗对德芳的疑忌比德昭更甚。父亲赵匡胤去世时，他不过17岁，失去兄长时，他也只有20岁。又过了一年半，太平兴国六年（981年）三月，22岁的赵德芳突然暴病身亡，赵德芳之死的神秘程度不亚于其父宋太祖。 人们怀疑他的暴死也与赵光义有关，只是宋太宗对那段历史封锁甚严，赵德芳的死因已很难查得清楚。留下记载的倒是太宗皇帝的悲痛，他在德芳灵柩前放声痛哭，甚至废朝五日表达哀思，这是不是在作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当年，宋后曾对赵光义说，我们母子的性命就托付于官家了，看来她还真是个有先见之明的女子。赵光义没有兑现要与她们母子共保富贵的承诺，在他就位后的七八年时间里，几个能够威胁王位的人物，德昭、德芳以及廷美相继不明不白地死去。 赵光义为皇位苦心孤诣，他可能不会想到，到南宋时，因为宋高宗无子，南宋的第二代皇帝又成了德芳之后，他就是宋孝宗，此后的四位皇帝都是他的后人，再后来的四位皇帝则是德昭之后。如果赵光义真的以亲人之死为痛的话，那么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廷美之死。除掉太祖的两个儿子之后，能够威胁到皇位的就剩下了他的弟弟廷美，因而廷美的危险与日俱增。赵廷美之死与宋朝的另一大悬疑“金匮之盟”的出笼密切相关。 赵光义登基缺乏法理依据，当时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受命于杜太后，但也只是那么一说，空口无凭，很多人并不相信。真正有说服力的证据是“金匮之盟”，但这个“金匮之盟”却是在赵光义当上皇帝5年之后，杜太后去世20年之后才由赵普抛出。赵光义弟继兄位之时面对着那么强大的舆论压力，对此竟然只字未提，如果真有所谓的“金匮之盟”，那不是很奇怪的事吗？很多人由此怀疑，“金匮盟誓”一说，更像是赵普与赵光义联合编造的一出谎言。“金匮之盟”很可能是莫须有之词，只不过是为了证明宋太宗得帝位的合理性而已。 情急之下，赵光义可能并没有想得太远，“金匮盟誓”虽然可以证明他取得帝位的合理性，但却成为他传位于子的障碍。如果真有“金匮盟誓”，宋太宗之后的传位顺序应该是先赵廷美，后赵德昭，再后为赵德芳，最后才可能是赵光义的孩子们。德昭与德芳死后，赵廷美成了唯一的障碍，而赵廷美恰恰还是开封府尹，占据着这个貌似储君的位子。 赵廷美要想保平安，摆在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效仿赵光义，谋求尽快取而代之，而不是被动等待，当然这需要足够的实力、勇气外加机遇，以当时赵廷美的实力看，走此路无异于死路。另一条就是明哲保身，避免被视为眼中钉，主动退出储君人选，请宋太宗立皇子为太子，如此也许尚可共保富贵。 在赵光义出征北汉的时候，每遇大事不糊涂的吕端曾经为赵廷美出过这样的主意，不过，此时吕端已离开了开封府，如吕端一样洞明世事的人物在赵廷美府中再也没有出现。赵廷美在不知不觉之间走上了一条中间路，他不仅没有想办法消除太宗对他的猜忌，反而采取了相反的策略，拉拢朝中的一些大臣，包括当朝宰相卢多逊。这实在不是明智之举，他等于在告诉赵光义，自己对帝王有着某种想法。更为糟糕的是，他有关“太宗有负兄意”这样的牢骚也传入了太宗的耳内。 这一切对赵廷美来说，都不是什么好兆头，如果短期内还没什么危机的话，那只不过是还不到时候。太平兴国六年（981年）九月，赵德芳死后半年，赵廷美的麻烦来了。 一些朝中大臣向宋太宗揭发赵廷美图谋作乱。虽然那些指控都只是在借题发挥，根本无法证实，但宋太宗还是据此免去了赵廷美的开封府尹一职，把他发配到西京做留守，这也意味着赵廷美不再是储君。不仅如此，指控赵廷美的人都得到了封赏，出任了朝中要职，这为构陷赵廷美开了一个十分恶劣的先河，似乎只要伺机罗列他的罪状就可以升官发财。 第 17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18 章 杨家将的历史真相（出书版） 作者:张永廷 第 18 章 老政客赵普敏锐地捕捉到了这样的契机。宋太祖在位时，赵普屡屡打压赵光义。赵光义继位后，马上召赵普入朝出任太子太保。太子太保与太傅、太师并称为“东宫三师”，属于从一品官，一般都是封赏的加官，如宰相再加封太子太保，更多的只是荣誉象征，没有什么实权。把赵普放在这个位置，一方面是便于加强对他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是安天下民心，赵普是知道赵家机密最多的朝臣，如果他有什么不利于赵光义的言行，那影响可就大了。 后来，局势渐稳，赵普的政敌卢多逊当政，对赵普百般打压，赵普处境相当窘困。巧的是，卢多逊与赵廷美关系紧密，引起太宗疑忌。赵普若要东山再起，必须扳倒卢多逊，而赵光义想要除去赵廷美也必须绕过卢多逊。 宋太宗适时召见了赵普，两人一见倾心，共同的愿望将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先前的隔膜与障碍已不复存在。赵普向宋太宗表了忠心，决定“愿备枢轴，以察奸变”。回到家后，赵普连夜赶写奏折，“金匮之盟”就此抛出，这也是“金匮盟誓”内容首次公之于众，赵普成为除杜太后以及宋太祖之外的唯一见证人，而此时杜太后和宋太祖早已做古，赵普的地位不言而喻。 赵普以“金匮之盟”表明忠心，既帮助太宗洗刷清白，又打击了政敌，还帮自己恢复了相位，可谓一举多得。“金匮之盟”完全是赵普的一面之词，他说杜太后临终前曾有遗言，“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为了避免将皇位传于未成年人，嘱咐太祖将王位传于光义，并由赵普写下密约妥善保存。 令人生疑的是，这样一件重要的事情，在太后去世时没有让人知道，在太宗继位急需正名之时也没有让人知道，偏偏在太后去世20多年、太祖去世5年之后，在赵普急需复出打击政敌卢多逊之时公布于世。赵普在此刻突然抛出“金匮之盟”，不能不让人怀疑他的动机，人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场政治交易。 首先，杜太后死时，太祖不过35岁，德昭也已11岁了。她怎么能确定太祖死时，其子年岁还小呢，除非太祖不久即死。 其二，太祖去世时，德昭27岁，德芳17岁，均已成年，根本不存在传位于幼子一说，也就是说杜太后所担心的情况并没有出现，赵光义以这个理由登基还是荒唐。 其三，若真有此事，赵光义和赵普又都是亲历之人，为何不在登位之初及时公布，以平息众怒，反而任由各种说法疯传。因为既是传位约定，大可不必深藏固封。 其四，太宗时所修《太祖实录》没有提及此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重修《太祖实录》才加上了这一条，这又是为何？ “金匮盟誓”乍听有理，却经不起推敲，与事实相差甚远。但不管事实究竟如何，赵普显然由此重获太宗欢心，也为自己东山再起加上了重要的筹码。后来的事情也一步步验证着人们的猜测，赵光义与赵普联手将他们各自的对手一同歼灭。宋太宗曾问赵普是否要传位于赵廷美，赵普一语中的，自古帝王传位都是父传子，当年太祖已误，难道陛下还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吗？ 这话说得相当暧昧，如果真有“金匮之盟”，传位于赵廷美那是理所当然，赵普如此说岂不是违约？再者，他说先帝已误，可见他对宋太宗登位之事了如指掌。赵普的对答坚定了宋太宗传位于子的决心，也坚定了自己重回相位之路，决定了赵廷美的悲惨下场。 太宗即位后第七年（983年），赵廷美被告“骄恣”、与卢多逊串通“阴谋窃反”，一再被贬。赵普以他多年的政治斗争经验推测，若对赵廷美的处分过轻，他便还有东山再起的可能。于是他授意开封知府李符上书，称赵廷美心怀怨言，不思悔改，常想翻案。于是赵廷美罪加一等，又被贬为涪陵县公，发配到更为偏远的地方，宋太宗还派当地官员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赵廷美气愤难平，不过两年，于984年忧愤成疾客死他乡，年仅38岁，这与赵光义登基时的年龄相当。之前上书状告赵廷美的开封知府李符，因用刑不当被流放春州，不明不白地死去。赵普做事可谓干净，不留后患。 杨家将故事中所讲的“武俱佳，曾随太宗征北汉、伐辽国，经过大场面的历练，对人对事有自己比较成熟的看法。宋太宗联合赵普刻意打击赵廷美之时，他很看不下去，曾经想办法营救赵廷美，但没有成功。 赵廷美贬死在房州之后，赵元佐大受刺激，由此发疯。病情发作之时，在府中见人就砍。太宗非常痛心，为此专门大赦天下，希望能够补救，但并没有任何收效。 985年重阳节，宋太宗召集孩子们在宫中宴饮，因赵元佐病情未愈，没有邀请他。他得知此事，非常生气，一怒之下放火烧了东宫。宋太宗非常失望，下令将他贬为庶人，后来虽然恢复了其楚王地位，但父子关系渐趋冷淡。宋真宗是赵元佐的同母胞兄，对他优待有加。但赵元佐对宫中事已失去兴趣，兄弟俩再也没有谋面。赵元佐安享晚年，于仁宗年间病逝。 宋太宗第一次立太子失败，第二次选继承人也并不顺利。赵元佐失宠之后，他的弟弟赵元佑改名赵元僖出任开封府尹兼侍中，成为新皇储人选。赵元僖有才干也有野心，他起用被冷落了的前相赵普为自己壮大势力，逐步清除了赵元佐一派残余。但没想到的是，赵元僖在最春风得意之时死于非命。 992年十一月，赵元僖早朝完后回府，被侍妾张氏下毒误杀，年仅27岁。赵元僖因宠爱张氏而不断冷落正妻李氏，造成两人矛盾加深，张氏恃宠而骄，因而经常受到李氏训斥，张氏遂起了毒杀李氏之心，没想到阴差阳错毒死了赵元僖。 赵元佐痴狂，赵元僖暴死，宋太宗的子孙像是中了恐怖魔咒，王位继承被一种说不清的恐怖阴影所笼罩，朝内又是议论纷纷。起初，宋太宗罢朝五日，追赠赵元僖皇太子身份。在得知赵元僖的死因后，遂废止了他皇太子的追赠仪式，并降低了葬礼的规格。至道三年（997年）三月，宋太宗在壮志未酬的遗憾和许多不堪回首的回忆中驾崩。至此，与“金匮之盟”与“斧声烛影”有直接关系的人全部离开了人世。 前文所说的官要下轿，武将要下马，甚至于皇上也要龙行七步方可上辇，真是好生了得。 一 天波府缘何而来 杨家将的许多故事在元代就已定型，最早提到杨家在京城开封有府宅的，并非源于史料，而是出自杂剧《谢金吾诈拆清风府》。杂剧是元代广为流传的一种艺术形式，《谢金吾诈拆清风府》如今已不知是谁所作，但其故事情节已深入人心。 在这出戏里，金刀令公杨业与其妻佘太君共育有七子，最为出名的当属六郎杨延景。他镇守三关，受六使，手下猛将如云，自关胜、孟良以下，有二十四员大将。“三关”是指梁州的遂城关、霸州的益津关以及雄州的瓦桥关。“六使”则指边关里外点检使、界河两岸巡绰使、关西五路廉访使、淮浙两场催运使、幽汾二州防御使和河北三十六处救应使。 杨六郎镇守边关，是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辽军向南用兵屡战屡败，于是他们指使潜伏大宋的卧底王钦若，让他设计除掉杨六郎。 王钦若得令后不敢有误，千方百计地找茬迫害杨家。当时杨家居住的地方叫清风府，适逢宋真宗要拓展官道，下旨把危旧房屋“拆到”杨家清风府为止，责成王枢密督办此事。书中讲到，宋真宗之所以强调只拆到清风府，是考虑到了清风府的威望和特殊性。清风府乃先帝所赐建，上有三朝天子御笔敕书，大小官员过此，文官下轿、武将下马，天子每年在春秋两季都要前往降香。 第 18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19 章 杨家将的历史真相（出书版） 作者:张永廷 第 19 章 宋真宗要注意皇家形象，王钦若却不管这些，他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把诏书上“拆到清风无佞楼”改为“拆倒”，“到”与“倒”一字之差，意义颠覆，引起了轩然大波。王枢密企图以强拆清风府为诱饵，激六郎私下三关，好办他一个死罪。他料定，边关的杨六郎若知道家中发生了如此大的变故，必定会回京探视，而武将私离防地那是死罪。 王钦若的女婿谢金吾依计行事，拆到无佞楼时，老太君前来阻拦，被推倒在地，摔伤了身体。杨六郎闻听家中变故，怒火中烧，飞马赶回京城。部将焦赞得知真情，决定为杨家报仇。他深夜潜入谢府，杀光了谢金吾全家，出于好汉做事好汉当的个性，题血诗留下自己的姓名。焦赞本欲再去谋杀王钦若，却被巡军当场擒获。 事情的发展超出了王枢密的预期，谢金吾被杀让他十分痛心，为抓住时机除掉杨六郎，他迅速赶写奏折，状告杨六郎私下三关、焦赞血洗谢府，要将他们依律严惩速办。宋真宗准奏，杨六郎和焦赞被押赴法场，即刻开刑。杨六郎生命危在旦夕，关键时刻出手相救的，不是我们熟知的学之士，他因才学出众得以入选，后来太子即位，王钦若辅佐宋真宗，官至枢密使。前因后果一经挑明，宋真宗恍然大悟，他命令脱去王钦若的鞋袜查验，果然发现了萧太后的刺字。于是真相大白，奸细被除，忠良得以保全。 《谢金吾诈拆清风府》围绕着拆除还是保全清风府展开，向大众透露出杨家在京城居有豪宅的重要信息，这也是今天能够看到的有关天波府的最早出处。明代杨家将小说又据此进行了演义，使得故事情节更为合理。熊大木编写的《杨家将演义》，从 第27回“枢密计倾无佞府，金吾拆毁天波楼”开始，给出了杨六郎私下三关的另一种结局： 杨六郎私离边关犯下死罪，但在穆，他的20多名亲属和亲信也都受到朝廷的录用，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荣耀。 这样一位朝廷重臣，很难让人与辽国的奸细联想到一起，萧太后也不可能在他脚底刺上贺驴儿。只不过他与寇准政见不和，在对辽用兵方面又是主和派，所以多为世人痛恨，故而编排了一些故事，对他进行丑化，以泄胸中块垒。 就凭贺驴儿这名字，也知故事是虚构的。否则，如果不是有意贬损，谁会起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名字。而且从时间上推算，王钦若不太可能有机会迫害杨六郎，特别是如故事传说中那么多层次的迫害更是匪夷所思。杨延昭死于大中祥符七年，也就是1014年，当年王钦若也不得意，被罢去枢密使一职。杨延昭死前两年，王钦若才刚刚升为枢密使。 明代杨家将小说，填补了《谢金吾诈拆清风府》关于天波府来历的留白。秦淮墨客纪振伦在编写《杨家府演义》时又有新的发挥，增添了北宋皇帝为何要赐杨家豪宅的细节，修建天波府是宋太祖的临终遗言。 宋太祖去世前交代继位的宋太宗三件事，第一件是必取河东，第二件是收服太行山的呼延赞，第三件就是要招降杨业父子。宋太祖授计赵光义，为了表示对杨家的敬重以及求贤若渴的诚意，要先在京城的金水河边建造无佞宅，借此打消杨业的顾虑和怀疑。 后来宋太宗兵伐北汉，受到杨业父子的顽强抵抗。为了加大胜算，宋军用离间计挑拨北汉君臣，逼杨业归宋。右枢密使杨光美前去劝降杨业，故意将无佞宅的图纸丢于军中，并标明此宅是专为接待杨家父子而建。这所豪宅内设无佞宅、梳妆楼、歇马亭、圣旨坊等，估计一定建造得非常美丽和豪华，杨业的几个儿子看到图纸后大发感慨，他们都觉得，这样的居所别说住，就是能看上一眼也非常满足。无佞宅在收降杨业的过程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杨家归宋后，便居住在这所建造在金水河边的无佞宅，也就是传说中的天波府。 在秦淮墨客纪振伦编写的故事里，宋太宗是先建好了天波府，后迎接的杨家将。 而在《杨家将演义》中，无佞宅的来历稍有不同。杨家初归宋时并没有提及住宅的问题。后来在高梁河一役中，杨家父子舍命救主，宋太宗感念其功，遂将杨家父子个个封赏，并赐宅无佞府。 对于高梁河一战，《北宋志传》是这样描写的： 宋太宗中了埋伏，被番营二将追逼。杨业发现后，立即率诸子前往救驾。杨延昭一马当先，杀散追兵。太宗战马被乱箭所伤，没法再骑。延昭说，陛下可乘臣的战马，我当步战杀出。太宗怕延昭无马不能取胜，就说：你当骑马而战，我可乘驴车而去。危急之时，七郎也已赶到，扶太宗上马，一起冲杀。 回到京城后，宋太宗加封杨家将。杨业为代州刺史兼兵马大元帅，长子以下俱封代州团练使。群臣中有人不服，认为杨业未立大功，封赐过重。杨业主动上表，辞其众子之职： “蒙陛下覆载之仁，浩荡之恩：赐第宅于金水之河，授敕命以代州之仁。如此宏恩，使臣虽碎骨捐躯，莫能效命于万一。日夜怀惧，惟思报本。愚蠢之子，未见寸功于朝廷，而皆得团练使之职。恩命既下，中外骇焉。臣何敢当！乞陛下以赏罚为慎，追还众子之诰，使臣得免滥受之罪，以图尽职。频思致命，不胜幸甚。” 太宗看罢很是高兴，降旨准其所请，杨业谢恩。客观地说，杨业诸子的升迁确实有点过快，很多人一辈子都到不了那个位置。现实中，杨文广五十多岁时，也还只是个低级军官，他们一下子提升为团练使，确实惹人眼红。 在故事传说中，无佞府跟天波楼并不是一个概念，无佞府是杨家住的地方，天波楼是宅前的象征性建筑，类似于功勋牌坊，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象征。天波楼离无佞府有一望之地，中间是繁华地段，为南北要道，遇有重大节日，百官朝贺或各地使节入朝，必先过天波府。 从元代的杂剧到明代的小说，以至于后世的各种戏剧，都言之凿凿地称杨家在京城有座豪宅天波府，这似乎是件毋庸置疑的事情。故事演义说得这么热闹，宋时的开封是不是真的有天波府存在？ 二 天波府是否真的存在 杨家府宅真的有如此显赫吗，京城里到底有没有“天波府”，真实的历史又是什么样的？ 杨家将的很多故事都附会了一定的历史真实，不管天波府是否真的存在，宋时的开封确实有天波地名，“金水河”也不是虚构。 关于“天波”，宋人孟元老的笔记《东京梦华录》有载，“大内据阙城之西北。其东至景龙门，西抵天波门，宫东西二横门皆视禁门”，“城濠曰护龙河……浚濠水深三丈，东侧景龙门桥，西侧天波门桥”。可见，“天波门”在宋都开封的西部，天波门桥、天波门是“大内”要地，宋朝都城核心大门之一，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关于金水河，《宋史》也有记载。金水河又名天源，导自荥阳黄堆山，经过几番整治，俨然成为开封的母亲河。 太祖建隆二年春（961年），左领军卫上将军陈承昭奉命率水工凿渠，引水入都，抵达城西，共百余里，命名金水河，向东汇于五丈河。乾德三年（965年），金水河引进皇城，后苑、内庭中的池沼都有河水注入。开宝九年（976年），金水河水又被引至赵光义的府第。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九月，在供备库使谢德权的整治之下，金水河至天波门经皇城到乾元门，缭太庙入后庙，金水河的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官寺、民舍都能汲用河水。 这个谢德权，就是《谢金吾诈拆清风府》中的谢金吾，因为曾经官为金吾街司，被人称作谢金吾。他原本是个一身正气的官员，但因整治都市街道得罪了不少人，其中有达官权贵，也有市井小人，因而被后世的小说给丑化了。 “天波”与“金水河”都是实实在在的地名，但宋朝皇帝是否就在那里为杨家赐宅还需要更为有力的佐证。 宋代皇帝似乎有为官员赐宅的传统，这不仅体现在故事传说中，也渗透在历史记载中。 在现实中，据宋史记载，朝廷曾为郭进赐“京城道德坊第一区”，为慕容延钊“赐宅一区”；对赵保吉“赐第京师”，对刘继元赐“京师甲第一区”。 赵保吉与刘继元都是降王，北汉降臣卫融也曾“赐第京师”，卫融原是北汉宰相，后被宋军擒获。名满天下的狄青也被皇帝赐过豪宅。即便是与杨延昭一同并肩战斗过且名声相当的杨嗣也“留其家京师，假官第以居”。这位杨嗣后来被演义成了杨七郎杨延嗣，因为他的功劳和地位不够赐宅，所以只能借宅而居。 被赐宅的刘继元是北汉王，杨继业与他称兄道弟。甚至于与杨延昭齐名的杨嗣都可以住在京城，杨家将安居京城似乎应该是理所当然之事。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史书上有那么多人被皇帝赐宅京师，这里面有功臣也有降臣，但竟然没有一条是关于杨家的。这样的事实一方面说明宋时赐宅不是一件罕见的事，另一方面是不是也意味着，杨家可能真的没有被皇上赐宅，否则不会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有。 宋时的各种史料，没有留下关于杨家府宅的任何记录。这种状况持续了很多年，令人奇怪的是，在远离宋朝数百年后的清代却出现了有关杨家府宅的历史记载。 乾隆时代，周城著有一部《宋东京考》，是专门追寻开封旧事的，这部书提到了杨六郎故居和杨业家庙。杨六郎宅址又叫玉阳关，在“宜秋门内”，宅外还有湖泊。乾隆年间的《开封府志》称，杨六郎故宅在明朝正德年间被河水淹没。 杨业家庙又叫“孝严寺”，“在城西北隅，旧金水内”。“雍熙丙辰五月，业死节朔方，其子请改家庙为寺，以荐其父。太宗嘉其孝，乃谕其请，赐额曰孝严”。宋室南迁之时，孝严寺毁于战火。 按照清人的说法，杨业在世时，开封城内就有杨家家庙。因位于东京汴梁城天波门外，金水河旁，故名天波府。杨业殉国后，杨延昭请改家庙为寺。这些记载说得有鼻子有眼，似乎宋朝都城里真有杨家府宅。 这种说法究竟是否可信？宋史专家李裕民先生在《杨家将疑难问题考辨》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在杨业那个时代，宋朝根本没有家庙制度。 家庙制度，兴盛于唐代，到五代时已完全消亡，宋初没有恢复，直到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才有人提议恢复家庙制度。司马光在为文彦博所作的家庙碑记中透露了这样的信息： “唐世贵臣皆有庙”，“五代荡析”，“庙制遂绝”，宋代“久而未讲”。仁宗皇帝考虑到群臣贵极公相，对祖先的祭奉却与常人无异，因此允许文武官员建立家庙。 第 19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20 章 杨家将的历史真相（出书版） 作者:张永廷 第 20 章 皇祐二年（1050年），家庙解禁的有关政策正式出台，但很久都没有人行动。因为家庙制度废除日久，当朝的士大夫不仅不知道家中竟然可以设庙，更不知道家庙应该如何修建。 至和二年（1055年）六月，当时的宰相文彦博成了宋时第一个要吃螃蟹的人，但因为不知家庙如何修建，他派人专程去了长安，详细观摩了一杜姓家庙，才确定出蓝图样本，建成了宋代第一座家庙。 