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传略》 正文 第 1 章 周恩来传略 作者:方钜成/姜桂侬 第 1 章 小说下载尽在[domain]】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周恩来传略》 作者：方钜成/姜桂侬【完结】 英文《周恩来传略》问世不久，读者纷纷来信要求出中文本，实在出乎我们意料之外。这本书原是给西方英语读者撰写的，其目的是为了在英语世界最大范围内介绍中华民族这位伟大儿子周恩来的才华绝伦、光明磊落的一生，介绍他为中国人民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革命业绩。原书根据的材料，大都是国内已经发表过的、也是为国内广大读者所熟悉的，作者仅仅做了一番搜集整理、分析研究工作，通过外文编写成书，没有什么新鲜见解和独到之处。 英文《周恩来传略》能译成中文与读者见面，应该向新华社、人民出版社、外文出版社等单位的一些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中英文读者对象不同，有些情况和事物对英语读者说来是生疏的、需要加以解释的，但对于中文读者来说却是熟悉的，不需要赘述，因此中英文本之间不完全吻合。在中文本上作者略微作了一些删节，还有个别地方作了些调整，特此简单声明，望读者鉴谅。 但是，无论是政治水平或业务水平，我们都感到力不从心。不妥和错误之处，在所不免，恳请读者指正。 方钜成　姜桂侬 一九罗党羽。周恩来逝世后的形势使广大人民忧心如焚。一月十一日总理的遗体火化那天，全国人民的心情终于表露出来了。 那天，天色阴沉，寒风刺骨。载着周总理灵柩的车要从北京医院开往化大革命”给许多原来在各级领导岗位上干劲十足、辛勤劳动的干部们带来极大痛苦。可是，现在他们却怕工作做得太多，怕因为办事过于认真而再次挨整。真可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们陷入一种惰性状态，而惰性是进步的大敌。国民经济濒于破产——生产下降或停滞、财政出现大量赤字；还有，“文化大革命”期间计划生育无人过问，大量婴儿出生，使全国人口激增。对中国来说，解决十亿人吃饭问题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教育方面，水平急剧下降。有人说笑话挖苦高等院校是“大学的牌子、中学的课程、小学的成绩。”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不过，江青及其亲信们重点打击知识分子的政策是鼓励愚昧无知、贬低学术界，使做学问的人灰心丧气。他们津津乐道的说法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因此，知识不但不是一个有利条件，反而成了一种负担。为了让知识重新受到尊重，在江青垮台后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创造条件，让那些在“四人帮”的暴政下已变得心灰意懒的知识分子们再抬起头来。 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恢复经济，因为首先必须让十亿人吃饱穿暖。同时，有三个问题急待解决：第一，人事要调整；其次，要澄清真理的标准，也就是说要澄清毛泽东会不会犯错误这个问题，或者说，如果他也会犯错误，那就得纠正错误；第三，对“文化大革命”要作出结论。 关于第一个问题，党采取了保持党的领导机构安定团结的慎重政策。这就是说，暂时保留犯错误的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同时给政治局增加新的成份。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九七七年深受人民爱戴的邓小平全部恢复了他原先担任的四个职务。同江青一伙有瓜葛的四个政治局委员直到一九字是在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里。】后来，这个观点被称为“两个凡是”。 这个问题引起许多人的热烈讨论。于是，围绕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展开了一场长时间的深入辩论。到一九七。】邓小平的讲话有力地支持了这个论点，从而把“凡是派”的论点驳倒了。事实上，在一年以前，邓小平在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就批评了“凡是派”，一针见血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还引毛泽东的话说：“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 注【见《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化大革命”下的结论是什么呢？“一场大灾难。” 第 1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2 章 周恩来传略 作者:方钜成/姜桂侬 第 2 章 两年以后，一九化大革命”。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决议号召全国党内外群众正确认识建国三十二年来的经验教训，为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而共同奋斗。 当今的中国领导人在研究国家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和制定方针政策的时候，从来没有忘记他们过去的两位同志和战友的坚强品格。一位当然是毛泽东主席，另一位是周恩来总理。令人惋惜的是，损害毛主席晚年形象的政策错误，一直拖到这时才为人们所认清。因为，尽管毛主席有缺点，他毕竟是人民共和国的主要设计者和缔造者，毛主席在历史上的地位是确定无疑的。害怕对他作出清醒的评价，只能使他的功绩模糊起来，从而看不清他的伟大之所在。 周恩来去世后，他在全国和党内的影响仍不减当年。实际上，他的形象更高大了。一九化大革命”之前几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就议论过这件事。他们决定，当他们离开人世后，要把遗体火化，骨灰撒在祖国的土地上。他们认为，在中国，由土葬到火葬是一次革命，由火葬到不保存骨灰又是一次革命。周恩来临终时，留下遗言要把他的骨灰撒在生养哺育他的祖国的江河里和大地上。他要求在撒骨灰前，把他的骨灰盒摆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周恩来在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祖国的统一大业，殷切希望台湾省与大陆早日实际统一。 第二章　淮安青年 方钜成　　姜桂侬 一豪鲁迅的故乡。周恩来的祖父周攀龙从绍兴携家来到大运河边的淮安当师爷和知县。在这座有一千六百年历史的县城里，周恩来度过了他的童年。 他的父亲周劭纲是一个在外地谋生的小官吏。他的叔父周贻淦是四兄弟最小的一个，二十岁时得了痨病，膝下无嗣。为了“冲喜”，周家安排把刚满一岁的侄子过继给小叔，但是，小叔一病不起，终于夭折。周恩来便与年轻守寡的婶婶相依为命，为她添些慰藉。于是，周恩来就有了两个妈妈。养母才学出众，熟和唐诗，一心想把养子培养成为饱学之士。周恩来四岁时就学读唐诗，能背几十首；未满九岁就贪婪地阅读了许多流行的古典小说，其中他最喜欢的是《三国演义》、《西游记》和《水浒传》。他古文根底深厚，少年时代就背会了许多文章，加之后来他对自己要求极其严格，练就了惊人的记忆力，使所有接触过他的人惊叹不已。 周恩来的童年相当艰苦。祖父去世后，父亲无力持家，家道中落，靠典当、借债和亲戚接济度日。债主连连催逼，生母和养母忧愤交加，一年中相继去世。刚刚十岁的周恩来就不得不分挑家务的重担。他要照顾两个弟弟，还要想方设法糊口。周家兴隆之时，驸马巷周宅宾客如云；如今家道衰落，连硬撑门面都办不到，只有债主上门。这使幼小的周恩来第一次体验到人间的世态炎凉。 一九一○年，十二岁的周恩来离开了淮安，随伯父周贻赓去东北沈阳上小学，以后再也没有回去过，甚至在他当了总理以后也没有重访故乡。虽然如此，周恩来对淮安怀有美好的回忆，那里是他始终眷恋的生母和养母长眠之地。 养母不辞辛苦地教周恩来写字作文章、阅。周恩来没有辜负她的期望，在第二学年的时候，他的作文《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赢得了老师和同学的赞扬。这篇作文不仅文词优美，而且洋溢着爱国主义情感。一九一三年沈阳一家出版社和一九一五年上海一家出版社分别出版的中小学生优秀作文选都收了这篇作文，足见他的文学才华出众。 尚在少年时代，周恩来就关心祖国的前途。一天，教师在课堂上问学生：“读书是为了什么？”有的同学回答：“为光耀门楣。”有一个孩子说：“为明礼而读书。”一位店主的儿子老老实实地说：“为家父而读书。”他的回答引起哄堂大笑。笑声停下后，周恩来回答说：“为中华之崛起。” 注【见陆钟：《周恩来同志在沈阳的读书生活》，载《人民的好总理》续编二，第5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周恩来在沈阳读书的时候，孙中山（一化时代的来临。新文化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中开花结果了。象其他一些已经具备新思想的天津和北京等城市的青年一样，周恩来很快就卷入了正在涌起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潮流中。在南开学校，他和以往一样地勤奋学习，但埋头读书并未妨碍他获得新知识和开拓新的思想领域。他从孙中山先生赞助出版的刊物中，得到了极大的鼓舞。 注【上海出版的《民权报》和《民立报》，天津出版的《大公报》也是周恩来的日常读物。】后来，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一章，还常常在校刊《校风》上发表对时局的见解。他的评论抨击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嘲讽和痛斥了袁世凯（一编写的教科书。学校非常强调学英文，要求学生每星期至少要学十小时的英文。 南开学校聘请了不少开明爱国的教员，张伯苓的亲戚马千里（一会考中获得头奖，为他们班赢得了荣誉。经过严格挑选，每班出五人参加比赛，评奖结果，周恩来名列第一。他也是南开“演说会”的佼佼者。连续两年该校的“演说会”在全天津的校际演说竞赛中，获得优胜。 注【见张鸿：《在南开和周恩来同学的日子》，载《人民的好总理》续编二，第66页。】 南开的课程很严，每晚七点至九点半有两个半小时的自习时间。张鸿诰回忆说，周恩来晚上最多花规定时间的一半温习白天的功课。他最关心的是课外活动：为他主编的杂志撰写文章，阅读他所感兴趣的书籍。可是，他每学期成绩都名列前茅。一九一七年夏，他以全班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张鸿诰认为，周恩来知道如何在课堂上全神贯注地听讲，而且，他聪敏过人。张鸿诰举了另一个例子来说明周恩来的天赋。南开每年都要演戏，庆祝十月十七日校庆。当时还没有实行男女同校，只好由象周恩来这样长得清秀又有表演才能的同学扮演女角。他在话剧《一元钱》中扮演女主角深受群众欢迎，轰动了天津。 周恩来从南开毕业时面临两个选择：找工作，或者进大学，他选择了后者。他决定到日本去学习。一九一七年九月，周恩来在朋友的资助下凑够了路费，东渡日本。在留学期间，他希望能找到他最关心的那些问题的答案，学会如何拯救和建设祖国，掌握回国后所需要的新知识。当时，日本是中国优秀青年向往的国家之一。但是，后来他失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炮火正酣，军国主义的日本一心想趁列强在欧洲互相厮杀之机，加紧侵略软弱无能的中国。 周恩来到达日本后，开始学习日文，不久就掌握了日文语法，大致能够阅读日本报纸。同时，他刻苦学习，准备大学入学考试。然而，两个月以后，他的注意力被一件轰动世界的大事——俄国十月革命——吸引住了。一个无产阶级政权诞生了。他努力探索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浏览报纸，阅读所有他能找到的有关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报道，认真研究这一震撼世界的事件，了解它所依据的理论基础。这是他第一次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从此，马克思主义指导着他的一生。 注【周恩来第一次接触马克思主义是阅读京都大学教授河上肇著的《社会问题研究》。河上肇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介绍到日本去的第一个人。】 一九一九年初，在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列强决定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在山东获得的一切“权利”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留日的中国学生群情激愤。他们在东京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开展反日运动。在这些爱国活动中，周恩来和往常一样发挥了积极作用。他因此分散了精力，几乎没有时间准备大学入学考试，结果没有被录取。此时，北京的局势发展令人震惊——以段祺瑞为首的军阀政府一意孤行，不理睬民众要它停止向日本帝国主义出卖主权的要求。 注【当时控制北京政府的北洋军阀分为三个派系，即直系、皖系和奉系，他们都宣称效忠北京政府首脑袁世凯（一名言作为点缀：“民主：一个民享、民治、民有的政府——我们的座右铭”。 由周恩来主编的这份报纸每周出两期，很受欢迎。不久以后改为日报，发行量达两万多份——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妇女读者也很多，因为它拥护她们的主张，提倡男女平等，宣传破除束缚妇女们的封建观念。顾名思义，《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要是供学生阅读的报纸，但它也吸引了教育界以外的读者，在华北各地以及上海、南京都有订户。这份报纸所以能获得广泛的读者，不仅因为它报道了有关国内外大事的新闻，还因为它刊登了不少文章，以通俗的语言解释，为什么当时的统治者要对欺压中国的列强卑躬屈膝。它呼吁所有的爱国者斗争到底，铲除封建官僚统治。周恩来作为主编，撰写了大部分社论，笔锋辛辣，犀利。他还以“飞飞”的笔名发表专栏文章。 但是，天津的学生运动缺乏集中的领导和统一的行动。当年九月，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学生组织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部份领导人组成觉悟社。周恩来（这年秋天他进南开大学学习）和回民学生领袖马骏是天津学生联合会的杰出代表；女界爱国同志会方面推选的知名人物是郭隆真（也是回民学生）、 注【郭隆真（一章。考虑到将来组织要扩大，他们一共编了五十个号码，由成员们拈阄决定。周恩来拈到五号，邓颖超拈到一号。为了听起来象中国人名字，他们都根据号码的谐音取了笔名，周恩来称“伍豪”，邓颖超叫“逸豪”。这两个笔名两人后来使用了许多年。由于时局的变化，《觉悟》出了一期就停刊了，觉悟社本身也在第二年春天停止了活动。但它在停止活动前，还在反对当局的斗争中起了最后一次积极的作用。 一九二○年一月，天津警方镇压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查封了学生联合会等爱国团体。觉悟社决定发起抗议示威。由周恩来、郭隆真等率领示威群众到直隶省署请愿，他们与二十几名学生代表一起被反动当局逮捕入狱，关押了六个月。如果没有社会上的有力声援，如果周恩来及其战友们没有在狱中展开有力斗争和进行绝食，这些被捕学生说不定会被杀害。 在整个这段时期，邓颖超等人向警方头目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要求。一天，他们集合了二十四个觉悟社会员和支持者，要求警方允许他们替换狱中正在绝食的二十四位难友。他们说，警方关押的学生是他们的代表，应该让他们去替换代表坐牢。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警方不得不将拘留的代表转移到河北省法院，采取法律方式解决。不料，站在被告席上的周恩来却控诉腐败的政府，把法庭变成了控告反动政府的场所。 注【一九二○年七月书，后来成为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里纪念周恩来文物展览上的一件珍贵文物。翻开的那页上有马克思的一段著名的论述，书上还留下周恩来当年阅读时用铅笔标出的着重点。那段话是这样的： 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注【见《马克思致约·魏德迈》（一章，作者署名是“伍豪”，这是他的老笔名。在巴黎，周恩来和勤工俭学者当中年龄最小的邓小平很接近，把他当作小弟弟看待。他俩常常一起刻蜡纸。邓小平当时在刻蜡纸搞油印方面很拿手，因此得了个“油印博士”的雅号。 作为旅欧总支部的负责人，周恩来必须经常奔波于巴黎和柏林之间，而且在德国逗留的时间往往较长。有一次他去柏林，认识了比他年长十二岁的朱德。朱德在国内时曾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没有被接受，他不知道现在条件是否成熟了。 注【朱德原是滇军中的旅长，他谢绝四川同乡杨森将军要他去当师长的邀请，跑到上海去找共产党，决意加入革命行列。当时的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拒绝了他的请求。朱德感到灰心，乘船赴欧洲。在德国他与周恩来邂逅，并通过周恩来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见怀恩：《周总理的青少年时代》第18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王镜如：《周恩来同志的青少年时代》第34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周恩来认为他已够条件，并愿意介绍他入党。 一九二四年，为了推动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第一次合作。它们共同进行北伐，一直打到长江流域。这就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尚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需要干部担任各级职务。于是，它从欧洲召回许多党员。旅欧总支部书记周恩来也应召回国，于七月下旬动身离开法国。经过四年在欧洲的工作和学习，二十六岁的周恩来已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成熟了，准备迎接他所面临的各种任务。 第 2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3 章 周恩来传略 作者:方钜成/姜桂侬 第 3 章 一回到国民革命运动的大本营广州，周恩来就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此外，党还交给他一项任务，让他领导广东、广西两省党的工作。作为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委员长、常委周恩来当时——如同在以后的岁月中一样——和蒋介石有过多次较量。孙中山一九二五年春逝世，其后不久，蒋介石就窃取了国民党的领导权。一九二七年，他开始镇压共产党人，并同共产党打了十年内战。一九三七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开始了一个不大稳定的和平相处时期。一九四六年，蒋介石企图最后消灭共产党以完全控制全国，这个和平相处时期再次化为烟云。国共两党较量的结果已是尽人皆知的历史事实。就这样断断续续地，周恩来和蒋介石直接交锋了二十多年。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成了中国革命中传奇式的英雄。 第三章　英雄本色 方钜成　　姜桂侬 一九是这样的：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借端生事；用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 事务所 法大马路四十一号六楼五号 电话：一万三千二百三十九号。乙Ａ1329 这个启事中所说的周少山，如前所述就是周恩来在党内用的别名。启事设计严密，措词巧妙。它揭穿了敌人的诽谤，澄清了事实真相；又合于国民党统治区的法律，使敌人抓不住把柄。 实际上，周恩来早在几个月以前离开了上海。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进入中央苏区。想出用所谓启事、“保人”和请律师代他登报声明的巧妙办法来反击国民党宣传机关的是他的地下党助手们。这件不引人注意的事情，本来只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小插曲，谁知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和江青集团却煞有介事地玩弄阴谋诡计，利用当年国民党伪造的启事来攻击周恩来。 但是，他们的企图未能得逞。周恩来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向党中央委员会和毛主席作了书面报告，以澄清事实。毛泽东于一九六章。有一天，它突然转载了香港一家刊物上的一篇文章，诬蔑周恩来“以伍豪之名幕后操纵”“四·一二”事件。这是新华社中拍“四人帮”马屁的人为了诬蔑周恩来有意选登的，显然也得到了“四人帮”中掌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的同意。群众纷纷写信、打电话给新华社，要求对这种含沙射影的可耻做法作出说明。群情激愤，新华社最后不得不在下期刊物上表示道歉，说那是疏忽大意造成的错误。就在这一年，“四人帮”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诬陷伍豪的阴谋也随之彻底完蛋了。 一九的故事梗概。它可以帮助读者了解周恩来作为党的领导人和组织者是如何同白色恐怖作斗争的——勇敢、镇定、机智，必要时也是毫不留情的。它还说明，为了党的利益，他完全不顾个人安危，将生死置之度外。从他在广州和上海的年代里，以及后来他代表共产党常驻重庆，再次成为国民党暗杀的对象时，都一再表现出他这种英勇无畏的品格。 他的这种品格在艰难的长征路上也表现得十分突出。在长征途中，穿越寒冷刺骨、潮湿泥泞的草地时，周恩来把自己份内领到的最后一点点青稞送给了身患重病的警卫员吴开生，周恩来坚持要那个年轻的战士接受这点粮食，而置自己的生死于不顾。因为，没有了粮食，以后几天，他只得吃野菜，他们有过惨痛的教训，知道吃野菜有可能中毒而死。事实上，周围不断有人死去。但是警卫员吴开生迫切需要营养，哪怕是一点点也好。他先是坚决拒绝，最后还是只得接受周副主席送给他的粮食。 有时候，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甚至面对死亡的威胁，也无所畏惧。一九四六年在一架眼看要坠落的飞机中，他把自己的降落伞让给了同行的乘客。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同国民党谈判期间，周恩来经常往返于重庆与延安之间。一次赴重庆途中，飞越秦岭上空时，气候突然变坏。螺旋桨和机翼都挂上了冰，这使飞机载重量大大增加。飞机急剧下降，驾驶员命令抛掉行李，并要机上十多名乘客系好降落伞，等候跳伞信号。周恩来从座位上站起来，背上降落伞，还帮助别人做好准备。在混乱和喧闹中，突然听到了一个女孩的哭声。她是蓍名军事家叶挺将军（一化遗产究竟采取什么态度。这件事使人放心了。 事实上，在全国解放前夕，甚至在执掌政权以前，正当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追击蒋介石军队时，周恩来就注意到保护重要古迹免遭兵燹的问题。在解放军高级干部参加的一次会议上，他以总参谋长的名义向部队发布命令，要妥善保护藏有许多珍本、善本书籍的宁波天一阁和吴兴嘉业堂，使之免遭破坏。根据他的建议，专门编印了一份《全国古建筑文物简目》，注明了名称和地点，印发人民解放军各部队，要他们注意保护。 然而，有时为了更大的利益，需要拆除某些古迹时，他同样果断地采取行动。一九五四年，由于交通事业的发展，北京一些狭窄街道上的牌楼严重阻塞交通，常常造成事故。问题提到国院会议上讨论。有人主张把牌楼全部拆除，有些人则强烈要求保留。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一九○一——一九七二）声泪俱下地请求保留那些牌楼。最后，只得由主持会议的周总理作决定。