从907年五代废止家庙，到1055年文彦博修建家庙，期间家庙制度失传152年，杨业归宋时已没有家庙制度，所以在杨业、杨延昭那个时代，开封是绝无不可能存有杨氏家庙的。 这段历史的厘清，说明清人关于杨业家庙的说辞是想当然的附会，是想象基础之上的杜撰，与故事小说的说法一样，不足为信。尽管杨家没有被皇帝赐宅，但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们的功业伟大，被赐豪宅当属情理之中。现实与故事的差别就是这么巨大。 如今开封的天波府也并不是什么遗迹，它于1994年才建成，是一座仿宋建筑群。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为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开封天波府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新版的天波府由东、中、西三个庭院组成。中院为天波杨府的主体天波楼，高24米，面积1000平方米，为夹层重檐歇山式建筑。 天波楼内有很多塑像，一楼大厅设“杨业发兵幽州救主”，二楼有“佘太君杨门选将”，均为大型群雕。两侧的配殿，设置了杨家将故事组雕，东配殿是杨家热血男儿的雕塑，包括大郎代主赴难、七郎单骑闯营、五郎斧砍萧天佐等；西配殿的主角是杨门女将，有穆桂英大破天门、七娘迎战马吐温、广的履历（？—1074）： 杨家的第三代人物杨文广，最初由殿直起家。宋仁宗时，被范仲淹留在帐下做了镇将。 1052年，大将狄青南征，杨文广就在军中，做过广西钤辖，知宜、邕二州。 1068年，宋朝选拔宿卫将领，宋英宗将其提拔为成州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迁兴州防御使。文广晚年被调到河北，做定州路副都总管。 杨家父子的官位看起来有点陌生，这些称谓到底意味着什么？要搞清楚这一点，要先了解宋时的官制。 宋朝的官制经历过三次变化，分别是政和以前武将官制（1116年前），政和官制（1116至1131）和绍兴官制（1131以后），杨家将祖孙三代活跃在1116年以前，所以后两次改制可以不必涉猎。 政和以前，宋代的武将官制设九品52阶（见附录），每品中有正从之分，相当于现在的正职和副职。太尉为当时的武阶之首，属正二品第1阶。 宋代文官的地位远比武将高，武将最高只能升到正二品，而实际上真正能升到二品的少之又少。宋时官职分为阶官和职官两种。对于武将来说，阶官就像是现在的军衔制度，如上校之类；而职官，就是团长营长之类。两名武将若比较官职大小，一般是比较阶官，而比较阶官要先看是几品，同品的再比阶次，阶次如附录所列共分为52个等级。 当然，从武将官阶列表也不难发现一些问题： 第1阶是二品的太尉，第2阶就是正五品的通侍大夫“内客省使”了，这中间的跳跃幅度未免太大。其实，在这中间，还有从四品的诸卫将军，正四品的诸卫大将军，从三品的诸卫上将军，正三品的上护军这些将官。此外，还有节度使（从二品）、节度使留后（又名承宣使，正四品）、观察使（正五品）、防御使（从五品）、团练使（从五品）、刺史（从五品）等武将虚衔。这些虚衔虽然不在官阶编制之列，但其作用不亚于阶官，很多武将官职大小的比较，都是通过虚衔进行区分的。 还有一点必须说明，宋时的武将官品与我们习惯思维里的官品概念不同，大家常讲七品芝麻官，意即非常小的官，其实对于宋时武将来说，从七品官已相当于现时的中级军官，地位并不算低。从五品的官职，如防御使之类，已经算高级武官了，而右班殿直或者是承节郎之类的九品官，才算是低级武官。 至于杨家祖孙，他们的官阶品位究竟如何呢？ 首先看杨业的官位。杨业归宋时，被授予右领军卫大将军，留在内地做了郑州刺史。无论是右领军卫大将军还是郑州刺史都是虚的，大将军是一个虚衔，郑州刺史是一个虚职，相当于从五品。杨业手下既无兵也无管辖的地盘，没有真正的实权，等于被闲置，这两个虚位只是领取薪俸的参照而已。 这比起杨业在北汉的地位，相差的不是一丁半点，简直是天壤之别。杨业在北汉时为建雄军节度使。五代十国时期，节度使是手握兵权的大将，决定着政权的存亡和走向，他们割据一方，既有土地，又有人民、甲兵和财赋，势力非常强大。五代建国的方式，往往都是节度使拥兵夺权另立政权。后晋的节度使刘知远建立了后汉，刘崇建立北汉之前则是河东节度使。 所以，有人分析说杨业归宋后并不受重用，此话并非没有道理。979年冬天，杨业做了代州刺史，兼任三交驻泊兵马部署，官阶虽然没有什么变化，仍然为从五品，但有了一定的军权。代州和三交都是地名，在今天的山西，是当时的抗辽前线。三交驻泊兵马部署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驻三交的兵马指挥官，而三交都部署潘美是当地的总指挥。杨业与潘美的关系大约相当于参谋长与司令官的关系。 980年3月，杨业升为云州（大同）观察使，等于升了一级，观察使为正五品，而刺史为从五品，这是杨业一生所能达到的最高职位。至于他战死之后，被加封为太尉、大同军节度，那只是某种荣誉称号，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 再看杨延昭的官位。杨延昭是从荫补为供奉官开始在军中为官的，供奉官属于从广50多岁了还是低级军官要强上百倍。 公元999年，杨延昭升为莫州刺史，刺史是从五品的阶官，这与杨业归宋时的官职相当，意味着刚刚四十出头的杨延昭已迈入高级军官行列。1001年，他又被加封为莫州团练使。团练使与刺史同为从五品，但阶次较高，因而也算是提升了。 第 20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21 章 杨家将的历史真相（出书版） 作者:张永廷 第 21 章 澶渊定盟之后，宋真宗钦点杨延昭守边，命他知保州兼缘边都巡检使，这是实权性安排，也就是命他统领保州事务。1005年，杨延昭升任保州防御使，防御使仍然是从五品，但阶次比团练使更高。 1014年，享年57岁的杨六郎病死于任上。他虽然起点较高，但最终也只是个从五品的官员，没有超越杨业的正五品。杨延昭镇守边关之时，宋辽已经讲和，和平时代的军人，建功立业的机会也少，这也许是他最终没能超越杨业的原因之一吧。 最后看杨文广的官位。按照宋朝的官制，武臣自枢密使至观察使、通侍大夫，也就是正五品以上的高官，可以使自己的孩子享有荫补的待遇。杨业官至观察使，他的几个孩子因而都享受到了荫补之恩。 杨文广最初是从殿直开始干的，殿直是正九品的低级军官，相当于今天的连排级干部。后来做过广西钤辖，知宜、邕二州，这已是中高级领导干部了。 1068年，宋英宗将其提拔为成州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迁兴州防御使。团练使、防御使都属于从五品，这与杨延昭的官阶相差无几。文广晚年被调到河北，做定州路副都总管，仍然是从五品的官。团练使、防御使是杨文广的虚衔，代表官职的大小为从五品，而定州路副都总管是职官，表示他实际行使定州路副指挥官的权力。 说到“路”，不得不提到宋代的地方官制。宋初沿袭唐及五代旧制，行政机构分州、县两级。宋太宗以后，把全国分为若干路，变成为路、州、县三级。“路”相当于唐代的道、元代的省。 杨文广身为从五品，与其祖上杨业、杨延昭的官阶相差无几。但与同时代范仲淹、狄青和韩琦相比，却只能用星光暗淡来形容。因此，历史上有关他的记载有限，似乎也就不是很难理解的事了。 若要真正把握杨家父子的历史地位，单单了解杨家将的官位情况还不够。有比较才会有鉴别，有对比才会看到差距，可供考察的是狄青的履历，狄青曾为杨文广的上司，出身比杨文广还低。 狄青从军中一卒成长为宋军统帅，最后官至枢密使，其经历非常具有传奇色彩。枢密使相当于现今的国防部长，是宋时掌管军事的最高长官。 康定元年十一月（1040年），狄青被提拔为泾州都监，这是正广时，发挥作用的是范仲淹、狄青和韩琦等风云人物，与他们相比，杨文广算不得什么。杨家将在宋朝的存亡中没有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个军职干部，能发挥的作用有限。宋史对于杨家将的记录非常不完整，杨家三代，只有杨延昭的生死年月清楚，杨业与杨文广都是生年不详，只有死亡年月。 在《宋史》中，杨家将的地位不及潘美、范仲淹、狄青，但在人民的心目中，他们的地位更崇高、更神圣，远高于朝廷的记录。这也许就是纸上的历史与人们心中“历史”的区别吧。从杨家祖孙三代的履历可以看出，他们都没有可能居住在京城开封。 杨家祖居麟州，也就是今天陕西神木县一带。杨业20岁的时候到了太原，镇守边防30年，曾贵为北汉的建雄军节度使，建雄军设在今天的山西代县。杨业归宋后，被授予右领军卫大将军这样一个虚职，留在内地做了郑州刺史，后来边关情急，他又被派往代州做刺史，兼任三交前线指挥官，代州和三交都在今天的山西一带。 史载，上前线之时，宋太宗给予杨业很丰厚的赏赐，如果有天波府这么大的恩赐肯定是要记载的。杨业效力宋朝前后不过七八年的时间，最后死于边关，从他的履历看，无论是归宋前还是归宋之后，都未曾驻过宋朝京城开封。 杨家第二代杨延昭只是个边防守将而不是京官。杨延昭年轻时在父亲帐下听令，杨业阵亡之后，他一度被派往南方，后来又调往北部边防，任保州缘边都巡检使，负责边防前线的巡逻工作。杨延昭一生都是在边关度过，他也病死在边关。 杨家第三代杨文广的成就远不及前两代，更不可能享受豪宅的待遇。他曾跟随范仲淹抵御过西夏，在韩琦手下当过差。也曾随大将狄青南征，在今天的广西南宁、宜山一带做过官。晚年被调到河北，做定州路副都总管，一生漂泊，老于任上。 既然京城里没有天波府，那么杨家归宋后究竟居住在哪里呢？李裕民先生给出的答案是，很可能在郑州。 归宋前，杨业一家久居太原。979年归降宋朝以后，先是授郑州刺史，接着又被调往代州前线，但仍兼郑州刺史。杨业身在对辽作战的前线代州，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问题是他的家安在哪里？ 杨业身在代州，却判郑州，一个人身兼两职，到底为何？ 答案就是，他的家属安顿在郑州。杨业兼这个职，就是为了领取俸禄，养家糊口。这样的安排是宋代对守边将领的优待，也是一种惯例，并非杨业一人所独享的特权。《杨业传》虽然没有点明这一点，但另一位代州守将的事迹中却记录得很清楚。 这个人叫谭延美，杨业去世后的第三年，他出任代州守将。宋史在讲述这件事时提到，“是时任边郡者皆令兼领内地一州，处其家属”。谭延美是杨业的后继者，与杨业基本处于同一时代，他的境况应该与杨业差不多。 也就是说，在那个年代，边防守将都会在内地的某一个州兼职，目的就是安顿他们的家属，这是宋代通行的政策。目的有两个，一是保障边将家属的安全，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可以安心边防；二是以防边将叛变，一旦事发，家属就是人质，投降敌人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 宋时对待边将的政策，太祖与太宗略有不同。太祖时立下边将在内地兼职的制度，边将可以享用兼职州的一部分赋税，有的甚至是全部。太祖多把边将家属安置在首都，太宗时则开始收紧优待政策，把他们的家属分散安置，只要是在内地即可，未必就在首都。杨业因是降将，能够享受的优待自然要比“根正苗红”的守将差些，家属安置在京城边上的郑州也算是个不错的选择了。 第八章 杨家将有没有到过北京城 杨家将故事在民间流传了千余年，经久不衰，历久弥新，很多地方都有所谓的杨家将遗迹，北京也有很多地名与杨家将故事有关，百望山、六郎庄、挂甲塔、刀劈崖、白马关、了思台、点将台、七郎坟等等，这众多地名记载着杨家将的英雄传奇，寄托着人们对杨门忠烈的无限爱戴。 一 百望山：佘太君擂鼓助威 百望山原来被称作望儿山，名字的来历与佘太君有关。此地盛传，在辽宋争战时，这里是宋军的营地，宋辽两军在此地展开过殊死搏杀。杨家将率兵和辽军交战时，佘老太君站在百望山制高点上为杨六郎观敌料阵，擂鼓助威。后人为了纪念她，便把此山叫做望儿山。 百望山地处北京西北部，位于五环之外、香山之东，颐和园之北3公里处。它是太行山余脉延伸到华北平原最东端的山峰，虽然主峰海拔只有210米，不及香山高度的一半，但历来有“太行前哨第一峰”的美称，这一带是与杨家将有关的地名最为集中的地方。 如今百望山建起了森林公园，在山顶上有依山势而建的五层观望台，登上最高处你会发现佘太君庙。 站在望儿山上，触目所及西北方的村子被叫成了西北望（旺），东北方的村子则被叫成了东北望（旺），这就是今天西北旺和东北旺的来历。 在望儿山北面不远的地方有两个村子叫南羊（杨）坊和韩家川，传说中那是杨家将和辽兵统帅韩昌各自安营扎寨的地方。大概源于战争中两军水火不容的旧例，这两个相隔不远的村落，数百年来一直流传着“杨韩不通婚”的习俗。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两村的一对青年男女才大胆冲破历史隔阂，得以喜结连理。 从百望山顶向东南方向观望，可以隐约看到肖家河的方位，肖家河因与杨家将征战多年的萧太后而得名，原名叫萧家后村。 萧太后就是辽景帝睿智皇后，按民间传说，她曾在此建行宫驻跸。所谓驻跸，即指帝王出行沿路停留暂住。据史料记载，肖家河村西北约百米处的高地上，曾有一座占地十多亩的洪觉寺，里面供奉着三霄娘娘。萧太后每游玩至此，必沐浴整装，入寺朝拜，因而村西杨家坟南侧又曾留有“萧太后梳妆台”遗迹，不过这一切现今都已不复存在。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此处发大水，萧家后村被河水分割成四部分，因有河从村庄流过，村名逐渐由“萧家后”演化为“萧家河”，以后又简化为肖家河。 据村里的老人回忆，新中国成立初期，赶集上店的时候，他们还曾看到有村民使用的钱褡子上印有“萧家后村”的字样。 百望山一带因杨家将故事而留下传奇地名的还有不少。由百望山往北数里，有个地方叫“亮甲店”，相传有一次杨六郎率兵路过此地宿营时被大雨淋湿，雨过天晴，杨六郎在此晾甲备战，故此留名“晾甲店”，后来按此谐音，叫成了“亮甲店”。 二 六郎庄：柳浪庄隐匿六郎 百望山往南，颐和园东墙外有个村子叫“六郎庄”，六郎庄的村名也始自杨家将传说，这个传说有两个版本。 一说是，当年六郎杨延昭领兵抗辽，负伤后在这个村落休养，养伤期间还为村里除掉了一个民愤极大的恶霸，因而深受人们爱戴。为了纪念他，人们就把村子定名为“六郎庄”。 另一种说法是，杨六郎曾率三百人马在西山脚下与辽兵相遇，杀得辽兵仓皇而逃。机智多谋的杨六郎料定辽兵不会就此罢休，于是率兵埋伏在村子里，准备出其不意再杀辽兵。不久辽兵果然来犯，他率兵奇袭辽兵大获全胜。后人为纪念杨家将英勇善战，便将杨六郎藏匿的“柳浪庄”谐音成了“六郎庄”。 不管哪一种说法，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六郎庄之名确实因六郎而来。如今的六郎庄交通已比较方便，公交车在此设有站牌，不过从公交车站到庄里还有大约两里地的路程。 六郎庄里有一个小狮子胡同，据说，当年杨六郎就在这一带的民居里养伤，小狮子胡同东口曾有一石桩，桩顶镌有狮像，那是杨六郎的拴马桩。 随着六郎庄的出现，附近还产生了与此有关的一系列地名，如离六郎庄咫尺之遥的挂甲屯，再往北一点还有造甲屯等等，这些地名强烈附会着杨家将的铁马生涯，使人们生出无限感怀。 关于六郎庄，还有更精彩的故事。古时的六郎庄，水草丰沛，是天然的放牧场所，因而曾名牛栏庄。又因这一带风光秀丽，柳烟如浪，借用杭州西湖“柳浪闻莺”之说，一度更名柳浪庄。如今附近还有个游泳场名为柳浪游泳场，想必是命名时受到了历史的启发。 六郎庄还曾有塞上江南的美誉，它是享有盛誉的京西稻的产地。京西稻晶莹剔透，粒粒如珠，是明清两朝皇宫里帝王们的美食。因为当年水源充足，此处种植的莲藕和养殖的北京鸭也非常有名，是北京的老字号名牌产品。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初，这里依然绿柳婆娑、河渠交纵，泉水奔涌。《暴风骤雨》、《南征北战》、《武林志》等电影的好多镜头都取自六郎庄的田园风光。 六郎庄的名字早在明朝永乐年间就已出现，到了清代光绪年间，又出现了一个意外插曲。慈禧太后非常喜爱颐和园，垂帘听政以后，把颐和园当成了夏季寝宫，她每年住在颐和园的时间甚至多于城里的大内皇宫。 六郎庄紧挨颐和园，是慈禧弃舟登岸的必经之地，慈禧一生极为迷信，她认为六郎庄的郎（狼）字犯了她属羊的忌讳，“一狼”尚且不能容，何况是“六狼”，所以她传旨改六郎庄为吉祥庄，但老佛爷的旨意归老佛爷的旨意，几百年过去了，六郎庄依旧叫六郎庄，并没有迎合老佛爷的所谓“吉祥”。 第 21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22 章 杨家将的历史真相（出书版） 作者:张永廷 第 22 章 三 白马关：神奇战马能退敌 白马关位于北京市密云县冯家峪以北15公里处，始建于明永乐年间，原称“三关口”。白马关由南北两道关墙组成。当地百姓称南墙为头道关，北墙为二道关，现在新建公路穿关而过，城堡大部已经毁坏，部分城墙和上书“白马关堡”的城门洞仍然保留下来。 关于白马关，有两个民间故事。 第一个故事与杨六郎有关。 密云番字牌村北有一条大川叫野马川，古时候这里地势复杂，河水咆哮奔流，两岸壁岩陡峭。有一匹异常凶猛剽悍的野马经常出没于山林与河水之中，这匹马见物就咬，逢人便踢，为此很多人都不敢打此经过。 一次，杨六郎打仗路过此地，看到白色的野马在河川里嬉戏，他细看之下发现那是难得的宝马良驹，凭着过人的胆识，六郎从岸上跃起，飞身去骑，野马凶性发作，一声长鸣跃出水面。杨六郎抓住马鬃，挥起马鞭，不为所动，马跑得越快，他抽得越狠，最后将这匹宝马收为坐骑。 白龙马跟随六郎南征北战，驰骋疆场，立下了汗马功劳，辽人只要看到杨六郎的战马就会望风而逃。有一次，辽军准备进犯中原，而六郎正转战雁北，无暇分心，便把这匹马放在了现在白马关的关口上，辽兵奔袭到此认出杨延昭的白龙马，吓得抱头鼠窜，不战而败。从此，传出了白龙马独守“三关口”的动人故事，这个关口因而也被称为“白马关”。 明代修补长城，在关口上又修建了一座城池，城门口上方一块汉白玉石上，镌刻着“白马关堡”四个大字。 在昌平区关沟的石佛寺隧道西洞口半山腰的峭壁上，有一尊人工雕刻的佛像，石像两米多高，传说那是镇守三关抗辽大元帅杨延昭的影像，因而得名“六郎影”。不远处，还残留着一处断壁残墙的遗迹，据说是杨六郎当年所筑的“拦马墙”，用以屯兵养马，为再战辽兵积蓄力量。 与杨家将有关的地名还有很多，在延庆、平谷、大兴、门头沟、房山等区县都有与杨家将有关的传说和地名。如此众多活灵活现的杨家将故事与北京地名有关，似乎北京周边当年应该有过宋辽间的激烈且频繁的交战。 但事实却不尽然。宋时北京称为幽州，北宋建国之初，辽国势力已经非常强大，自从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之后，北京一直控制在辽人手中。北宋初年，宋朝皇帝也曾试图收复幽云十六州，但经高梁河一役，宋军大败，此后多年一直被辽人逼迫，从没有染指过北京。高梁河位于今天北京的魏公村一带，杨业父子当时刚从北汉归降，是否参与过那场战斗已无史料可考。 此后，在宋辽并存的那些年代，双方基本上都在霸州到雄州一线对峙，杨家将进驻北京的几率等于零，杨家将抗辽的主战场在山西和河北中西部，往北最远处也不过是在易水河一带，也就是今天河北省的易县、涞源、涿州、霸州和雄县附近。杨六郎镇守的“三关”（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也在这一带，而白马关古时也称三关，很可能有人将此三关与彼三关发生了混淆。另一个无法证明杨家将到过北京的根据是，除了口口相传的故事之外，北京各区县的地方志中都没有关于杨家将活动的确切记载。 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在京郊地区有这么多关于杨家将的传说和地名呢？ 杨业战死后，其事迹“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因为敬仰杨家将，人们在他们活动和战斗过的地方，甚至于他们不曾到过的地方，以他们的名字命名地名，这是他们能够想到的最隆重、最持久的缅怀和纪念，尽管有时这种缅怀和纪念有点“无中生有”的味道。 古北口杨无敌庙当属“无中生有”的典范，天波府也是某种程度上的“无中生有”。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杨家将传说的北京地名，大多出现在明代以后。那时，杨家将故事经过宋元两代的不断加工与充实已达到了一个成熟的高峰。明朝所处的周边环境与杨家将时代有很多相似之处。北宋的威胁主要来自于辽，明时的威胁更多地来自于满洲。不过宋时的边防在河北山西一带，而明朝时，京城已迁至北京，满洲的崛起不断威胁着北部边防，北京自然也更直接地感受到了这种威胁。 有专家做过统计，从宋到清，有关杨家将活动的遗址、遗迹和世人为他们所建的祠庙，仅陕西、山西、河北就多达200余处。特别是在明清两代，由于杨家将题材的文艺作品极度兴盛，杨家将故事流传更为广泛，在乡间民野有时到了真假难辨的地步，很多据传说、附会而来的遗址、祭礼祠庙，甚至于文学艺术作品中虚构杜撰的杨家将故事也大量地进入地方志等各种文献，以史料的形式得以保存。 这种情况非常普遍，清代就已有学者对此有了清醒的认识。康熙年间《延绥镇志》的主编谭吉聪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即今闻杨六郎之名，犹天下相与咨嗟叹息，而想见其猛概矣！甚有谓其部将有焦赞、孟良者，一居于延安嘉岭，为孟良寨；一居于延安之清凉为焦赞寨。此，非闻杨六郎之名，可谓其目如车轮者乎？更可异者，以李全之妻杨氏善梨花枪，亦谓之杨家女将，有若六郎之妹。然夫六郎生于太平之时，四娘叛于嘉定之际，相去二百余年，而牵合附会乃尔，甚矣！ 时光流逝、物去人非，多少往事散落在落花流水之中了无痕迹，但杨家将东征西讨、抗敌卫国的英雄事迹，却寄托在高山大河之中，深入到民间乡野之间，世代相传，不断光大。 第九章 佘太君：真实不是你想象 作为“杨门女将”的核心人物，佘太君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故事传说中，佘太君是个叱咤风云的女英雄，原名佘赛花，是北宋名将老令公杨继业之妻。佘赛花巾帼不让须眉，少年时便与普通的大家闺秀不同，不爱红装爱武装。她性机敏、善骑射，精兵法、通谋略，以戍边御侵、保卫疆域、守护中原为己任，助杨继业屡立战功。杨继业殉国后，她的几个儿子也先后为国捐躯，西夏入侵时，她以百岁高龄挂帅出征，率领十二寡妇大破敌军。 这个佘太君的形象感人至深，但史书中关于她的记述少之又少，佘太君究竟何许人也，她到底是艺术虚构，还是确有其人？ 一 传说中的女英雄 中国历来的先贤，无论文人还是武将，大都是男人扬名，女人无名。比如关公几乎无人不知，但关夫人却无人能晓。杨家将则不同，男将与女将齐名，女将的声威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盖过男将。提起杨家将，没有不知道佘太君、穆桂英的，没有杨门女将，杨家将就不会那么动人，就要逊色很多。对杨门女将的描述最早不是见于史书，而是出于戏剧故事。元代杂剧《谢金吾诈拆清风府》，出现了杨门女将的第一个人物佘太君。她第一次出场时人物形象很弱，纯粹是一老年女性，被人一推就能摔坏，遇事只会哭泣。 到了明代，杨门女将故事精彩迭出，“佘太君”也焕发出新的光彩。佘太君与杨业一同出战，各打一旗，同放光芒，并称“令公令婆”，其勇武不让须眉。在北汉主被困太原，杨业染病不能出战之时，佘令婆一人率军前往救主。她力敌四将毫无惧色，箭伤潘美、刀斩二洪，越战越勇，宋将胆战心惊，无人能挡，终使太原得以保全。这种勇武刚强的传说形象，在那个要求女性深居闺阁、行不露足、笑不露齿的时代，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当然，佘太君也有软弱的一面，在谢金吾要拆天波楼与六郎相见时不觉“两泪汪汪”，在六郎因久不能破天门阵“昏闷倒地”之时，佘太君竟完全失去理智地“放声大哭”。从力敌四将到时常爱哭，佘太君的形象有血有肉，非常丰满。 提到“佘太君”，必然要涉及她与杨业的姻缘。“佘赛花”是如何与杨继业结为夫妇的，有多个版本的传说，最典型的故事源于“七星庙”。七星庙位于现今陕西榆林府谷县。 相传五代时期，分别镇守麟、府二州的杨家将和佘家军不和，经常大动干戈。一次双方再次刀枪相向，杨家出战的是小将杨继业，佘家是女将佘赛花。两人大战数十回合不分胜负，时已傍晚，天色渐暗，佘赛花卖一个破绽，调马便走。杨继业一心想活擒对手，紧追不舍。马至七星庙，佘赛花下马进殿，杨继业尾随而入，不料佘赛花躲在门后出其不意地将他生擒。此时夜幕降临，两人只得在殿内休息等待天明，佘赛花仰慕杨继业英名多时，杨继业也耳闻佘赛花多次，攀谈之下，两人渐生情愫，相见恨晚，在庙中订下百年之好。庙中七星为之感动，后来依次投胎，成了杨家七虎。佘、杨两家至此也化干戈为玉帛，为保国卫疆立下汗马功劳。 这个故事后来被演绎成多种版本的戏剧，内容大同小异，有的又有所发展。清代宫廷大戏《昭代箫韶》中便有《七星庙》。当时京剧盛极一时，地方戏争相效仿，很多剧种都有佘太君的戏，比较有名的是豫剧《佘赛花招亲》。 另一版本的结缘故事出自清人佘明逵编制的《佘氏大族谱》，这部书不仅讲述了佘寨花与杨继业成亲的故事，还探究了佘姓的起源。 佘姓并不是一个常见姓氏，出现也比较晚，人口总数不多，没有跻身百名人口大姓之列。汉代以前无佘氏，所以周、春秋、战国时代都无“佘”氏记载。唐朝时，蒙古族人铁木尔参加朝廷的科举应试，迁居河南开封，改为汉姓“佘”，这是最早的一支佘姓。到了五代时的后周，铁木尔的后人佘志龙镇守雁门关，约在960年前后举家迁往内蒙古大佘（天镇县）。 在这部书里，大佘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兵家必争之地，当时的佘王城就设在此处。杨业攻打佘王城时，佘王派女儿佘赛花出战，两人都有一身好武艺，几次交手不分胜负，双方在交战中互生爱慕，最后私定了终身。由于这层关系，佘王投靠了大宋。后来，佘王城又被辽国萧太后攻破。多年后，佘太君领兵出征，宋军重新夺回此地，佘太君筑城驻军。人们为了纪念佘太君，把佘王城叫做佘太城。 按照这部族谱的说法，佘太君的父亲是佘讽，为雁门关守将。她有四个叔父，佘文斌（洪州佘姓始祖）、佘刚（菏州佘氏始祖）、佘赫（1100年迁安徽铜陵）、佘起（迁江西丰城）。佘赛花善使“走线铜锤”，关键时刻出手，让人防不胜防。和杨业结亲后，她随夫到了北汉，居住在太原“杨府”（府西街）。夫君于边关打仗，她在府内组织男女仆人、丫环习武，这些人的武技和忠勇之气个个都不亚于边关的士兵。 上述观点都是传说，无证可考，真假难辨，而《佘氏大族谱》为私人所编，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不够权威，牵强附会的地方很多。传说中的佘太君英勇神奇，但故事终归是故事，佘太君究竟何许人也？有关佘太君是否为杨业之妻、是否为历史真实人物的争论一直存在，众说纷纭，分歧很大。 二 真假佘太君之辨 佘太君是否为真实的历史人物，历史记载模糊不清。 关于佘太君，清以前的史料从未提及。地方志中，明代成化时期的《山西通志》只记载了杨家三代，没有佘太君。到了清代，地方志才出现了有关佘太君的记载，有人认为佘太君为杨令公之妻，并称“佘为折”之误，甚至认为佘太君是宋初的晋北大家族折德扆之女。在现今佘太君墓所在地，山西保德县折窝村和陕西白鹿县佘家坡头村一带，流传着佘太君改姓的故事： 佘太君本不姓佘，原姓“折”，在长期征战过程中，折太君有感于丈夫和儿子都为国战死沙场，为了图个吉利，便将“折”改为同音的“佘”字，意在子孙福禄有余，由她一人承受外来之灾。这是“折太君”为何变成“佘太君”的一种解读。 最早推断折太君是历史人物，并且是杨业之妻的，出自于清代乾隆年间的《乾隆一统志》和《保德州志》，都称有“佘太君墓”，在“州南四十里折窝村北”。《保德州志·人物·列女》记载，“杨业娶府州折氏，称太君。其父为麟州刺史，又为火山节度使，业后为代州刺史，皆距此不远，故缔缘烟卜地于此与？”其实《保德州志》对自身的这段记载也是存有疑问的，所以句尾用的是疑问语气，但后人为了证明佘太君的真实性，便断章取义，以讹传讹了。 光绪十年续修《岢岚州志》，沿用了《保德州志》的说法，而且又有新的发展，增加了佘太君为夫伸冤的情节，内容更加丰富。其中的《节妇》卷称，“杨业妻折氏，业初名刘继业，仕北汉……娶折德扆女。后归宋，赐姓杨。折性敏慧，尝佐业立战功，号杨无敌，后业战死于陈家谷。潘美、王侁畏罪欲掩其事，折上疏辩夫力战获死之由，遂削二人爵，除名为民。” 《岢岚州志》的这段记载，史实与传说混杂。关于杨继业的描述基本上符合事实，但对佘太君替夫申冤和潘美的记述则更多地与民间传说相近，与历史真实相远。潘美当时只被削去了三个虚官，仍是朝廷宠臣，“除名为民”那是故事的说法，没有事实依据，这是常识性的错误。很显然《岢岚州志》的记录不完全依据可靠史料，内中收录了一些故事传说，也正因为此，很多人对《岢岚州志》的可信度并不认同。 有关杨业之妻佘太君的信息实在太少，《保德州志》和《岢岚州志》的出现算是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所以尽管内容多有谬误，还是被广泛引用。清代的一些文史学者根据方志所载对折太君加以肯定，毕沅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的状元，在其所著的《关中金石记》中称，“考折太君，杨继业妻，折德扆女也，墓在保德州折宭村”。近代学者李慈铭（18301894年），在《越缦堂诗话》中也说，曾发现过折太君墓碑等等，但并没有记录碑文。其实他俩既未见墓碑，更不见碑文，不过是根据听闻和地方志引申而已。 折太君墓的说法并不可信，在这一观点产生的当时就备受质疑，被认为是清人的自我炫耀和信口开河，因为那根本不符合最基本的生活常识。山西乃至中国古代都有个传统，嫁出去的姑娘如同泼出去的水，不可能死后回娘家安葬，这是古人之大忌。如果真有佘太君墓，也不可能在其娘家，而应该在杨家，折太君墓演义附会的成分太浓。 孔另镜的《中国小说史料·杨家将》也沿用了前人的说法，认为杨业娶了府州永安军节度使折德扆之女，在山西保德州折窝村有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建成的折太君墓，也就是说佘太君至少在1010年之前就已去世，如果此说成立，百岁挂帅的说法就很荒唐。《杨家城和杨家将》则讲，杨业殉国后“奸贼仍然诬蔑他。直到后来折太君上书控诉，老将军的冤屈才得以昭雪”。所谓“奸贼仍然诬蔑他”、“折太君上书控诉”之类，史无实据，不过是小说、戏曲和传说中的情节。 事实上，杨业牺牲后，宋太宗一点都没有耽搁，只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将事情调查清楚，将王侁、刘文裕革职，潘美削职，追赠杨业为“太尉、大同军节度使”，“赠布帛千尺，粟千石”。应该说这件事处理得效率很高，不存在“折太君上书控诉”再昭雪的问题。再说杨业全军覆没，杨业之妻既未参与军事决策，又未参加战斗，她身居后方如何得知杨业被害，如何取得证据？若要控诉，属于空口无凭，很难做到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清人有私人笔记讲到折氏善骑射，其功力远在一般人之上。康基田的《晋乘搜略卷二十》记载，“乡里世传，折太君善骑，婢仆技勇过于所部，用兵克敌如蕲王夫人之亲援桴鼓然”，人们把佘太君比作蕲王韩世忠的夫人梁红玉，梁红玉是南宋人，佘太君若真有其人的话，应该活在北宋，用后人比先人，怎么看都有点奇怪，可见这个所谓的世传，不会早于南宋。 康基田和梁绍壬把对佘太君的记载来源，限定为“乡传”和“世传”，也就是说有关折太君的事迹，是来源于世俗传说，于史无凭。梁绍壬甚至发出疑问，“称杨老令婆曰佘太君，不知何本？”康基田则直截了当地指出，经“考证史”，折太君“不传其事，姑阙所疑”。 对佘太君是否为真实人物的质疑从未间断，人们也一直怀疑保德县是否有折窝村、折窝村是否有“佘太君墓”、杨业妻是否为折德扆女等等，这一连串的疑问都没有历史依据证实，只能依靠推测得出结论。如果佘太君真为宋初的历史人物，且英勇无敌而又敢于为夫申冤，这样的女中豪杰，即便正史不载，广为纪录的时事政治、遗闻轶事的宋人笔记，也不可能只字不提。反而偏偏是到了清代，离事发当时的宋朝已相当遥远，佘太君的事迹才进入史料，这不是很奇怪和难以令人相信的事吗？ 既然有人认定佘太君是折德扆之女，我们不妨考察一下折氏是个什么样的家族。《五代史》有折氏宗族传记。折家数代东抗契丹，西御西夏，号称“折家军”，折氏“独据府州，控扼西北，中国赖之”，“夏人畏之，益左厢兵，专以当折氏”，“自从阮而下，继生名将，世笃忠贞，足为西北之捍，可谓无负于宋者矣”。 第 22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23 章 杨家将的历史真相（出书版） 作者:张永廷 第 23 章 折德戾为宋初镇守边防的名将，屡立战功，《宋史》有《折德扆传》，他生于917年，卒于964年。今天的陕北府谷县一带，从晋汉以来一直为折氏家族所占据，《宋史·折德扆传》很显然是借用了《五代史》的说法，称折氏“控扼西北，中国赖之”。后来折氏一族归附周世宗，很受重用。广顺年间，周世宗在府州建永安军，折德扆被任命为节度使。当时他的父亲折从阮镇守邠宁，父子二人同领节镇，一时传为佳话，很为人们艳羡。 显德中，折德扆率军攻下河市镇后，由其弟折德愿统领州事，自己入朝去见周世宗，表达了迁往内地的意愿。周世宗因他对边事极为熟悉，鼓励他继续守边，并给予了非常丰厚的赏赐。宋朝建立后不久，折德扆攻破北汉的河东沙谷砦，受到宋太祖大赏。乾德元年，折德扆在太原与北汉军交手，大获全胜，擒其将杨璘，第二年（964）去世，时47岁，可谓英年早逝，有子折御勋、折御卿。 折御卿（958995）也是一代抗辽名将，曾跟随宋太祖征河东，大破苛岚军，擒军使，杀刺史，活捉敌军大将，官至府州观察使、永安军节度使，多次击败契丹军。 982年，契丹主耶律贤分三路攻宋，东路攻高阳关被崔彦进打败；中路攻雁门，被杨继业所败；西路攻府州，被折御卿败于新泽砦。淳化五年（994），契丹1万众入侵，折御卿奉命御敌，在子河汊（内蒙古东胜市南）一役，歼敌5千，获马1万，宋太祖赐旗30竿，以壮军威。契丹窥边不止，折御卿整日练兵备战，劳累成疾。 995年底，辽将韩德威乘机再次入侵，折御卿带病出战，敌将望见折御卿出征即抱头鼠窜。因为折御卿病重，折母几次派人接他回家养病，他都坚决不从，始终坚守一线，他曾说：“世受国恩，边寇未灭，御卿罪也。今临敌弃士卒自便，不可。死于军中乃其分也，为白太夫人，无念我，忠孝岂两全！”言毕声泪俱下，次日死在军中，年仅37岁。皇帝哀悼痛惜，赠侍中。 折御卿的事迹放在现代也足够感人，折氏的忠勇并没有到此为止，还在向下延续。折御卿去世后，其子折惟正继任府州，经略府州、泾源一带，为北宋边防和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108年，折惟正的侄孙，泾源经略大夫折克行病逝，朝野一片赞誉，“善用兵，所向克捷。经略河右，为金人所畏，望见旌旗即避”，“家声著河北， 忠勇冠山西”。 折克行的儿子折可大继续经略府州，“侄折可适未冠有勇， 驰射不习而能”，“后羌夏人十万入寇， 可适率人和地方志作者，不去辨别真伪，或者无法辨别真伪，将传说记录下来，人们以讹传讹，以为这就是历史。而后的研究者，又根据这些记录论证本来是传说的人物和事件，因果倒置，形成了一个循环论证的怪圈，无益于历史知识的普及与历史研究的提高。 关于佘太君真假的论证就是如此。 佘太君为杨业妻之说法不见于宋元正史及笔记，到了清代，家谱及方志却突然冒出这种说法，无论是《保德州志》还是《岢岚州志》都存有历史常识错误，有着明显的硬伤。而清代的族谱距杨业之死已数百年之遥，中间存有明显的历史断层。一般来说修族谱的目的在于光大本族，稳定宗族，一个宗族的社会地位常常与这个宗族的历史文化、祖先功德等紧密关联，所以托名人为祖的现象屡见不鲜，且古已有之。李唐王朝便曾以老子为宗，而赵宋朝堂则以赵玄朗为祖，帝王尚且如此，民间在宗族问题上攀龙附凤也就不是什么新奇事了。从明代开始，杨家将故事和人物大量进入地名和族谱之中，民间传说由此混入正史。 至于地方志，那是要记一方风物的，编修的目的与族谱大同小异，在于弘扬本土文化，树立地望，以地缘关系联系一定的社群。“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而灵”，“地不在要，有名人才行”。地方志为突出当地名望，往往都要附会名人豪杰。既然杨家将故事中有佘太君，佘氏又没有太过突出的名人，与“佘”音相同的“折”家便成了附会的主旋律，所以才有了“佘”即是“折”，佘太君是折德扆之女的逻辑，其实“佘”和“折”根本就是两个姓氏，有不同的宗族来源，是不能混到一起的。把佘太君托之于折氏之女，最简单的逻辑就像那首歌所唱的，“因为爱所以爱”，因为是所以是，感觉上很美，是件两全其美的事，唯一的缺憾就是误导了历史，造成了历史错觉，引发了歧义和混乱。 三 一个真实的折太君 折德扆有女无女都是未知数，怎么能够确定佘太君就是他的女儿呢，那些方志的推断有点荒唐，但如果就此说佘太君是完全虚构的，很多人感情上恐怕接受不了，也不符合历史真实。宋代没有杨业之妻折太君的记载，为何后来的杂剧小说中出现此人呢？很可能是由另一个折太君演变而来。 折德扆家没有佘太君，并不意味着历史上没有折太君。杨业一定是有妻子的，也可以叫做太君，这一点毋庸置疑。太君不是人名，是中国古代对一定级别官员之妻或母的尊称。在唐代，四品官之妻为郡君，五品为县君，他们的母亲则被称为太君。宋时，为了体现对大臣的优待，朝廷为群臣之母专设了国太夫人、郡太夫人、郡太君、县太君等封号。宋太祖建龙三年（962年）下诏，为文武大臣的母亲和妻子封号，刺史以上官员的母亲封为县太君，妻子封县君。杨延昭官在刺史之上，其母当然可以被叫做太君。 抗日战争时期，汉奸称日本军官也为“太君”，这个“太君”的意义与宋时的“太君”完全不同。日语和韩语中“大”字的读音为汉语的“太”，如“大金”念“tk”。中国古汉语中“大”和“太”是同音同义的异化字，“太君”实际上就是“大君”。日语tku（日文汉字为“大君”）是对强大将军的尊称。汉奸们把侵略者叫做“太君”，实际上就是在拍马屁，视他们为“强大的将军”。 杨业之妻“太君”究竟是谁，宋人史书从未提及。“佘太君”最早出场，不是在宋人史书笔记，而是在元代杂剧《谢金吾诈拆清风府》。佘太君从一开始就是个艺术形象而非历史人物。但当时的艺术形象离人物原型都很近，故事编排讲究“事有源流”，从杨业妻叫“太君”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端倪。 《谢金吾诈拆清风府》中迫害杨家、强拆清风府的奸臣谢金吾也不是凭空虚构，而是有人物和故事原型的。谢金吾就是北宋的谢德权，字士衡，福州人。因为曾经官为金吾街司，被人称作谢金吾。“诈拆清风府”折射的是北宋开封清理民宅，修建官街的一段史实。当时京城的街巷非常狭窄，朝廷觉得有辱堂堂大宋的形象，便任命谢德权负责拓街扩道。 谢德权依令行事，铁面无私，他上拆达官贵人府邸，下撵小商小贩，毫不留情，为此得罪了不少达官显贵。他们为泄私怨，跑到皇帝那里，添油加醋地告状。皇帝无奈，准备下诏停止扩街。谢德权听闻之后，马上面奏皇帝陈明利害，他说，皇命既然已出，怎么能够轻易中止，现在干扰正常事务的都是些权贵豪强，他们只不过舍不得出租房屋的租金罢了，没有什么大事。 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谢德权放手整治街道，虽然很有成效，但却落下骂名，受到利益受损者的非议，甚至被编排到了戏剧舞台上，《谢金吾诈拆清风府》就是以此为背景进行的再创作。 历史上的谢德权并非卑鄙小人，相反却为官清正，办事干练，喜欢建造有功效利益的工程，发现徇私枉法的官吏，一定要当面斥责，所到之处法纪严肃，政治清明。 《谢金吾诈拆清风府》这出戏是虚构之中隐含真实，故事情节事出有因，人物设计于史有据，反面人物谢金吾都不惧实名，要讴歌的人当然也无须避讳，所以杨业妻很可能真姓佘，尽管史料没有记载，但元杂剧的佘太君决不是空穴来风。《谢金吾诈拆清风府》中的佘太君形象较弱，与普通的家庭妇女看不出有什么两样，遇事没有主见，动辄哭泣，这也许就是杨业之妻的真实状态。后来那些惊天动地的故事，很可能是小说家用了移花接木的手段，从另一个折太君演变而来，这个折太君史上确有其人。 《宋会要辑稿》记述了另一个折太君，她的事迹与传说中杨业妻颇为相像，不过她是丰州刺史王承美的夫人，《宋史》有《王承美传》。五代十国时期，西北地区有一个名叫藏才族的小部落，他们乘战乱之机，进入今鄂尔多斯高原东部的准格尔旗境内。辽伐西夏时，王承美的父亲率藏才族附辽，宋开宝二年（969年）王承美归宋，宋朝廷对此非常重视，将其占据的地方赐名丰州，封王承美为丰州牙内指挥使。 丰州城是北宋时期兴筑的城邑，为现今内蒙古地区唯一的宋朝州城。丰州是宋时陕北的边防要地，与折家镇守的府州、杨家占据的麟州并称“河外三州”，三州成品字形分布，互为犄角，成为北宋西北边防的重要门户。 史书记载，王承美的夫人姓折，很有谋略，辅助王承美屡立战功。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折太君和王承美夫妇率军与契丹军发生激烈交战，斩获敌人数以万计，生擒契丹天德军节度使韦太。第二年，万余契丹兵再度来犯，折太君夫妇又一次大获全胜，并乘胜向北追出百余里，所向披靡，契丹军闻名丧胆，不敢再犯，王承美因战功突出，被授为丰州团练使。 归宋后，王承美夫妇把守丰州城35年从未有失，其事迹可圈可点。景德初年（1004年），宋真宗下诏让王承美进京，亲自接见了这位边防的传奇人物，对他的功劳给予了充分肯定，将其提拔为丰州防御使，王承美载誉而归。不仅如此，宋真宗还特别赏赐了折氏，让她享受边疆官员的待遇，每月赐钱五万，这是一个莫大的荣耀。王承美生病的时候，朝廷派朝中大臣带御医前往探望，后来终因医治无效，于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病逝，朝廷赠其恩州观察使。 1012年十二月，王承美病逝之后，宋真宗招折氏入宫，内中缘由与他们的家事和继承权有关。据《宋会要辑稿·方域》记载，王承美的长子是王文恭，但是王承美看来并不喜欢这个儿子，因为他后来将王文恭的儿子怀玉收为养子，改名文玉，并上奏朝廷任命他为殿直。也就是说王承美将孙子视为儿子，钦定为他的接班人，这事在今天看来多少有些古怪。 王承美去世后，藏才族首领认为文玉晓达军政，要求由他继承王承美的职位，这事经过族议之后也上报朝廷通过了，但是文玉的父亲、也就是承美的儿子文恭对此事有自己的想法，上表朝廷陈述此事。宋真宗于是召折氏入京商议，因为折氏也支持文玉，最终由文玉承继王承美之位。朝廷又下诏任命文恭为供奉宫，算是对他的一点安抚，一场风波就这样平息。当时距开宝二年（969年）折氏归宋，已过去了40多年，折太君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 继承父业继续守边的文玉原名怀玉，这又与杨家将后来一代的名字相重合。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王文玉去世，当时已身为安郡君、太君的折氏，联合王文玉的部属和部族首领联名上书，要求由文玉的长子余庆主事，为此折太君再次上朝面君，此时她已是75岁的老人了。宋仁宗同意了她的要求，“诏钤辖高继忠与府州折惟忠密切体量”。高继忠是宋真宗时，与寇准一起极力推动皇帝亲征的大将高琼的次子，史上关于他的事迹不多。折惟忠则是折御卿之子，由他来帮助料理王文玉的后事，可见折、王两家的渊源。 宋代官修本朝《会要》，后人称之为《宋会要》。“会要”属政书类的断代典志体史书，是专门记载一代典章制度的史学著作；《宋会要辑稿》是清代徐松根据《永乐大典》中收录的宋代官修《宋会要》加以辑录而成的，内容非常丰富，是研究宋朝法律典制的重要资料。从《宋会要辑稿》的记录看，这个折太君约与杨业、杨延昭为同时代人，她的事迹相当丰富，其抗辽、上状、进宫等活动均与戏曲小说中的佘太君形象有相似之处。而且她的儿子文玉、怀玉在杨家将中也有类似的名字。故事小说里的佘太君很可能就是根据王承美之妻演变而来的。 其实，折家与杨家和王家同是北宋西部边防的三大豪门，他们的事迹各有所长。王承美夫妻守边40多年，契丹闻之胆寒；折家代出将才，世代忠勇，美名传扬。杨家将故事集中了三家事迹之精华，合为杨家一门世代忠勇，不断发扬光大，看似虚构，实则是那段历史的艺术再现。 