周恩来青年时代爱好写诗，他先引了两句唐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然后指出：“保留派”留恋“黄昏”，而没有考虑到城市建设的需要。主张拆除的人得胜了。不过，一对被认为有艺术价值、值得保存的东西四共八个牌楼，拆除后重新安置在陶然亭公园内。这样一来，这件事解决得使各方都满意。 全国解放后不久，前文提到的张鸿诰到北京看望当了总理的老同学。他们两位上次见面还是在二十年前的一九三○年。那时，周恩来刚从苏联回来，在去上海途中曾在哈尔滨作过短暂停留。 在中南海的总理办公室里，他们畅怀叙旧。周总理很喜欢同南开同学一起回忆往事，自然也谈起他们的老校长张伯苓。周恩来很怀念母校，后来说过，他感谢南开中学给他那些启蒙的基本知识，使他可能寻求新的知识，接触新的知识。 注【这架飞机载有周恩来和参加一九四六年一月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共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飞机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日从延安起飞时，天气很好，但在飞越秦岭时，遇到了寒流。机上十多位乘客中最年轻的叶扬眉非常激动，因为她就要同被国民党关了五年、刚刚释放的父母亲团聚，还将第一次见到在狱中诞生的小弟弟。两个月后，叶挺将军和他的家人，包括叶扬眉在内，在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而遇难。（见《一次难忘的航行》，《人民的好总理》第24825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张伯苓是个爱国的教育家，从一九○四年创办南开学校起，从事教育事业四十多年，桃李遍于海内外。抗日战争期间，他坚决主张抗日，但政治上倾向于国民党。周恩来和张伯苓虽然政见不同，但他很尊敬老校长。在重庆期间，周恩来和邓颖超经常去南开中学拜访张伯苓，向老校长解释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分析抗战的形势。但是，因为张伯苓很迷信蒋介石，两人话不投机，为了蒋介石常常吵架。一九四八年，张伯苓参加国民党召开的“国大”，后来出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替蒋介石“跑龙套”（张伯苓语）。不久，他因不满国民党的腐败统治，避居重庆。一九四九年初，周恩来从傅作义将军处得知张伯苓的情况，便托人通过香港捎信给他，希望他不要去台湾。南京解放后，蒋介石逃到重庆，曾两次亲自到张伯苓家中，劝他去台湾。周恩来的信帮助张伯苓下决心留在大陆。重庆解放后，周恩来听到张伯苓没有走，希望北归的报告后，就派飞机把张伯苓夫妇接到北京，后来又安排他们回天津定居。一九五一年张伯苓去世时，周总理专程去天津，向老校长表示一个学生的悼念。他对于张伯苓的一生做出了肯定的评价：“张校长在他的一生中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 注【1957年4月11日《人民日报》。】 第 3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4 章 周恩来传略 作者:方钜成/姜桂侬 第 4 章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日，周恩来驱车去。大会结束后不久，他到英国南部海滨疗养地伯恩默思隐居。李四光想，伯恩默思宜人的海洋性气候也许对他和他的妻子的健康有好处。李四光患冠心病，他妻子患慢性高血压病。他们在这海滨胜地期间，国内的形势发展很快，胜利消息频传，令人鼓舞，李四光夫妇开始谈论起回国的问题。一九四九年章表扬他在革命中的作用和他的优秀品质，那怕是一两句隐约赞扬他的话都不许发表。直到他逝世之后，人民才进一步了解周恩来，才知道他做过的但并无记载的许许多多好事。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常常费尽心血设法保护和拯救那些从广州时代起到长征到延安时代长期为党工作的革命老干部。那时，除毛泽东外，他处的地位最有可能制止或减轻林彪和江青集团对老干部的打击和迫害。 抗美援朝战争中最后一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杨勇（一九一二——一九化大革命”中，有一天江青集团突然下达了一个使人难以置信的命令——不许时传祥再干这个工作。事实是，他工作干得出色，因此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同国家主席刘少奇握过手、照过像。根据江青一伙的逻辑，一个人能同他们称之为“走资派”的刘少奇握手，那么此人必定是大坏蛋。因此，这位掏粪工人被斥为“工贼”，赶出了首都。 这种指控真是荒谬绝伦，老模范被逼疯了，话都讲不出了。一九七三年化大革命”。他既要注意不使国家分崩离析，又不得不设法保护干部免遭恶毒的攻击，还得防范对他本人的明枪暗箭。他总是考虑到问题的各个方面和各种可能性，甚至想到一个同志被逼得无路可走时可能寻短见。办事细致周到是周恩来的一个突出的特点。这是他的一贯作风。 习仲勋从一九五二年起到一九六二年，一直是国务院秘书长。在调北京工作以前，他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在一九六二年夏天召开的中共化革命小组顾问”，有时候在“顾问”前还加上“首席”两个字。一九六六年，“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刚成立时，陈伯达是组长。江青是第一副组长，有两个顾问：一个是陶铸（一九○化大革命”的动乱中发了迹。“文化大革命”前，他只是个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爬到了党的最高领导层，成了政治局常委。江青垮台以后，人们不屑于再提起他，即便提起也都带着鄙夷的口气，因为在这惨痛的十年间，许许多多卑鄙丑恶的勾当都可以追溯到他头上。 在中共化大革命”前，整整十年间习仲勋一直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主管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们星期天也不休息，利用它来处理繁重的工作。一九五九年，国家遇到严重经济困难，粮食和副食品实行定量供应。成年人每人每月粮食定量为二十五斤到三十斤，体力劳动者另外加几斤。周总理把自己的粮食定量定得很低。所以，当他和邓颖超请朋友来家吃饭时，总是提醒他们自带粮票。位至总理，也不能不对自己少得可怜的口粮标准精打细算。 注【梁吉生：《张伯苓先生与周恩来总理》，《张伯苓纪念文集》第914页，南开大学出版社。】 为了改善机关干部的生活，总理建议各单位都建立自己的生产基地，种粮食、蔬菜，养猪、养家禽等等。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习仲勋秘书长先后指示国务院机关和其他政府部门及党组织，让全体干部每年轮流到本单位农场去劳动一段时间，生产农副产品来补充他们的食物。习仲勋回忆说，这对改善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困难时期的生活起了很大作用。 在一位真心实意关心下属的领导人手下工作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光荣。习仲勋不计较工作辛苦劳累，因为他乐于同周总理分担在首都工作的甜酸苦辣。现在，因为他在中央委员会上受到处分，这一切将不得不结束了。 他需要时间仔细思考对他的指责。他向周总理请假，要求给他时间准备写材料，换句话说，就是写“检讨”。他灰心丧气地回了家。在家里，习仲勋陷入极度痛苦中。这时，周总理来电话请他过去谈话。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当时也在场，陪周总理一起同他谈话。他们说，他们不仅仅是代表他们自己，而且也是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找他谈话的。 性格开朗奔放的陈毅元帅设法安慰习仲勋说：“我犯的错误比你还大，改了就好，要努力振作起来。”周总理也对他关心备至。他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你是信任的，让你代表政府做了许多工作，即使出了《刘志丹》小说这个问题，错了就改嘛。”周总理握着习仲勋的手又说道：“我们还是好朋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习仲勋泪流满面，他充分领会周总理最后这句话的意思，说：“总理，您放心，这点我还不会。” 可是，周总理还是不放心。他打电话给习仲勋的夫人齐心，要她请几天假留在家里陪她丈夫，留意他。总理叮嘱她，一定要防备习仲勋有一念之差。 习仲勋被免职后日子很难过。到了一九六五年，他终于被分配到河南洛阳一家工厂中担任副厂长。事情最后弄清楚了，所谓《刘志丹》事件完全是康生捏造陷害习仲勋的。江青集团垮台后，他被任命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工作得很出色。如今，习仲勋是政治局委员，是中央领导机构中的重要一员。 周恩来从一九四九年搬进中南海办公到一九七四年因病住院，大部分时间是在他极为简朴的办公室中度过的。办公室里只有一座毛泽东的半身塑像，几乎没有什么装饰物。靠墙排满了书柜，他的写字台是宽大的，但是看上去已经相当旧了。三张长方桌接成一张长会议桌，还有几把椅子。这些就是他办公室内的全部陈设。在他长期任职期间，他仅有的一件新家俱是毛主席在一九七二年送给他的一张沙发椅。因为，当时周总理已患病而又拒绝进医院，毛主席想，这张椅子可以帮助总理消除长时间工作的疲劳。除此以外，周总理办公室内的陈设同他刚搬进中南海时完全一样。甚至连总理办公室值班秘书供一般群众打进来的电话号码也一直没有变过，尽管曾经有人想变换一下这个电话号码，电话局中某个自作聪明的干部认为外面打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太多，建议改一下电话号码，或者不要把这个号码印在电话号码簿上。他很快就受到周总理的批评。总理说，这位同志真会想办法割断我和人民群众的联系！ 周恩来的办公室在中南海西花厅，过去是清朝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沣的官邸的一部分。辛亥革命后，军阀袁世凯和段琪瑞都使用过这个地方。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时，这座院落已很破旧。但是周总理认为稍加整修，还是可以用作办公室。他绝不肯把他周围的一切弄得排场十足。除了绝对必要的开支外，他不同意多花国家一分钱。因此，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兴建“十大建筑”的计划送他审批时，他坚决从计划中划去一项工程——兴建国务院办公大楼。他对习仲勋和各位副总理说，只要他当总理，就不允许建造这样的办公大楼。他对国家的开支掌握得很紧，手下一名工作人员利用他出国的机会整修了一下他的住所，后来还遭到了他的严厉批评，而事实上这所房子也确实该修了。 西花厅的灯光从日落一直亮到天明。周总理在午饭后开始工作，工作整整一下午，只在吃饭时休息一下，晚饭后从八时起又投入工作，一直到他把公务处理完为止。他从不抽烟，手边总放着一盒清凉油，累了就在太阳穴上擦一点，刺激一下疲劳到极点的神经，清醒清醒。他每天批阅公文要用好几支削得尖尖的铅笔，但是更喜欢用毛笔。由于困极了，他有时不免在纸上留下几个多余的墨点。当他在午夜之后还必须长时间地修改或起草文件时，他就不时用热毛巾擦擦脸，振作精神。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睡眠的时间比过去更少了，因为有许许多多无法预料的事情要他操心。他极度疲劳，常常在参加会议的来去途中，在汽车上坐着就打起盹儿，连吃饭也没有准时间。他越来越瘦，脸色越来越苍白。秘书、工作人员、司机和医生护士都很着急。他们企图说服总理放慢工作节奏，但是没有用。于是，他们决定“造反”。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他们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他办公室门上： “周恩来同志： 我们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适应你的身体变化情况，从而你才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利益出发，所以强烈请求你接受我们的请求。” 周总理第二天写了八个字作为回答：“诚恳接受，要看实践。”两天后，邓颖超又提出五条补充建议，写成小字报，并签上名，贴在这张大字报下面。来看他的人，包括李先念、陈毅和聂荣臻三位副总理，看到这张大字报，都表示赞成，也签了名。它是那个时期最值得怀念的一张大字报，表现出被批评的人和大字报作者之间平等交换意见的感人情景。虽然周总理身上的压力并没有减少，但他在这种对峙中似乎占了上风。年龄常常被人们当作少做工作的借口，然而周恩来却把它作为多做工作的理由。一个人年纪越老，能工作的时间就越短，必须抓紧——他总是这样为自己辩解。 周总理每天大部分时间是在办公室中度过的，偶尔在晚间抽出时间出去视察。有时他的助手预先通知被视察的单位，有时他们不能事先打招呼，因为他们自己也是最后一刻才知道总理要到什么地方去。一天晚上，在商店快关门的时候，周总理来到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商店经理一听说他要来，马上通过广播员宣布：“顾客同志们，今天晚上，我们商店有任务，请提前退场。”话音未落，周恩来已从边门走进商店。他握着商店经理的手，亲切地责备说：这是你干的吧！你看看，你这个人哪！他谢绝了经理邀请他先去会议室休息一会喝点茶，立即开始了视察。 周总理夹杂在顾客中，一直走到自来水笔柜台前，请售货员递给他一支自来水笔，并问是否可以用笔蘸墨水试一试。柜台里的售货员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是什么人，他正专心致志地打算盘，结算一天的货款，也许已经在想着回家了。他只是点了点头，也不搭话，甚至懒得抬头看一看。周总理用笔蘸了墨水在一张纸上端端正正写了三个字——周恩来。谁也不知道这个楞住了的售货员当晚是否把帐算错了。 周总理又走到卖剃胡刀片的柜台前，同售货员们谈了起来。他请售货员向生产厂家反映他的意见。他笑着说，请转告他们想办法提高刀片质量，因为刀刃太钝，象我这样的胡子就不好用。长征时期周恩来蓄有浓密的大胡子。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爆发，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蒋介石和张学良、杨虎城举行的三方谈判。当时他仍留着胡子，朋友们都称他“大胡子”。 他的胡子长得特别快。有一次，毛主席指示，要他到大连海滨疗养。他手下的保卫人员建议他把胡子留起来，以免在海滩上被人认出来。周总理认为这个主意荒唐可笑，并对他的全体随行人员讲了一番“胡子和警卫”的道理。他对他们说，设置很多保卫人员，不让群众走近，不让他与群众接触不对。他强调指出，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安全保卫工作才能真正做好。他笑着说：“我？总理？人民公仆要留个胡子？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一个把我同群众隔离的办法！” 所以，他一向至多带两个保卫人员。夜间离开中南海外出，常常只带一个随从。 这是发生在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晚上十点多钟的事情。五路公共汽车从西经路发出了末班车。车到天桥站时，正赶上天桥剧场散场，观众们看完戏后要回家。有两个人登上了这辆末班车，其中一个人买了两张九分钱的车票。售票员递给这位乘客车票时，认出了这位乘客。他失声喊了起来：“周总理！” “小伙子，怎么样？”周总理问他，“行车习惯了吗？”售票员还没来得及回答，乘客们纷纷涌上来同周恩来握手。售票员挤过混乱的人群走到司机那里，告诉他总理在车上。车到北海站时——到中南海的人就在那里下车——售票员打开车门，赶紧跳下车，准备搀扶总理下车。但周总理几乎象他一样敏捷地紧跟着他跳下了车，并向他伸出了手表示感谢。年轻的售票员双手紧紧握着总理的手，他激动得竟忘了说几句问候总理的话，等到他想起来已经太晚了。 周总理乘坐公共汽车亲自了解首都公共交通系统日益拥挤的问题，这并不是第一次。他也乘过无轨电车，谢绝了人家让给他的座位，同上下班的普通乘客一样站着。他希望体验一下在高峰时间挤在公共车辆里是什么滋味。一九七二年，有人建议把经过中南海西门的十四路公共汽车改道绕行。公交部门提出改道的理由是，让在中南海工作和居住的人更方便、更安全。周恩来说：“不要改。少数人方便，多数人就不方便了。”建议被否决了，直到今天十四路公共汽车行车路线还是和过去一样。 周恩来可能是世界各国总理中唯一帮助过指挥交通的人。一次举行国宴，人民大会堂前交通严重堵塞，周总理出来指挥交通。他一边疏导车辆，一边问“黑大个”为什么不来值班。 “黑大个”是北京市公安局一个交通队的队长于有福的绰号，他有镇定自若指挥交通的本领。一名工作人员悄悄地对总理说，“黑大个”已经调走了。周总理命令，马上调他回来。一个小小的警官的名字和面孔会这么深地印刻在周总理的脑子里，这不能不说是件令人惊讶的事。 事实上，周恩来很少会忘记一个人的名字或面孔，即使在他们初次见面后好几年也不会忘记。一九五七年，他同三十年前参加过上海武装起义的老工人会面时，差不多每个人的名字他都叫得出来。 在周恩来的长期革命生涯中，他的一切行动和决定都受一条基本原则的指导，那就是对人民是否有利。政策性问题当然是由党或政府决定的，但是，他作为政府首脑为贯彻政策采取的每一个措施，事先都要和周围同志反复商量，因为它会影响到数亿人民的命运和生计。他对下级干部的意见，不管是他去征求的还是他们主动提出的，都很重视。他认为，一个好的领导人不能成为孤家寡人，不能是“先知”，因为“先知”这玩意儿是危险的。一个好的领导人必须坚持正确的判断，也应随时准备放弃错误的决定。一个好的领导人必须善于说服和争取有不同意见的人，使他们接受他认为正确的决定，同时又得有度量和勇气向别人的正确观点低点。他说，这是民主的一个方面。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因此，在他手下工作的人怎么想就怎么说，没有顾虑，不用怕冒犯他的尊严而守口如瓶。周总理不希望在他办公室中有唯唯诺诺的人，他讨厌谄媚和恭维。他对“总理的意见完全正确，我毫无保留地支持”之类的奉承话十分反感。一次他对一个说这种话的人谈了他的看法：“我们谈话、开会，是讨论问题，权衡利弊、提出不同意见，以便得出正确结论。我喜欢听到与我不同的意见。不要总是说‘同意’或‘支持’。” 确实，他对国家的贡献是无可估量的。但是，他始终坚持，功劳要归于党中央和毛主席，不要突出他个人。例如拍集体照时，除非礼仪的需要，他总是避免成为注意的中心，随便地站在人群当中。借用他一句常讲的话，他喜欢做“人民群众中的一分子”。但是，要是出了什么差错，他总是第一个站出来承担责任，从不把责任推给别人。不论在大会上或与人谈话时，只要能起到一些有益的作用，他对党内外人士都不讳言他的不足或过去犯过的错误。他认为，一个人的错误应该成为别人的教训。他诚恳直率地进行自我批评，因此有一次毛主席说：“恩来同志自我批评做得太多了。” 第 4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5 章 周恩来传略 作者:方钜成/姜桂侬 第 5 章 一九五九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政府宣布特赦战犯，其中大多数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犯。周总理此时思绪万千。国庆节前夕，在战犯获释之前，他同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一起，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曾受蒋介石器重的几位将军。 杜聿明（一九○五——一九章，是有影响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在以“五四”运动为先声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周恩来同邓颖超一样雄辩，一样精力充沛。尽管他们都是当时爱国学生组织觉悟社的社员，在开展政治活动时彼此常常相见，但是，囿于当时的封建习俗，他们严格约束自己，把感情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一九二○年十一月，周恩来同来自国内其他地区的近两百名学生乘船赴法国勤工俭学。勤工俭学是法国政府从一九○○年“庚子赔款” 注【一九○○年，英、美、俄、德、日、法、奥、意等名字“辛西娅”。在她的活动圈子里，用一个听起来带洋味的名字是大有好处的。 廖梦醒在宋庆龄领导下的保卫中国同盟内当了多年的秘书兼办公厅主任。在这种身份的掩护下，她便于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重庆，她和她丈夫一直没有暴露他们的夫妻关系。他们分居两处，她同女儿住在重庆一角的一所小房子里。她丈夫李少石在曾家岩周公馆工作和住宿。当时，由于蒋介石的军队层层封锁，延安缺乏各种医药物资。保卫中国同盟是把外国人捐助的钱和医疗设备、药品等送往延安的一条渠道。 一台国外捐赠的大型X光透视机已运抵重庆机场，等待运往延安。当时只有美国飞机在重庆和延安之间飞行。但是，这些飞机的舱门太小，那台大型X光透视机装不上去。周恩来要廖梦醒和孙夫人商量，孙夫人派廖梦醒去找史迪威将军的副官理查德·杨上校。这位上校是生在夏威夷的美籍华裔，是史迪威将军的亲信。廖梦醒英语和日语都讲得十分流利，杨上校不懂汉语，她就用英语跟他谈话。杨上校随即向史迪威将军作了汇报。这位富有同情心的将军命令把一架军用飞机的舱门拆开放大，并告诉他的副官，一切就绪立即飞往延安。史迪威深知蒋介石手下的人会捣乱，要求尽快把这件事完成。廖梦醒第二天去见周恩来时得知，那台X光透视机已安全运抵延安。史迪威说到做到。 一九四五年十月章，指出这起谋杀事件是“一个很大的黑幕阴谋”。也许是命运在捉弄，周恩来先后为他的两个密友送终——一九二五年送别了廖仲恺，二十年后又送别了廖的女婿李少石。廖仲恺之死使蒋介石得手，并很快夺取了控制国民党的权力。 十年后，周恩来同年轻的廖承志在长征途中重逢。在这十年中，周恩来组织并领导了上海工人的武装起义和南昌起义。不久，他又回到上海领导党的地下斗争。最后，他于一九三一年赴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同毛泽东、朱德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会合。在这十年中，廖承志已由周恩来在广州时见到的中学生变成了中共正式党员。 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在贵州省遵义城举行了极其重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由于其他同志的斗争和周恩来的支持，在中国共产党内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周恩来和廖承志是在遵义会议之后重逢的。当红二、四方面军进入甘肃省和宁夏后，到了黄河边，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政委周恩来一路打听跟随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廖承志等同志。周恩来当时还不知道廖承志已被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当作“反革命”开除出党，由保卫部门押着、随队伍行军。 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一九二七年的南昌起义中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他并不具备共产党人的素质。他狡猾善变，残酷而有野心，许多不同意他的意见的同志被处决。廖承志和朱光（解放初期曾当过广州市长）等人，也被监禁起来，周恩来就是在这个危急时刻偶然碰到向预旺堡镇开拔的廖承志等人的。 廖承志看到周恩来时，竟不知如何是好——是同政委打招呼并敬礼呢，还是背过脸去？他不想因彼此熟悉而给父亲的老朋友带来麻烦。就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周恩来走过来了。他脸上毫无表情，若无其事，也没有说话。当着押送人员的面，他只是紧紧地握了一下廖承志的手，然后走开了。 那天晚上，周恩来派通讯员把廖承志叫到司令部。屋里坐满了人，张国焘也在那里。张国焘当然知道周廖两家的亲密关系。不过，他仍问周恩来：“你们俩早就认识吗？”周恩来没有直接回答他，佯装声色俱厉地问廖承志：“你认识了错误没有？”“认识深刻不深刻？”“改不改”廖一一作了回答。然后，他叫廖承志留下吃晚饭。在吃饭的时候周恩来不理睬廖承志，只同张国焘说话。饭毕，他立即把廖承志打发走了。张国焘本来已宣布当晚将廖承志处决，幸亏足智多谋的周恩来佯装愤怒，无情地训斥廖承志，才在关键时刻救了他的命。 