杨业娶折德扆女为妻一事虽然不太靠谱，但王承美娶折氏女为妻却史实可靠、事迹无疑。戏曲、小说中的佘太君很可能是由王承美之妻折太君演绎而来，清代地方志则受了戏曲小说的影响。所以，佘太君即便不是历史人物，也与历史人物很为靠近，只不过她是与杨家将无关的历史人物而已。很多人把杨家将当成了宋代历史，这是艺术的骄傲却是历史的不幸，历史小说不是历史读本。 四 佘太君为何能活百岁 杨家将故事的发展演变体现了与时俱进的鲜明特色，宋元明清等不同的时代风尚都影响了杨家将故事的内容。在《杨家府演义》和《北宋志传》中，佘太君和穆桂英的形象都不够突出，也不在“十二寡妇”之列。 到了清嘉庆年间，随着民间戏曲的发展，情况有所转变。佘太君有了新名“赛花”，同时，杨家的烧火丫头杨排风也显露头角，因为人物形象塑造比较成功，被认为是清代民间艺人的优秀创造。从此以后，杨家将戏剧中的女性更加活跃，人们把她们作为巾帼英雄而大加称赞。 建国以后，展现佘太君艺术形象的《杨门女将》和《百岁挂帅》大放异彩。 《杨门女将》的故事来源于《北宋志传》最后三回和《杨家府通俗演义》最后两卷，在吸收明清以来戏剧与传说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创造性编排，佘太君、穆桂英成为了其中的核心人物。京剧《杨门女将》由范钧宏、吕瑞明根据《百岁挂帅》等改编，当年由中国京剧院四团演出，非常轰动。《百岁挂帅》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也是人们的美好愿望。 上世纪60年代初，统领欧洲盟军战胜法西斯德国的蒙哥马利元帅访问中国。外事活动之余，中国方面安排他观看京剧《杨门女将》。他当场表达了自己的疑惑和不解，他认为那么年老的女人当元帅不可能。中方工作人员年轻气盛，同时也基于对杨门女将的深信不疑，便自以为很机警地回敬了一句：“怎么不可能，你们的女王不就是三军统帅吗？”事后这位工作人员受到了严厉批评。 很显然，除了犯有外交礼仪上的错误之外，这位工作人员还和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一样，相信杨门女将是历史真实，容不得别人的怀疑。 但真实往往容易跟人开玩笑，与人的设想大相径庭，杨门女将就是一段美丽的错误。 在人们的印象中，佘太君是个老当益壮的女英雄，至于佘太君为何能活百岁，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传说。 第 23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24 章 杨家将的历史真相（出书版） 作者:张永廷 第 24 章 佘赛花17岁的时候，辽国大举入侵，佘赛花奉命出征，连胜一十物保护单位。奢与折、佘音近，佘太君的形象，有可能是多个家庭、多种故事、多个女性特点的集中与概括。 第十章 穆桂英：多少故事在传扬 穆桂英是巾帼英雄的代名词，“穆桂英破天门，阵阵落不下”、“七十二座天门阵，阵阵离不了穆桂英”……穆桂英的名字非常响亮，甚至融进了歇后语里。在上个世纪“一天抵二十年”的大跃进时代，“妇女都学穆桂英”一度成为口号和时尚。在很多老百姓眼里，穆桂英就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他们从来都没有怀疑过穆桂英的真实性。 一 耳熟能详的穆桂英 人们所了解的穆桂英，主要来源于各种演义、评书和戏剧，在这些传说中，穆桂英的形象是巾帼英雄，她的故事主要是抗辽和挂帅征西，《大破天门阵》和《穆桂英挂帅》留给人的印象最为深刻。 戏文中的穆桂英身上有很多为人所不能、为人所不敢的闪光点。在封建礼教森严的那个年代，她自己挑选丈夫，完全不受封建礼制的框架限制。京剧里，穆桂英在杨宗保不同意招亲的时候，甚至敢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逼婚，让人感觉很是畅快。穆桂英是个女强人，但也有柔情似水的一面。身为女人挂帅出征，丈夫杨宗保懈怠违犯军令，她铁面无情棒打丈夫。可回到帐中，她又焕发柔情，极力争取丈夫的理解和支持。 传说穆桂英出生时，正逢的故事相呼应。 第 24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25 章 杨家将的历史真相（出书版） 作者:张永廷 第 25 章 但天门阵一说并不完全靠谱，穆桂英在天门阵中的神威，也都是后来的演绎。即便是在明代小说中，穆桂英也还不怎么显山露水，比她英勇的杨门女将不在少数，真正突出她的是后来的戏曲以及建国后的形象重塑。 《穆桂英挂帅》原名《老征东》或《杨文广夺印》， 1954年被豫剧搬演上舞台，定名为《穆桂英挂帅》。《穆桂英挂帅》与以往的历史故事相比，情节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情节是：北宋时，西夏犯境。辞朝隐居的佘太君闻讯，遣曾孙杨文广、曾孙女杨金花去汴京探听。杨文广在校场比武，刀劈兵部尚书王强之子王伦，夺得帅印而归。因为朝廷刻薄寡恩，奸臣屡害杨家，穆桂英心灰意冷，没有求战欲望。佘太君劝她以抵御西夏侵扰这个大局为重，为国效力不计得失，最后穆桂英听命，挂帅出征。 《穆桂英挂帅》删除了旧本宣扬的封建伦理观念和感伤情绪以及一些枝蔓性的情节，集中塑造了穆桂英这一英雄形象。尤其是《辞印》、《挂帅》两场戏，抒发了穆桂英由感慨杨家历代忠贞却不获朝廷信任，到决定以国家利益为重挂帅出征的心路转化历程，感人至深，催人奋进。“老太君她还有当年的勇，穆桂英我就无有了当年的威风？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充满苍劲、悲壮的色彩。 由马金凤领衔的豫剧《穆桂英挂帅》一炮而红，1958年摄制成戏曲艺术片，影响更为深远，被评剧、河北梆子、越剧等全国不少剧种、剧团移植上演，也引起了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关注。马金凤饰演的穆桂英，一口气连唱一百多句，气势磅礴的唱腔让梅兰芳深为敬佩。 195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0周年之际，豫剧《穆桂英挂帅》被移植、改编成京剧，作为国庆献礼剧目，梅兰芳以其炉火纯青的表演塑造了他最后一个舞台新形象，李少春、李和曾、袁世海等联合出演，顿时轰动了整个北京城。随着各个剧目的不断翻演，穆桂英的形象越来越深入人心，《穆桂英挂帅》也成为京剧的经典剧目。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到底是谁生了杨文广？《东游记》 第39回讲到，钟道士派木桂英、柴太郡出战青龙阵，宗保说，桂英可往，我母亲有孕在身，如何能去？钟道士说到，但去无防，正是要以孕气压倒此阵中的妖气。柴太郡在阵中因用力太久，动了胎气，坠下马来，生一男孩。铁头太岁见状，催马来捉，被木桂英拦住，铁头太岁被郡主生产腥气所冲，战不数合拍马而走，木桂英抛出飞刀砍去，她化作一道金光冲霄而去。 而在刘兰芳的评书中，生孩子的是穆桂英： 杨家将在率兵攻打玉皇阵的时候遇到了辽兵的顽强抵抗，为了射落敌人的指挥灯，穆桂英连发三箭，因用力过猛带动胎气，她没敢惊动别人，躲进了阵边的树林准备歇息一下，正遇上了辽军主将颜容。疲惫不堪、行动不便的穆桂英此时哪里是颜容的对手，手中大刀被颜容叉条杖磕飞。情急之下她抽出背后的降龙木，使足全身的力气，照颜容砸了过去，颜容准备不足被打个正着，吐血而逃。王兰英正好赶到，结果了他的性命。穆桂英也因用力过猛，从马上摔了下来，腹内一阵剧痛，生下杨文广。桂英割断脐带，扯下征裙，把孩子包上，交给王兰英。自己擦擦汗水，重整铠甲，抖擞精神，手擎大刀，二次上马，指挥三军儿郎，重新驰骋在疆场上。 刘兰芳的评书只讲到大破天门阵，以后那么多神灵古怪的故事，估计编排起来难度很大。也幸亏她没全编完就先播讲，否则我们可能不会那么快就听到杨家将了。 二 众说纷纭的穆桂英 历史上到底有没有穆桂英，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话题。这个威震敌胆、闻名天下的女英雄，有关她的史料却十分有限，只能说“穆桂英”更趋向于传说中的人物。 《保德州志》记载，州南三十里，有个穆塔村，俗称牧塔，传说那里就是穆桂英的家乡。又讲“文广娶慕容氏，善战”，辽国兵将都惧怕她。但《保德州志》只说出了慕容这个姓，没有她的名字。后人一般认为它记载的这个“慕容”即指穆桂英，穆桂英是杨文广的妻子。《保德州志》是部地方志，产生于明清，离宋朝年代久远，其真实性备受质疑，基本被认定为历史与传说的混杂物。 传说中穆桂英是杨宗保的妻子，但“杨宗保”却是虚构出来的人物。杨家只有杨业、杨延昭、杨文广三代，杨延昭的儿子是杨文广而不是杨宗保。故事中所描述的“兵征西夏”、“平定征南”又都是与杨文广有关的事迹，所以有人指出，所谓杨宗保是杨文广分出来的形象，所谓杨穆联姻，所谓破天门阵， 都是小说家为了渲染杨家将， 渲染杨门女将而塑造的形象和推理的故事。既然杨宗保不存在， 当然也就没有穆桂英了。 小说中穆桂英常言其父穆洪（一名穆羽）为大宋名臣，受奸臣王钦若陷害，不得已兵发穆柯寨占山为王。但遍查史书，没有这样的记载，当为小说语言。不过，史书里确有杨延昭的侄子杨琪“娶慕容氏”的记载。欧阳修在给杨琪写的墓志铭中透露，杨琪“初娶慕容氏，又娶李氏”。杨琪与杨文广是同辈人，是其堂兄。 慕容氏是鲜卑族的大姓，以“战射为俗”。唐及五代以后，居住在西北边境的鲜卑人渐与汉人融合，辽宋交界的地方，也有鲜卑慕容氏居住。杨家所居的麟州，地处边陲，与慕容氏通婚是很正常的事。所以有人推测，穆桂英的“穆”很可能是“慕容”的音转。不过是侄媳变为儿媳，又虚构了一个子辈杨宗保而已。也就是说穆桂英的出现是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的结果。 还有另一种更为强劲的说法是，穆桂英的原型在播州，她的一些事迹在播州杨氏的活动范围里能够找到线索，几位研究“杨家将”的专家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据明代大学士宋濂的《杨氏家传》记载，杨延昭有儿名充广出使贵州，其子贵迁被过继给播州杨昭，留居播州（今贵州遵义）主事，这一支的人丁慢慢兴旺，杨贵迁有6个孙子，其中一个名叫杨文广，他曾以播州土司的身份担任沿边巡检使。 杨文广治理播州时，与境内的“穆僚”有过交锋。有研究者认为，“穆僚”一族很可能是穆桂英的祖源，在《北宋志传》里这位女将就叫穆桂英，而在《杨家府演义》中穆桂英变成了木夫人，显然是有所回避。 穆僚是苗族分支仫（音木）佬族部落，古代分布在贵州一带，现今居于广西境内。在宋朝以前，穆氏一族很是繁盛。杨氏占据播州后，不断与穆姓进行斗争。杨氏是该地的土司，有宋朝的封授，而穆家是当地的大族，也算是酋长，不接受土司的管制。 据《遵义府志》记载，老鹰砦穆僚曾发生反叛，杨文广命谢都领兵前去征讨，经过一番激战，斩杀了穆僚酋长，收服了其余众人。从此以后，附近的各个部落再也没有敢不遵命的，杨氏的统治范围进一步扩大，地位也日渐巩固。 老鹰砦坐落在穆家川，当年曾叫遵义府，即现在遵义市所在地。播州杨氏的统治中心原在白锦堡，穆家川就在城东门外河二十里处。杨文广征服穆家川老鹰砦后，发现穆家川山水俱佳，又觉“旧堡隘陋”，便把治地迁到穆家川。杨家在播州落户之后，知道穆家川的人便越来越少了。 穆氏部落通过与杨氏通婚，渐渐得到播州杨氏的宠信，成为杨氏统治播州的得力助手。《杨氏家传》称，播州南平军（贵州桐梓县北）的守将是穆永忠。《明史》载，杨应龙起兵反明的时候，手下大将穆照与明兵苦战于娄山关北，此人作战勇猛，素为贵州诸族所折服。穆照战死之后，杨应龙失去最为倚仗的力量，军力一蹶不振。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播州南面不远处有“木獠寨”，獠的发音为“老”，木老即“穆獠”。又有一处叫“木瓜仡佬”，明时称“木瓜司”，其发音与“木阁寨”、“穆柯寨”相近，与《杨家府演义》对穆桂英老家的描述相吻合，书中穆桂英是木阁寨主、定天王木羽的女儿，又名木金花，她手下还有一员战将穆瓜，应该是谐了“木瓜”的音。 “大破天门阵”中举足轻重的降龙木，在播州也能找到影子。古时播州附近盛产“大木”，常被作为奇物进贡朝廷。明史对此有多处记载，其中播州的最后一任土司杨应龙于隆庆十四年，“献大木七十，材美，赐飞鱼服”。 众多事件暗合了穆桂英这一人物很可能与播州杨氏有关，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明代以前没有穆桂英，而后形象越来越鲜明的原因所在。 杨家将故事在北宋时就已广泛流传，南宋时出现了许多话本，元代也有不少关于杨家将故事的杂剧，但均未提及“穆桂英”。特别是《破天门阵》这出戏，最初是以杨六郎为主角，讲其率领焦赞、孟良、岳胜及杨宗保大破天门阵的故事，根本没有穆桂英什么事。今天的大破天门阵已经与原来的剧本相去甚远。 后来小说戏曲把有关穆桂英的“木”都改成了“穆”。所以无论如何，穆桂英当是转音而来，因为不论“慕容”还是“木”都与穆接近。至于为何要将音转化为“穆”，专家们解释说，如此转换，可以使少数民族故事更为汉化，离汉人的生活也更近，更有亲切感，在汉人居住的地区更容易传播。 另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无论穆桂英的原型是取自鲜卑的慕容氏，还是来源于南方的穆僚族，都是妇女受封建礼教束缚较少的少数民族地区，那里更容易涌现能征惯战的女将。穆桂英破天门阵时，有收服西夏黄琼女之事。宋人称西夏为“河西”。宋史《党项传》中有“河西黄女族”投诚之事，据此推测，黄琼女的原形有可能取之于“黄女族”。可见，杨门女将的故事应该是融入了大量的少数民族故事。 契丹有统兵打仗发号施令的萧太后，宋朝出现“佘太君”、“穆桂英”这样的女英雄也是时代的需要，即便是正史典籍只载节妇烈女，也丝毫不影响人们对英雄的渴望。北宋与契丹常年交战，边防的地理环境和民族相杂的习俗，都可能牵连着妇女的戎马生活。尽管史家未录，但“里儿野竖”不能不道，不会不传。传说中各式各样的人物，有老太君，有少奶奶，有姑娘小姐，还有烧火丫头上战场。讲故事的人并没有认真考究张王李赵谁家之事，只借杨家将这一艺术舞台让她们纷纷登场。 穆桂英的故事在不少名胜古迹，甚至于州志中都留有痕迹，但并不能证明历史上确有其人。在北京的密云，有不少关于穆桂英的传说。穆家裕是回民聚集区，相传穆桂英出生在这里。该地的卸甲公社，有挂甲寺，还有穆桂英山。有趣的是，山上的柏树不少都弯着头，传说是穆桂英夫妇挂甲休息时给压的。宋辽边界在北京以南，杨家将是不太可能打到密云的，但穆家裕的人一向认为穆桂英是他们的祖先。 在香山附近也有穆桂英的传说。从香山顶上远远望去，西南方向有一个小塔，那就是有名的“挂甲塔”，“挂甲塔”所在的地方叫“挂甲塔”村，这个名字的由来与杨七郎有关。传说有一次辽宋大战，宋军被困，杨七郎杀出重围去搬救兵，遇到大批辽兵围堵，陷入困境。粗中有细的杨七郎情急之下想出一个对策，把自己的盔甲解下挂在一个小塔上，以金蝉脱壳之计骗过辽兵追杀，他挂甲的那个地方就是如今的“挂甲塔”。 离“挂甲塔”村不远，有一个斧砍刀劈般的山崖。这个山崖被视为穆桂英的杰作。有一次，穆桂英乘胜追击辽寇，眼看敌人就要逃过山口，穆桂英急中生智，将绣绒大刀向辽兵逃去的方向抛去，大砍刀砍在山头上，只听“咔嚓”一声巨响，把山头砍下一半儿，五百多辽兵被埋在山下，那座被穆桂英劈开的山崖就是如今的“刀劈崖”。 “刀劈崖”更像是一个传奇，不过刀劈崖的形成却有科学道理。从地理学上讲，“刀劈崖”附近是地震断裂带，站在对面的山腰上，可以看到一条上下蜿蜒的断裂线，所以，形成这样的地貌不足为奇。 与穆桂英有关的地名，在昌平区还有一个“了思台”。相传当年穆桂英身怀六甲，仍然上阵杀敌，生下一子后不得已将孩子放在密林中的一个山洞里，自己重又杀回敌阵。当地人们为了纪念杨家将为国家而舍自家的忘我精神，就把穆桂英撂下孩子的地方叫做“撂子台”，久而久之，“撂子台”被叫成了“了思台”。 广羽化而死，另一方面又在后面几回说杨文广飞回来重新领兵。中间衔接不上的地方很多，穆桂英之死很可能就在这一缺失的段落中。 杨家将小说历史上经过了两次大的变动。一次是在明万历年间，平定播州杨应龙叛乱之时，去除了涉嫌为播州杨家评功摆好的部分；另一次是1949年后的重新“整理”，剔除了所谓的“封、资、修、迷信”成分，情节有很大改动。现在的《穆桂英挂帅》、《百岁挂帅》等杨门女将曲目都是解放后新编的，原本并无这些传说。所谓“穆桂英五十上阵、佘太君百岁出征”都是现代作品。 《杨家府演义》交待，杨怀玉杀死了一心诬害杨门忠良的丞相张茂全家之后，瞒着杨文广举家迁入太行，过起与世无争的生活，这是杨家将的最终结局。但女将们的最后结局很少有故事提及，有的故事提到大刀王怀女是在平定侬智高叛乱时，遭遇敌人车轮战，筋疲力尽之时不慎掉入陷马坑，被敌人乱刀砍死，杨物古迹”。滴泪崖在解放后因修路炸掉了大半，已不复当年原貌，不过现在又重新开发以吸引游客。《杨门女将战死滴泪崖》的传说最早刊载于《甘肃民间故事》。 旧话本中杨门女将战死的故事并非少见。例如穆桂英之前的女英雄刘金锭，在传统评书中，除了能征惯战还能呼风唤雨。她扶保宋朝扫平南唐，在打败妖道余洪后，被余洪的师傅困在阴魂阵，用三块金砖打死。当时刘金锭已经怀孕，尸体入殓后在棺中百日不腐，最后产下一子，她的灵魂转生为穆桂英。这段情节在解放前的话本中都有提到，但因为涉及“棺中产子”和“灵魂转生”等迷信思想，被封杀叫停。只有东北二人转还有所保留，但也鲜有演出。另外，其他地区也还有穆桂英之死的传说，但都登不了大雅之堂，人们更愿意为英雄保留一方净土，保存心中美好的形象不被损伤。 第 25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26 章 杨家将的历史真相（出书版） 作者:张永廷 第 26 章 四 寡妇土司的英雄传奇 穆桂英的形象取材于少数民族地区，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播州杨家将故事里，有一个英勇无比的寡妇土司，她的经历与穆桂英很有些相合之处，这位女英雄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秦良玉。 秦良玉（1574—1648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单独载入正史将相列传的巾帼英雄，唯一凭战功封侯的女将军，一品诰命夫人。 根据秦良玉遗留的衣物测定，她的身高约1.86米。秦良玉一生戎马40余年，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云贵高原、四川盆地。秦良玉也是一个寡妇，她活跃的时候，正是明朝杨家将小说改编校正的时候。 秦良玉生于万历二年（1574年）正月初二申时，自幼深受“执干戈以卫社稷”思想的影响，经常与兄弟们一起跟随父亲操练武艺，演习阵法，显露出一般女子所难企及的军事才能。她少小时就很有雄心壮志，父亲非常感慨：“你的兄弟都不如你，只可惜你不是男儿。” 她回答道，“不是男儿也没什么，如果让我掌兵，应不输平阳公主（唐高祖李渊之女）和冼夫人（隋时岭南的少数民族首领），夫人城、娘子军皆不足道。” 成年后的秦良玉，“饶胆智、善骑射、熟韬略、工词翰、仪度娴雅、而驭下严峻”。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21岁的秦良玉嫁给了石砫宣抚使马千乘为妻，石砫因石潼关、砫薄关两地而名。 马氏土司虽然只是一方土酋，但却号称是汉代以“马革裹尸”闻名的马援的后人，这与播州土司定位于宋朝杨家将的后人有异曲同工之妙。秦良玉深谋远虑，她对丈夫分析说，“现在天下为多事之秋，我们石砫以黔、楚、蜀三地为邻，不可不练兵以求自保。” 秦良玉鼓励丈夫志存高远，立功万里，不可囚困于一隅。在她的帮助下，马千乘建立了一支远近闻名的“白杆兵”。秦良玉亲自参与治军，马千乘遇事都与她相商，无论干部战士对她都十分敬畏。这种女强男弱的模式，与杨门女将的模式很相似。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秦良玉与丈夫一起率军参加了平定播州杨应龙之役。秦良玉与播州杨家的关系很有些复杂，其中掺杂着权力与家事的瓜葛。秦良玉的婆婆覃氏也是一个寡妇土司，千乘之父早逝，他和弟弟千驷年幼，宣抚使一职因而由覃氏代领。 覃氏善专权，有谋略，与杨应龙关系暧昧。长子千乘对母亲的行为非常不满，由此引起了覃氏的嫉恨。于是覃氏专宠次子千驷，并借杨应龙的权力压制千乘，让千驷能得以承袭宣抚使之职，还专门聘娶杨应龙的二女儿为千驷之妻，与杨氏结为姻亲。 当地的土吏马邦聘不服覃氏继位，一直谋夺其印，纠结党羽围攻覃氏，纵火焚烧公私庐舍武大吏，对土官首领、有功之臣，一定要以礼相待，不得疑忌。感动之下，秦良玉更加为明廷卖命。 奢氏父子兵败后，相继逃往永宁老巢。是时，贵州水西土司安邦彦亦举兵叛乱，与奢氏“遥倚为声援”。安邦彦据水西，进黔北，以重兵困围贵阳，黔省震恐。巡抚王三善集各路军马尽力征剿。秦民屏及其二子佐明和祚明亦随军征战。在一次战役中，民屏力战殉国，二子佐明、祚明奋力突围，皆受重伤。安、奢之叛，历时7年才得以平息，秦良玉在平叛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崇祯三年（1630年），皇太极率十万大军绕道长城喜峰口入侵，攻陷遵化后，直抵北京城外，连克永平等四城，畿辅震动。皇帝下诏令天下之师勤王，各方将领逗留不前。 年已54岁的秦良玉慷慨誓众，率军昼夜兼程，再次驰援京师，屯兵宣武门外。时值国家经济困难，根本无力支付军饷，良玉散尽家财以济，日夜兼程，赶赴京师。秦良玉虽然只有数千“白杆兵”，但当年浑河血战扬名，令满洲兵忌惮。不久四镇相继恢复，明军上下通力合作，皇太极担心遭首尾截击，在“白杆兵”及明军的强大压力下，不得已放弃滦州、永平、迁安、遵化四城，撤围而去，秦良玉再建“首功”。 解围京都之后，崇祯帝深为良玉的忠勇奋战和尽忠国事的精神所感动，特意召见秦良玉，优诏褒美，封其为镇东将军，并赋诗四首赞美她的功绩。 第一首： 学就西川八阵图，鸳鸯袖里握兵符。由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 第二首： 蜀锦征袍自裁成，桃花马上请长缨。