周恩来有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充分施展了这种才能。林彪、江青一伙攻击老干部时，由于周恩来的机智灵活，使许多老干部免遭一死。然而，即使是这位善于应付内部斗争的大师，有时也会束手无策。他未能救出自己的亲人——他和邓颖超的干女儿孙维世。 孙维世出生于革命家庭。她的父亲孙炳文，母亲任锐（在延安，人称“妈妈同志”）都是中国共产党老党员。周恩来早就认识孙炳文，因为孙炳文是朱德的密友。二十年代初期周恩来、朱德、孙炳文一起在柏林留学时，周恩来还是朱德和孙炳文的入党介绍人。 孙炳文赴欧前是京师大学堂（现北京大学）学生，还做过几年报人。他既是一个文人，又是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革命家。他从德国回国后，就任广东国民政府总政治部上校秘书，周恩来一九二五年十月率部离开广州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孙炳文兼任黄埔军校主任教官的职务。 一九二七年四月，党派孙炳文到武汉工作。由于铁路中断，他绕道去上海。在他到达之前，蒋介石策划的屠杀共产党人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已经开始。由于褚民谊（后来当了汉奸）告密，孙炳文到达上海时立即被捕。一周后，蒋介石密令将这位著名共产党人在上海郊区龙华处决。嗣后的若干年里，蒋介石的刽子手常在龙华处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二十年代中期，周恩来夫妇同孙炳文夫妇在广州常常秘密聚会，讨论党的问题和其他政治问题。那时，孙维世年仅五岁，常常在窗户旁边为他们放哨。她扒在窗口看着外面的动静，如果有陌生人走来，她就预先告诉父亲和周叔叔。孙炳文外出办事时，常把女儿带着。他让女儿扒在自己的肩上，观察有没有人盯梢。孙维世是个聪明的女孩子，似乎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有些懂得。不过，直到几年之后，妈妈才用严酷的现实对女儿进行教育。 孙炳文遇难后，在艰苦的环境里，任锐继续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那时，国民党特务很多，任锐母女必须在特务登门之前转移。每转移到一个新的地方之前，任锐总要把手边的党的文件烧掉。母亲蹲在火炉前烧文件时，总要告诉女儿共产党怎么好，国民党怎么坏。孙维世在九至十六岁这段时间里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常常从一个住所转移到另一个住所。有时她同母亲在一起，有时同母亲分开。 一九三五年，随着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愈演愈烈，任锐安排十四岁的孙维世用化名在同共产党有秘密联系的两个剧团里工作，并住在那里。那时，野心勃勃的女演员江青脚踩两只船，既同共产党接触，也同国民党接触。江青设法靠拢这两个剧团。剧团有时也让她演点小角色。江青当时生活糜烂，这使任锐警惕起来。她警告女儿离江青远着点。江青因此怀恨在心。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孙维世找到武汉，向八路军办事处申请去延安。可是谁也不认识她。况且她年龄太小。十六岁的孙维世站在门口哭得很伤心，不肯离去。周恩来中午返回办事处时，惊奇地发现一个少女在门口哭。他多年不见孙维世了，一开始竟未认出她来。他终于想起了孙维世小时候熟悉的影子，他一把搂住她，连声叫道“啊，孩子！孩子！”周恩来和邓颖超把孙维世送到延安，常给她写信，向她倾注只有慈爱的父母才能给予的那种爱。周恩来和邓颖超后来与任锐联系上了，要求把孙维世收为干女儿，任锐高兴地同意了。 孙维世差不多是和江青同时到延安的。江青在上海呆腻了，想换个地方闯闯。似乎是命运又把孙维世和江青弄到一起了。她们是抗大的同学，还曾同台演出过《血祭上海滩》。 《血祭上海滩》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上海一个家财万贯的资本家与情妇不和，这个女人爱上了司机。那司机是一个爱国者。他把一车运给日本人的弹药开进了黄浦江，自己也牺牲了。江青扮演剧中的情妇，孙维世扮演剧中资本家的女儿。 第 5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6 章 周恩来传略 作者:方钜成/姜桂侬 第 6 章 在三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江青说让她演那个资本家的情妇使她丢了脸。该剧的编剧任白戈为此而挨了整。实际上，是江青自己要演那个角色的。当时她刚到延安不久，想炫耀自己的表演“天才”，以引起延安名人的注意。 一九三九年夏，周恩来骑马去党校讲课，不慎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因而造成右臂骨折，治疗需要有较高明的外科手术，而当时延安还不具备这样的医疗条件。于是，中央决定送周恩来去苏联就医，由夫人陪同首途。 孙维世得到毛主席批准同周恩来、邓颖超一起去莫斯科。他们取道新疆去苏联。周恩来夫妇在莫斯科一直住到第二年春天，但治疗不怎么成功。孙维世先入莫斯科的东方大学，后进莫斯科戏剧学院，先后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这两所学校。她在苏联学习了六年多，掌握了俄语，并开始从事戏剧事业。 一九四六年，孙维世回国。那时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刚刚开始。三年半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同苏联党政领导人举行会谈。孙维世是代表团翻译组的成员。五十年代以后，孙维世除了从事自己的专业——戏剧工作外，还为毛主席和周总理担任过翻译。在戏剧方面，她编导了一些话剧。她编导的最后一个话剧《初升的太阳》，是描写大庆油田工人生活的。 附带提一下，孙维世出于对养父母的爱，于一九五○年化大革命”进入高潮，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发号施令。她急不可待地要跟孙维世算帐了。她同林彪的妻子叶群达成了一笔交易。叶群同江青一样，是一个权欲熏心阴险毒辣的人。江青告诉叶群，孙维世是她的仇人，问叶群能不能派人替她把孙维世抓起来？她说，如果叶群愿意那样做，她将报答叶群。她问叶群有没有想要除掉的仇人，如果有，她保证为叶群除掉。 就这样，江青同叶群制定了她们的抓人计划。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革小组”调查澄清她哥哥的案子。上书没有回音。孙泱在人民大学被隔离审查期间不明不白地死去了。 在那个武斗不断的无法无天的时期，遭到攻击的不只是与周总理关系密切的人。实际上，所有的副总理都受到同样的诬蔑。这一连串的事件暗示要出大事。看来林彪和江青再也按捺不住了，要袭击他们的最终目标——他们出来攻击周总理本人了！一天清晨，北京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天安门广场北边的城墙上贴出了指名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江青的爪牙又闯进孙维世的家，对她百般威胁，逼着她交代关于周总理的事情。他们把嗓子都喊哑了，仍一无所获。 于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公安人员闯进了孙维世的家，以“特务嫌疑”的罪名逮捕了她的丈夫、著名演员兼导演金山。他们翻箱倒柜，没收了所有珍贵物品，特别是孙维世同毛主席和周总理合拍的照片以及周恩来和邓颖超写给孙维世的信。他们把这些东西送到江青那里，江青把它们撕得粉碎。接着，孙维世本人也被逮捕并遭到迫害。从一九六科，李鹏学习科技，主攻电力和水利工程。孙维世惨死在江青一帮党羽的毒手之下，李鹏则闯过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关。 李鹏现年五十七岁。相对而言，他是中国政界一位新人。在一九。这是伯伯最后给秉建留下的珍贵遗训。 一九七六年一月革”期间，她和周总理除了公事外，实行“三不主义”，以避免麻烦：一不接见人，二不和人通信，三不看望人。她说，现在是大家再次相聚的时候了。（范若愚：《西花厅赏花品茶聚会记》，载一九化大革命”中，未能做到。他每天长时间工作，很少锻炼身体，只是偶尔打打乒乓球，或在中南海散散步。他总是“今日事，今日毕”，经年累月，星期日也照样工作。他从不休假，即使被逼无奈出去度假，也要随身带上厚厚几叠文件。 “修养要则”的其他几条他都做得很好，尤其是第六条。这一条强调密切联系群众，向群众学习和帮助群众。 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其他两项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和理论联系实际。）各级领导干部和一般党员都要实行群众路线。党认为，只有这样做，一个执政党才能摸准人民的脉搏，才能了解群众的愿望，知道他们有什么意见，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领导人不能整天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而必须深入基层，到人民中去呼吸新鲜空气，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而更重要的是去学习。党认为，联系群众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关键。 在这方面，有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有一次周总理参观一个美术作品展览会。墙上挂着一幅画，画着毛泽东和朱德在公园里散步。据说，这幅画意在表现两位领导人平易近人。可是，在画中，毛泽东和朱德周围连一个人影儿都没有。总理看了看，问道：“群众哪里去了？别的游人哪里去了？是不是都被赶走了呢？”展览会的组织者满脸通红，当场上了一堂课——关于政治与艺术关系的一课。 周恩来总是千方百计去接近群众，同各行各业的人打成一片。他态度和蔼，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从不以国务院总理自居，而是把自己当作人民中的一员。人们心里想些什么，都愿意在他面前倾吐，而总理自己也会从中发现使群众苦恼的问题。有些事他常常亲自过问，其实严格说来，这些事并不属于他的职责范围，而应由下级或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处理。这些事一经总理过问，往往就有下文，有了结果。例如，纠正错误或平反冤案就是这样。这方面有个典型例子，就是纠正中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张权的错案。 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多才多艺，正处于艺术高峰时期的张权被划为“右派分子”。她因此蒙受政治耻辱和种种可怕后果。除了降职降薪之外，她被中央实验歌剧院除了名，调到黑龙江省的哈尔滨。祸不单行，她的丈夫、合唱队指挥莫桂新同遭厄运，结局更惨。按他的所谓“罪行”，他被戴上右派帽子，送往东北边境的兴凯湖农场，接受劳动教养。他受不了那个折磨，不久就辞别人世了。 这位年轻妇女——一位已取得相当成就的音乐家——究竟犯了什么政治罪行，遭受这样的惩罚？一九五七年，《文艺报》发表了该刊记者采访并由张权署名的一篇文章，批评领导未按照艺术规律管理歌剧院，并且就此提出一些颇为直率中章出知善意，是为了促进优秀歌剧的产生，并不带有个人动机。但是，领导方面却不这么看，相反地，歪曲她的文章是“破坏党的方针、政策”。更荒唐的是，张权不过是提出工作中一些不足之处，却被批评为诋毁党所领导的歌剧院。这位曾给北京音乐爱好者带来欢悦的优秀歌唱家，就这样从舞台上销声匿迹了。过了许多年，她的问题终于引起周总理的注意。 为学习，张权曾付出辛勤劳动，取得了卓越成就。一九四七年夏，这个已有两个孩子的母亲，只身乘船去美国旧金山，转赴纽约州罗彻斯特的拿撒勒学院音乐系免费学习。一年之后，她又得到一项奖学金，到也在纽约州的有名的伊斯特曼音乐学院做研究生。在名师指导下，她掌握了从十六世纪到近代各种流派的歌剧和艺术歌曲，获得了硕士学位和音乐会独唱家和歌剧艺术家证书，虽然张权还是个学生，但已经常应邀在音乐会上演唱。 伊斯特曼音乐学院的奖学金，虽然足够缴纳学费和其他学习费用，但不够支付她俭朴的生活开销。于是，她利用业余时间打零工：当记帐员、帮人家看孩子、做家庭教师、到餐馆洗碗碟，还当过图书管理员。每逢暑假，她总是到柯达公司胶片部去打工挣点钱。除了支付生活费用外，她每周还要设法存下一点钱，作为回国的路费。她取得学位和独唱演员证书后，许多老师和友人劝她留在美国。然而，张权的心此刻早已飞回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一九五一年十月，她登轮东返。此时，这位三十二岁的女高音歌唱家，艺术上已是炉火纯青，满怀希望和期待，准备把自己在美国学到的知识奉献给祖国。 第 6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7 章 周恩来传略 作者:方钜成/姜桂侬 第 7 章 张权回国后，在北京举行首场音乐会，坐无虚席，盛况空前。周恩来总理意外地出现在前排座席上。总理的露面，是向所有爱国者，特别是知识分子表示：政府欢迎他们回来帮助建设新中国。当帷幕在最后一次掌声中降落时，他走上前去向张权致贺，赞扬她的爱国主义精神并预祝她取得更大成功。 回国后的第一年，张权教授声学，同时又是一位深受欢迎的独唱演员。她的歌唱生涯已达鼎盛时期，但她更加勤奋地工作着，甚至在怀了第三个孩子已经七个月的时候照样登台演出。一九五六年，中国首次排演歌剧《茶花女》，她担任主角，内心真是愉快极了。不料一年之后，厄运来临，连她两个上中学的女儿也因为妈妈戴上了“右派”帽子而受到岐视。 她心中有一种负罪感，却又有些怀疑自己是否完全错了而感到委屈。这种复杂的感情痛苦地折磨着张权。但是，即便是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她也没有绝望；她对自己有信心，也相信党的领导人。痛苦并未影响她每日照常练功，并且多少年来一直这样坚持着。 后来，周总理听说了张权的遭遇，他研究了她的问题，并摘掉了她的“右派”帽子。一九六二年，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当时在哈尔滨歌剧院工作的张权接到通知，请她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周恩来当时任全国政协主席。 那时候，每逢周末总有舞会。高级干部象一般干部那样，在一周辛劳之后，偶尔也在舞会上露面。政协会议期间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一次舞会上，张权的一些旧友和老相识，看到她重返京都而极感欣喜，非要她唱歌不可。盛情难却，她走上北京饭店的小舞台，唱了自己最喜爱的民歌《绣荷包》。这是她因遭遇不幸离开北京四年后在首都的第一次演出。她的歌喉婉转，抑扬动人，一如往昔。当她唱到最后一句歌词时，周总理悄悄地走近了小舞台。最后一个音节唱完了，雷鸣般的掌声响彻大厅。总理一边鼓掌，一边热情地招呼张权，握着她的手，意味深长地说： “好久没有听到你唱歌了。”一句话使她的泪水夺眶而出。张权还从来没有这样悲喜交集。 接着，总理请她跳舞。他们一边跳舞，一边交谈。总理详细询问了张权这几年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你调离北京，我不知道。在东北生活习惯吗？不习惯就还是回来吧。”接着，总理问起她丈夫的情况。当他听到莫桂新被送到兴凯湖农场三个月后就死去了的消息时，突然停住了舞步。为了不再谈这件伤心事，总理话锋一转，问起她孩子的情况来。总理的亲切态度使她鼓起勇气，提出一个在她看来颇为重要的问题。 “总理，”她的声音显得不是那么自信。“犯了右派错误，改了，还能不能成为左派？” “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可以？” 听到总理亲口讲这句话，她的疑虑顿消。政协会议的第二个星期，她即按当时她对“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化大革命”。象许多人一样，张权又遭横祸。连续十年，特别是在六十年代末期，受过大学或高等教育的知识界的精华普遍受到怀疑。至于在国外留过学或有海外关系的人更是受到怀疑，自不待说了。知识分子统统被叫作“臭老九”，排在社会底层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务和走资派之后。 张权自然首当其冲。林彪、江青及其追随者认为她得到了周总理的特别照顾，就把她作为打击目标。她的艺术生命再次被迫中断，不能登台演唱。她的历史——一个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就足够把她打成“特务”和音乐界的“反动学术权威”。她失去行动自由，受到肆意凌辱。江青的爪牙逼她招认自己是“特务”，被隔离审查，结果她的腰椎骨盘跌伤了。 在这整个时期，张权从不怀疑真正代表党和政府的是周恩来，而不是林彪、江青一伙。这一信念给了她勇气。到一九七六年秋天，随着“四人帮”的垮台，中国得救了。张权从绝望的深渊中跳出来，又回到阳光普照的新时代。不久，她得到彻底平反，工资和艺术级别都恢复了。她已故的丈夫也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在“文化大革命”中，象张权那样以莫须有的罪名挨批挨整的人，从上到下，不计其数。实际上，这些人后来几乎都被证明无罪，恢复了名誉；活下来的多数人重操旧业，或官复原职。无疑地，许多人都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 张权重返北京的音乐界后，在她的保留节目中增加了一首怀念已故总理的颂歌。她那发自内心深处的歌声，使她和听众的感情完全交融在一起。 一九六○年，周总理亲自安排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观看十月一日国庆游行。他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在普天同庆的日子里，表示政府宽恕溥仪，不咎既往。 辛亥革命废黜了溥仪，那时他年纪还很小。多年后，他又在日军占领下的我国东北充当傀儡皇帝。战后溥仪被关进监狱。经过耐心教育，他开始认识了自己荒谬的前半生，进而憧憬一个有意义的后半生。一九五九年国庆节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颁布特赦令，使这个末代皇帝和其他一些战犯（其中多数是国民党的将领），获得了自由。 溥仪获释后，总理接见了他，溥仪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瘦长的个子，穿了件不大合身的中山服，有点寒酸。进入会客厅时，这位末代皇帝必恭必敬，自惭形秽，显得十分拘谨。他大概是在想，在总理面前，应该首先彻底坦白自己恶迹昭彰的历史。于是，他开始喋喋不休地列举过去犯下的罪行和做过的错事，譬如：他曾是地主阶级的总头目，曾把国家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并充当了他们的傀儡，诸如此类。总理打断了他的话，说他已经作了不少自我批评，不必再说了。“如果有时间，”他对溥仪说，“你不妨写一本回忆录，这就是为国效力了。”这些话使溥仪如释重负。他向总理报告，他回家后，他昔日的臣子有人竟给他下跪，按照君臣礼节迎接他。他训了他们一顿，批评他们太落后。他还对他们说，他自己的思想比他们还进步一些。 根据各方面提供的情况看，末代皇帝在狱中和刑满后，对待思想改造是认真的。这使一些会见他的日本客人感到惊奇。“中国共产党究竟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简直不可思议！”一位客人说，“他们竟能改造皇帝！”溥仪后来被分配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员，工资不高，表现很好。他于一九六七年逝世。在晚年，他根据周总理的建议，写了一部书——《我的前半生》。这部自传讲到一个年仅三岁的孩子如何哭着登基，中年时如何无所事事和骄奢淫逸，如何成为一个听人摆布的傀儡，以及他的思想最终如何发生了变化。 周总理并不认为同曾被定为“人民的敌人”的溥仪接触有损他的尊严。他说，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党的政策是帮助战犯们洗心革面，重新作人，而溥仪又是满族人——满族是我国五十多个少数民族之一。党的政策是最大限度地联合全国各民族，把他们团结在政府周围。在这方面总理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并采取了许多妥善周密的具体措施。溥仪获得特赦后不久，总理曾设宴招待他和他的家族，并邀请了满族作家老舍夫妇作陪。 这样的场合，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大好机会。总理开头几句话，就说到点子上。他说，“一个溥仪，一个老舍，都是满族人。过去一个是皇帝，一个是穷旗人，非但不能坐在一起，就是见了面大家也都要给皇帝下跪。今天，我们三个人都坐在一张桌子旁，变化真大啊！既然变化大，我们大家就都得学习，才能适应这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都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啊！”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这就是总理耳提面命的教诲，可谓一针见血！ 注【胡絜青：《周恩来对老舍的关怀和教诲》，《作家的怀念》，四川人民出版社。】 老舍，原名舒舍予，是中国最有名的作家之一，早在四十年代初就同周恩来相识。在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和在重庆的其他共产党人的进步主张吸引了这位多产作家。老舍曾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过中文。一九四九年，他在美国讲学时，周恩来以总理身份邀请他返回解放后的中国。这年年底他回到祖国。翌年，他当选为北京市文联主席。虽然老舍在国外呆的时间很长，但他很熟悉北京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凡是眼睛能看到的，耳朵能听到的，鼻子能闻到的，特别是老北京的阴暗面，他都了如指掌。老舍回到北京，喘息未定，便埋头创作。他描写北京南郊一个贫民区变化的话剧《龙须沟》，是对旧社会的控诉和对新社会的歌颂。周总理很喜欢这个戏，向毛主席推荐。一九五一年春的一个晚上，毛主席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了《龙须沟》的演出。 解放后十六年中，老舍创作了十几个剧本，还写了一些别的文章。 注【继《茶馆》之后，一九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暴中。 在“文化大革命”的头几个月，这位年老体弱的作家被“红卫兵”拉去参加一场又一场的“批斗”会，他的罪名是“反动”，宣扬资本主义复辟。 一天晚上，人们在太平湖岸旁发现了老舍的尸体，上面覆盖着一张草蓆。他究竟是什么时候死的，又是怎样死的——在他惨死近二十年后的今天，仍然不很清楚。“红卫兵”说，老舍是畏罪自杀。但有几点事实是确凿无疑的：有一天老舍被拉去批斗，第二天失踪，第三天就发现他的尸体。老舍夫人深夜接到通知去认尸。她跪在丈夫身旁，替他擦净头上和身上的斑斑血迹。此情此景，她终生难忘。 总理对老舍之死感到震惊和悲愤，他指示有关部门进行调查。但是，尽管他悼念死去的朋友，却无能为力，因为那时林彪和江青之流掌握着很大的权力。 为这位天才作家昭雪的骨灰安放仪式，直到一九七，也懂得一点法文、德文和日文，只是不能用来进行长时间的谈话。他对翻译要求很严格，也很体贴他们。在宴会上，总理总要给坐在身边的翻译夹菜，因为在筵席上当翻译可不是件轻松的事。 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开始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称职的专业翻译人员的数量不足，已成为一个尖锐的问题。至于能使用一两种外语的学者，需要量就更大了。一九七○年，周总理着手解决外语教学问题。在七月到十一月间，他在中南海与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北京大学外语系的教师和学生代表开了四次座谈会。由于总理工作繁忙，座谈只好安排在深夜开始，至翌日凌晨结束，有时长达五个小时。 注【北京大学西语系：《巨大的鼓舞 难忘的教诲》，《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你》第三辑，第367页，人民出版社。】 尽管他已是七十二岁高龄而且心脏不好（一九六六年他的心脏病发作过一次），但他在这些座谈会上总是那样精神焕发，仿佛是在处理当天的第一件公务。