世间多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 第三首： 露宿风餐誓不辞，饮将鲜血代胭脂。凯歌马上清平曲，不是昭君出塞时。 第四首： 凭将箕帚作蝥弧，一派欢声动地呼。试看他年麟阁上，丹青先画美人图。 “凭将箕帚”一句，原文为“扫胡虏”，其玄孙马宗大在乾隆时为避祸，把“扫胡虏”挖去，代以“作蝥弧”三字。崇祯皇帝有生之年，国难频发，很少有闲情逸致吟诗作赋，迢迢西南边陲的一位女土司，竟能得到皇帝面见赐诗，秦良玉当属古往今来第一人。 崇祯六年（1633年），满洲军兵退之后，秦良玉率石砫兵回乡，其侄秦翼明留守京师近郊，护卫筑城，大凌河城建筑完毕之后，翼明奉命撤兵还镇。良玉深感崇祯赠诗之恩，特意在土司署内建楼一座，计七楹三层，高六十余丈，名“玉音楼”。将崇祯所赠之诗刻板，供奉楼内。玉音楼与帅忠堂相互依印，显得更为雄伟壮丽。 崇祯时，明王朝可谓危机四伏，病入膏肓。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义军烽火，燃遍了中国大地。由于当时张献忠、罗汝才等九路人马自湖广进攻四川，明廷诏令秦良玉不用再出兵援剿，负责守御川地，“专办蜀贼”。1634年，张献忠入川，攻破夔州（今重庆奉节），兵围太平，秦良玉提兵赶至，与回川的儿子马祥麟前后夹击，张献忠退走湖广。 1640年，罗汝才犯四川，秦良玉领兵前来，敌军不战而逃，秦良玉率“白杆兵”追击，在巫山和夔州重创罗汝才农民军。几场战役下来，秦良玉统领部下斩敌近万，获甲杖马骡无数。但是兵败之后的罗汝才与张献忠合兵反扑，四川受到了很大的威胁。 土地岭（重庆奉节草堂镇）一役，明军与张献忠部队激战，由于统帅指挥不当，三万“白杆兵”全军覆没，秦良玉单骑逃返重庆，遭遇平生未有之惨败。此役过后，川鄂交界地带32处隘口尽失，蜀中大乱。秦良玉去见四川巡抚邵捷春，答应再集兵二万，只要国家出资粮饷一半，她愿率军再与义军周旋对抗。但邵捷春与督帅杨嗣昌因争权集怨，不愿筹军，且仓中已无存粮，故拒绝了良玉的请求。良玉悲愤异常，忿忿然回到石砫。 第 26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27 章 杨家将的历史真相（出书版） 作者:张永廷 第 27 章 从此明军形势急转直下，秦良玉也无力回天。三年之后，公元1644年春，张献忠再度挥师进川，大举进攻夔州。秦良玉深知四川形势危在旦夕，亲手绘制了全蜀形势、城池关隘、用兵险要、设障布防等详尽的军事作战图表，上呈巡抚陈士奇，希望官军能增兵坚守蜀地13处险隘。陈士奇昏庸无能，不予采纳。良玉并不死心， 又椎心泣血地向四川巡按刘之勃建议，刘巡按倒是同意她的计策，然国家实已势穷力竭，他本人手中无兵可发、无粮可增，良好的愿望只能化为泡影。 秦良玉无可奈何，仅以孤军于夔州迎战义军，结果溃败返乡。她的失败，标志着蜀地的沦陷。张献忠在攻克万县、重庆、成都之后称帝，建立“大西”政权。但遵义、黎州及秦良玉的石砫地区始终未归于“大西”。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上吊自杀，统治中国276年的朱明王朝，就此寿终正寝。秦良玉服孝痛哭，几次昏绝。张献忠向各地土司发送印信，各地土司大多接受。秦良玉接到印信，当众毁之，怒斥来者，“我的两个兄弟都为国战死，我一孱弱妇人蒙受国恩20余年，如今国家有难，我岂能以残余之年以事逆贼？！”随后，她召集部属郑重声明，“石砫一地有敢从贼者，诛灭全族！”慑于秦良玉威名，张献忠始终不敢入犯石砫。后来张献忠去世，秦良玉得以寿终。 不久，被明廷征调到湖广御敌的独子马祥麟战死于襄阳。他给秦良玉留下铁骨铮铮的遗言，“儿誓与襄阳共存亡，愿大人勿以儿安危为念！”秦良玉见到儿子的绝笔血书，泪如雨下，但随即擦干眼泪，挥笔写道，“好，好，真吾儿！” 相信看过《杨门女将》的观众都会记得，佘太君在杨府祝寿之时，沙场传来杨宗保死讯，其情其景何等类似。 1646年，清军攻占北京，大举南侵。72岁的秦良玉继续效忠于南明政权，毅然接受隆武政权“太子太保总镇关防”的官印，准备前往福建抗清，然郑芝龙叛变，隆武帝被捉，未能成行。 清顺治五年（1648年），在西南颠沛流离的南明永历帝派人加秦良玉为太子太傅，授“四川招讨使”。当时秦良玉已74岁，久卧病床，但是见到信使前来，仍然瞿然而起，拜伏受诏，“老妇人朽骨余生，实先帝恩赐，定当负弩前驱，以报皇恩！”使者大喜，即刻回朝复命，可惜的是，几日之后，也就是五月二十一日，秦良玉因病抱恨而终，南明朝廷谥号“忠贞”。 秦良玉一生传奇色彩颇浓，抗金、抗清、平定叛乱，历经明朝三代君王，东挡西杀，功勋卓著。丈夫含冤屈死，秦良玉仍然痴心不改，一心为国，其忍辱负重，以大局为重的形象更似传说中的“杨门女将”。 秦良玉一生心向中央政府，忠贞不二，破家为国，数赴国难，至死不叛国，不降清，大义凛然，为历代仁人志士叹息称绝。秦氏和马氏二族，数年之间，死于国事者甚众，堪称忠烈。她的两个兄弟先后战死，自己的亲生儿子和几个侄儿一生为国血战，或死或伤，代价惨重。秦良玉死后，其孙马万年把她葬于回龙山。 可叹的是，如此女中豪杰，“文革”中墓地也不能幸免，被“红卫兵”砸墓挖棺，干出连满清政府都没能做出的令人发指之事。这些革命小将毁墓的原因，无外乎两点：其一，秦良玉是“土司婆娘”，出身“反动”；其二，她胆敢抵抗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大逆不道。 历史终有公论，奥运会火炬接力图形所选的凤纹，就出自明朝廷御赐秦良玉的平金绣龙凤袍。秦良玉请缨抗清，威震四海，屡立战功，声名远扬，为后世传颂。 清代教育家李西讴有诗《吊秦良玉四川营遗址》，“金印夙传三世将，绣旗争认四川营”，四川营为秦良玉进京勤王兵营驻地。又有诗赞曰，“一旅勤王寡妇高，平如召见荷殊遭；未曾杨邵贻巾帼，特为江山赐战袍”，“料敌如神操胜算，裙钗一例合封侯”，“慷慨勤王大义伸，桃花马上走风尘；中原方镇知多少，不及将军一女人”。 清末女英雄秋瑾有一组感怀秦良玉的诗篇，读来别有一番滋味。 其一： 古今争传女状头，谁说红颜不封侯。马家妇共沈家女，曾有威名振九州。 其二： 执掌乾坤女土司，将军才调绝尘姿。花刀帕首桃花马，不愧名称娘子师。 其三： 莫重男儿薄女儿，平台诗句赐娥媚。吾骄得此添生色，始信英雄曾有此。 著名女作家谢冰莹，曾经充分表达了对这位巾帼英雄的敬仰与怀念： 秦良玉死了，他的哥哥邦屏、弟弟民屏、儿子祥麟、媳妇凤仪，都为国家壮烈地牺牲了！她虽是一位出身儒门的闺秀，可是志安社稷，爱国忠君。她生在多事之秋的明朝，国内有土匪流寇的骚扰，国外有满骑倭奴的侵略，多少文武百官，士大夫将帅，没有不为自己的名利在明争暗斗的，有谁像秦良玉一样，一生的精神，都拿来放在安内攘外，剿贼御侮上面呢？她一生为国家奋斗，为民族牺牲，她没有过一天舒服快乐 的日子，日夜在为战事筹划。一直到死，还念念不忘保存她的 石砫，这种爱国保家的精神，非但使后世的人永远赞美，永远 敬佩，更值得我们永远怀念，永远学习的！ 秦良玉25岁开始平叛，50多岁两次北上抵抗后金，这与戏文中的穆桂英年少时大破天门，50岁挂帅平定西夏，有着某些类似。秦良玉与穆氏家族一样，与播州杨氏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播州杨氏之败，与秦良玉有着密切的关系。历史上，女人被朝廷直接封以高官的现象非常少，封以军职的就更为罕见。秦良玉的故事一定为“杨门女将”的故事小说提供了某种样板。 如今，当人们乘长江轮东下漫游三峡，船过丰都快到忠县时，就会看到被誉为世界建筑奇迹的江上明珠——石宝寨。寨上所建的十二层楼飞阁内，供奉着巾帼英雄秦良玉的塑像。这里已成为海内外游人所景仰的三峡风光，每当人们登临览胜， 必然要瞻仰这位杰出的女军事家、巾帼英雄。秦良玉一生与传说中的“杨家将”一样，南北征战，建功无数，永远值得后人称颂和崇敬。 第十一章 十二寡妇：虚幻的时尚之痛 杨家将故事除了塑造出杨业、杨延昭、杨宗保、杨文广、杨怀玉等一系列男性英雄，还设计了佘令婆、柴郡主、穆桂英、广被困陷绝地。噩耗传来，已经百岁高龄的佘太君毅然上殿请缨，率领杨门女将出征。她们在十二连城与西夏军队交锋，十二寡妇各守一城，与西夏军队展开血战。由于杨门女将个个武艺高强，又占据了进可攻退可守的十二连城，最终打败了西夏大军。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十二寡妇”当以佘太君为首，加上几个儿子的遗孀共8个儿媳，还有广年已六十，当年为躲狄青陷害，隐匿家中四十多年，外界都以为他早已去世。 （在《杨家府演义》中，杨文广是杨宗保的儿子，膝下有四子一女，长子公正一郎，次子唐兴二郎，三子彩保三郎，四子怀玉四郎，女儿满堂春。） 当时杨文广与杜月英所生的女儿满堂春主动请缨，杨宣娘不放心，要试她的武功。杨宣娘是杨文广的姐姐，也即满堂春的姑姑，当年杨文广兵陷柳州城时，杨宣娘成功解围，立下大功。杨宣娘与满堂春比武一段，很像京剧《杨门女将》中穆桂英试探杨文广、决定他是否能随军西征的那场戏，只是人物和辈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杨宣娘连试两阵，满堂春表现出色，获得了出征允可。 书中交代，当时木夫人已死，魏老夫人还在。按《杨家府演义》的说法，穆桂英50岁生的杨文广，征西时杨文广60岁，若她在世则是110的年纪了，所以木夫人已死是很合于情理的事情。 杨宣娘请出魏老夫人，决定与满堂春、邹夫人、孟四嫂、董夫人、周氏女、杨秋菊、耿氏女、马夫人、白夫人、刘没有进行任何交待，因而很难搞清她们的身份，给人的感觉是先有了“十二寡妇”的说法，然后临时拼凑的人物。 木夫人应该就是穆桂英，魏老夫人是谁，让人摸不着头脑。为什么这十二员女将都是寡妇也让人一头雾水，前文还说满堂春年幼，怎么突然间也成了寡妇，杨宣娘是杨文广的姐姐，怎么也成了寡妇，如果是寡妇应该住在婆家才对，怎么老不离开娘家……总之，《杨家府演义》中十二寡妇的说法太过牵强，不仅如此，她们出征的新罗国也是一个令人生疑的地方。 传统意义上的新罗国存在于朝鲜半岛，建国于公元前57年，它与高句丽、百济曾经并存，被称为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 660年，新罗联合唐朝军队灭掉百济，663年击败倭军，668年灭亡高句丽，朝鲜进入了统一的新罗时代。 780年之后，新罗因王位继承等问题发生暴乱，由此走向衰落。892年新罗王族建立后百济国、901年又建立后高句丽国，朝鲜半岛进入后三国时代。最终后高句丽武将王建夺取后高句丽政权，建立高丽王朝，并于935年灭亡新罗，重新统一朝鲜半岛。 从这段历史可以看出，宋朝建立的时候，新罗国早已不复存在，而且新罗在朝鲜半岛，不与宋朝接界，更不会出现在西部。很显然，杨家将中的新罗国是一个虚化挪移的国名，究竟为何，后文还要论及。 尽管小说提供的“十二寡妇”名单不够靠谱，但对其英雄事迹不吝惜赞美之词，有诗为证：“十二孀人出事戎，腰悬龙剑识雌雄。风云入阵惊神鬼，关塞胡尘一扫空。” 《杨家府演义》中领军的杨宣娘，很有穆桂英的风范，后人有可能将她的事迹合在了穆桂英身上，不再提杨宣娘。 第四十四回，杨宗保之女杨宣娘解柳州之困，不逊于传说中穆桂英与佘太君的帅才。 第 27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28 章 杨家将的历史真相（出书版） 作者:张永廷 第 28 章 当时，侬王天子率五国之兵，三十五万大军入侵北宋，狄青、杨宗保纷纷战败，杨宗保与杨文广被困柳州。魏化突围求救，杨宣娘请战，仁宗命她统军征南。由于调度得当，柳州之围顺利解决。宗保感叹：若非我儿救老父之命，几不能保。侬王被擒，五王自缚请降，非常畅快淋漓。车骑将军惊叹：杨门妇女也有这般本领。杨宣娘在统领十二寡妇平定西夏之后，被神宗封为代国夫人，满堂春等十一员女将，俱封为骠骑将军。 《杨家府演义》中的十二寡妇以杨文广的姐姐杨宣娘为首，与佘太君、穆桂英完全没有干系，故事发生在宋神宗时代的1072年，平灭的是西番新罗国。 另一部杨家将小说《北宋志传》，对有关十二寡妇的表述则完全不同。《北宋志传》 第48回“杨宗保困陷金山，周夫人力主救兵”，交代了十二寡妇名单。这部书中的十二寡妇征西，故事发生在宋真宗时代，较之《杨家府演义》给出的故事发生时间要早五十多年。 按照《北宋志传》 第32回，辽国摆下天门阵的时间应该在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之后。那一年，蓬莱山上的两位神仙钟汉离和吕洞宾在三岛洞炼丹下棋，闲谈间师傅钟汉离谈到下界南朝龙祖与北朝龙母正有一争，两年之后龙祖将胜。吕洞宾不服，暗派椿木精下凡前去相助龙母，摆下“南天七十二阵”，指望能够打破钟汉离参透的宿命。后来在钟汉离的帮助下，杨家将齐心协力大破天门阵，天下从此太平，但是没过多久，杨六郎病死三关。 西夏达达国王李穆得知宋朝攻破幽州，北番又归中原，很是眼红，遂起了攻取中原之心。李穆手下有一位大将殷奇，使二柄大杆刀，有万夫不当之勇，又能呼风唤雨，号称“殷太岁”。殷奇兵锋所到之处，宋军望风而逃，边防告急文书不断送往枢密院，宋真宗下令杨宗保领军御敌。 杨宗保在雄州金山一带中了敌人的埋伏，深陷重围，不得已派人回朝搬取救兵。宋真宗得知此事大惊失色，朝中已无将可派，只好发下榜文，召募将帅。佘太君得知杨宗保被困顿足痛哭，穆桂英、广开始驻守西部边防。后来宋夏两国达成和议，双方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和平。到宋神宗继位时，西夏又一次挑起边衅，杨文广一度重回边防，并于1068年在筚篥干了一件非常漂亮的事情。杨文广在宋仁宗和宋神宗时两度镇守西部边防，杨门女将若出兵救援最可能发生在这一时段。 但为什么《北宋志传》要把十二寡妇征西的故事提前到宋真宗时代？ 这很可能是考虑到了女将们的年龄问题。《北宋志传》中讲，979年杨继业归宋时，广的姐姐杨宣娘，佘太君与穆桂英都已去世。从事件的逻辑关系上看较为合理，但十二寡妇交代得较为含糊，只有姓氏，不知究竟是谁的夫人、为谁守寡，杨府主事的夫人里也没有出现杨文广娶过的任何一位本领高强的妻子，给人的感觉非常突兀。 《北宋志传》里十二寡妇的故事发生在宋真宗时代，征讨的是西夏达达国，对十二寡妇交代得比较清楚，有名有姓有来历，似乎《北宋志传》中的“十二寡妇征西”故事是更早的祖本，但堂前十二寡妇究竟是怎么产生的语焉不详，故事发生的时间与时代背景也自相矛盾。 两部小说都力推十二寡妇，但陈述时又各不相同，这至少可以说明“十二寡妇征西”的故事早已被大众所称道，只是改编者把十二寡妇弄得面目全非，很让人费解。 十二寡妇征西的故事，地方剧中多叫《百岁挂帅》。解放后经过进一步加工创造，着重突出了佘太君和穆桂英的形象。1960年初，中国京剧团以扬剧为基础，改编出《杨门女将》，以反西夏侵略为大背景，塑造了爱家爱国的女英雄群像，在与西夏战与和的摇摆中，佘太君挺身而出，打消了仁宗的犹豫。杨门女将征西，佘太君挂帅，穆桂英先行，与西夏殊死一搏，赢得了最后胜利。 1984，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十二寡妇出征》，由郝艳霞、王润生编写。佘太君率领杨门女将出征，十二寡妇分别是佘太君与8个儿媳，再加上杨宗保之妻穆桂英、杨宗英之妻姜翠苹和杨宗勉之妻焦月娘。8个儿媳是大郎之妻张金定、二郎之妻李翠平、三郎之妻朱玉梅、四郎之妻林素梅、五郎之妻马赛英、六郎之妻王兰英、七郎之妻杜金娥、辞诗文，志向高远，一生未嫁，“以艺学扬名显亲”。唐德宗贞元中期，宋若莘被召入宫中，封为“学士”，贞元七年（791年），皇帝下诏让宋若莘总领秘阁图籍。在此期间，宋若莘“恐女教未修”，编撰《女论语》10篇。后来她的妹妹宋若昭对《女论语》进行了加注解释。 《女论语》仿《论语》而作，采用问答的形式写成，论述了古代女子所应遵守的规范，明清时被编入《女四书》，分立身、学作、学礼、早起、事父母、事舅姑、事夫、训男女、管家、待客、和柔以及守节共十二章（见附录）。 《女论语》详细规定了古代女子的言行举止和持家处事应遵循的各种礼节，声称“若依其信，是为贤妇。罔俾前人，独美千古”，如果不能做到就是“懒妇”、“恶妇”、“愚妇”、“蠢妇”、“泼妇”。在封建时代，《女论语》的要求就是淑女贤妇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在今天看来，其中所言未必全无可取之处，比如第九“营家”提倡“一生之计，惟在于勤。一年之计，惟在于春。一日之计，惟在于寅”，但就整体而言，《女论语》更多的还是被视为束缚女子的枷锁和桎梏。其中立身部分是这样规定的：“行莫回头，语莫掀唇，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内外各处，男女异群，莫窥外壁，莫出外庭，出必掩面，窥必藏行。” 女人的地位卑微由来已久，“女”字在商代甲骨文中就是屈身下跪的形象。除了《女论语》之外，“三从四德”自明代以后对女人的影响也格外深远。“三从四德”是为适应男权利益需要，根据“内外有别”、“男尊女卑”的原则，由儒家礼教对妇女在道德、行为、修养等方面提出的规范性要求。 “三从”一词最早见于周时的儒家经典《仪礼·丧服·子夏传》：“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意思是说，作为女儿、妻子和母亲的妇女，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应该对男性绝对服从。 “四德”一词见于《周礼·天官·内宰》：“九嫔掌妇学之法，以九教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内宰”是教导后宫妇女的官职，“九嫔”是其中的较高职位，负责逐级教导后宫妇女礼数。“四德”本来是宫廷妇女的教育门类，后来与“三从”连用，成为妇女道德、行为、能力和修养等诸方面的标准，即“三从四德”。 到了明清，“存天理，灭人欲”等封建礼教得到大力鼓吹，“三从四德”膨胀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中国历史上对妇女禁锢最厉害的年代。鲁迅先生所说的封建礼教“吃人”就是从这段时间开始的。讲究贞节的最直接后果之一是明清时期的寡妇增多，甚至有不少惨酷而愚蠢的殉夫事件发生。 清代的闽南曾经有过一种陋习，男人死了，亡妻要梳妆打扮坐在花轿上任人抬着游街，吹吹打打三天三夜后，众人来观看她上吊殉夫，当寡妇由家人扶上高台自尽时，台下人头攒动，拍手称赞。 做寡妇在当时是很光荣的事情，从明代开始，政府开始运用舆论导向乃至物质刺激来确立贞节观，明太祖朱元璋曾颁布诏令：“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死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免除本家差役。” “十二寡妇”的故事出自明代而不是宋元，这里面的原因很多，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明政府的寡妇政策。 宋代并不主张女人守寡，人们大多支持寡妇择机再嫁。范仲淹的母亲谢氏就曾改嫁，范仲淹的儿子去世后，他不忍儿媳守寡，将她改嫁给了自己的门生。一代名相王安石，因为儿子精神失常，便为儿媳选了个好人家嫁了出去。即便是推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程颐，他的外甥女和侄媳妇也都曾再嫁。 第 28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30 章 杨家将的历史真相（出书版） 作者:张永廷 第 30 章 历史上，女性封官的很少，封军职的就更少。在中国，只有提拔当官才意味着一个人的价值被认可，虚拟世界里杨门女将被大规模封官，是对女性的极端褒奖的想像。 杨门女将高于男将的智识，还在于她们面对奸佞当道的现实并不一味愚忠。 《杨家府演义》第武无人能挡，众多男儿束手无策，只能靠想象中的十二寡妇血洗沙场，这本身就是对那个时代的巨大讽刺。 另外，从说唱艺术以及戏曲艺术的发展角度来讲，纯男人的戏是没有太大吸引力的。“杨门女将”的出现，受戏曲艺术的影响很大。国庆六十周年的献礼片《战争中的女人：沂蒙六姐妹》，最初的片名叫《沂蒙六姐妹》，后来发行商为了迎合市场需要，加上了“战争中的女人”几个字。 旧时的戏曲也是要迎合市场和观众的，观众喜欢看旦角，自然要加大女性角色的分量。剧目要吸引人，就要出奇制胜，同男将相比，女将更具吸引力。大人打不过小孩，男人打不过女人，会给人以颠覆性的刺激。 在对抗外族入侵的过程中国家屡战屡败，雌化的男儿沙场无用，在山穷水尽之际，让被男人看不起的女人征战沙场，迎来柳暗花明，实在是可以让民众情绪高涨的兴奋点。杨门女将的出现，迎合了当时百姓的心理，给遭受战乱折磨的人们一些安慰，让长期处于郁闷之中的心灵得到某种解脱和安慰。 杨家将故事，越到后来女将越突出，女人不再是点缀，相反经常居于主导地位，男人也要听命于她们帐下。比如杨六郎、杨宗保都曾经被穆桂英生擒，杨文广在与女将的交锋中更是占不到任何便宜。战场上男人是配角，女人处于支配地位。文艺作品用一种很有趣的方式折射了时政的无能，讽刺了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 杨家将故事是一种艺术真实，反映了一种社会存在，但不是历史真实。北宋时杨家将只有杨继业、杨延昭和杨文广三代，至于女将，都没有切实可靠的历史事实。 元代以前，杨家将故事中出现的女性只有佘太君和柴郡主。在元代杂剧情节中，威武作战的杨门女将没有出场，直到明代后期的杂剧《三关记》，佘太君才开始出现在边关。 随着时间的推移，“杨门女将”日渐增多，故事逐渐丰富。明代万历年间出版的《杨家府演义》，出现了“穆桂英擒六郎”、“宣娘化兵截路”、“十二寡妇征西”等章节。清代以后，戏剧繁盛，《佘赛花》、《天门阵》、《杨金花夺帅印》、《杨广的传，并无一字提及女眷。倘若杨门女将确曾有过的话，那么专收“义妇节妇”之事迹的《列女传》当会记载，但遍查宋史《列女传》，共收近40名“奇女子”，她们没有一人出自杨门。 古代女子没什么地位，留名千古的多半是才女或美女，才女有自己的诗文留下来，而美女有别人的诗文为证。