头两次座谈会，主要是总理提问题，教师和学生汇报情况。他口问手写，记录答问的要点，并尽量让每个到会者都发表意见。第三次座谈会象是上大课，由教师讲课，总理在下面听讲，一面了解学生的外文程度。 最后一次座谈会实在是“压轴戏”。总理对历次座谈作了总结，强调要狠抓“三个基本功”：政治思想的基本功，语言的基本功和文化知识的基本功。他提醒外语工作者，不管是做翻译还是做外交工作，都必须掌握这三项基本功，才能对国家作出贡献。 他当场出题考这些大学教师和大学生，提了几个普通常识问题。他问道：“今天大家都看报了吧！拉丁美洲提出领海权的有哪十四个国家？一下子能说出来的，请举手！”在座的人面面相觑，都不敢举手。后来，总理就随便指定紧挨着他坐的一个人回答，可是他的回答很不完全。于是，周总理就从拉丁美洲西海岸一直数到东海岸，一个不漏地说了出来。他强调，外语是媒介，一个好的翻译工作者，不但要有正确的政治立场，而且要有广博的知识。他指出，学习外语要注意五个字：读、说、听、写、译，在这五个方面没有严格训练，在工作中就不能称职。他认为，学生除了在课堂上讲外语，还要走出学校，走向社会，走向社会，到机场、码头等地方去实践。 座谈会经常被打断，有时是医生来提醒总理服药，有时是秘书请他去接重要电话或者送文件请他审批。然而，每次座谈会上，他都自始至终全神贯注。如果他在会上看到一个陌生面孔，就要问他的姓名、年龄、家庭等情况。如果一个学生参加了一次座谈会，下次会上，总理十之系或教育部管的事情。更可惜的是，座谈会并未产生什么实际效果。因为，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尽管从心里赞成总理的意见，却不敢贸然离开“文化大革命”中编写的几本充斥空洞政治口号、很不象样的英文教科书。总理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本意是要让学生广泛阅读外文原著，但却被解释为死记硬背那几本教科书。因为，在那些年月里，江青一伙向他们在北大和其他高等院校的追随者发出了许多指示，象紧箍咒一样地束缚着教育事业。教授们如果胆敢推荐西方名家的文学作品，即使这些作品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都是有益无害的，就可能被指责为“腐蚀”青年学生。在那些年月里，连贝多芬和莎士比亚的作品都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弃之如敝屣，谁也不敢冒那个风险。 直到江青倒台之后，人们才充分认识到总理关于外语学习的指示的重要意义。校园里出现一股热潮，无论是学生或教师，都开始如饥似渴地搜罗外文原著，特别是英文原著。美国出版的口语教材《英语九百句》很受学生欢迎。有的人甚至认为，手上有一册《九百句》，英文便能无师自通了。 毛主席生前就刻苦学习英文。一九七二年，周总理对解放军的一批空军干部说过，应该以毛主席为榜样：“主席快件的间隙偶尔翻翻这本手册。日本女排的胜利和大松博文的严格训练方法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思考着中国男女运动员可以从日本的经验中学到什么。 当大松博文率队来华与我国女子排球队对垒时，周恩来抽时间去看日本姑娘们和他们的教练打球——不是看比赛，而是看训练，看她们的训练过程，分析研究她们取得成功的秘诀。他从头至尾看完一场训练。大松博文和队员们个个累得筋疲力尽。他和大松交谈时没说别的，只是称赞他训练有方。周恩来很欣赏大松和他的训练方法——从难、从严、一心想着下一场比赛而进行训练。总理指示国家体委要督促中国运动员向日本人学习。他还当即邀请大松博文次年来华训练中国女子排球队。大松，这个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占华北的日本陆军中当过二等兵的排球教练，对中国总理给予他的荣誉感到受之有愧，他感激地接受了邀请。 周总理非常重视体育道德和比赛风格。这从他在七十年代提出的著名口号“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中可见一斑。如果本国运动员与来华访问的外国运动员在比赛时发生了什么纠纷或有什么不友好的举动，总理就会严厉批评国家体委负责人。有一次，中国足球队与一个来自东南亚国家的足球队进行比赛时出现了一两次小磨擦，场内观众认为客队有粗野动作，发出了嘘声和喧闹声。这件事传到了总理办公室。 这时已是凌晨三点，总理还在工作。他打电话把负责体委工作的副主任从床上叫醒，要他立即到中南海去。这位睡眼惺忪的副主任挨了一顿批评。总理说，这支足球队是应邀来我国访问的，他们是客人，我们应当尊重他们。即使他们的作风欠佳，我们可以在比赛结束后和他们谈谈，大家交换一下意见。但你们怎么能容许观众起哄呢？总理认为，要对这次事故负责的是副主任和其他负责的干部，而不是观众，因为它表明体委的工作做得太马虎。体委应该事先提醒观众正确对待国际比赛。周总理问道：你们就不能在入场券背面印上“礼貌待客、为双方鼓掌、尊重裁判”之类的话吗？ 第 7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8 章 周恩来传略 作者:方钜成/姜桂侬 第 8 章 过了几天，这位挨过批评的副主任又见到了总理。总理问他是否读过最近一期《新体育》上的一篇文章。文章讲的是，一个小学教师对自己在担任该校足球赛裁判时没有把工作做好而主动承担责任。这位教师还挨了一名球员给他的拳头。但他觉得自己有错，因为第一、作为教师他没有教育学生遵守规则，第二、自己确实错判了几个球。“真是个了不起的教师，思想境界很高，应当表扬！”总理说着，转而又明确谈了这个经验教训：“你是领导干部，可以从这个小学教师身上学到一些东西。实际上，你们的体委干部都应该向他学习。” 谈到运动员的体育道德和作风，著名的日本女子乒乓球运动员和一九五九年世界女子单打冠军松崎君代给周总理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九六一年她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很快就赢得了乒乓球迷们的好感。因为她球艺精湛，风度雍容，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从不显得激动紧张。松崎君代当时二十三岁，而且处于最佳竞技状态。人们都认为她能够卫冕，谁知在半复赛中被一名匈牙利选手淘汰了。虽然输了，她却是带着笑容退下场来的。 总理注意到，松崎每输一分，脸上总会掠过一丝微笑。他对这种运动员风格印象很深。他出席了为日本队举行的饯别晚宴，同客人们交谈了好一会儿。他特别向松崎君代祝贺，称赞她胜不骄、败不馁的大将风度，还要在座的中国运动员向她学习。这是松崎君代首次会见中国总理。从一九六一年起，她便成为周总理和总理夫人的朋友。在后来几次访华时，松崎君代都被请到中南海总理家作客。一九六三年君代再次夺得世界女子乒乓球单打冠军。周总理在给日本队的贺电中还特别提到她的胜利。松崎君代在中国享有殊荣，无论走到哪里，都被人们称为“周总理的客人”，甚至在总理逝世后也是如此。 松崎君代在第二次获得世界女子单打冠军后，便不再参加正式比赛。一九六四年十月她作为日本女子乒乓球队教练重访中国。她和其他一些著名的中、日乒乓球运动员应邀到周总理家吃饭。这次她吐露了一个秘密：她要结婚了。周总理和女主人马上向她赠送了两条大红绣花被面作为结婚礼物。①＠①周斌：《精心浇灌友谊花——忆周总理家的一次午餐会》，载一九艺界、体育界人士交朋友，但他的朋友不限于自己的同胞，还有外国人。他对朋友们无微不至的关心一直被大家传为佳话。 周恩来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章，她的精神还很年轻。我们祝贺斯特朗女士继续为人民写大量的文章，祝贺她永远年轻！” 斯特朗感谢主人为她举行了一个丰富多采的生日宴会。她说，总理说她只有四十公岁，还很年轻，她听了很高兴。①＠①刘良模：《怀念敬爱的周总理》，载一九七九年三月七日上海《文汇报》。＠① 出席宴会的爱泼斯坦曾在三、四十年代担任过美国合众社驻中国记者，著有《中国没有完成的革命》一书，近著是《转变中的西藏》。他的妻子邱茉莉（已故）曾帮助斯特朗做《中国书简》的编辑发稿工作。据爱泼斯坦回忆，在那次生日宴会上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周总理与宾客们一起唱歌，还鼓励大家一起哼几支熟悉的曲调，特别是《长征组歌》。他虽然年已六十七岁，看上去仍象当年在南开中学英姿飒爽地指挥学校合唱团的那副学生神气。这种欢庆场面使斯特朗心花怒放。 《中国书简》是斯特朗一生最后一项重要新闻报道工作。书简写的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国情况，每两星期出一期。当然，她对中国的报道远远不止这一件。抗日战争时期，斯特朗首先在报上揭露了国民党在一九四一年一月进攻新四军的阴谋活动。①＠①关于皖南事变，参阅《中国共产党历史讲话》第24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另见《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729735页。＠①在这一事件发生前不久，她在重庆。周恩来同她谈了好几个晚上，议论中国政局，透彻地分析了抗日战争以及它给紧张的国共两党关系造成的影响。他预言国民党可能再次突然掉转枪口对付共产党，而不去打共同敌人日本侵略者。周恩来还说，种种迹象表明这个突然袭击会很快到来。“不过”，他叮嘱斯特朗说，“这些材料暂且不要发表，什么时候需要公布，请你等我的话。” 不出一个月，蒋军果然向驻在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突然发动了进攻。新四军遭受重大损失。它使人想起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以突然袭击方式屠杀共产党人的卑鄙行径。他做了日本军队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然而，严密控制新闻界的国民党宣传机构却抛出无法令人相信的奇闻。他们说，事件的起因是新四军违抗命令和图谋不轨。斯特朗刚从中国回到纽约，便接到周恩来的电报：“把你所知道的材料公诸于世吧。”于是，她发表了她的报道，使同盟国为之愕然。①＠①原中央外事组部分同志：《回忆周总理在解放前的外交战斗》，《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第二辑，第99页，人民出版社。＠① 抗日战争结束后，斯特朗又来到中国。这次她在延安住的时候最长。她经常与周恩来夫妇讨论中国和国际局势。正是这时，毛主席在与斯特朗的一次淡话中称原子弹为“纸老虎”，并且详细阐述了装备精良的帝国主义势力貌似强大但并非不可战胜的论点。“纸老虎”这个词便由此闻名世界。①＠①《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0871092页。＠① 此时，蒋介石已调动几百万军队，准备大举进攻。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他相信，不出六个月就能彻底消灭共产党军队。蒋介石在日本投降后接收了大量物资、弹药，还有美国政府向他提供金钱和军火。因此他满以为会速战速决。周恩来劝斯特朗离开中国，等全中国解放了再回来。她没有等多久，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另一个佚闻也能说明周总理考虑事情细致入微。一九六三年六月，周恩来陪同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到东北沈阳市参观访问。崔庸健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三十年代曾在我国东北深山老林里与中国同志并肩抗击日军。六月二十一日是他的生日，总理决定用朝鲜传统方式为他举行一次祝寿宴会，不让他事先知道。总理定做了寿桃、寿面，还外加一样特别花色：煮得很软的高梁米饭。宾馆厨师都给弄糊涂了，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总理会用粗粮招待贵宾。总理给他们解释说，崔庸健曾与我们共过患难，吃高梁米饭会使我们回想起过去一起度过的艰难岁月。不过，这高梁米饭一定要煮得很烂，因为我们的岁数大了，只能吃一些容易消化的东西。这次宴会以及简朴的饭菜使崔庸健深受感动，回忆起许许多多往事。①＠①《辽宁日报》通讯员、记者：《周总理的光辉照千秋——回忆敬爱的周总理在辽宁》，《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第二辑，第147148页,人民出版社。＠① 但是，周恩来却从来不允许别人替他做寿。他自己的生日——三月五日——几乎是国家机密，直至他去世后才广为人知，而且只是在一九七率领的美国队共有十三个队员，他们对于这个邀请既高兴又纳闷，经过一番踌躇终于接受了。为了使这一举动看起来不偏不颇，就给在名古屋参加比赛的另外四个国家队也同时发出邀请。它们是加拿大队、哥伦比亚队、英国队和尼日利亚队。自然，在北京受到最大关注并成为国际新闻界热门话题的是这批美国人。“乒乓外交”就这样诞生了。 美国等五国乒乓球队在四月中旬访问中国。四月十四日周恩来总理同各国队员的会见，是这次访问的高潮。他绕场依次与每个乒乓球队的领队握手寒喧，然后坐在话筒前向大家发表讲话，圆满回答了一些提问，妙语如珠，四座欢腾。他针对美国人说的一番话使这次会见具有历史意义。他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①＠①见1971年4月15日《人民日报》。＠① 接着，美国方面邀请中国乒乓球队在这一年回访美国。随着两国人民之间的这种接触，中美两国长达二十年的僵持对立局面开始解冻了。而这一切的推动力量却是一只小小的银球，以后它便象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亨利·基辛格接受周恩来的邀请，于同年七月对北京作了一次秘密访问。①＠①见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三册，第11页，世界知识出版社。＠①他是取道巴基斯坦悄悄进入中国的，为美国总统第一次访华做好各种安排。周总理紧紧抓住这一机会，揭开了中美关系史上的新篇章。 第七章　出类拔萃的外交家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周恩来公开肩负起掌管中国共产党对外事务的重任。人们通常认为，这是他外交生涯的开始。其实，他的外交活动可以追溯到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为了宣传这一重大事件，周恩来争取了当时正好在西安的两位同情中国共产党的外国记者帮助工作。 注【周恩来的外交生涯，就与外国人接触而论，可以追溯到一九三六年夏在陕西前线与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初次见面的时候（见《西行漫记》中《去红都的道路》一章）。还可以再上溯到二十年代，他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苏联顾问加仑打交道野时候。】一位是美国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一和英文报道，交给电台播出。 中国共产党处理外事的第一个常设机构，是一九三七年在武汉建立的。它是共产党领导的章，在此毋庸赘述。只有一点需要补充：他不但花了很多时间与外国的上层人物打交道，也很重视做外国下层人士的工作。他往返延安乘坐的是美军提供的飞机。为了表示谢意，周恩来在延安亲自宴请机组人员。这事本来可以交给下面的人去办，他却亲自作东道主，因为这使他有机会与年轻的美国人接触交谈。美国工程兵团的士兵曾帮助中共代表团架设无线电台。完工之后，他也亲自宴请他们。周恩来平易近人、落落大方的风度给这些美国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们毫无保留地表示对他的敬佩。这使蒋介石大伤脑筋。 在国共两党全面内战爆发后的一个时期，因为周恩来兼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要集中精力处理军务，外事组的工作改由叶剑英负责。直到一九四件。他担任总理的头十年里，兼任过外交部长职务。在两次重大国际会议（即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之后，外交部长的职务由陈毅接任。 注【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共第儒雅，耐心无尽，聪慧过人，机巧敏捷，他在我们讨论之际，轻而易举地就点破了我们新关系的实质，似乎除此之外别无明智的选择。”（《白宫岁月》第三册，第1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而且对治国之方也有精辟的理论。他向手下工作人员所作的指示，不仅具体、详细，而且对于为什么要这么做，还有详尽的解释。从建国初期他在外交部的一次讲话中，可以窥见他的思想的一斑。 他对一大批初出茅庐的外交官员说，一个国家在政治生活中，必须随时准备进行两种战斗——文的一手和武的一手。文的包括舌战和笔战。外交归于文的一类。武的不见得每年都有，但文的肯定天天都有。在外交战线上工作的同志要随时准备进行文战，并力求取得胜利。他告诫他们，前面还有困难和障碍，因为新中国不同于旧中国，外交无先例可循，必须另起炉灶。周恩来认为，当然不能照抄照搬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苏联的外交方式也不完全都适合于中国。他在学习外国时，坚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坚定地维护对中国有益的东西。 第 8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9 章 周恩来传略 作者:方钜成/姜桂侬 第 9 章 他在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时，提出了一个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的重要论点。这个论点可以归结为:资本主义世界分崩离析，不是铁板一块。他说，资本主义国家分为三种势力：一是动不动就发动战争的好战势力，二是主张维持现状的势力，三是主张维护和平的势力。根据这个分析，他为中国制订了如下的外交方针：团结维护和平的势力，争取主张维护现状的势力，孤立好战势力。换句话说，就是要在国际舞台上建立维护和平的统一战线。他说，中国有可能也有必要去影响这些势力。他举了一个小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 一九五四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庆祝建校两百周年，邀请中国派人出席在纽约举行的庆祝会。那时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刚过一年，中美之间关系仍十分对立，两国之间即使在文化领域进行交往恐怕也是不合时宜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谢绝邀请的同时，还是向该校发了一份贺电。新华通讯社在播发这份贺电时，只提到郭沫若的名字，没有提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格雷森·柯克博士的名字。从学术礼仪来说，这是失礼的。周恩来严肃批评了造成这次失误的编辑。他说，看了这条消息的人不仅莫名其妙，会不明白为什么只有被邀请人的大名而没有邀请者的名字，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一次做工作的机会。 周总理从不放过这样的机会。已故的联合国秘马舍尔德曾于一九五五年访问北京，为释放侵入中国领空后被俘的美国飞行员进行斡旋。时值寒冬，一次周恩来宴请哈马舍尔德的宴会结束后，在送客人上车时，他发现有一个欧洲人模样的陌生人坐在司机旁边。经过询问，得知这个人是美国人、哈马舍尔德的保镖。总理问身边的人，为什么不把他请进来？有人解释说，他是美国人。哈马舍尔德的保镖受到怠慢是不难理解的。朝鲜战争刚刚结束，美国仍然是头号敌人。但总理不这样想。他向工作人员解释说，是美国人怕什么？为什么不做美国人的工作？下次宴会一定要请他参加。哈马舍尔德离开中国的前夕，总理设宴为他饯行。他的美国保镖不仅被邀出席，周总理还向他敬了酒。 注【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第43页，世界知识出版社。】 周恩来常常这样弥补下级的过失和疏忽。 抗战时期在重庆，他常常利用郭沫若的寓所会晤政治上赞同共产党政策的友人。郭沫若的寓所在天宫府，这个地方交通方便，又不太显眼，郭沫若表示，周公随时都可以用他的寓所会见友人。当时，党外人士到中共代表团驻地来，既不方便，更不安全，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着中共代表团的驻地，他们扮作补鞋的、卖茶的和其他角色，在驻地周围转来转去。客人离开代表团驻地之后，特务便在后面盯梢，一直跟到他们家门口，记下他们的名字和门牌号码，随后就常常跟踪和骚扰他们，使他们觉得还是不去中共代表团驻地为妙。 一天，周恩来拟了一个名单，叫他的助手发出请柬，邀请他们到郭沫若的寓所聚会。约定的时间到了，还有一位客人没有来。主人觉得奇怪。助手们一查才发现忘了给那位客人发出请柬。周恩来引用一句谚语批评疏忽大意的助手：“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欢”。他说，你们可能觉得这是件小事，是无意的疏忽，但那位客人可能觉得是有意怠慢。这就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大问题了，尤其当前同国民党的斗争很复杂微妙。中国不是有句“设身处地”的话吗？他要助手们好好体会这句话。他严肃地批评了他们之后，立即派车去接那位被遗忘的客人。客人到达时，周恩来迎上去连连道歉。他是不愿让任何客人受到冷落的。 一九五四年召开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 注【日内瓦会议是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召开的，会议未能解决朝鲜问题，但就印度支那停火达成了协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上，周恩来第一次经受了复杂的外交斗争的考验。这也是朝鲜战争后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对手坐到谈判桌旁的第一次国际会议。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中到国联大厦，中美这两个死对头将在那里讨论亚洲问题，唇枪舌剑地交锋。周总理率领了一个近两百人的中国代表团来到日内瓦，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这位传奇式的人物，“中国的外交能手”，在这个世界舞台上将如何表现，是聚集日内瓦的新闻记者们极感兴趣的问题。他们都迫不及待地要发回独家新闻报道。 美国代表团团长、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一个顽固派，推行敌视和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虽然两国代表团的成员几乎每天都要在会议厅里碰面，杜勒斯却不允许他的代表团成员同中国人接触。他嘱咐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在会议厅或走廊上遇见中国人时不予理睬。他本人发誓不同中国代表团打交道，说什么除非他的汽车不凑巧同周恩来乘坐的车子相撞。在这种冷森森的气氛中，人们不断传说杜勒斯在国联大厦的休息室里无意中碰到中国总理时拒绝同他握手，也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 理查德·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这是对周恩来的“侮辱”。 注【见《尼克松回忆录》中册，第248页，商务印书馆。】在这种情况下，把侮辱当做是单纯有关个人的事，是不符合周恩来的性格的。在公开场合，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他的一言一行都是代表国家和政府的。在日内瓦，他代表着中国。如果说美国国务卿故意傲慢无礼，那就不是针对周恩来个人，而是针对中国这个国家的。 假设杜勒斯在日内瓦表现得不那么咄咄逼人，或者艾森豪威尔政府在朝鲜战争之后的几年内不对中国采取那么僵硬的立场，情况又会怎样呢？美国的历史进程会有所不同吧？这真是一个大问号。 日内瓦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后不久，杜勒斯离开了日内瓦。美国代表团改由艾森豪威尔的战时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任团长。在全体会议的某一天，一位记者问史密斯将军，他同周恩来是否有什么接触。他开玩笑说，他同周恩来的唯一接触是共同使用卫生间里那条长长的卷筒毛巾。在日内瓦会议的最后几个星期里，比德尔·史密斯有所松动，他在酒吧间里主动找周总理的翻译攀谈。虽然他们不过是随随便便地交谈，这个姿态却有着重大的意义。周总理觉得美国代表团中并不是每个人对中国的态度都与杜勒斯一模一样，他决定直接同比德尔·史密斯打打交道。 第二天，周恩来走进酒吧间，看见比德尔·史密斯在柜台前正往杯子里倒咖啡。他径直向史密斯走去，伸出他的手。比德尔·史密斯猝不及防，不由得一愣，但是他迅速作出了反应。他左手夹着一根雪茄烟，急急忙忙用右手端起咖啡，故意显示他的双手忙不过来。无论如何，中国总理已把坚冰打破，他们进行了短暂的友好交谈。史密斯赞扬中国的古老文化和美丽河山，还说他非常喜欢中国瓷器。 不久以后，比德尔·史密斯发现了一个机会把刚刚开始的联系继续下去。那是在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的时候，周恩来正在会议休息室里与人谈话。史密斯走上前去向中国总理问好。他评论这次会议说，会议是富有成果的，他借此机会向中国人民表示热忱的祝愿。他还说，总理的外交才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为能结识总理而感到高兴。周恩来回答说，“上次我们见面时，我不是首先向你伸出手吗？”这句话使史密斯想起他那“两手忙不过来”的滑稽动作，不觉有些发窘。他笑一笑来掩饰自己的窘态，临走的时候，用肘碰了碰总理的胳臂。 为什么美国代表团代理团长始终没有鼓足勇气同中国总理握手呢？对这个问题，中国代表团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感到迷惑不解。直到很久以后这个谜才被解开。事实是，当杜勒斯还在日内瓦的时候，下了一道禁令——不许同中国人握手。难怪比德尔·史密斯和总理初次会面时莫名其妙地一手夹着雪茄，一手端起一杯咖啡，第二次会面时用肘碰一下总理的手臂，而不握手。尽管杜勒斯是赫赫有名的华尔街律师，精明狡诈，他却忘了在不得握手的禁令之外再加上一条——不得用肘碰对方的胳臂。 周恩来抓住一切机会对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做工作，但对任何挑衅却坚决予以回击。在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时候，他代表中国提出一个方案。比德尔·史密斯即席作了一个发言，说周恩来先生的建议包含着可供讨论的内容。第二天开会再讨论这个问题时，史密斯借故离会，说是到伯尔尼去拜会联邦政府去了。他的副手，抗日战争胜利后代表美国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过的沃尔特·罗伯逊，代史密斯担任美方首席发言人。他一上来就批驳前一天总理的发言，说中国代表团的意见不值得考虑和讨论。周总理责问罗伯逊说：“你们美国代表团说话算不算话？你们的团长史密斯昨天表示我们的意见可以考虑，今天怎么变卦了？”总理指着罗伯逊说：“罗伯逊先生，我要提醒你，我们在中国是认识的，我了解你。如果美国敢于挑战，我们将是能够应战的。”罗伯逊听了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注【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第21页，世界知识出版社。】 杜勒斯的禁令终于被冲破了。经过参加会议的英国驻北京代办汉弗莱·杜维廉的斡旋，美国代表团与中国代表团举行了会晤，讨论就遣返双方被扣留人员举行谈判的程序问题。这次会晤终于导致中美大使级会谈。后来，会谈时断时续，拖了十五年之久，是一次破纪录的马拉松式谈判。 尽管美国有意作梗，日内瓦会议终于超过了最后的障碍，达成了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协议，并且规定了解决印度支那政治问题的原则。 注【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第13页，世界知识出版社。】但是，后来这个协议由于杜勒斯的反对而遭到破坏。最后的结果是，美国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在越南卷入了一场无法打赢的战争，蒙受了沉重的创伤。 虽然在日内瓦开始的中美大使级谈判前途如何当时是捉摸不定的，但是，从中国的观点看，这次旷日持久的谈判还是值得的，因为它使美国同意放回了钱学森教授。 注【《钱学森在美国》，载《人物》双月刊，1982年第6期,第20页。】钱学森是火箭专家、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教授，曾经帮助制造了美国的第一枚导弹。他是文职人员，在研制导弹时得到美国陆军上校军衔。美国政府由于害怕这位洲际弹道导弹专家渴望回到已由共产党执政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把他扣留了五年之久。中国最终说服了美国允许钱学森离美。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七日，钱学森偕同在德国学习过音乐的妻子蒋英和两个孩子，乘“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离开美国回国。 多年以后，周总理在一次会上谈到日内瓦会议时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 日内瓦会议上除了正戏之外还有小插曲。周恩来在会内会外同会议的主要参加者进行会谈，有时候还在他临时下榻的湖边别墅继续商谈。希望会见这位中国政治家的其他欧洲国家议员和知名人士也常常光临这座别墅，其中有世界影坛巨星查理·卓别林。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和中国总理也在日内瓦熟识起来。由于他们经常接触，终于就中英两国互相在对方首都设立代办级联络处的问题达成了协议。 从长远看，更有意义的是周恩来利用日内瓦会议的间隙于六月对印度和缅甸所进行的访问。在这次访问中确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一贯倡导的第三世界国家反帝统一战线。由周恩来首先提出的这五项原则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这五项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准则，为一九五五年万隆会议通过的十项原则奠定了基础。 亚非会议定于四月十。下午轮到中国在会议上发言时，周恩来登上了讲台。 周总理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周总理又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注【《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53至157页,人民出版社。】 周恩来阐明了中国的立场之后，接着回答所谓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国进行“颠覆活动”等问题。他戳穿了这些谎言，并邀请与会代表在方便的时候亲自去中国看看，特别是到中国东南沿海和边境省份去参观。他以和解的语气对那些对中国怀有恶感的与会代表说：“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周总理的讲话，求同存异，绕过了暗礁，引导会议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在历时一个星期的会议期间，周恩来几乎日以继夜地工作，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付出的牺牲是值得的，因为万隆会议取得了成功，通过了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这十项原则包括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为亚非国家，后来又为拉美国家奠定了指导它们的双边和多边关系的行动准则的基础。历史肯定不会无视周恩来对第三世界广大地区的人民所作的不朽贡献。 在会上，中国代表团本不准备讨论台湾问题，但台湾问题还是被提出来了，因为有些国家对当时台湾地区局势持有模糊的看法。周总理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向代表们阐明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但并不要求会议进行讨论。在会外，周总理同许多国家的政府首脑分别进行交谈。他还同缅甸、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代表团团长一起，专就这个问题私下交换意见，阐明中国的立场。 周总理指出，台湾问题有两个方面。第一，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第二，造成远东，特别是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原因是美国侵占中国领土台湾，这是中美之间的国际问题。中国政府愿意与美国谈判解决，但这丝毫不能影响中国人民行使自已的主权——解放台湾的正义要求和行动。周总理利用万隆会议的机会发表声明，向美国政府作出了友善的表示：“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 注【外交部理论学习组：《光辉的业绩，杰出的贡献——忆周总理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第二辑，第234—235页，人民出版社。】 中美外交官终于在日内瓦开始举行了大使级谈判，从而向在上海签署中美联合公报的漫长征途中迈出了第一步。在上海，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主义。他特别要他们警惕大国沙文主义。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若不经常警惕，政府官员容易对接受中国援助的国家盛气凌人。 注【外交部理论学习组：《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回忆周总理同第三世界的深情厚谊》，《人民的好总理》第16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周总理花费心血最多的援建项目是修建连接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坦赞铁路，也叫做友谊铁路。最初坦、赞两国曾向几个西方国家招标，都遭到拒绝。这显然是一项无利可图的工程。再说，在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中辟路铺轨，困难和危险几乎是无法克服的。两国转而希望中国承担这项工程，但也不是很有信心。他们知道中国也不富裕，它自己有繁重的铁路建设计划亟待实施。尽管这样，中国政府还是同意了提供资金并参加修建所拟的铁路干线。这使他们喜出望外。 把内陆国家赞比亚同非洲东海岸的坦桑尼亚连接起来的这条一千八百六十公里长的铁路，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用了整整六年的时间才建成。这条铁路于一九七六年七月全线正式通车。当时周恩来已离开人世。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人民在庆祝铁路通车的那天，理所当然地为这位全力以赴帮助他们变梦想为现实的人物默哀数分钟，以示纪念。 周总理访问非洲期间不断教导随行人员的另一条箴言是：国家不论大小，必须平等对待，越是小国，越要尊重。有一件事可以充分说明他身体力行，遵守这个原则。 在周恩来到达西非加纳首都阿克拉的前几天，发生了谋刺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博士的事件。加纳人口八百万，同当时的北京差不多，面积略大于河北省。恩克鲁玛为了欢迎中国贵宾正在作最后的准备。出于安全考虑，中国方面的工作人员中有人建议考虑推迟或取消这次访问。总理不同意。他说，东道主越是有困难，他们就越是需要支持，我们就越是应该按原计划进行访问。为了确保恩克鲁玛总统的安全，他要求礼仪从简，取消通常的机场迎送仪式。他还提出，预定举行的会谈、为他举行的宴会和其他活动，都在加纳总统居住的城堡内举行。他对自身的安全却置之度外。 他对苏丹的访问与加纳之行情况截然不同，但也极好地说明了他的这个特点。苏丹政府曾提议周总理和东道主从机场到宾馆一路上乘坐敞蓬车，让首都人民一瞻中国贵宾的丰采。当时苏丹局势相当动荡，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表示异议，改变了计划。周总理得知后，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顾虑过多，指示他们同苏丹官员在他离开该国那天安排从宾馆到机场乘敞蓬车，以挽回影响。这仅仅是为了礼仪吗？从表面上看，是这样，但是作出这个决定的涵意远超过礼仪方面的考虑。这样做是为了表示声援一个处境困难的被压迫国家的领导人。 周总理在他所访问过的国家中，给人们留下的难忘的印象是他平易近人的作风。他总是不忘记普通人。每次访问结束时，一定要找到汽车司机、宾馆和饭店的厨师、机组人员和保安人员向他们告别，感谢他们使他进行了愉快的访问。使采访此行的记者感到十分诧异的是，他对新德里中国大使馆雇佣的所谓“贱民”表示特别关怀，同他们逐个握手，通过握手，对他们的境遇表示了同情。印度的“贱民”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从事打扫厕所和擦洗地板等被视为最卑贱的职业。他们是一群被社会摈弃的人，除了自己种姓内的人以外，谁也看不起他们。 在中国的高层领导人中，周恩来是同苏联领导人直接打交道最多的一位。五十年代初，他在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过。他认为，斯大林尽管有种种缺点和失误，但他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强烈反对赫鲁晓夫集团辱骂这位已故的苏联领袖，并且当面指出，他们执行的政策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周恩来有一次在莫斯科当面项撞赫鲁晓夫，反对赫鲁晓夫集团以老子党自居，摆出一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代言人的架势，他还斥责赫鲁晓夫荒唐地把苏联的一切过错都归咎于斯大林一个人。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东欧发生了两件震动世界的事件。一件是在波兰的波兹南发生的群众示威，一件是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叛乱。这两个事件都是赫鲁晓夫集团推行“非斯大林化”所造成的恶果。波兹南事件的起因是波兰工人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状况不满上街游行，以示抗议；而匈牙利发生的则是一场反革命暴乱，又因国外敌对势力的侵入而更加复杂化。在波兰事件中，赫鲁晓夫调动华沙条约组织的军队，要用武力威胁波兰，对于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他却惊慌失措，经一阵犹豫之后才出兵帮助匈牙利人民镇压了叛乱。 周恩来一九五七年一月访问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讨论东欧局势。他严厉批评苏联领导人干涉波兰内政，挥舞大棒阻挠一切违背克里姆林宫意愿的政策或行动方针。 访问莫斯科之后，他又去波兰和匈牙利。他不避艰险，来到反革命暴乱刚刚平定、枪声还隐约可闻的匈牙利首都，不顾个人安危，立即展开了紧张的工作。他在布达佩斯积极分子大会上发表讲话，祝贺匈牙利人民在苏联军队的帮助下，粉碎了反革命复辟的阴谋。他同时指出：“中国人民完全理解匈牙利人民对于过去领导者的严重错误所感到的不满。匈牙利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要求纠正这些严重错误……要求匈牙利在民族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加强团结和友好合作，这些要求是完全正当的。” 注【《关于匈牙利事件》第122127页，世界知识出版社。】这篇激动人心的演说使一些匈牙利老共产党员不禁热泪盈眶。 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论战使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分歧于一九六○年公开化。赫鲁晓夫集团对中国施加压力，企图压服中国追随苏联的路线。突然间，撕毁了同中国政府签订的几百个协议和合同，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停止供应重要设备。更有甚者，苏联还向中国逼债，要中国偿还朝鲜战争期间的借款。 赫鲁晓夫以为自己已掐住中国的脖子，因为一九六○年中国的农业歉收，中国处在非常困难的时刻。 但是，作为政府首脑的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制定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组织全国人民，奋发图强，努力工作，战胜困难。于是，情况开始又好转起来。到第二年十月周恩来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时，中国在经济上已渡过了难关。 第 9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10 章 周恩来传略 作者:方钜成/姜桂侬 第 10 章 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集团又一次大肆诽谤斯大林。这位已故的领袖不仅成了大大小小的会议上攻击谩骂的对象，连他的棺材也遭到亵渎，迁出列宁墓。周恩来向赫鲁晓夫及其同伙表明了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他带领中国代表团到红场，向列宁陵墓献了花圈。接着他找到了斯大林的新的安息地，献上一束鲜花，以表示对亵渎斯大林的人的蔑视。花束缎带上写着：“献给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约·维·斯大林”。周恩来在献花以后便中止参加苏共二十二大的会议，提前离开苏联回国。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乘坐的“七六年精神号”专机在北京机场降落，开始了他在结束访问时所说的“改变了世界的一周”。那天，七十三岁高龄的周恩来总理笔挺地站在舷梯旁，迎接踏上中国国土的第一位美国总统。但是，人们哪里知道，这位服装整洁、形容虚弱、站立在二月刺骨寒风中的周总理是个身患重病的人。一九六六年以来，他一直患心脏病，此时又患了癌症。慈祥而机敏的面孔显得分外憔悴，说明他的健康状况不佳。 但是，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件。它是长时间的紧张谈判和各自相让的结果。这个联合公报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象一般国际协议那样，用一些空话和套话掩饰谈判过程中未能解决的分歧，而是罗列和阐明两国间的分歧之点和一致意见。讲到分歧和争论的问题时，一律以这个公式开头，“美方认为”或“中方认为”。签署公报的双方用这种方式表明哪些问题未能达成协议。 这一切使人想起周恩来在一九五五年的万隆会议上采取的方针——求同存异。《万隆会议公报》与《上海公报》不同的是，《万隆会议公报》没有把分歧写进去，而《上海公报》则罗列并详细说明分歧所在。于此，周恩来的外交家本色又一次显露出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双方剑拔弩张地对峙了二十年，自从五十年代初朝鲜战争以后一直不停地以激烈的言词互相抨击。因此，要使美国总统和中国总理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午有历史意义的握手，能够融化多年互相敌视造成的僵持和互不来往的状态，中美两国都必须做许多工作来消除多年形成的对立，向人民解释在中美关系中掀开新的一页的必要性。 尼克松向美国人民解释了与中国领导人进行对话的重要意义，他希望结束大陆中国孤立于他所谓的“世界大家庭”之外的状态。 在此以前，毛泽东通过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向美国公开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如果尼克松有意，欢迎他以总统身份，或者以旅游者身份访问中国。 注【外交部理论学习组：《学习周总理的光辉榜样，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而奋斗》，《敬爱的周总理 我们永远怀念您》第一辑，第170页，人民出版社。埃德加·斯诺：《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载1971年4月30日美国《生活》杂志。】 周恩来领导下的国务院抓住时机教育全国人民，要看到国际局势中不断变化的因素，这些变化要求探索一条使中国与美国恢复接触的新途径。政府向人民广泛传达了介绍美国基本情况的报告，并解释为什么邀请尼克松总统作为政府的客人访华。因为，如果事先不让老百姓有充分思想准备，他们将很难容忍这个“头号帝国主义者”作为上宾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宴会。 在中美实行和解之前相当一段时期，中国、苏联和美国的三角关系确实发生了某些变化。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虎视耽耽，使紧张的中苏关系濒于破裂。当时的国际形势使得中国同美国的关系有可能从对抗转化为缓和。因此，这个弯子是不太难转过来的。 一开始，中国给予美国客人的接待是有节制的，客客气气，合乎礼仪——这是很自然的。二十年积累起来的敌对情绪，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而且，两国当时还没有外交关系，彼此没有正式承认。但是，在美国总统到达后几小时，毛泽东主席突然安排会见他。这表明，东道主准备给予美国客人很高的礼遇。关于尼克松在北京的第一天的报道和第二天《人民日报》配有六幅图片的版面，说明对美国客人的接待比最初设想的要热情一些。周总理也在注意选择适当的时机，逐步增加接待的热情，来反映这种情绪。在尼克松一行访问的第三个晚上，总理请他们到新建的体育馆观看乒乓球表演赛和体操表演。座无虚席的体育馆里不时爆发出掌声。那协和一致的掌声，既是向表演者喝采，也是向贵宾表示欢迎。在观众的心目中，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个美国官方代表团已经莅临了。 周总理不辞辛苦地作出精心安排，使客人有宾至如归之感。同尼克松的谈判分别安排在人民大会堂和美国总统住地钓鱼台国宾馆轮番举行。当尼克松站在宾馆门口迎接周恩来一行来举行会谈时，必然有一种感觉，仿佛他是在自己的官邸接待中国客人。 如前所述，周总理始终要保证来访客人都没有“一人向隅”之感。毛主席会见美国客人时，威廉·罗杰斯国务卿没有在场，举行重要会谈时坐在总统旁边的是国家安全顾问亨特·基辛格。尼克松的访问临结束时，周总理特地前去拜会了罗杰斯先生。这感人的姿态，正是出类拔萃的外交家周恩来的特色。 第是由毛主席草拟、周总理题写的。可以说，这个纪念碑是他们合作共事的一个象征。 早在二十年代中叶，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发动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伐战争时，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广州便有了来往。但是，他们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却是一九三四年秋红军被迫放弃江西根据地进行长征之后几个月才开始建立的。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第五次反“围剿”与长征中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并改组党的领导机构。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 注【王稼祥当时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一位副主席，他较早认识到李德等人在军事方面的错误。