有时候民间传说太过风行，传说多了，传扬得久了，常常被人们误以为是真实，特别是以历史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往往会影响人们对历史的认知。 在虚构艺术面前，历史反而被忽略了。杭州有雷峰塔，传说是白蛇娘娘的葬身之地。连云港有花果山，传说是孙悟空的故乡，这些都只是传说而已。 [1]　明代小说中称“八娘”，现代戏剧中称“八姐”。 第十二章 明代小说：故事中还有故事 明代是我国讲史、传奇小说发展的鼎盛时期，杨家将小说风行一时，风格突变，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情节，如杨家将保驾幽州的“替主赴难”、“六郎三擒孟良”以及“穆柯寨借降龙木”、“十二寡妇征西”等女将故事，这些情节的出现奠定了杨家将小说的完整结构，也给世人留下了众多疑问。 一 小说背后隐含的秘密 杨家将小说综合了史实、野史和民间传说，使杨家将故事得以定型。现今存世的明代杨家将小说有两种版本，《全像按鉴演义南北两宋志传》和《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两种版本都出现在万历年间（15731620年）。 《全像按鉴演义南北两宋志传》，由《南宋志传》和《北宋志传》两部分组成，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之前就已成型，共20卷100回。《北宋志传》是该书的后半部，单独成书，主要讲述杨家将故事。 《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刊印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简称《杨家府演义》，故事发生的时间跨度拉长，一直写到杨家将第五代人物杨怀玉辞官，举家隐居太行山。 两种版本前后相差13年，相比较而言，《北宋志传》流传更广，到清代又以《北宋金枪全传》、《杨家将》、《天门阵演义》等多种名目出现。《北宋志传》和《杨家府演义》的叙述各有不同，特别是自杨六郎去世之后，故事更是有了明显的差异。《杨家府演义》包含了杨宗保父子平定侬智高和杨文广父子征讨西番新罗国，内有“十二寡妇征西”的故事。《北宋志传》关于杨家将的情节要简略许多，只有杨宗保与十二寡妇征西的故事，却夹杂了宋朝其他人物的不少故事。 “南北宋志传”是一部很特殊的书，单其名字就充满了疑问。《南宋志传》是其前半部，也就是上集，内容从石敬瑭征蜀开始到曹彬平定江南为止，讲述的是五代及北宋开国的故事。下集《北宋志传》，以杨家将祖孙三代的英雄故事为主，从北汉主驱逐忠臣开始，一直到杨宗保平定西夏，讲述了发生在太宗、真宗及仁宗三朝的故事。也就是说，《南宋志传》在前，《北宋志传》在后，这与历史上的南北宋之分根本不搭界，为什么反而叫了南宋、北宋呢？ 南宋、北宋是一个历史名词，但宋时人们并不这么称呼。宋人自称“大宋”，金人称其为“大宋”或“宋”，没有南宋北宋之分，南北宋的概念是后人提出来的。 有关“南宋北宋志传”书名的缘由，各界说法不一。 一种说法是，《南宋志传》的旧版本叫《五代志传》，为了与《北宋志传》相统一，后来改成了《南宋志传》。 另一种说法是，《南宋志传》所讲的宋太祖登基及平定诸国之事，都发生在宋本土和南方，所以叫“南宋”；而《北宋志传》讲的是平定北汉，继而与辽、西夏征战，都在宋之北境，所以叫“北宋”。 还有一种说法是，赵匡胤曾被周世宗柴荣封为南宋王，因而以他为主角的书便被称为《南宋志传》。赵匡胤被封王一事见于《飞龙传》 第52回。 第四种说法是，《南宋志传》原先的书名，很可能类似于《南宋王赵匡胤志传》，后人翻刻时并不深究其中之意，简写为《南宋志传》。而《北宋志传》的原名可能近似于《杨家将志传》一类，为了与《南宋志传》对应而改成了《北宋志传》。 不管“南北宋志传”缘何叫了这样一个名字，有一点是有共识的，那就是《南宋志传》与《北宋志传》在内容上有很大关联。《南宋志传》的很多内容取材于《五代史评话》，但也牵涉到杨家将的部分事迹，因为杨家是北宋征伐北汉的主要对手。如果只读《北宋志传》，有些情节会让人觉得一头雾水，答案往往要追溯到《南宋志传》。五郎出家为僧的故事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例。 《北宋志传》 第十七回写到了杨五郎出家五台山： 幽州救驾之后，杨家将死伤惨重，五郎有幸冲出重围，后面喊杀声不断。他转过林边，一种劫后余生的凄凉感油然而生，心内一片烦闷，战场上血肉模糊的场面让他始终静不下心来……他突然想起，当日在五台山，智聪禅师送给他一个小匣子，嘱咐他在急难之时打开。如今父亲兄弟浴血拼杀不知所踪，自己又不知该何去何从，确实到了该打开匣子的时候了。 杨五郎顿了顿神，从怀中取出小匣，打开来，发现里面装有一把剃刀和一张度牒。他看后顿时明白，立刻将长斧去掉斧柄纳入怀中，卸下盔甲战袍，剃净须发，径直奔五台山出家去了。 看罢这样一段描述，不由得人产生疑问，杨五郎是如何得到小匣子的，智聪禅师又是谁，他为什么单单把小匣子给了五郎？ 这个问题，《北宋志传》没有交代，但却可以在《南宋志传》找到答案。 当年周世宗亲征北汉，遇到了杨业的顽强抵抗，周世宗取胜无望无奈退兵。杨业班师回朝路过五台山，素闻山上有位高僧智聪禅师，他相术高明，能够预知未来。 因为顺路，杨业起了前去拜望之心，期望为自己的几个儿子透视未来，指点迷津。智聪大师将杨业父子逐一相过之后，沉思良久没有说话，在杨业的催问之下，也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将军之子都乃当世豪杰，我一介贫僧怎可胡言乱语。” 第 30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31 章 杨家将的历史真相（出书版） 作者:张永廷 第 31 章 杨业道：“理贵直言，不管禅师说出什么来，我们都不会怪罪于你，大师明言便是。” 智聪笑道，“既然令公不怒，那我就直言不讳了，可能对七位将军多有冒犯……几位将军都是忠国勤王之相，只可惜刚质太露，怕是难以善终。” 令公听后并未当真，拍掌大笑，“大丈夫战死沙场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相反却值得骄傲，我怎么会斤斤计较呢？” 当晚，杨业父子安歇在五台山。除了五郎，其他几个孩子都没有特别的反应，唯有五郎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他想起智聪相面之事，不由得心下难安，便偷偷起身到僧房去见智聪。 智聪问他，“将军深夜不睡，到此有何贵干？” 五郎说：“今天听禅师所言，心下甚觉不安。希望大师能指一条活路，大恩大德虽死不忘。” 智聪说：“这是分定之事，贫僧如何救得？” 五郎再三恳求，智聪沉吟半晌才说，“将军若要脱离患难，除非是远走高飞，遁迹于山林泉水之间，或许可以免除其祸。” 五郎不明白：“禅师所言极是，只是我父子兄弟一向相随，如何舍得分开？” 智聪双手合十：“此乃天机，不可泄漏。”随后，智聪取过一个小皮匣交给五郎，“平时不要拆开，遇到实在不能化解的急难之事方可打开。里面有救你之策，千万不要忘了。” 关于五郎为何出家，还有不同的说法。京剧有《五郎出家》一戏，称杨五郎是代赵光义出家。幽州之战，宋军大败，赵光义避难五台山，许下心愿，若能脱难，便不再留恋皇权，即刻出家。群臣极力劝阻，但又想不出替赵光义还愿的办法，此时杨五郎挺身而出，请求替宋太宗出家。五郎替皇帝出家虽然没有大郎舍身救主那么悲壮，但也平添了一层英雄色彩，进一步充实了杨家将英雄事迹库。 五郎出家的故事元代就有流传。元杂剧《谢金吾诈拆清风府》第三折，长国姑为救杨六郎，与王枢密展开了唇枪舌剑，内中就提到五郎为僧。 王枢密说：“想那杨家父子，有甚么功劳……杨景便也罢，想他父亲杨业，没本事死在阵上，这也是有功劳的？……想他哥哥杨五郎，削发为僧，这等怕死，也是有功劳的？” 长国姑回道：“……你道是杨和尚破天阵吃了些亏，却不道救铜台是靠着伊谁。他兄弟在沙场上苦争战，刀尖上博功绩，你还在这说三道四，他家没的功劳，倒是你有功劳来？” 另一部元杂剧《昊天塔孟良盗骨》第四折，杨六郎取回父亲骸骨，受到辽兵紧追，在五台山碰见一个莽和尚，双方各有戒心，神情紧张，不料这和尚却是五郎。此时辽将韩延寿赶来，眼看一场厮杀就要发生，五郎设计轻而易举地将他擒获。 《谢金吾诈拆清风府》与《昊天塔孟良盗骨》流传甚广，对杨家将故事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南宋艺人也说唱“五郎为僧”，但内容究竟如何，已不得而知，想必应该与元杂剧一脉相承。有关五郎为僧的传说，出家并不是最后的结局。在宋辽对峙的一些关键时刻，若杨家将遇到无法破解的难题，都还需要五郎出山施以援手。 更具戏剧性的是，五郎虽然出家，却还率有五百和尚兵，成了不在编的杨家将，屡助大宋破辽，特别是大破天门阵，五郎功不可没。 唐代有十三棍僧救唐王的说法，宋代也有五台山和尚与官兵交往的记载，《宋史·冯行已传》就曾提到五台山寺“调厢兵义勇缮葺”之事，不过这些记载都跟杨五郎扯不上什么关系。 在杨家众兄弟中，五郎是独具特色的，其他兄弟个个使枪，他却使一把长斧。 五郎出家似乎合情合理，真假难辨，但若跳出故事传说，放到整个历史大背景来看，就知道完全是虚构。《宋史》记载，杨业有七子，能上战场征杀的不过是延玉和延昭两人，其余六子都没有征战疆场的记录。杨五郎在杨业战死之后，受到了朝廷的封赏，荫恩为殿直，根本没有出家。“五郎为僧”的故事再一次表明，杨家将故事已游离于历史事实，趋向于文学创作。 尽管五郎出家纯系子虚乌有，但还是有很多人，包括一些史学家，愿意相信这样的故事是事实，并且对此进行了不断的附会，明清两代这种风气尤甚。 明代郑若曾编著的《筹海图编》，卷十一《僧兵》中讲：“五台之枪，本之杨氏，世所谓杨家枪是也。以五台山僧善杨家枪，拟调征倭寇”。《筹海图编》是筹划沿海防务的专著，其论述海防、日本诸事多系作者耳闻目睹，是研究明代抗倭战争的重要文献。但若说五台山曾有杨家枪法，那还真无法考证是真是假了。 清朝人的联想力更为丰富，光绪年间修订的《山西通志》称，五台山北有太平兴国寺，寺内的主持即为杨五郎之师。这座寺赐建于太平兴国七年，也就是太宗兵败的第二年。寺内西院供杨五郎像，像旁有五郎所用的铁棍，重化以及人们思维方式的影响非常深刻。《山海经》、汉魏六朝的志怪小说以及唐代传奇，无一例外地都有巫术出现。明代小说也深受影响，神妖内容不时出现，《西游记》自不必说，“三国”和“水浒”也不能脱俗，都有不同程度的神怪内容。 明代杨家将小说也是巫术风行，战争不再是凡人的斗争，将军们若想赢得胜利，不会巫术是万万不行的。杨文广、杨宣娘与敌斗争，几乎每次都要依靠巫术取胜，巫术成为克敌制胜的不二手段。取材于元代戏曲和民间传说的杨家将故事，到了明代演变成神魔小说、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的混合物。 木桂英的出现，杨文广的故事，十二寡妇征西，其表现手法与《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神魔小说类似。 第四十五回，宣娘撒米成兵截敌去路；第五十五回，杨门女将与八臂鬼王斗法，鬼王黔驴技穷，战败被擒，最后被打回原形，却原来是一只偷吃了仙丹的螃蟹精。 第 31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32 章 杨家将的历史真相（出书版） 作者:张永廷 第 32 章 古人认为，人间的重要人物与天上的星辰是对应的，星象变化预示着人间的重大事件，这也是巫术的一项重要内容。《北宋志传》 第25回，五郎观星象，“见将星明朗，正照于双龙谷”，所以知六郎尚在。两部杨家将小说都讲到了罩住生擒，这条江应当就是杨家将与罗罗人交战的主战场乌江之写照。 杨家将小说现实主义色彩淡化，魔幻色彩凸显。杨宗保居然也擅使法术，杨文广和部将魏化都能幻化人形。这种风格的变化，很可能受了播州风俗文化的影响。当时的播州，基本上还处于部落氏族时代，部落首领既是统帅又是宗教首领，在族人眼里，他们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无所不能的威力，在疆场上呼风唤雨、念咒画符也就不是太过奇怪的事了。 另外，杨家将小说增加了众多的女将故事，也与播州的风俗有关。故事传奇虽然多系虚构，但总要有一定的灵感源泉和生活基础，不可能完全凭空臆造。在宋朝，女将参与作战的故事不能说没有，但与杨家将的关系太远，更形成不了杨门女将那么大的规模。杨门女将的传奇故事，历史上没有，宋元以前的戏曲中也没有，在明代以后才大量出现，越演越盛。 杨氏土司的亲家永宁土司，自洪武末年起（1398年），大权时常为母族奢氏所控。奢氏与杨氏媾姻，是一个女豪频出的少数民族部落。在播州一带由土司统治的少数民族地区，因受封建礼教的束缚较少，丈夫去世由妻子接任土官，女人站到前台主持政务、军事的情况屡有发生，当时播州附近各地女土官也经常被朝廷征调出征，有功也一样接受封赏。最为有名的当属与杨氏土司为邻的女土司秦良玉，以及前文提到的女土司奢香、刘淑贞等人，她们的事迹在明代即名满天下，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此外，杨家将小说中皇帝遇险、十大朝臣被围、六郎被困双龙谷等情节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些新增的故事与明朝的某些历史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大郎幽州保驾替主赴难的故事，与明代正统年间英宗被俘，申佑舍生取义之事极为相似。 三 大郎舍命救主的历史真相 大郎杨渊平舍身救主一事，宋史没有根据，明史却有原型，而且也与播州有关。这位舍身救驾的英雄名叫申佑。申佑在著名的土木堡之变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乔装成英宗皇帝，吸引蒙古瓦剌大军，掩护英宗突围，最后战死于乱军之中。申佑只活到24岁，但他的一生极具传奇和悲壮色彩，“虎口救父”、“冒死救师”、“舍身救主”，他是名副其实的“三忠三烈”之士。 申佑于1425年出生于贵州婺川火岩垭（今婺川自治县太坪乡龙潭村）。童年时的申佑不仅聪明好学，而且力壮孔武。一日他随父亲上山耕作，忽然从林中窜出一只黄斑猛虎，申佑父亲躲避不及，被老虎拦腰一口叼住。年仅7岁的申佑，操起杀猪用的棒槌，用力猛击老虎，老虎也许是被吓怕了，丢下申父窜入林中。《思南府续志》留下了这样的记载：“逞猛虎之威，竟出黄童之手，震惊乡里，孝扬六邑，声蜚一邦。” 申佑晨耕暮读慢慢长大，正统五年（1440年），15岁的申佑考入北京太学（即国子监）。当时英宗皇帝朱祁镇软弱无能，朝中大权尽由太监王振操纵。王振掌握着锦衣卫，权倾一时，专横朝野。国子监的祭酒（“祭酒”是学府的最高官，相当于现在的校长）李时勉“性刚鲠，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一向敢言直谏。上书朝廷呼请改建国学，英宗委派王振前去考察。由于李时勉向来瞧不起不学无术的王振，言谈举止多有流露，得罪了王振。王振找了个借口，将李时勉套上重枷，站在国子监门前示众。 国子监师生因为害怕王振势大凶残，大多敢怒不敢言。这时申佑站了出来，号召国子监学生联名上书营救李时勉。申佑的义举，受到不少好心人的劝阻，让他不要去招惹王振，以免性命难保。申佑听罢大笑：“难道我申佑是贪生怕死之徒吗？我相信国子监不缺男子气概！”申佑与监生李贵、石大用等人，集结学生千余人前往朝廷请愿，声称愿以己身代师赴死。做贼心虚的王振担心事情激变躲了起来，通政司将申佑、石大用等人的奏章呈给英宗，又经孙太后从中斡旋，英宗终于下旨释放李时勉，并将其官复原职。《思南府续志》称赞：“公（申佑）之所为，皆人所不敢为也。” 正统十年（1445年），经过几年的国子监历练，20岁的申佑荣中进士，不久出任四川道监察御史。在任期间，申佑仍然以言行正直著称，颇受同僚称道。明英宗时国势渐衰，防务松懈，蒙古族瓦剌部落经常侵扰边疆。1449年七月，瓦剌四路大军进逼中原，也先亲率大军攻打大同。手握兵权的太监王振老家是大同，他担心大同遭瓦剌洗劫，怂恿英宗御驾亲征。明朝廷紧急拼凑了50多万人随帝出征，申佑亦在阵中。明军先锋与瓦剌军在阳和交手，被打得溃败不堪，几乎全军覆没。坐镇大同的英宗异常惊恐，急令撤军，途中遭遇瓦剌军多次截杀。七月，英宗退守土木堡，土木堡是一片高地，瓦剌军切断水源，围困土木堡。 为了尽快拿下土木堡，也先用计诱兵，先是派人讲和，接着佯装撤退。毫无作战经验的王振以为机会来了，迅速指挥明军移营突围。瓦剌骑兵四面围杀，申佑随驾左右，为英宗挡敌开路，战斗中，申佑舍生忘死，身上的鲜血都溅到了英宗衣服上，但因为瓦剌军太过凶猛，明军始终不能脱困，也先率骑直闯明军中营，欲生擒英宗皇帝。 第 32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33 章 杨家将的历史真相（出书版） 作者:张永廷 第 33 章 英宗下令在群臣中挑选与自己相貌相似的大臣，代乘帝舆突围，最后申佑被英宗选中。受命于危难之时，申佑迅即乔装打扮，乘上英宗的帝驾，吸引瓦剌围兵，掩护英宗突围。瓦剌兵把申佑当成了英宗，将他重重围杀，申佑最后死于乱军之中，年仅24岁。可叹的是，申佑的壮举没能改变时局，英宗皇帝虽然保全了性命，但却沦为瓦剌的阶下囚。杨家将小说中杨大郎舍身救主也是学的这一招，杨业与六郎、七郎保车驾出东门，大郎化装成太宗与其余众兄弟出西门诈降。 景泰元年（1450年），朝廷连下五道敕命诏告天下，褒奖土木堡之变中代帝殉难的申佑及其家人。申佑已去世的父亲被特赠进阶文林郎，母亲及妻子封为孺人，儿子申链被特赐恩生。（“文林郎”不是实职，一般授予正七品的官员，相当于县处级干部。“孺人”是妇女的封号，明时用以封赠七品官员之妻。一品、二品官员的妻子封夫人，三品是淑人，四品是恭人，五品是宜人，六品是安人，七品到九品都是孺人。如果因为子孙的功绩而封夫人的，称为太夫人。恩生则是一种世袭方式，明代品官子弟有官生和恩生之别。申佑的级别不够恩荫子孙，所以朝廷特赐。） 申佑是可敬可叹的英雄加楷模，古人云：“父生之，师教之，君治之，天下之三本。”申佑孩提之时，杖策救父于虎口；弱冠之年，挺身护师于帝前；随驾出征，又为救帝而殉难于沙场。在他24年的短暂人生中，集救父、护师、代君死三节大义于一身，他一以贯之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精神，实在是万世之少见。但就是这样一位万世罕见的忠义之士，死后也有冤情。 重返中原的英宗，于景泰七年（1456年）再次登基，他对“土木之变”的死难之臣均予追封、厚赏，但唯独不提申佑，为什么如此可歌可泣的人物，却被历史尘封与遗忘，明代以及后世的有识之士为其大声鸣冤。在英宗的功劳簿里，申佑的名字“不挂一字，谥与荫典不及一言，而土木堡忠臣庙渺焉无闻”，嘉靖年间的御史萧重望对此愤愤不平，他指出，如果没有当年申佑代驾之功，英宗后来何以能够坐享太平，为什么改元登极之时，往事被一笔抹杀？ 当年跟随英宗殉难的十六人中只有申佑没有受到表彰，有些人给出了原因：申佑出身于偏远之乡，朝中无亲朋好友为官，朝中无人为其死难呼鸣，而英宗正值“国步艰难之际，倥偬丧乱之秋”，无暇顾及，故而在谥萌祀典死难之臣时遗漏了申佑。 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不然，英宗之前的代宗就曾对申佑大力表彰，可见其事迹应很确凿。英宗的表彰名录缺少申佑，不是疏忽而是有意回避。 申佑不被表彰的原因其实很简单，申佑之死触及了英宗内心的隐痛，申佑代驾死难是英宗自己想出来的主意，那是他的尴尬而非骄傲，有损帝王的光辉形象。 后来的杨家将故事把这件事进行了升华，改编成杨家父子主动提出要代驾突围，这样处理之后，君臣两方面的形象都高大了起来。但是，土木堡之变的一些事实，在英宗回国之前就已写进了历史，英宗再要更改不那么容易，所以只能回避，以便忘却或掩盖那段令人难堪的回忆。为了讨好皇上，也有人为英宗不表彰申佑的做法开脱。他们辩白说，土木堡之役中有些死难的臣子虽然忠心耿耿，但并没能匡救英宗于危难，而且又发生了太监喜宁降敌、王振伏诛等不光彩的事情，所以褒恤不宜滥施。 这样的说法显然也不能服众，英宗改元登基之后，对有过无功的王振都立庙祭祀，怎么表彰有功之臣反而成了滥施褒恤呢？不难想见，申佑的功绩被掩盖完全是有意为之，英宗不仅自己不提申佑血溅帝衣、代驾死难之功，还压制下级对申佑功绩的评叙。然而申佑的冤情能够瞒过一时，瞒不过一世，公道自在，天理难泯。英宗之后的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年间，朝堂之内多有大臣反复为申佑死难之事申冤，要求为其建祠，还以公道。 嘉靖皇帝在位时，终为申佑赐谥“忠节”。嘉靖十年（1531年），巡按御史郭弘化下令为申佑立祠祀之。第二年，申佑的家乡也开始立祠，称“申忠节公祠”，祠内有联称赞：“虎口活父，剑下全君，生民以来无比忠孝；天上游龙，人间瑞凤，霜露所坠莫不尊亲。”“北地风霜尽，千载来吹不散忠臣气魄；南天日月明，百世后犹照见孝子精魂。”申佑的忠烈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仡佬人。 申佑的事迹非常具有传奇色彩，有义举、有冤情、有奸人，三者俱备，活脱脱杨家将故事的翻版。明以后文人整合杨家将故事时，很可能借鉴了申佑的故事。杨家将故事中大郎替宋太宗殉难，杨业死后蒙冤，奸臣通敌卖国等情节与申佑事迹非常神似。 不仅如此，明代的杨家将小说，还有很多事情都与贵州、川南、云南一带流传的故事有关。明代历史究竟为杨家将提供了多少素材已无法确切统计，但明代新增的杨家将故事，很多都能在播州一带找到线索。这个思路可以解释明代小说为什么突然增加了许多新内容，但之前的杨家将小说为什么突然消亡没能流传下来呢？这与播州杨氏的解体与消亡有关，播州杨氏的兴盛与衰亡，影响了明代以后杨家将故事的发展和编排。 四 播州杨家将惹恼了谁 播州杨家的兴起与衰落，与明时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明初杨家将小说深受播州杨氏家族的影响，但当播州土司成了朝廷的反臣，那些被极度渲染过的故事，一定是政府所要禁止或控制的。 