在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围剿”战役中，王稼祥身重伤，在长征中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只好被人用担架抬着行军。恰巧毛泽东这时因病也躺在担架上。两人一路走一路交谈。王稼祥对毛泽东说，事情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应该把李德和那些同他持相同意见的领导人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毛泽东同意王稼祥的意见，强调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于是他们谈起要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另外一位军委副主度周恩来，同李德经常有接触，对他在军事上独断专行很不满。周恩来经常对李德的意见和决定提出异议，并且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和长征中，同李德多次进行争论，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据伍修权（他在长征中担任过李德的翻译）说，周恩来有时直接用英语同李德争论。见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遵义会议文献》第112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九七四）主张取消秦邦宪（又名博古）（一九○七——一九四六）和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奥托·布鲁恩（又名李德）（一九○○——一九七四）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对军事上的失利负有部分责任（不是主要责任）的周恩来同意王稼祥的意见，用他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威望，在这场激烈的争论中支持毛泽东。从此，确立了毛主席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周恩来在党内的名望高于毛泽东，在社会上也是一位更有名气的共产党人。但是，在同蒋介石长期斗争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保卫根据地、反“围剿”战役中，周恩来开始认识到，毛泽东富有创造性的战略——把农民组织起来，以农村包围城市——是挽救中国革命的唯一办法。他认为，只有毛泽东能使红军重整旗鼓，也只有他能扭转局势。周恩来对毛主席的杰出才干深信不疑，服从他的领导，自己甘愿做他的助手。从一九三五年开始，由于周恩来的强有力的拥护，加上无数久经考验的同志全心全意的努力，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 周恩来和毛泽东都是南方人，但是他们的出身很不同。周恩来祖籍是浙江绍兴，他的父亲是旧官吏，自己是家中的长子。他出生时，家道已中落。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读过书，后来先后到过日本、法国和德国学习，在欧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周恩来早年就受到外国的影响。 毛泽东出生于堪称鱼米之乡的湖南韶山一个中等水平的农民家庭。他很熟悉农村，深知土地的价值。大多数湖南人爱吃辣椒，毛泽东也不例外。他从童年时起就得下地帮助父亲干活，在家里点着油灯断断续续读了一些书。后来才进入省会长沙的一所正规学校。以后他到了北京，在北京大学图管理员。毛泽东酷爱读书，但受正规教育的时间较短，他基本上是自学成才的。他在青年时代从未离开过中国。他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是通过阅读书报和杂志获得的——先是在长沙的湖南省立图书馆，后来是在北京大学图书馆 注【根据杨昌济教授（后来成为毛泽东的岳父）的推荐，毛泽东在一九一化大革命”期间也未间断。他希望能直接阅读一些用英文写的外国哲学原著。 他们在青年时代都有从事新闻写作的经历，而且都能写一手好文章。全国解放后，毛主席偶尔还为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写文章，而周总理主要是抓重要文章的审定工作。《人民日报》发表重要文章，特别是有关对外政策的社论时，常常是总理审批校样，检查标题甚至版面。为了让总理赶在凌晨一两点钟报纸开印之前审阅大样，有时不得不打断他同外国记者的谈话。实际上，周总理会见记者一般都安排在晚间，因为他善于在夜里工作（毛主席也是这样）。这是打游击的年代形成的习惯，当时党的领导人白天忙于指挥作战，夜间阅读和处理文件。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后几年里，总理因患病不得不放松对宣传工作的领导，于是江青一伙人就利用新闻工具为他们的夺权阴谋服务。 在世界上共同执掌最高权力的人们中间，恐怕很少有象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在性情上那样截然不同。他们的年龄只相差五岁，属于同一代人，但是不同的生活环境使他们养成了不同的气质。毛泽东为人果断、有魄力，周恩来处事慎重谦让。毛泽东质朴而直率，周恩来文雅而机敏。毛泽东幽默风趣，常用讲笑话的方式说明问题，周恩来则更喜欢摆事实讲道理，以阐明自己的见解。毛泽东往往一时兴起断然采取行动——例如一九五化的一部分已存在了几千年。此外，由于毛主席确有功绩，人民真心崇拜他，把他当作英雄，而人民的崇拜使他陶醉，结果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这就是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国出现的许多灾难的根源之一。 毛主席在晚年喜欢与同一代人中一些保守色彩较浓的人物交往，在他的私交中，他很器重一些知名的民主人士。 周恩来是统一战线组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同各行各业、各种年龄的人都有交往。他乐于同文艺界和体育界人士交朋友，也喜欢聆听各方面有专长的学术界人士的谠言高论。很难想象，毛主席会象周总理那样特意同日本乒乓球运动员松崎君代交朋友。 毛主席有他的偏爱，也不隐讳他喜欢做什么或不喜欢做什么。在七十年代去世的政治局委员中，他只参加了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为陈毅元帅举行的追悼会。他常常同陈毅就写五律、七律诗交换意见和通信 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用第一版一整版发表了毛泽东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写给陈毅的信。毛主席在信中同陈毅探讨了诗词问题。这封信的影印件也同时发表。】。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周总理不断设法保护陈老总，但是这位老帅还是蒙受了许多屈辱。也许是出于内疚，毛主席采取了不寻常的做法，亲自去悼念陈毅。 毛主席有一次浮想联翩，对自己作了直率的剖析。他说自己兼有“虎气”和“猴气”两种性格——“虎气”为主，“猴气”为次。这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九六六年七月章。在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前一段时间里，田家英曾辅导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学习汉语和历史。】田家英参加了《毛泽东选集》前四卷的整理出版工作。 田家英，中等身材、体态丰满，象多数四川人一样，是个十分健谈的人。他出身贫寒，从小失去双亲。童年时代他在一家中药铺当学徒，懂得生活的艰难。田家英是自学成才的，十五岁就熟读古文，会写古体诗，不到二十岁就投身于成都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是革命青年向往的地方。田家英也投奔了革命圣地。 一九四章。在革命圣地延安，他们都经过整风学习，有作调查研究的习惯，不喜欢也讨厌听那些空话、大话，很看不惯那些吹牛逢迎的势利小人。本着这个精神，他们常常在一起回顾往事，议论进城之后在政治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 田家英对李锐说，陈伯达经常在中南海向他探听消息。对这样一位无论年龄还是党内地位都比他高得多的人，仅仅因为自己是主席的秘书而同他拉关系，田家英感到非常不安，也非常反感。陈伯达经常向他打听诸如这样一些问题：“主席最近又读了什么书？”“注意什么问题？”田家英和李锐厌恶这种察言观色、看风使舵的投机分子。 注【李锐：《怀念十篇》第54页，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化大革命”中他的真面目又暴露了出来。 在那些注意农村情况的人看来，在不到八个月的时间里，“大跃进”的恶果已经越来越明显。田家英在四川深入调查了一个县的情况。基层干部对他说，他们被迫说了假话，虚报了产量。实际上自从“大跃进”开始以来，已有不少农民饿饭。 一九五九年，党中央在庐山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前夕，田家英向毛主席汇报了农村形势。当时在工业部门工作的李锐汇报了工厂、矿山和运输系统存在的问题。主席同田、李等几个人开了三次气氛活跃的“神仙会”，征求他们的意见。李锐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准备纠正“左”的错误，列出了准备提交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的十九个问题。 正当大家准备讨论党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实行的错误的极左政策时，全会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这是因为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那封写给毛主席的著名信件，批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毛主席不以为然，七月二十三日要求中央委员们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他的“反党活动”。 注【《彭德怀自述》第276页，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17)节。】 田家英和李锐听到宣布这个决定时都愣住了。如果党不打算纠正极左错误，而是要整那些持稳健观点的同志，这两位年轻人想，那只好请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我们了。 作为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很了解主席，他很尊敬主席，但没几个人能象他那样一针见血地指出主席的优缺点。据他的朋友李锐说：“家英当年跟我谈过，如果允许他离开中南海时，想提三条意见。”提什么意见呢？最后一条：“不要百年以后，有人议论”。田家英看得远，他考虑的是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这表明他对党的领袖的关心和爱护。不幸的是，在庐山会议期间李锐向一位密友悄悄地透了点风。不料私下的谈话传播开来，一位中央委员在全体会议上提出这件事。田家英的一番好意却被完全歪曲了。这件事最后没追下去，田家英仍继续当毛主席的秘书。但是，他在中南海的处境从此大大不同了。 第 10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11 章 周恩来传略 作者:方钜成/姜桂侬 第 11 章 在以后的几年里，田家英一直为第四卷《毛泽东选集》撰写注释而勤奋工作。这是一项耗费时间的艰巨任务。田家英不时向主席请示。由于田家英多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对主席十分敬仰、尊重，不比一般人差。但是，他没有把主席当作一尊神，而是把他看作一个人。因而对主席的某些缺点和作法私下常有些议论。他说过，在编《毛泽东选集》时，他发现主席不愿再看自己多年前的著作。主席的兴趣似乎变了，他的注意力完全转向了新的事物。田家英本想建议毛主席摆脱日常事务，集中精力总结中国革命的主要经验教训，把更多的时间从事理论著作，因为这对后世有更大的意义。但是他忍住了，没有说出来。一九五张得很大，他手下的人散布这样一种看法：没有几个人，包括政治局委员在内，可以不受“清查”。毛主席也写了一张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从而给“红卫兵”开放绿灯，让他们去攻击那些不幸被视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周恩来从来就是极其谦虚的。他认为，即使基本上是好的干部也大有可以改进之处。他自己也讨厌官僚主义作风并与之进行斗争。那么，他现在能站出来反对审查他的部下吗？在运动初期，他没有先见之明，没能看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民族灾难。后来，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周围越来越多的干部受到迫害，总理开始觉察到，“文化大革命”不分敌友，一味摧毁老一代革命者，问题实在太严重了。与此同时，他也一定已经认识到林彪和江青一类人是包藏祸心的。 周恩来一向具有敏锐的判断力，竟然看不出“文化大革命”需要改弦易辙，也没有鼓起勇气向毛主席当面指出他把党和国家引入歧途。这可能是由于他党性强和对毛主席十分崇敬的缘故。不过，他一定想到：在那个关键时刻如果公开站出来反对未必符合国家的最高利益。他相信，从全局考虑，与其逆流而进，不如委屈求全。只要他还是总理，日常的政府工作和经济管理就能比较正常地进行。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受迫害的各级干部，并且还能减轻全国无数人的痛苦。还有，从长远的观点看，他对极左分子坚持斗争，使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野心无法得逞，从而使国家不致陷入更加深重的灾难之中。这大概是摆在周总理面前唯一明智的方针，因为如果他公开站出来表示反对，势必会使已经展开的“全面内战”激化起来。 周恩来谨言慎行并非由于怕冒风险。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一向临危不惧，他不怕牺牲，意志坚强，这都是毫无疑问的。他选择了一条比直言不讳、牺牲自己更为艰难和痛苦的道路。正如没有毛泽东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一样，在这个时期如果没有周恩来运筹帷幄，政府机构就不能运转。当时，正是周恩来在不断地亲自过问被罢官、批斗、投入监狱或送到边远地区去的那些人的命运。在中央领导人中，他在这方面所做的事情比任何人都要多。只要有可能他就过问，使受迫害干部的日子好过一些，或者一有机会就设法使他们得到解放。如果损失不能防止，他就尽量把损失缩减到最小的范围。 林彪死后，周总理不辞辛苦，为解放那些受迫害的干部而操劳。他常常利用见到毛主席的机会，同主席商量某某人是否可以解放，重新出来工作。后来，他多次提出很长的干部名单——有些人还关在监狱里，有些人被软禁，有些人闲着无事可做——亲自和毛主席研究，争取主席的同意，释放或重新任命他们。但是，江青、康生一伙施展种种拖延手段，因此，有时已经得到平反的人并不一定立即得到自由。许多人为获释等待了几年。他们晚年的一件最大的憾事是，在他们的救命恩人周恩来逝世时没有能亲自去表示哀悼。 毛主席在这些问题上采取高高在上的态度。他在晚年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长时间重病在身。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毛主席有回顾过去失误的表示。有一次，他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承认有错误和过失。他认为，整个“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他虽然没有明说百分之七十是成绩，百分之三十是错误，但一般人们认为他是这个意思。 注【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见《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章批评“四人帮”极左的一套。张春桥和姚文元勃然大怒，召开了一次有主要编辑人员参加的会议，唱了一通反调。但是，王若水坚持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正确的是周恩来，而不是江青的那几员大将。 王若水乘张春桥和姚文元不在北京的机会，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批极左思潮的文章。气急败坏的“四人帮”扬言要对这一事件的负责人员采取严厉措施。王若水直接写信给毛主席阐述批判极左的理由，希望得到他的赞同。但是，毛主席反对这个意见，他认为全国的任务还是反对“极右”。 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21)节。】 王若水和几名与他持同样见解的《人民日报》的负责人被召到人民大会堂去。一张桌子后面坐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还有周恩来。桌子上放着王若水写给毛主席的信。王一看见这封信，心就沉下去了。周总理面有难色，他显然想保护王若水和其他遭到攻击的同志，但是又不能这样做。看来很明显，他自己也是被攻击的目标，因为毛主席自己已明确表示了他的态度。 注【王若水：《智慧的痛苦》，载《青年论坛》一九化大革命”之后，重申这个观点是很及时的。作为一位久经考验的革命家，毛泽东在晚年放弃了不断考验自己、改造自己的做法，的确是一大悲剧。 周恩来和毛泽东亲密共事达四十年之久，他对毛泽东的长处和弱点可以说是一清二楚。不过，有时他对毛泽东有点为了顾全同志情谊而有失直率，未敢冒与他发生冲突的风险。他谦和有余，直言敢谏、坚持原则稍嫌不足。他对毛泽东过多地考虑方式方法，而缺乏有时看来十分必要的正面交锋。他太轻易地向毛泽东做出让步，有时明知毛泽东对某些事情措置失当，也违心地屈从了。尽管这样，由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竭尽全力维护国家使之免遭覆灭，由于他不遗余力地保护受“四人帮”迫害的人们或设法减轻他们的痛苦，由于他牵制“四人帮”，使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企图未能得逞——而且这些斗争大半是他最后两年在医院的病床上进行的——由于这一切，中国人民今天都愿意原谅他的失误和缺点。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绍兴是个酒乡，以它醇香宜人的绍兴黄酒闻名。这种酒与另一种名酒“茅台”截然不同。和绍兴酒一样，周恩来生性温和文雅、谦恭有礼，善于和别人商量问题。然而，他也是一个意志坚如钢铁的革命家。在他那复杂、具有魅力的性格中，兼有绍兴酒和茅台酒的特征，但以“绍兴酒”为主。 一九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欲罢不能，一发不可收拾。它所造成的恶果，直到二十年后的今天，仍未完全消除。毛泽东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毫无根据地怀疑到处都在产生修正主义，从而发动了一场在错误思想指导下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立即为林彪、江青及其同伙所利用，以遂其夺权阴谋。 运动开始后就出现了混乱局面。这些投机分子推波助澜，唯恐天下不乱。他们看到，为了扫清他们篡权的道路，必须把许多以前的同志（尤其是身居高位的同志）除掉。至于这样做要死多少人，他们是不在乎的。在一九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一九六五年冬，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据说江青从毛泽东那里得到暗示，找了一些笔杆子来抨击该剧的作者和他的剧本。她那些御用文人中，有一个原来没什么名气、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的中层干部，名叫姚文元。这个趋炎附势的家伙很快就得到江青一伙的青睐，步步高升，最后成了控制舆论的暴君。批判《海瑞罢官》的人硬说这个剧本是恶毒的讽喻，矛头指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剧作者吴晗受到严厉批判，但是最终的目的是要揪出所谓吴晗的后台或他背后的“反党集团”。 海瑞是中国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人物。他原是明代一位刚正不阿的官吏，几百年来一直作为一位刚毅无畏、敢于当面指出皇帝过错的人物而为世人所敬仰。 第 11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12 章 周恩来传略 作者:方钜成/姜桂侬 第 12 章 在那些竭力想从《海瑞罢官》中找出言外之意的人看来，历史上的海瑞会使人想起一位当代的英雄——彭德怀元帅（一化大革命”的大灾难。在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以后，党内许多人都害怕交心，不愿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别人，正如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之后，党外人士都有“自己不开口，神仙难下手”、三缄其口为宜的想法。在彭德怀下台以后，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已名存实亡。 至于彭德怀本人，即使在蒙冤受辱的情况下，还是无所畏惧。有一次，他的侄女问他，你是国防部长，干嘛要去管经济问题。他说：“我怎么能不管呢？我是共产党员，还是政治局委员，有关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我看到了不提出来，还算什么共产党员？！”“我要对人民负责任，……觉得不对的地方，不管是什么问题，都要讲出来。” 他对侄女说，共产党员不仅有责任向人民指出错误和不公正的事情，而且有责任纠正它们。他还对她详细解释了一切优秀共产党员都应该做到“五不怕”：不怕罢官，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这位老帅说：“我死都不怕了，还怕什么？” 注【彭钢：《怀念伯伯彭德怀》，载1984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 他的勇气后来受到更加严峻的考验。“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林彪和江青等人的策动下，“红卫兵”把彭德怀抓了起来。以后他一直被囚禁，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审问和折磨。最后，在一九七四年死于监禁之中。 七十年代末，彭德怀同其他许多著名人物一道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邓小平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曾蒙受屈辱，失去自由。他在一九集》第59页，三联书店。】 吴晗之所以会同海瑞这么一个历史人物联系在一起，此中不无命运捉弄的成份。一九五九年四月间，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党的章，在群众中宣传海瑞的事迹。在庐山会议前吴晗已在党中央委员、理论家胡乔木的敦促下写了一篇题为《海瑞骂皇帝》的短文，发表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上。 以前给吴晗当过秘书的郭星华在一九教工作的书记、《人民日报》前任总编辑邓拓（一九一二——一九六六）和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 他们两人和吴晗被诬为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罪行，在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的《三家村札记》专栏中贩卖“修正主义”。 对这些知识分子的诽谤不过是一个前奏。迫害他们的那些人的最终目标是打倒一大批党政领导人。中国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后来都被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大帽子，受到“大字报”的公开诋毁。这些“大字报”不仅张贴在他们的工作单位，而且还贴到街上去。大多数人不由分说被解除职务，投进监狱，或“下放”到农村。 邓拓为了《三家村札记》和他写的杂文集《燕山夜话》受到了公开的批判，从报纸到广播，都是“愤怒声讨”、“彻底清除”的声浪，五月十六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竟诬蔑他为“叛徒”！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有口难辩。 士可杀，不可辱。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化大革命”的磨难中幸存下来，这就是廖沫沙。在邓拓去世后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廖沫沙和吴晗常常被双双拉去参加各处的“批斗会”。他们被人从这一个群众大会拖到另一个群众大会，被押到台上示众。他们在群众面前被强迫低头，双手被“红卫兵”反绑在背后。他们一再受到拷问，并且要公开承认自己的“罪行”。吴晗忍受不了这种折磨，不久就屈死于狱中。大多数被关押的知识分子都经过那种折磨。廖沫沙忍受了整整化大革命”最初的日子里，有四个人在林彪和江青的打击对象名单上名列前茅。他们是：政治局委员、中央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彭真；中央记、曾任公安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中央记、党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由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主持的。毛主席当时不在北京，没有出席会议。但是，会议的内容是毛主席定下来的。 彭、罗、陆、杨被诬控组织反党集团，受到谴责、撤销职务，并交付审查。这几个被打倒的人都是中央某一方面的负责干部，他们被撤职所产生的冲击波震撼了全国。更重要的是，会议通过了所谓《五·一六通知》。这一通知是毛主席主持制定的， 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966年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并于5月16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一般称为《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宣布了一系列促进运动发展的政策和措施，现在回顾起来这些都是一些极左的政策和措施；结束语号召各级党委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两天以后，林彪发表了他那篇谈政变的臭名昭著的讲话，攻击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结成“反党集团”。】他当时从南方遥控着正在兴起的“文化大革命”。 《通知》中有一段提到“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用词如此转弯抹角，含意如此模棱两可，谁也闹不清指的是什么人或什么事，甚至连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也不知道。对于当时正在发生的许多事情（例如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字报运动），他们都蒙在鼓里，一无所知。因为，那时毛主席听信林彪及其一伙阴谋家的话，他们同毛主席有直接的联系。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刘少奇不得不请求毛主席返回北京。于是，毛主席在七月十化革命小组”（江青担任第一副组长），江青就由幕后走到前台去了。在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的时候，她甚至连党中央委员都不是，也不担任任何正式职务，可是现在她却在发号施令了。第三，由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对政治局常委会负责，江青及其一伙可以越过党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几乎可以为所欲为。第四，“红卫兵”介入政治生活的主流是一种不安和破坏性的因素。他们全然不顾法律和秩序，使国家陷入一片混乱。作为总理，周恩来除了必须挑起平日那副十分繁重的工作担子以外，还得在他的同事和下属受到批判时承受很大一部分压力。 “红卫兵”这个词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才出现的。他们大多是十几岁的青年人，精力旺盛，然而又天真幼稚；他们忠于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事业，但政治判断能力极差；因此，受到他人的无耻操纵，成为林彪和江青的突击队。江青亲热地把他们叫做她的“小将们”。谁也说不准这一切是从何时、何地、如何开始的，反正“红卫兵”组织遵照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号召很快就发展扩大起来。当时正好放暑假，他们大喊大叫着就起来造反了——先是造学校当局的反，造教师的反，然后又到社会上去破“四旧”。 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总理对待“红卫兵”和造反派曾一次又一次地采用耐心说服的方法，而不用行政命令办法。他同“红卫兵‘的这次谈话，是这种说服工作的一个例子。总理说：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 由于周恩来的及时干预，一场可怕的对抗才得以避免——这场对抗本来是可能使共产党同宋庆龄之间的长期密切合作关系受到严重损害的。宋庆龄是孙中山与共产党合作的象征。半个多世纪以来，周恩来和他的夫人一直竭尽全力加强同宋庆龄的友谊，这种友谊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个人的基础上形成的，但主要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利益。这个不成文的联盟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它把一个人与一个组织联系在一起。它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尤其是在国民党同共产党破裂以后的那些年代里。蒋介石对待宋庆龄的关系，说得轻一点，是随时都可以撕破脸的。国民党内一些极右派把她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希望把她除掉。因此，共产党的领导人，尤其是周恩来，始终十分关注宋庆龄的人身安全。通过上海的地下党，有时则绕道香港，同她保持着联系。 宋庆龄深为毛泽东和周恩来所敬重，也深受各界人民的尊敬。她为建立新中国出了力，人民政府成立后又发挥了重要作用。平地一声雷，“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她象其他人一样，为这场革命的残暴性感到震惊。她所熟悉和尊敬的一些人横遭不测，她为此感到不快，但又无能为力。周总理一如既往地确保宋庆龄本人不会受到伤害，而宋自己则有意疏远那些正在僭取权力并滥用权势危害国家的政治新贵们。在“文化大革命”的大部分时间里，她深居简出，不参加什么活动。 在这一时期内，周恩来还有许多其他机会发挥他的政治才能。他处理北京饭店的问题即是一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饭店的职工象其他单位一样分成对立的两派。因此，饭店管理松懈，服务工作混乱。那时造反成风，服务员们开始拒绝干他们不愿干的活。他们认为替客人擦皮鞋是低贱的工作，是应该取消的一个服务项目。江青和她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不是号召青年人起来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反吗？因此，饭店里的青年职工们认定，在这座饭店里就有许多事情应该成为造反的对象。情况越来越严重。这件事终于引起总理的注意。 他把饭店职工找到一起，同他们谈对待工作的正确态度，谈为国家服务的不同方式。总理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都存在着分工。这两种制度的不同之处在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所做的工作既没有特别高尚的，也没有特别低贱的。一个人应当尽其所能地工作。如果工作需要替饭店的客人擦皮鞋，你就得干，而且要尽力干好。周总理要求他们，抛开分歧，合作共事，按照工作需要去做。 这番话打动了他们的心。饭店的服务工作或多或少恢复了正常，虽然那两派象全国各地的派别组织一样，直到很久以后才消除分歧。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确实保证了宋庆龄等人没有受到伤害。但是，在另外一些人的问题上，他没有能够出面干预。马思聪的事情就是一例。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周恩来在重庆期间就认识马思聪。当时，他曾指示艺术界的地下党员做马的工作，争取他同情共产党的主张。 马思聪是第一流的小提琴家和著名作曲家。一九四九年春天，共产党邀请他到解放了的华北来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当时正在香港的马思聪，面临着人生的抉择。他可以去台湾，一九四六年，他曾率上海音乐协会访问团在台湾作为时半年的访问演出，与台湾音乐界十分熟悉。只要他乐意，到台湾去坐音乐界第一把交椅，那是不成问题的。他也可以再次到欧洲去，选择他自己喜欢的工作。他也可以留在香港，那里离他的老家广东省海丰县不远。可是，他和妻子、钢琴家王慕理决定到他们的共产党朋友那里去。 马思聪当时只有三十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这一切使马思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成为“红卫兵”极好的攻击对象。大字报嘲笑他，攻击他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的工资从360元（外加200元补助）一下子降到14.50元，还被赶出家门（在那之前他的家已经受到过查抄），送到设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内的“学习班”。他被拉到“批斗会”上，被戴上纸做的高帽子，垂头站立在学生面前。这些“红卫兵”只知道要“闹革命”，不顾一切。 根据当时目击者的叙述，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干了几件事情。先是把马思聪的头发像囚犯一样剃光。他被打得满脸是血，遍体鳞伤。在一个很长时间内马思聪被隔离、受凌辱。他曾想自杀了此一生。老厨师贾俊山富于正义感，为人忠厚。在他的劝说下，马思聪打消了轻生的念头。 贾俊山还同马思聪的妻子王慕理保持着联系。这时候，王已经同她的孩子们一道躲藏在老家广州的亲戚家里。 广州到香港，不过三、四个小时的路程，在广州有许多传说，有人说只要花一笔钱就能由陆路或海路逃出去，躲过“文化大革命”那些无法无天的事情。马思聪一家经过反复考虑以后，决定冒险试一试。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学院“造反派”们忙于夺权，马思聪和学院的其他教师获准可以回家住宿，他便乘机同家里人一同出走。在贾俊山的帮助下，并且靠着贾的一部分积蓄，马思聪离开北京到广州。一个多月后，一家人真的乘一艘小船外逃了。 他们的出走被说成是“叛国投敌”，他们家的财产被没收。马思聪的作品被禁止演奏。有好几个人受到牵连，其中包括贾俊山，他因为帮助马逃离北京而被监禁了四年。 注【叶永烈：《〈思乡曲〉——马思聪传》，载《文汇月刊》1985年第5期。】 第 12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13 章 周恩来传略 作者:方钜成/姜桂侬 第 13 章 对马思聪的出走，周总理持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在同一个来访的美国代表团的谈话中透露了自己的观点。他对他们说：我平生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五十多岁离乡背井到国外去，我很难过。受迫害的人作出的反应各不相同，有的人自杀了，如邓拓和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有的人逃到国外去了，如马思聪一家；大多数人则消极反抗。还有张志新，她是一位中年妇女，一位普通的党的机关工作人员。报纸报道了她惨遭毒手的经过后，全国人民心里都十分难过。但是，在这以前谁也没有听说过张志新这个名字。她针锋相对地同迫害她的人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张志新出生于天津一个穷苦人家，受过大学教育，有两个小孩。她性格温柔可亲，爱拉小提琴。她不象有些人那样把入党看作政治上往上爬的途径，而是自己作为党员的责任看得很重。在需要捍卫真理的时候，她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的。 张志新是中国共产党辽宁省委宣传部的干事。“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她和大多数人一样，曾以很大的热情投入这场运动，后来，运动中发生的许多无法无天的事，使她震惊。她陷入沉思，寻求答案。于是，她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发生了怀疑。一九六。薄一波夫妇匆忙动身去广州。他们以为那里将是他们的安全避难所。 一九六七年元旦，薄一波夫人出去参加老朋友们举行的一次聚会。薄本人没有去。大约在中午时分，赵紫阳（当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给他带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他告诉薄，有六十名“红卫兵”已经从北京来到广州，现在正要来抓他。 赵紫阳一走，薄一波马上把他带来的所有机密文件和材料塞进一个卷宗，转交给了住在同一个大院内的代主席董必武。接着，恶狠狠的“红卫兵”们已经咆哮着向他扑来。他成了他们的阶下囚，被监禁在北京德胜门外的一座监狱。 后来由监禁改为拘留。尽管实际上没有多大差别，周总理却能利用薄一波身份的改变，指示下边把他送入医院进行治疗。这是总理设法给受迫害的干部减少痛苦的一种策略。 注【送入医院是周恩来当时采取的保护干部的一个措施。他在送呈毛泽东的一个报告中，建议把当时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的第四号人物陶铸送入三○二医院“进行保密治疗”，因为林彪、江青及其同伙在一九六九年初正在围攻他。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54页。】在江青垮台以后，薄一波曾对友人说，如果没有周总理的关怀，他薄一波也许早已被林彪、“四人帮”迫害死了。 在许多情况下，周恩来保护党政干部的同时，也保护了他们的孩子。在父母被关进监狱或者被拘留、家庭被拆散的情况下，总是由于周总理的干预才促使他们父母的工作单位勉强给这些孩子发少量生活费（在这类情况下，干部的工资照例被扣发）。 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脸色阴沉，野心勃勃的康生（一化革命小组”的顾问，实际上主要在幕后从事阻险的活动。虽然他在政府部门不担任职务，但是到七十年代已成为党的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几乎所有对党的老干部的诬陷追根溯源都可以追到他头上，尽管这些事情表面上是林彪和江青他们干的。 康生从一九二五年加入共产党的时候起，就是一个心术不正的野心家，专靠踩着别人往上爬。早在一九三六年，他在莫斯科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时，伙同王明一起，乘苏联镇反肃清托洛茨基分子之机，诬陷不少中共党员为“托派”，使他们遭到逮捕、流放、甚至杀害。一九三七年，他从苏联回国，在延安制造了不少冤案。特别是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运动中，他借审查干部之机，大搞“逼供信”，把大批无辜干部打成“特务”、“叛徒”。康生的胡作非为，在全党激起很大义愤，并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说他越出了自己的权力范围，做得太过份了。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康生在大会发言时，对他在审干工作中的错误只字不提，受到代表的严厉质问。为此，中央免去他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的职务。 一九五七年，他被任命为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一九五九年，他又被任命为《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副主任，开始插手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工作。不久，中央决定他兼管中央党校的工作。于是，康生平步青云，俨然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的姿态，来执掌党在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大权了。 康生抓理论工作，首先是突出宣传毛泽东的个人作用，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一九五化领域推行极左路线，把学术问题任意上纲为政治问题，制造了不少冤案。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九六四年关于批判“合二而一”的事件。这年四月间，中共中央党校的两位教员合写了一篇题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谈辩证法的短文，寄给了《光明日报》。这件事传到康生那里，他断定这篇文章一定有后台，那就是中央党校的副校长、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杨献珍。他指示《光明日报》发表那篇文章，同时发表一篇不同观点的文章，作出开展学术讨论的样子。然后，在党校发动全校教职员工揭发批判杨献珍。紧接着，经过他亲自审定的公开批判杨献珍的两篇文章相继在中央党报《人民日报》和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并进一步把这一斗争推向全国，借“学术讨论”之名，大兴“文字狱”，对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政治迫害。对“合二而一”的批判，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中。所有赞成《“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这篇文章观点的人，不论是文章的作者，还是读者，都无例外地遭到迫害。杨献珍本人在这场所谓“学术讨论”中被剥夺了一切申辩的权利，除批斗之外，还受到降职处分，调离中央党校。“文化大革命”中，他虽已是古稀老人，经康生亲自批准，他被逮捕入狱，后来押送农村达十年之久。 康生为什么要对“合二而一”大张挞伐呢？杨献珍在一九七九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解释说：“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都是中国古代科学家关于“对立统一”的表达方法，他只不过是在讲课时，说过中国古代思想家已有关于“对立统一”即“合二而一”的认识。他说，报上批判他的文章，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可是，康生却硬说，“合二而一”就是主张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合二而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二而一”，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合二而一”，总之，“合二而一”就是阶级调和论。实际上，康生是在反对阶级调和的幌子下，无中生有，罗织罪名，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要把一批革命领导干部整倒。康生后来提到这场斗争时说，“开始好象是学术斗争，我们也有意识地搞一下，先引起大家讲话，以后点了杨献珍的名，提到政治方面了，这个斗争一来，杨献珍就垮了。” 轰动全国，从而宣告“文化大革命”大规模开展起来的第一张大字报，是在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轶欧的唆使下写出来的。他们鼓动那张大字报的作者——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和她的同事们——把它写出来。然后，康生征得毛主席的同意，要报纸以显著地位刊登这张大字报，并且要电台日夜加以广播。这张大字报将矛头指向北京市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词儿的意思后来发展成了一切当权派。霎时间，中国的党政机构从上到下都受到冲击，负责干部几乎都被指责犯有这样那样、无奇不有的罪行。 随着运动的开展，“炮打”之声不绝于耳，许多党的老干部被宣布靠边站了。“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伙同林彪、江青等人把持中央专案大权，审查的对象达一千零四十人。据统计，被康生罗织罪名、直接点名以及由他批准诬陷和迫害的干部，就有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劳动部部长马文瑞，被关押了六年。一机部部长白坚，被批斗折磨而死。工人出版社社长高丽生因接受出版《刘志丹》一书受尽肉刑死去。陕西和甘肃两省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达一万多人。这一切都是在心毒手狠的康生的导演下发生的。 康生和江青有着不寻常的关系。一九一七年，康生随家庭由山东胶县移居诸城。在那里开始认识了江青。江青是诸城人，当时她还是个小学生。后来，他们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一九三四年，江青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填写了“自首书”。一九三七年，江青到了延安，隐瞒了这段历史，混入了革命队伍。康生对江青的历史是清楚的。但是，在延安整风中，他一方面把许许多多清白无辜的共产党员打成叛徒、特务、汉奸；另一方面，对于江青这样真正的叛徒，却千方百计地予以包庇。当时，有的同志提出应该审查江青的历史，康生却阻拦说，“江青在白区的情况，我完全清楚，你们用不着管。”这样，江青的历史就被康生包庇了过去。 在“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和江青掌握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大权，互相勾结，耍尽阴谋，炙手可热，几乎达到可以左右整个国家命运的地步。可是，好景不长，林彪自取灭亡，江青一伙因手伸得太长，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一九七五年化大革命”。有些大使刚下飞机就受到“红卫兵”的批斗。