播州杨氏的壮大与解体，说起来有着悠远的历史。古代“播州”曾是夜郎国的属地，介于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处，唐朝始划归四川管辖，那里“林木慰荟、田畴丰美”。 公元前111年，夜郎国归降汉朝之后，开始农耕生活。唐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李世民设播州编制。播州辖地很大，控制着今重庆一带自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播州强盛时北濒长江，南临红水河，还向西扩张到滇池。南宋淳熙三年（1176年），播州第十二代世袭土司杨轸将土司府衙从白锦堡（遵义县南白镇）迁到穆家川（遵义老城），遵义由此成为黔北的政治文化中心。 明万历二十广征南的故事，很可能在旧小说中已按照宋廉的《杨氏家传》，直接讲述杨充广至播州与杨昭通谱传脉的故事，所以万历重刻的版本都将故事截断在西夏被征服的时候，仓促了结。《杨家府演义》中所谓征新罗国的故事，在原小说中很可能就是播州的杨文广或某代土司的事迹，为了避讳，作者进行了编改，将“十二寡妇征西”与播州杨氏征西番罗氏鬼国的故事整合到一起，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冒出一个西夏新罗国的原因。 《杨家府演义》虽然删改了正面颂扬播州杨家将的地方，但内中却多有曲笔。这部书强调杨家将世代忠勇，却屡被奸臣陷害，结尾是杨家将不堪奸臣诬陷，怒杀奸臣张茂之后举家逃归太行山。作者在这里隐晦地为播州杨氏喊冤，对应的史实是杨应龙被妻叔张时照所告谋反，书中的奸臣张茂正是张时照的谐音。 杨应龙谋反是被陷害的，他可能根本就没想谋反，只是被逼无奈。为了“改土归流”，那些流官就必须清除杨家这个障碍，谋反的罪名显然是铲除异己的最好手段。没有人相信杨应龙真的是蓄意谋反，但当罪名升级到谋反的时候，事态就变得严重了，发展到最后就是覆水难收。 从朝廷到地方巡抚很多人都清楚，播州之征是朝廷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强行改土归流政策的开始，紧随其后的征伐永宁土司之战便验证了这一点。播州杨家将曾是明朝四川政府频繁征调征番的义勇之师，也正是因为有这一点利用价值，所以四川官员如李化龙总是设法保护杨家将，向上曲达其忠，类似于小说中屡次替杨家将伸冤又倍感无奈的周王原型。 《杨家府演义》很为杨业等鸣不平，一方面良将受屈，另一方面军力不振，这和感怀落寞文人的心境有某种契合。杨家将最后杀奸归隐，自我解救，既是小说家和民众的理想寄托，也为杨家将出了一口恶气。 “杨家将”征南和征西番新罗国的故事，是与播州杨氏有关的业绩，在原本的杨家将小说中都有展现，但在《北宋志传》中却全盘剔除，只留下个不干净的尾巴。卷首诗有“杨府俊英文广出，旌旗直指咸归命，更有姨娘法术奇，炎月瑞雪降龙池”，内文却无具体的故事，仅文尾交代一句“待杨文广征服南方，而后受封也”。而《杨家府演义》中也没有“炎月瑞雪降龙池”的故事，这两部小说的祖本在内容设置上与今天我们看到的应该有很大的不同。 《北宋志传》有意淡化杨家将故事的家族特色，试图把一部杨家将传奇转换为历史小说，这从作品的名字就可以看得出，因为删除了播州杨家将的故事，所以要补充相应的内容才能成书，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现在看来，呼延赞以及宋琪辞官等内容怎么看都游离于主题之外的原因。 播州杨家将从兴到衰，直接影响了明代杨家将小说的剪裁，其中的每一次变化都有明政府的幕后推手。明朝对舆论的控制非常严格，即便是小说戏剧也脱不开当时的政治风云，宣扬反贼的书籍当然要受到严查。 明朝的文字狱相当严酷，禁令一旦下达，对“旧小说”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北宋志传》和《杨家府演义》在重新修订出版的时候，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以便经得起政府的审查，形成了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内容上的差异。 对“文字狱”的恐惧，是旧的杨家将小说突然消亡的最重要原因。 明清两代有不少关于“文字狱”的历史记录，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三月二十五日，朝廷颁布榜文： 在京军官军人，但有学唱的，割了舌头。倡优演剧，除神仙、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不禁外，如有亵渎帝王圣贤，法司拿究。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 千户虞让子虞端，吹笛唱曲，将上唇连鼻尖割去。指挥伏颙与姚晏保蹴球，卸去右足，全家戍滇。 明成祖朱棣继承了这一传统，文字狱的大棒继续挥向杂剧文化。永乐元年（1403）七月，刑科给事中曹润等上奏，称社会上有亵渎帝王的杂剧流行，为了讨好皇帝，他们要求： 第 33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34 章 杨家将的历史真相（出书版） 作者:张永廷 第 34 章 后人民倡优装扮杂剧，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贤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 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 继朱元璋、朱棣对元杂剧下手之后，明英宗朱祁镇又将视野投向了民间传奇小说。《明英宗实录》载，正统七年（1442年）二月辛未，国子监祭酒李时勉言： 近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乞敕礼部行文内外衙门，及调提为校佥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历去处，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从之。 明朝文字狱泛滥，有的根本无道理可寻，完全是莫名其妙。永乐二年（1404年），江西儒士朱季友向朝廷献批判宋儒理学，不合朱棣胃口，朱棣便将其押送还乡，痛杖一百，然后抄了他的家，把他所著文字尽皆销毁，不许他称儒教学；永乐三年（1405年），大臣章朴家中藏有方孝孺诗文，被人揭发，朱棣大怒，下令逮捕章朴，戮于市。因为朱棣曾经下诏昭告天下，收藏方孝孺诗文就是死罪。 因为献书而获罪，可以用自取其咎来形容。因为藏书被屠戮，则只能用不幸来概括。即便是在政治较为清明的时段，明政府的文字狱也丝毫没有停歇，推行“一条鞭法”的改革派张居正曾经囚杀何心隐，禁毁书院64处，实行文化专制政策。万历皇帝还发动了针对李贽的文字狱，下诏将他已刻未刻的所有书籍，一律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党徒，曲庇私藏，该科道及各有司，访奏治罪”。 明末文人张岱对明朝文字狱的血腥恐怖有过深刻的反思，他在《石匮书自序》中痛心疾首地指出：“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二百字狱出名，明代皇帝的滥杀同样有名。他们不仅杀功臣、杀贪官还杀文人，其规模之大，手段之残忍，为历朝历代所罕见。明太祖朱元璋夺取政权后，采取了与宋太祖完全不同的对待大臣的方式，为排除异己，他大开杀戒，搞了两次大规模的冤案，一次是铲除文臣“胡党”，另一次是消灭武将“蓝党”。 1390年，朱元璋以私通日本和蒙古为罪名，凌迟左丞相胡惟庸，同时发布《昭示奸党录》，受株连者达三万之众，诛杀牵连蔓延，多年未除。1393年，大将军蓝玉被指不轨，处以极刑，一万五千多人被诛杀，《逆臣录》发布天下，世人胆颤心惊。 通过这两次冤案，大明王朝开国的文武功臣几乎全被株连，那些被杀之人，无一例外地划入“奸臣录”或“逆党录”。朱元璋死后不过四年，燕王朱棣造反成功，一跃成为明成祖。朱棣杀人更是变本加厉，他把前朝忠臣指为奸党，采用各种手段杀人清侧，“建文奸党案”漫延了一百七艺作品的主题也由民族斗争转为忠奸之争，杨家将小说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对于忠奸的宣扬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明代的忠奸之争反复无常，没有什么客观标准，完全从皇帝的感觉和好恶出发。但无论得意者还是失意者又都不敢拿皇帝怎么样，唯一可以出气的方式就是大骂奸臣，以此化解心中之块垒。 他们认为天下所有坏事都是奸臣所为，皇帝办了坏事也是因为有了奸臣，而不是皇帝本身的问题，只要把奸臣问题解决了，似乎一切问题就都可以解决。再不行，就把问题归结为天命，这样就是受到了再大的冤屈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听天任命好了，忍辱负重好了。 一方面是冷酷肃杀，另一方面，朱元璋们非常注重强化戏剧的教化功能，让戏剧沿着自己指引的方向发展。他在开国之初就抨击蒙元时代“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特别称赞并推荐《琵琶记》，“五经四书如五谷，家家不可缺”，《琵琶记》“如珍羞百味，宝贵人家岂可缺耶”。 《琵琶记》之所以能蒙受皇恩，就在于它宣扬了“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节蔡伯喈”。明代文艺作品既受限制，又被鼓励。朝廷三令五申不准有亵渎帝王圣贤的杂剧，但神仙鬼怪、义夫节妇、孝子顺孙的戏却受到大力鼓吹。政府强调程朱理学，强调君臣之道，强调忠节义，强调利用和发挥文艺的社会功能，用以巩固维护政权。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杨家将故事”一派神仙鬼怪也就不足为怪了。 |附录1 狄青传[1] 历史上的狄青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卒于宋仁宗嘉祐二年 （1057年）。他以士兵出身而官至枢密使，这在宋朝是个奇迹。狄青出身贫寒，16岁时兄长与乡人斗殴闯下大祸，狄青代兄受过，被发配充军。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在西北称帝，边境局势紧张。宋仁宗下诏在京师中挑选卫士从边，狄青因善骑能射而入选，被任命为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使，大约可以指挥500余人。 当时镇守西北的宋军屡次被西夏打败，很多士兵患上“恐夏症”。狄青到延州后，以作战勇敢不怕死著称。每次临战，他一定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作战中，头戴铜面具，披头散发，大声呼喊，形象骇人，西夏兵为之胆寒，任他来回驰骋，无人敢与其交锋。宋军在他的带领下，士气大振。经过数次交战，狄青威名大盛，西夏兵不知指使为何官，都称他为“天使”。 狄青在延州四年屡建战功，前后经历大小战斗25次，身上仅箭伤就有8处，每次都轻伤不下火线，深受部下的爱戴和拥护。在安远一役中，狄青身负重伤，鲜血染红了铠甲。但当听到贼寇又来突袭的消息，立即挺身而出，仍然冲锋在前，左冲右杀，势不可挡。 在狄青的带领下，宋军收复了一些被占的领地，控制了敌人的要害地区。当时宋军与西夏作战经常处于被动，狄青的杰出表现逐渐引起了陕西防御大臣的注意。1040年，经略判官尹诛亲自召见他，与他谈兵论战，认为他是“良将材也”，遂将他推荐给陕西经略使韩琦和范仲淹。宋时的判官是朝廷派来督战的，他的推荐自然很有分量。 韩琦和范仲淹两人“一见奇之，待遇甚厚”。范仲淹还送给他一部《左氏春秋》，鼓励他多学兵法。范仲淹比狄青大将近二十岁，他以过来人的经验告诉狄青，为将之道在于智勇双全，“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狄青很受启发，此后发愤读书，潜心研究秦汉以来将帅们的用兵之法，能力和素质又有了新的飞跃。战场上他不仅是身先士卒、能征惯战的骁将，更是运筹帷幄、驾驭千军的统帅，逐渐成长为中国古代屈指可数的军事将领。 对于范仲淹的知遇之恩，狄青终生不忘。范仲淹去世后，狄青每次到范家，都要进范氏家庙祭拜范公，并恭恭敬敬地礼拜范夫人。后来他起用杨文广随军南征，也很可能是因为杨文广曾得到过范公的赏识。 狄青与韩琦同为1008年生人，不过韩琦是进士，属科班出身。狄青出身低微，起点很低，但是经过西夏战场的砺练，狄青进步飞快，先是被提拔为西上阁门副使，后来又升级为秦州刺史（甘肃天水）、泾原路副都总管、经略招讨副使，又加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惠州团练使。经略招讨副使已经是韩琦初入陕西时的官职了，狄青可以说是平步青云。狄青作战讲究以奇取胜，一次西夏大军进攻，双方实力对比宋军处于劣势，狄青巧施疑阵，杀了个出其不意，让敌人措手不及，西夏军大乱，自相践踏，死伤不计其数。 宋仁宗听闻狄青屡立战功，为边塞有如此干将高兴不已。有一次他想接见狄青，见识一下他的制敌方略。不料恰逢敌军侵犯渭州，宋仁宗便命他画阵形图进呈。仁宗看罢很是赞叹，连连点头称许，从此狄青成为宋仁宗心目中最值得信赖的将领之一。 1044年，宋与西夏达成和议，36岁的狄青调任真定路副都总管，后来又担任过侍卫步军殿前都虞候、眉州防御使，升任步军副都指挥使、保大安远两军节度观察留后，马军副都指挥使。狄青崛起于行伍间，地位已相当显赫，但他从不忘本，脸上始终留有当兵时的刺字。有一次，宋仁宗让他除掉脸上的刺字，黥文若想用药除去并不难，真宗时杨妃的兄弟杨景宗曾经犯罪被刺字，后来用药去除黥痕，效果非常好。但是狄青不肯从命，他指着自己的脸，非常动情： 陛下按军功提升我，并不在意臣出身低微，臣之所以能有今天，全赖于此。保留脸上的刺字就等于宣示陛下的恩德，士兵们看到臣的刺字就会明白，只要英勇善战，不论出身多么低微，一样可以获取意想不到的功名。请允许臣保留这块刺字。 仁宗听后感慨不已，对狄青更加敬佩和器重，任命他担任彰化军节度使知延州，1052年5月被提拔为枢密副使。 杨文广与狄青的经历有些相似之处，如果说杨文广出身低微，那么狄青尤甚。杨文广级别虽低，毕竟还是干部，狄青则是地地道道的行伍出身，起点更低。宋朝武将受制于文人，士兵更是低贱。参军入伍首先要在脸上刺字，名曰“赤老”。在宋代，必须在脸上刺字的有两种人，一是士兵，二是罪犯，犯人刺在脸上，兵士有时刺在手背上，有时刺在脸上。刺字同时涂墨，墨痕深入皮肉，水洗不去，历久格外明显，所刺的字称为黥文。 在西部战场，两人都曾在范仲淹辖下，先后被“奇之”，他们也许会有一些接触。论年纪，杨文广大10岁；论资历，狄青早到西部边防5年；论战功，狄青远在杨文广之上。狄青初入陕西时，地位比杨文广还低，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已经贵为枢密副使，名震朝野。而杨文广仍然默默无闻，不见有更大的作为。 但说书人偏要让杨文广位居狄青之上，还把狄青塑造为懦弱无能迫害杨家的奸臣，形象十分不堪，狄青征南的功劳则完全嫁接给了杨家。小说中，杨家将是在狄青不敌侬智高之后才冲上前线的，而实际正好相反，狄青是在数名边将大败于侬智高之后主动请缨出征的。 狄青南征侬智高，随军的杨文广算不上太重要的将领。而且至少已经53岁了，是年过半百的老将，不再是青春少年。《续资治通鉴长编》对平定侬智高的记载堪称详细，但自始至终未提杨文广。广西临桂龙隐岩潜真洞，刻有平蛮三将大名，分别是狄青、孙沔和余靖，三员大将之下还有一批重要的将官，内中也没有杨文广。史载平南之战随行的文武官员多达231人，因为人数太多，不是每个前去的人都有记载，由此可以断定杨文广在平南中的功劳不会太大。 这一切对于铺写杨家将颂歌的人来说显然太过平淡，将狄青与杨家将的身份倒置，把狄青的杰出表现转接到杨家将身上，更能体现杨家将的英雄形象，所以杨家将故事有狄青的影子也就不足为怪了。 1052年5月，广源州（广西与越南交界处）少数民族首领侬智高起兵反宋，建立所谓的大南国，自称仁惠皇帝。侬智高一度攻陷邕州，并一举拿下附近的9个州，随后围攻广州，一时间岭外骚动。宋廷急忙调集兵马前去平乱，杨畋被派往前线，出师许久却毫无建树。朝廷又命孙沔、余靖等领兵进讨，也均无胜绩。开战之初，侬智高的威力显然是被低估了，一些勇将被其所杀，一向被认为知蛮事的杨畋也被击败，为免粮草落入敌手，杨畋焚粮之后退守韶州。 值此紧要关头，宋仁宗忧心如焚。这一年，范仲淹已病逝徐州，狄青出任了枢密副使。危急时刻，狄青主动上表请求出战。宋仁宗立即接见了他，狄青慷慨陈词：“我是战士出身，不去攻战征伐就无以报答国家，国家遇此危难，我请求即刻出征，去取侬智高首级来见陛下。” 仁宗欣然应允，认为他忠勇可嘉，任命他统一指挥广南军讨伐侬智高。这一任命在当时是突破先例的大事，宋朝对武将严加防范，领兵打仗都是文官掌权，武将只能是副手。狄青身为武将而独掌兵权，是破天荒的大事，可见仁宗对他有多么信任。仁宗对狄青寄寓的期望很大，生怕他有什么闪失。狄青出征后，仁宗若有所思，他认为狄青威名之下，一定会有人陷害他，但凡饮食起居都要严防敌人暗中下手，左右使唤之人必须是自己的亲信。仁宗想到做到，立即派人飞马前去提醒狄青。 狄青到达前线后即刻叫停了一项向外借兵平叛的计划。当时侬智高气焰很盛，宋军陷入被动后一时无计可施。交趾国主动提出愿意帮助讨伐侬智高，大将余靖认为不妨相信他们，宋仁宗也同意了这项计划，下诏赐钱三万缗给交趾国作军费，并许诺平敌之后再重重加赏。 狄青认为不可，他上奏仁宗分析说，从外国借兵剿除内寇后患无穷，与国家利益格格不入。如果一个侬智高都无法铲平，还要借助蛮夷之兵，那等于引狼入室。他进而指出，蛮夷小国都是贪利忘义之徒，交趾国声称用五万步兵、一千骑兵前来支援，这可能不是他们的真实意图，到时一旦发生兵变，岂不是乱上添乱，又将如何抵御？ 仁宗认为他的话非常有道理，采纳了他的意见。后来人们都十分佩服狄青的才干和深谋远虑。狄青率军南征可谓是有备而去，他认真分析研究了宋军失败的教训，针对侬军使用藤制盾牌的特点，制定了以骑兵冲击的策略。在人员任用上，选拔真正能征善战的人，坚决清除趁战争混入军队捞取功名之徒，这恐怕也是杨文广年过半百仍能入选的真正原因。 1053年正月初，狄青与余靖、孙沔所率宋军会合。在此之前，宋军中不听号令，轻敌冒进、贪功轻进的事情屡有发生。蒋偕、张忠等将领因为轻敌而兵败身死，广西铃辖陈曙意欲在狄青到来之时抢头功，擅自带广又回到了他曾经战斗过的西部，知渭州之德顺军，也就是渭州陇竿城。德顺军设于庆历三年（1043年），这里土地肥沃，人口众多，且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西夏早有窥探之心。杨文广赴任不久，广西报告侬智高与大理国王又准备发兵。1054年6月，仁宗因为杨文广熟知广西情势，具备领兵才干，超升四级，提拔为供备库使，出任广西钤辖，兼判宜、邕两州，以防侬智高。广西钤辖是广南西路兵马钤辖的简称，负责广南西路驻军的训练教阅和赏罚。杨文广受此重任，自是尽心尽力，镇守广西十余年间，侬智高与大理国都不敢轻举妄动，侬智高最终死于大理国境内，边塞未发生大的战事，但杨文广的前途似乎并不明朗。 从历史上看，狄青不仅没有迫害杨家，反而有恩于杨文广，若不是他带杨文广南征，杨文广可能仍然埋没在军中。通观两宋，除北宋开国诸将外，能够称得上名将的，北宋首推狄青，南宋首推岳飞，但俩人都含冤致死。如果说岳飞的罪名是“莫须有”的话，狄青之死比“莫须有”还冤。狄青没有害人，相反却屡次被害。打压他最为厉害的不是奸人，反而是名垂青史的欧阳修、文彦博、韩琦这些人。好不容易出了一个能打胜仗的狄青，却被文人多方弹压，单单从这一点看就可以明白，宋朝为何积贫积弱军力不强。 以“莫须有”罪名被杀的不是始自岳飞，而是始自狄青。 宋朝自宋太宗以后，重文轻武的风气日渐浓厚，文臣一般都看不起武将。有一个例子非常典型，《卖油翁》是欧阳修写的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内中主人公陈尧咨并非虚构，他是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庚子科状元。陈尧咨箭术高超，到了百发百中、出神入化的地步。为此，宋真宗曾打算让他改授武职与契丹使者比射。他的母亲知道这件事后非常生气，边用棍子抽打边教训他说：“汝策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为名臣，汝欲叨窃厚禄，贻羞阀阅，忍乎？” 第 34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35 章 杨家将的历史真相（出书版） 作者:张永廷 第 35 章 一个文人改授武职就是有辱门第，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止陈尧咨的母亲一个，整个社会风气如此。在这样的氛围之下，文臣的气焰高涨也就是难免的了。在相同级别的文臣面前，武将一般都要承让三分。而且不仅文人瞧不起武将，武将有时也瞧不起武将，自古都道文人相轻，在宋代，武将也经常相轻，甚至于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相互陷害。 狄青在真定路当副都总管时，曾经很受他的顶头上司韩琦的气。狄青与韩琦虽然同岁，但韩琦成名要早得多，当年经略判官尹诛将狄青推荐给范仲淹和韩琦时，狄青尚是无名之辈，后来因为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地位慢慢已与韩琦相当，但韩琦对他从来都不怎么重视。 一天，韩琦设宴招待客人，席上一名侍宴的歌伎白牡丹，受韩琦怂恿向狄青劝酒，竟然说“我看斑儿你还是喝一杯吧”，一个妓女居然敢明目张胆地讥笑狄青脸上的黥文，真是匪夷所思。更令人奇怪的是，韩琦不仅不加以制止，反而哈哈大笑，这令狄青非常不爽。隔了几天，狄青找了个碴，给白牡丹招呼了一顿板子，总算出了口恶气。不过没高兴几天，他又犯到了韩琦手里。 狄青的旧部焦用押兵路过定州，被所押的犯人控告克扣供给，韩琦准备诛杀焦用以肃军纪。为救焦用，狄青数次求见韩琦，韩琦都不理睬。最后狄青一直在韩琦公署的门外阶下等候，见到韩琦后说：“焦用有军功，是个好男儿”。韩琦非常轻蔑地撇了撇嘴，“东华门外状元及第敲锣打鼓庆祝的才是好男儿，焦用一介武夫也敢说是好男儿？” 硬是当着狄青的面把焦用给杀了。 狄青的战功，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按理说应该受到大家的尊重，但事实并非如此，很多人对他的出身和脸上的黥文总会流露出某种轻蔑或歧视。《杨家府演义》借杨文广之子怀玉之口说出身为武将的心声，“他们恃是文臣就欺凌我等武夫，受几多呕气”。狄青也深知这一点，他曾经感叹：“韩枢密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宋代的进士分为三个档次，进士及第、同进士出身、赐进士出身，进士及第是最高等，没有进士及第就如同今天没有一张好的大学文凭一样，凭空就要受人歧视，难怪狄青会发出那样的叹息。狄青的功业远胜过韩琦，但就是因为没有进士及第而觉得低人一等。即便他以后位列枢密使，成了当朝的最高军事长官，境况仍然没有多少好转。 狄青升任枢密副使时，枢密院派人迎接，等了几天他都没来，迎接的人恨恨地骂道：“迎一赤老，还屡日不来！”狄青身为武将威名四震，升任枢密使后，文臣们更是担心他功高盖主，有朝一日难免不会夺权，一些流言蜚语开始传播。因为他不肯去掉脸上的黥文，有人编出这么一首歌：“汉似胡儿胡似汉，改头换面总一般，只在汾川河子畔。”“汉似胡儿胡似汉”指他姓狄而为汉人，“改头换面总一般”指他脸上有黥文，“只在汾川河子畔”指他的籍贯汾州西河。这首歌的隐意是说，狄青将危害大宋。 嘉祐年间，京师洪水泛滥，为了避水，狄青把家搬到大相国寺殿。一天，他穿件浅黄色的袄子坐在殿上指挥士卒，开封的人便盛传黄衣登殿了。这又是一件敏感事，浅黄色的袄子当然与黄袍不同，不过前朝曹利用的儿子就是因为穿浅黄色的袄子被人陷害下油锅烹了，曹利用本人也受牵连被贬谪房陵，在路上无奈自杀。这两件事尽管都是捕风捉影，但如果较起真来，杀伤力也是极大的。 还有更为离奇和荒唐的事在流传，典型的就是光怪烛天和狗生异角，有人称狄青家养的狗长出了角，而且屡屡出现怪异的光象，凡此种种叠加在一起，让文彦博、欧阳修等朝中大臣得出一个结论，狄青是朝廷的隐患，狄青不除，朝廷危矣。原本武将就不能担当枢密使，这回他们更找到了充足的理由。当初任命狄青为枢密使时，宰相庞籍就力称不可，理由正如后来欧阳修所说：“武臣掌机密而得军情，不唯于国家不便，亦于其身未必不为害。” 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年）七月以前，欧阳修三次上书，要求宋仁宗罢免狄青。欧阳修（1007—1072）是宋仁宗天圣臣论奏武将的代表作，文中的一些观点非常值得玩味： 闻人臣之能尽忠者，不敢避难言之事；人主之善驭下者，常欲闻难言之言。然后下无隐情，上无壅听，奸宄不作，祸乱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祸，未发之机，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独能言之，人主又能听而用之，则销患于未萌，转祸而为福者有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而独入主不知者，此莫大之患也。今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唯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无贵贱相与语于亲戚朋友，下至庶民无愚智相与语于闾巷道路，而独不以告陛下，其故何也？盖其事伏而未发，言者难于指陈也。 臣切见枢密使狄青，出身行伍，号为武勇。自用兵陕右，已著名声，及捕贼广西，又薄立劳效。自其初掌机密，进列大臣，当时言事者已谓不便。今三四年间，虽未见其显过，然而不幸有得军情之名。推其所因，盖因军士本是小人，面有黥文，乐其同类，见其进用，自言我辈之内出得此人，既以为荣，遂相悦慕。又加青之事艺实过于人，比其辈流又粗有见识，是以军士心共服其才能。国家从前难得将帅，经略、招讨常用文臣，或不知军情，或不闲训练。自青为将领，既能自以勇力服人，又知训练之方，颇以恩信抚士。以臣愚见，如青所为，尚未得古之名将一二。但今之士卒，不惯见如此等事，便谓须是我同类中人，乃能知我军情而以恩信抚我。青之恩信，亦岂能遍及于人？但小人易为扇诱，所谓一犬吠形，百犬吠声，遂皆翕然喜共称说。且武臣掌机密而得军情，不唯于国家不便，亦于其身未必不为害。然则青之流官军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势使之然也。臣谓青不得已而为人所喜，亦将不得已而为人所祸者矣。为青计者，自宜退避事权，以止浮议。而青本武人，不知进退。近日以来，讹言益甚。或言其人身应图谶，或言其宅有火光。道路传说以为常谈矣，而唯陛下犹未闻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叛者。仓卒之际，为军士所迫尔。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为患者多矣。泚虽自取族灭，然为德宗之患亦岂小哉？夫小人陷于大恶，未必皆其本心所为，直由渐积以至蹉跌，而时君不能制患于未萌尔。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难官者，唯愿陛下早闻而省察之尔。如臣愚见，则青一常才，未有显过，但为浮议所喧，势不能容尔。若如外人众论，则谓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决也。但武臣掌机密而为军士所喜，自于事体不便，不计青之用心如何也。伏望圣慈深思远虑，戒前世祸乱之迹，制于未萌。密访大臣，早决宸断，罢青机务，与一外藩，以此观青去就之际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临事制变。且二府均劳逸而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处如一，事权既去，流议渐消，则其诚节可明，可以永保终始。夫言未萌之患者，常难于必信。若俟患之已萌，则又言无及矣。臣官为学士，职号论思，闻外议喧沸而事系安危，臣官狂计愚，不敢自默。 欧阳修说得非常明白，不论狄青有没有过错，也不管他有没有二心，为了防患于未然，都必须罢掉他的枢密使。欧阳修对晚唐至五代盛行的武将拥兵自重，篡位夺权的历史非常清楚，所以他才会得出狄青“掌机密而为军士所喜，自于事体不便，不计青之用心如何”的结论，极力要求宋仁宗“戒前世祸乱之迹，制于未萌。密访大臣，早决宸断，罢青机务，与一外藩”。 宋仁宗初时对大臣们的言论将信将疑，未置可否。欧阳修也不含糊，不达目的不罢休，之后在七月连上两状《上仁宗论水灾》，甚至搬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进一步指出“天人之际，影响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灾，亦未有已出而无应之变”，当此之时“必当思宗庙社稷之重，察安危祸福之机，追已往之阙失，防未萌之息害”，果断罢免枢密使狄青。在他看来，只有罢免狄青，才能从根本上铲除所谓“未萌之患害”。 欧阳修的三次上疏最终成为统治集团内部的主导意见，对狄青被贬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在狄青被罢的过程中，另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文彦博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文彦博是当朝宰相，因为民间的流言和兵士们对狄青的爱戴，再加上越来越大的倒狄声势，使得他也加入倒狄的行列之中，力劝仁宗免掉狄青枢密使的职务，命他出典外藩。仁宗觉得狄青劳苦功高，不忍心这样处置：“狄青是个忠臣，不可能有什么问题。” 文彦博正色道：“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一句话噎得宋仁宗无言以对。宋太祖赵匡胤当然是周世宗的忠臣，但就是这位最值得信赖的忠臣最终夺了周世宗的皇位，宋仁宗又怎么能够保证狄青的清白呢？对于武将的篡位野心，只能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换句话说，怀疑即为有，“莫须有”即为有！ 莫名其妙地被外放，狄青很是委屈，他向文彦博询问其中的缘由。没想到文彦博对他怒目横视，声色俱厉地说出一句话，“无他，朝廷疑耳”。吓得狄青倒吸一口凉气，后退了几步，再也不敢多说什么，只得接受检校太尉同平章事护国军节度使的名义出判陈州，这件事的发生，绝对是历史的教训。 公元1056年8月狄青被外放陈州，文彦博等文臣仍不放心，每月两次遣使探视。每次听到使者前来，狄青“惊疑终日”，第二年便“病作而卒”，终年50岁。“陈州出梨，号青沙烂，今去本州，青必烂死”，狄青之死竟然验证了这句预言，令人悲哀。他没有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却死在了文臣的口舌之间。文臣们的软刀子杀人不见血，还装扮成正义之剑高悬在武将头顶。 狄青与岳飞之死是宋代的两大悲剧。岳飞之死，大家同仇敌忾。狄青之冤，又有几人知晓？狄青之死比岳飞更惨、更令人无语凝咽。岳飞毕竟还是死于奸臣之手，人们找得着痛骂的对象，可以一吐胸中块垒。狄青死于欧阳修、文彦博这些千古名臣之手，文彦博把“朝廷疑耳”这几个字说得正气凛然，声若洪钟，让人欲哭无泪，有冤难伸。杀害岳飞还要找一个合适的理由，狄青被贬则不需要任何理由，当年韩世忠责问秦桧，“莫须有”何以服天下？谁人曾问文彦博，“朝廷疑耳”又如何服天下？ 如果狄青不死，必会有更大的贡献。狄青死后，北宋再无良将。熙宁元年（1068年），宋神宗逐个考察宋代的将帅，为出身行伍而官至枢密使的狄青所感动，认为他出身行伍而名震中外，一生始终谨慎，性格深沉，富有智慧谋略。宋神宗亲笔撰写祭文，派使者到他家中御赐贡品祭祀，并下令取狄青的画像挂在禁中，表达求贤若渴之情。怎奈斯人已去，空怀余悲！ 宋朝不是没有名将，而是名将多不得善终，这也是为什么为宋一朝总被外敌欺侮的重要原因。宋朝造反的武将很少，在重文抑武的制度之下，武将成不了气候，在还“未萌”之时就已经被清除了。狄青和岳飞都是如此，只不过岳飞是明杀，狄青是阴死。岳飞之死有其不得不死的大背景，而狄青则完全可以不死。 从杨业到狄青再到岳飞都是被“疑”所杀，杨业因为监军的一句“岂非有他志”走上不归路，狄青因“朝廷疑耳”不得善终，岳飞则是在“莫须有”的罪名之下被处决，这些名将在功成名就之后都面临着相同的困境，又都有着相同的下场，被疑即必死，没有什么道理好讲，被怀疑有罪就是有罪，只能认罪。不仅仅是宋，整个中国古代历史大体如此，这就是中国式的法律精神，不是疑罪从无，而是疑似从真，怀疑你有罪你就有罪，没罪也是有罪，在防患于未然的大旗之下，“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便成了冠冕堂皇的理由。 更让人为之动容的是，欧阳修屡次构陷狄青并不是出于个人私利或恩怨。欧阳修的人品同他的文品一样堪称完美，他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弹劾狄青，完全出于崇高的信念，他坚信这么做最符合国家利益，最有利于大宋江山的长治久安。一代名臣无端构陷一代名将，一代名将被一代名臣所不容，这是宋朝的悲哀，也是中国的悲哀，如果宋朝也有廉颇与蔺相如般的“将相和”，宋朝一定会有更大的作为。 [1]　作者为张永廷。 |附录2 宋代武将官阶 政和以前，宋代的武将官制设九品52阶，每品中有正从之分，相当于现在的正职和副职。 太尉为当时的武阶之首，属正二品第1阶。 通侍大夫 内客省使 正五品 2 ； 正侍大夫 延福宫使 正五品 3 ； 宣正大夫 履正大夫 正五品 4 ； 协忠大夫 并政和新置　正五品 5 ； 中侍大夫 景福殿使 正五品 6 ； 中亮大夫 客省使 从五品 7 ； 中卫大夫 引进使 从五品 8 ； 翊卫大夫 从五品 9 ； 亲卫大夫 从五品； （中缺） 拱卫大夫 并政和增置　正六品； 左武大夫 东上哱门使 正六品； 右武大夫 西上哱门使 正六品； 正侍郎 正七品； 宣正郎 正七品； 履正郎 正七品 17； 协忠郎 正七品； 中侍郎 并政和增置。 正七品； 中亮郎 客省副使 正七品； 中卫郎 引进副使 正七品； 翊卫郎 正七品； （中缺） 拱卫郎 并政和增置哱从七品； 第 35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36 章 杨家将的历史真相（出书版） 作者:张永廷 第 36 章 左武郎 东上哱门副使 从七品； 右武郎 西上哱门副使 从七品； 武功大夫 皇城使 从七品； 武德大夫 宫苑、左右骐骥、内藏库使 从七品； 武显大夫 左藏库、东西作坊使 从七品； 武节大夫 庄宅、六宅、文思使 从七品； 武略大夫 内园、洛苑、如京、崇仪使 从七品； 武经大夫 西京左藏库使 从七品； 武义大夫 西京作坊、东西染院 礼宾使 从七品； 武翼大夫 供备库使 从七品； 武功郎 皇城副使 从七品； 武德郎 宫苑、左右骐骥、内藏库副使 从七品； 武德郎 左藏库、东西作坊副使 从七品； 武节郎 庄宅、六宅、文思副使 从七品； 武略郎 内园、洛苑、如京、崇仪副使 从七品； 武经郎 西京左藏库副使 从七品； 武义郎 西京作坊、东西染院、礼宾副使哱从七品； 武郎翼 供备库副使 从七品； 敦武郎 内殿承制 正八品； 修武郎 内殿崇班 正八品； 从义郎 东头供奉官 从八品； 秉义郎 西头供奉官 从八品； 忠训郎 左侍禁 正九品； 忠翊郎 右侍禁 正九品； 成忠郎 左班殿直 正九品； 保义郎 右班殿直 正九品； 承节郎 三班奉职 从九品； 承信郎 三班借职 从九品。 |附录3 《女论语》 《女论语》仿《论语》而作，采用问答的形式写成，论述了古代女子所应遵守的规范，明清时被编入《女四书》，分立身、学作、学礼、早起、事父母、事舅姑、事夫、训男女、营家、待客、和柔以及守节共十二章。 第一：立身 凡为女子，先学立身。立身之法，惟务清贞。 清则身洁，贞则身荣。行莫回头，语莫掀唇。 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 内外各处，男女异群。莫窥外壁，莫出外庭。 男非眷属，莫与通名。女非善淑，莫与相亲。 立身端正，方可为人。 第二：学作 凡为女子，须学女工。纫麻缉苎，粗细不同。 车机纺织，切勿匆匆。看蚕煮茧，晓夜相从。 采桑摘拓，看雨占风。滓湿即替，寒冷须烘。 取叶饲食，必得其中。取丝经纬，丈疋成工。 轻纱下轴，细布入筒。绸绢苎葛，织造重重。 亦可货卖，亦可自缝。刺鞋作袜，引线绣绒。 缝联补缀，百事皆通。能依此语，寒冷从容。 衣不愁破，家不愁穷。莫学懒妇，积小痴慵。 不贪女务，不计春秋。针线粗率，为人所攻。 嫁为人妇，耻辱门庭。衣裳破损，牵西遮东。 遭人指点，耻笑乡中。奉劝女子，听取言中。 第三：学礼 第 36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37 章 杨家将的历史真相（出书版） 作者:张永廷 第 37 章 凡为女子，当知礼数。女客相过，安排坐具。 整顿衣裳，轻行缓步。敛手低声，请过庭户。 问候通时，从头称叙。答问殷勤，轻言细语。 备办茶汤，迎来递去。莫学他人，抬身不顾。 接见依稀，有相欺侮。如到人家，当知女务。 相见传茶，即通事故。说罢起身，再三辞去。 主人相留，相筵待遇。酒略沾唇，食无义箸。 退盏辞壶，过承推拒。莫学他人，呼汤呷醋。 醉后颠狂，招人怨恶。当在家庭，少游道路。 生面相逢，低头看顾。莫学他人，不知朝暮。 走遍乡村，说三道四。引惹恶声，多招骂怒。 辱贱门风，连累父母。损破自身，供他笑具。 如此之人，有如犬鼠。 第四：早起 凡为女子，习以为常。五更鸡唱，起着衣裳。 盥漱已了，随意梳妆。拣柴烧火，早下厨房。 摩锅洗镬，煮水煎汤。随家丰俭，蒸煮食尝。 安排蔬菜，炮豉舂姜。随时下料，甜淡馨香。 整齐碗碟，铺设分张。三餐饱食，朝暮相当， 莫学懒妇，不解思量。日高三丈，犹未离床。 起来已宴，却是惭惶。未曾梳洗，突入厨房。 容颜龌龊，手脚慌忙。煎茶煮饭，不及时常。 又有一等，哺缀争尝，未曾炮馔，先已偷藏。 丑呈乡里，辱及爷娘。被人传说，岂不羞惶。 第五：事父母 女子在堂，敬重爹娘。每朝早起，先问安康。 寒则烘火，热则扇凉。饥则进食，渴则进汤。 父母检责，不得慌忙。近前听取，早夜思量。 若有不是，改过从长。父母言语，莫作寻常。 遵依教训，不可强梁。若有不谙，细问无妨。 父母年老，朝夕忧惶，补联鞋袜，做造衣裳。 四时八节，孝养相当。父母有疾，身莫离床。 衣不解带，汤药亲尝。祷告神祇，保佑安康， 设有不幸，大数身亡，痛入骨髓，哭断肝肠， 劬劳罔极，恩德难忘。衣裳装殓，持服居丧。 安理设祭，礼拜家堂。逢周遇忌，血泪汪汪。 莫学忤道，不敬爹娘。绝出一语，使气昂昂， 需索陪送，争竞衣装。父母不幸，说短论长。 搜求财帛，不顾哀丧。如此妇人，狗彘豺狼。 第六：事舅姑 阿翁阿姑，夫家之主。既入他门，合称新妇。 供承看养，如同父母。敬事阿翁，形容不睹， 不敢随行，不敢对语。如有使令，听其嘱咐。 姑坐则立，使令便去。早起开门，莫令惊忤。 洒扫庭堂，洗濯巾布。齿药肥皂，温凉得所， 退步阶前，待其浣洗。万福一声，即时退步。 整办茶盘，安排匙箸。香洁茶汤，小心敬递。 饭则软蒸，肉则熟煮。自古老人，齿牙疏蛀。 茶水羹汤，莫教虚度。夜晚更深，将归睡处。 安置相辞，方回房户。日日一般，朝朝相似。 第 37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38 章 杨家将的历史真相（出书版） 作者:张永廷 第 38 章 传教庭帏，人称贤妇。莫学他人，跳梁可恶。 咆哮尊长，说辛道苦，呼唤不来，饥寒不顾。 如此之人，号为恶妇。天地不容，雷霆震怒。 责罚加身，悔之无路。 第七：事夫 女子出嫁，夫主为亲。前生缘分，今世婚姻。 将夫比天，其义匪轻，夫刚妻柔，恩爱相因。 居家相待，敬重如宾。夫有言语，侧耳详听， 夫有恶事，劝谏谆谆。莫学愚妇，惹祸临身。 夫若外出，须记途程。黄昏未返，瞻望相寻， 停灯温饭，等候敲门，莫学懒妇，先自安身。 夫如有病，终日劳心。多方问药，遍处求神。 百般治疗，愿得长生。莫学蠢妇，全不忧心。 夫若发怒，不可生嗔。退身相让，忍气低声。 莫学泼妇，斗闹频频。粗线细葛，熨贴缝纫。 莫教寒冷，冻损夫身。家常茶饭，供待殷勤。 莫教饥渴，瘦瘠苦辛。同甘同苦，同富同贫。 死同葬穴，生共衣衾。能依此语，和乐琴瑟。 如此之女，贤德声闻。 第八：训男女 大抵人家，皆有男女。年已长成，教之有序， 训诲之权，亦在于母。男人书堂，请延师傅。 习学礼义，吟诗作赋。尊敬师儒，束脩酒脯。 女处闺门，少令出户。唤来便来，唤去便去。 稍有不从，当加叱怒。朝暮训诲，各勤事务。 扫地烧香，纫麻缉苎。若在人前，教他礼数。 莫纵娇痴，恐他啼怒。莫从跳梁，恐他轻侮。 莫纵歌词，恐他淫污。莫纵游行，恐他恶事。 堪笑今人，不能为主。男不知书，听其弄齿。 斗闹贪杯，讴歌习舞。官府不忧，家乡不顾。 女不知礼，强梁言语。不识尊卑，不能针指。 辱及尊亲，有沾父母。如此之人，养猪养鼠。 第九：营家 营家之女，惟俭惟勤。勤则家起，懒则家倾， 俭则家富，奢则家贫。凡为女子，不可因循。 一生之计，惟在于勤。一年之计，惟在于春。 一日之计，惟在于寅。奉箕拥帚，洒扫秽尘。 撮除邋遢，洁静幽清。眼前爽利，家宅光明。 莫教秽污，有玷门庭。耕田下种，莫怨辛勤。 炊羹造饭，馈送频频。莫教迟慢，有误工程， 积糠聚屑，喂养孳牲。呼归放去，检点搜寻。 莫教失落，扰乱四邻。夫有钱米，收拾经营。 夫有酒物，存积留停。迎宾待客，不可偷侵。 大富由命，小富由勤。禾麻菽麦，成栈成囷。 油盐椒豉，盎雍装盛。猪鸡鹅鸭，成队成群。 四时八节，免得营营。酒浆食馔，各有余盈。 夫妇享福，欢笑欣欣。 第十：待客 大抵人家，皆有宾主。滚涤壶瓶，抹光橐子。 准备人来，点汤递水。退立堂后，听夫言语。 第 38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39 章 杨家将的历史真相（出书版） 作者:张永廷 第 39 章 细语商量，杀鸡为黍。五味调和，菜蔬齐楚。 茶酒清香，有光门户。红日含山，晚留居住。 点烛擎灯，安排卧具。钦敬相承，温凉得理， 次晓相看，客如辞去。酒饭殷勤，一切周至。 夫喜能家，客称晓事，莫学他人，不持家务。 客来无汤，慌忙失措。夫若留人，妻怀嗔怒。 有箸无匙，有盐无醋。打男骂女，争啜争哺。 夫受惭惶，客怀羞惧。有客到门，无人在户， 须遣家童，问其来处。当见则见，不见则避。 敬待茶汤，莫缺礼数。记其姓名，询其事务。 等到夫归，即当说诉。奉劝后人，切依规度。 第十一：和柔 处家之法，妇女须能。以和为贵，孝顺为尊。 翁姑嗔责，曾如不曾。上房下户，子侄宜亲。 是非休习，长短休争。从来家丑，不可外闻。 东邻西舍，礼数周全。往来动问，款曲盘旋。 一茶一水，笑语忻然。当说则说，当行则行。 闲是闲非，不入我门。莫学愚妇，不问根源。 秽言污语，触突尊贤。奉劝女子，量后思前。 第十二：守节 古来贤妇，九烈三贞。名标青史，传到如今。 后生宜学，勿曰难行。第一贞节，神鬼皆钦。 有女在室，莫出闲庭。有客在户，莫露声音。 不谈私语，不听淫音。黄昏来往，秉烛掌灯。 暗中出入，非女之经。一行有失，百行无成。 夫妻结发，义重千金。若有不幸，中路先倾。 三年重服，守志坚心。保持家业，整顿坟茔。 殷勤训子，存殁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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