外交部长陈毅怒不可遏，要求“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和副组长江青对此作出解释。但是，他们既拒绝见他，又拒绝说明驻外官员在机场受到粗暴对待的理由。后来，经过周总理直接干预，才停止了这种荒唐做法。 一位资深位高的大使，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刘晓，在从阿尔巴尼亚回国述职期间，被康生的妻子曹轶欧叫去谈过一次话，过了不久在一天晚上他突然被抓走了。他和当时许多老干部一样，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误就长期身系囹圄。刘晓受不了这种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不久就精神失常了，从此失去了工作能力。在三十年代，刘晓是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了解江青过去的历史。“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江青和张春桥等人就指定人去清理敌伪档案，把档案中涉及他们个人的材料“清理”出来，以防“扩散”。他们采取的另一个措施，就是把知道他们的丑史的人抓起来。刘晓只是因此被抓起来的许许多多的人中间的一个。幸亏周总理一开始就在外交部明确宣布，对刘晓：一、大字报不能上街；二、不能抄家；三、不准开批斗会。除刘晓被抓起来之后抄过一次家外，他和他的家属没有挨过批斗。 当林彪、江青一伙掀起“打倒一切”的狂风恶浪席卷全国的时候，一切正直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无不为国家的前途担忧。特别是中央领导中身经百战的老革命家，再也忍耐不住，奋起抗争了。在一九六七年二月由周总理主持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两次有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上，将军们和老帅们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那些“左”得发狂的人（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唇枪舌剑，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注【仲侃：《康生评传》，一九出版局工作人员的讲话。】 林彪、江青和“红卫兵”们听了这位老战士的直率言论，气得暴跳如雷。在他们的心目中，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陈毅由于公开说出自己的看法而受到谴责。但是，正是由于他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得到更多人的尊敬。 “文化大革命”期间，关于这位刚直不阿、又富有幽默感的元帅流传很多的“小道消息”，有的不胫而走。 一天，陈毅接到通知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召开的会议上交代他的“反动观点”。他在指定的时间坐着他的小轿车来到会场。当他走进会场的时候，“红卫兵”递给他一顶高帽子要他戴上。他象军人那样笔直地站在那里，不时还正一正他戴的那顶纸做的高帽子。然后，“红卫兵”们又按照惯例，要他背诵一条毛主席语录。一般的格式总是先说一句“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接着再从“小红书”里找一段语录。陈毅元帅先清了清嗓子，然后拖长了腔调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 坐在台上的“红卫兵”听到此话大吃一惊，莫名其妙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的人很快把“小红书”翻阅了一遍，可是没有找到这条语录。 第 13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14 章 周恩来传略 作者:方钜成/姜桂侬 第 14 章 当然，这是陈毅一时兴起自己编出来的。“红卫兵”追问他这句语录出自何处，他的脸部微微一动，笑了一下。 陈老总现在不仅因为坚持他的“反动”观点而受到严厉批判，而且还因为他篡改神圣的主席语录而受到痛斥。会议宣布休会，让他退下。他被几名“红卫兵”护送到汽车旁，在他快要跨进车子的时候，他脱下头上的高帽子，把它交给一名“红卫兵”说：“请你好好保存，下次开会时，我还要用它。” 他的一些言论被断章取义地挑选出来，汇集成书，起名为《陈毅黑话集》。毛主席本人对“红卫兵”散布的有关陈毅的那些耸人听闻的轶事半信半疑。他对“红卫兵”所印的那本诽谤陈老总的书的评语只有简短的一句话：性情直爽，“黑话”不黑。主席说，对陈毅要“一批二保”。但是，尽管周恩来竭力为陈毅说项，这位老帅在一生的最后几年依然靠边站。 陈毅比周恩来小三岁。他和周恩来差不多同时在法国勤工俭学。他在法国的时间不长。陈毅是一位活跃的学生领袖，在中国学生为抗议里昂大学的高压措施而举行的一次示威活动中，被法国警察拘留，于一九二一年十月被驱逐出境。于是，陈毅返回祖国。后来，他在一九二七年的南昌起义中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发挥了突出的作用。自那以后，一辈子都未脱下军装。 陈毅从学生时代到人民共和国诞生，历史清白，因此他的敌人无隙可乘，不能通过夸大他个人历史上的任何事件来整倒他。但是，由于陈毅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就成为那些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所以，他们就攻击他对外交部的领导，指责他执行了向帝国主义势力投降的“修正主义”外交政策。 陈毅进行了有力的反击。他说，在建国以来的十七年间，中国的对外政策一直是由毛主席和党中央政治局制定的。这一政策的具体执行在一切重要关头都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导。日常工作中可能有错误和缺点，他愿意为此承担责任。但是，任何人无论怎么想入非非也不能指责政府实行的是“修正主义”对外政策。他私下对他办公室的同志说：那些革命口号喊得最响亮的人只是些玩弄辞藻的家伙。他们从来没有老老实实干过工作。他的助手们恳求他：“陈老总，你不要到处去讲啦，言多必有失呀！” 陈老总对他们说：我还是要讲，别人不愿讲，我也要讲。一个共产党员就得对党负责，不能做怕死鬼，不能怕冒风险。 为了对陈毅施加压力，“红卫兵”们在林彪和江青等人的唆使下把外交部团团围住。他们在外交部院子周围架起帐篷，严密监视，企图伺机抓住外交部长陈毅。当时，在林彪、江青的升官图上，被尊为重要人物的谢富治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把手，他向这些狂热的年轻人提供了一切便利，他们通过扩音器大声叫喊：“揪出陈毅！揪出陈毅！打倒陈毅！” 首都街头和墙壁上到处涂写了“要把陈毅拉下马”的大标语。最后，他们获准可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一次会议“批判”陈毅。周恩来作为总理同意出席这次会议，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整个会议的内容只能限于“批判”。他看到从楼厅上往下挂着一条巨幅标语，上面写着“打倒陈毅！”因此他拒绝登上主席台，直到这幅标语取走以后才上去。他坐在陈毅旁边，听着那些批判发言。这显然是为了对陈毅所受到的折磨表示同情。 突然，有几名膀大腰圆的“红卫兵”从前排的座位上冲上主席台。总理下令大会立即停止。他申斥那些主持大会的人违背诺言，警告他们说，他决不能容忍暴力。然后，他退出了会场。但是，在离开之前，他交待好随他来的警卫人员，认真保护好这位副总理，把他安全地送回家去。 周总理煞费苦心地作了各种布置，以挫败绑架陈毅的阴谋。总理必须确保这些保护措施万无一失，因为公安部长谢富治同林彪和江青有瓜葛，关系不寻常。按组织系统，公安部属国务院领导，应向周总理负责。但是，他脚踏两条船，和敌人勾结在一起。 林彪和江青合计，在人民解放军的十位元帅中，一九六七年当时还有四位挡在他们道上。他们是：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除林彪之外，其余五位元帅，朱德已经化大革命”中，坚持不懈地保护受迫害的干部的种种事迹，在全国千家万户到处传颂。要不是他出面干预，许多高级干部就不可能得到解放，重新出来工作，甚至还会遭到更坏的命运。到了关键的时刻，总理总会选择适当的时机和场合伸出手来援救他们——他不能太早出面，早了只会有害而无益。如果靠他的地位和威望还不能取得预期的结果，在其他一切办法都失灵之后，周总理就会去向毛主席汇报。不过，这种办法只能偶尔用之。 总理出面保护徐向前，即是一例。 一九六七年化大革命”开始把人民解放军（部队机关和非战斗单位）卷进去的时候，徐向前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他和林彪在许多问题上看法不一致，遇到问题他总是请示周总理。 徐向前最关心的一件事是要控制“红卫兵”在北京和全国各地造成的破坏。他认为，应让这些小青年认识到要“适可而止”，但又不显得是在给他们泼冷水。他为他们被林彪、江青之流操纵而感到担心。因此，他根据《十六条》（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精神，提出几个“不准”。 在周恩来主持下，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这几条：不准随便抓人，不准任意抄家，不准搞体罚或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等等。周恩来对所有这些限制都表示赞成。但是，江青和陈伯达在会上都不表态，结果无法作出决定。 毛主席对事态的发展感到不安，于是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决定陆、海、空军介入“文化大革命”，以稳定局势。他把三军的军官组成军管小组和军宣队派往政府机关、中学、大专院校和其他单位。军代表起先是起指导和顾问的作用，后来又直接参加各级领导班子。徐向前和叶剑英、陈毅、聂荣臻等商讨，起草了一个军委化革命小组”的会议和以徐向前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的会议，以及这两个小组之间的联络会议。这个角色对总理来说是最适合不过的。他是一位擅长调和相互对立观点的外交家和谈判能手。但是，这对心怀叵测的林彪来说，很不称心。 为了对付主席的决定，林彪规定：全军文革受军委和“中央文革”双重领导，主要受“中央文革”领导，有事先找“中央文革”。 不久，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总理参加了“中央文革”的碰头会。 林彪这一招，目的是要使徐向前无法发挥作用，并且把周总理架空。当徐向前想同“文革小组”联系时，十之件，周总理采取了两项具体措施：一项是命令北京卫戍区把高级干部保护好；另一项是他自己亲自对付各派“红卫兵”，尽可能抽时间接见他们，以他那种循循善诱的谈话来说服他们注意分清是非。 “红卫兵”有时听他的话，有时不听。没完没了的会议，同“红卫兵”进行既费时间又伤脑筋的讨论，把周总理弄得筋疲力尽，元气大伤。有时，尽管他做了很大努力，到头来却徒劳无功。罗瑞卿的问题就是如此。林彪一伙逼迫罗瑞卿供认自己的“罪行”时，不仅威胁要停止给他治疗受伤的腿，而且在他坚持不屈的时候，强令医生给他截肢。 罗瑞卿和他的妻子在狱中关了七年。不许他们的儿女去探监。他们的儿子罗宇也被单独监禁了四年。由于周总理坚持不懈的努力，罗瑞卿最后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获释，他的夫人郝治平也在两个月后获释。她对罗瑞卿截肢一事，事先一无所知。所以，当夫妻二人在北京西郊的三○一医院病房里重新见面的时候，郝治平哭得非常伤心。总理给他们带去了问候和鼓励的话，提醒他们今后还是会有很多机会为党为国家出力。但是，总理对他们两人说，重要的事情是要先把身体养好。 经过长征的严峻考验，于一九三五年平安到达延安的女同志中，今天仍健在的只有四十多人了。其中最杰出的当推至今仍健在的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而最默默无闻的大概要算王定国了。 注【《瞭望》周刊，1984年第10期（3月5日）。】 王定国长征时还不到二十岁，是个宣传队员。由于工作关系，她认识不少党的高级干部，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她丈夫的谢觉哉。谢觉哉比她年长得多，是个能写旧体诗的诗人，而且是一位了不起的日记作家。一九三五年六月一个下午，王定国的政委带着她一道去看望周恩来。周恩来当时因患伤寒，卧病在床。抗日战争期间，王定国离开延安，在甘肃兰州住了几年，她丈夫当时是化大革命”中，许多事情都给弄得是非颠倒了。 骤然间，暴风雨横扫中国大地，连王定国这样的长征女战士也被林彪、江青和康生诬为“叛徒”。一九六九年二月六日，她被关进“学习班”不准回家。这些新的当权者急于除掉那些被认为是同周恩来关系密切的人，而谢觉哉同他家属从来不隐瞒他们是站在总理一边的。 这位从一九六三年就瘫痪在床的最高法院院长竟有一个多月不知妻子的下落。他作为法院院长享受的一切待遇都被取消。政府派去的炊事员也调走了，不能按时吃饭，喝水也困难。他实在难以照料自己。然而，尽管他处在这样无依无靠的境地，老人最担心的还是妻子的安危。在这令人揪心的日子里，他想到了周总理。他知道，总理此时在处理林彪和江青那伙人推到他头上来的一大堆问题，日子很不好过。不过，他还是写了一封信，送到中南海去。这是一个处于绝望境地的病人的呼声。由于周恩来的干预，三天之后王定国被放回家。但是，审查她的人按照主子的旨意，作了三项规定：第一，她必须每天上午八点到单位报到，工作时间不得外出；第二，她不准同外界有任何接触；第三，她绝对不准向任何人，甚至不准向她丈夫透露一句有关受到审讯的话。王定国答应后，立即赶回家中。 当她看到脸色苍白、形容憔悴的谢觉哉孤独地躺在沙发上时，心都碎了。她真想知道丈夫这些日子是怎么度过的，也真想知道她自己怎么会被放出来的，是谁把她从虎口中救出来的。突然，她想起了什么，便在沙发角落和坐垫四处摸索起来。谢觉哉喃喃地说：“在！在！”他甚至还强打精神，笑了笑说：“不用担心，每一片纸都在这儿呢！” 在出事之前就传说，许多党的老干部的家都被抄了。王定国出于小心，把谢觉哉的日记塞进了沙发座垫里，然后又给缝上。这些记了有六十多年的日记，长达一百万字，记载了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发生的种种事情，对于研究现代史的学者来说价值连城。谢觉哉是个教员出身的共产党员，长征前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做过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他不但记录了他对政治和社会事件的个人看法，而且还记录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 注【任弼时(19041950)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逝世前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以及其他许多杰出人物之间的谈话和他们的讲话。 第 14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15 章 周恩来传略 作者:方钜成/姜桂侬 第 15 章 正当王定国松了口气，轻轻拍打沙发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她一下子紧张得哆嗦起来，连电话都不敢接。大约一分钟后，她才拿起话筒。电话中传来的声音是：“喂、喂，你是谁？你是哪一位？喂！” 她紧张得连气都不敢出。接着，一刹那间，她听出了那个熟悉的声音。 “是我，是我，”王定国情不自禁，哭了起来。但是她尽力克制着自己，说：“哦，总理，我回家了！谢谢您，谢谢您，我现在回家了！” “谢老怎么样？你要好好照顾他，好好照顾。”电话里传来了总理带着一点忧虑的声音。 她放下电话，谢觉哉就告诉她给总理去信的事。如果不是总理过问的话，他都不敢相信王定国能再见到他。两年后，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五日，谢觉哉去世了。通常，象他这样地位的人去世，报上总会刊登一则醒目的讣告。但是，“四人帮”和他们的顾问康生规定，不准发讣告、不准吊唁、不准送花圈和开追掉会。至于葬礼，他们说，是“四旧”，必须废除。但是，总理取消了他们的这些规定。六月十九日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消息。 谢觉哉的家属眼泪还没干，江青一伙就折磨起他们来。首先，他们掐了王定国的电话，切断她与外界的联系，想让她的生活从此失去欢乐。周总理得知此事后，让秘书把电话线立即接通；王定国家中需要什么，就给帮助解决。这位肩负着全国大事的人物仍在关心着此类区区小事。他还提醒秘书，冬天要给谢觉哉一家准备够用的煤块和蜂窝煤，使他们不致受冻。 “文化大革命”开头几年，除了中南海那些经常见到周恩来的人以外，每天同总理接触最多的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当时傅崇碧已满头银丝。但在参加红军、进行长征时他还是个小伙子。他从士兵一直升到将军，负责首都的警备。他的职务使他经常同给江青打冲锋的“红卫兵”发生冲突，甚至同江青本人也多次正面交锋。 傅崇碧同江青第一次不愉快的接触是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当时，“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狂热阶段。“红卫兵”在深夜劫走了北京市市长彭真和其他一些领导人。江青对“红卫兵”的大胆行动，心里暗暗喜欢，把找不到彭真等人去向的卫戍区司令员奚落了一番。 “小将们干得真漂亮！群众起来了，你们想保也是保不住的。这一下你这个卫戍司令也甘拜下风了吧！” 不过，她高兴得太早了。傅崇碧终于找到了彭真和其他市委干部被关押的地方，并按照总理的指示，把他们送到了北京卫戍区。 与此同时，“红卫兵”被江青和林彪怂恿得胆大包天，又因第一次冒险得逞而忘乎所以，于是竞相干出“最大胆”和“最革命”的行动来。各个组织都极力想压倒对方，看谁最无法无天，看谁能劫持高级干部，特别是那些被林彪和江青列入黑名单中的干部。北京卫戍区在宾馆的警卫人员人数不多，与大群大群的“红卫兵”简直无法相比。对这些劫持行动，傅崇碧的部下真是穷于应付。 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是一位老红军，因公来到北京，住在京西宾馆。在林彪眼里，他不是自己人。于是林彪、江青一伙就同在辽宁的支持者密谋，先把宋任穷抓起来，然后再罗织罪名。 注【宋任穷生于1909年，于1935年9月主动自政治局退下来，以便让比他年轻的人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负起更大的责任。他现在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红卫兵”弄清了宋任穷在宾馆的行踪，在一个夜晚突然潜入大楼，直奔他住的套间。由于傅崇碧在宾馆里布置了很多警卫人员，这些劫持者知道通过楼道把宋任穷抓走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决定把他捆起来，再用绳子把他从窗口吊到地上。幸亏警卫人员及时赶来，救出了宋任穷，把那伙人赶走。 周总理听完关于“红卫兵”没有得逞的消息之后，松了口气，关切地问：宋任穷同志挨打了没有？受伤了没有？要求傅崇碧继续做好他的安全保卫工作。 林彪和江青也从绑架宋任穷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差点把“七·二○”事件后来京、此时也住在宾馆的武汉军区领导人陈再道和钟汉华劫走。这一次，林彪和江青调集了七千名“红卫兵”，强攻宾馆。卫戍部队寡不敌众，结果，有数百名“红卫兵”突破警戒线，冲上了楼梯。傅崇碧等立即赶到现场，根据事先得到周恩来同意的方案，把陈再道和钟汉华藏在一部不常用的电梯里，并把电梯停在革”的罪名撤销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赶出北京。在他离开北京的那天，周总理在人大会堂为他送行。周恩来给他的临别赠言是：“要把身体搞好，要经得住考验，以后有的是工作做。”傅崇碧被送到沈阳。到达那里后，立即被捕失去自由。总理然后就尽一切努力为他恢复名誉，一九七四年，毛主席批准撤销了这一专案，傅崇碧的所有罪名一扫而光，又回到了北京。 注【傅崇碧：《大树参天护英华——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对老干部的关怀》，《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续编二，上海人民出版社。另见张万来：《“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真相》，载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侯秀芬：《访傅崇碧将军》，载1985年4月12日《北京晚报》。】 在结束本章之时，应该对另外一个人的经历作个粗略的介绍。十年动乱中，在所有受迫害的人当中，他受到的人身攻击最多，历时最长。但是，他毫无怨言，又义无反顾地复出了，并且成为中国最有威望的领导人。 邓小平被加上了种种“反党”的罪名，在刘少奇被打成中国“头号走资派”的同时，他被宣布为“第二号走资派”。两人在一九六六年都失去了自由，在北京给看管两年之后，又分别被发配到两个监禁地，一个到河南开封，一个到江西南昌。刘少奇年迈多病，到监禁地后不出一个月就去世了。邓小平却活了下来。 邓小平一九○四年化大革命”中，他是第一批被打倒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也是一九七七年夏天复职的最后一批领导人中的一个。 同周恩来一样，邓小平也在一九二○年去法国勤工俭学，活跃在海外的进步学生中，并加入了共产党。他又从法国去苏联继续学习，然后在一九二六年回国。邓小平回国后，被党派到冯玉祥的部队中工作。冯玉祥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参加了北伐战争。 一九二九年六月，邓小平被党中央派到广西省，先后和张云逸等领导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他第一次“降职”是在一九三三年。由于他在党内斗争中站在毛泽东一边，被解除了职务。 邓小平不同于二十年代从苏联回来的某些同学。那些同学对苏联的一切东西顶礼膜拜。在他们看来，北方这个邻国既然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是十全十美、堪作典范的。邓小平象周恩来一样，强调实践，强调实事求是。他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试金石。他有一句后来给他带来很大麻烦的名言，就是关于猫捉老鼠的普通比喻。邓小平说：“不管白猫黑猫，能逮住耗子就是好猫。”难道有人会反对这个说法吗？有的，那些人硬说，邓小平无视政治上的差别，只从实用主义角度考虑问题。 清华大学举办了一个“邓小平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言论”一百例的展览，来说明邓小平是个不可救药的“走资派”。学校、工厂和政府机关都要组织人去参观，看看江青挖空心思搞出来的玩意儿。 不过，在“文化大革命”中离奇古怪的事有的是。譬如，出席公众集会的领导人名单排列次序经常变化，以显示哪些人地位上升，哪些人地位下降，哪些人得势了，哪些人倒霉了。这种名单已成为中国政治的晴雨表。一九六六年章，文章讲到这段经历。 注【毛毛：《在江西的日子里》，载1984年8月22日《人民日报》。】毛毛在这篇题为《在江西的日子里》的文章中，回顾了她双亲作为一对定性的囚犯，被拘留在一所荒芜破败的步兵学校里所过的放逐生活。在那里，派来防止“第二号走资派”逃跑的警卫监视很严。除了警卫之外，整个“学校”只有三个人：她父亲、母亲和奶奶（邓小平的继母）。他们年龄加起来有二百多岁。毛毛的文章充满感情，也尊重当时的历史。 当时，受批判的高级干部的情况是，父母的所谓“罪行”也连累家中其他成员，不论年龄大小，无一例外。许多学龄青少年不得不按毛泽东的教导上山下乡，何时了结，通常是遥遥无期；孩子们流落各处，已无家可言。邓小平的家庭也不例外。在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日三位老人被遣送到江西之前，家中的人就已四散各处了。 他们刚到南昌，在一个生疏的环境里喘息未定，省军区的负责人就到了他们居住的招待所，把他们训了一通，警告邓小平要“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接着，他们就被送到离南昌不远的一座早已不用的步兵学校去。那就是他们的“家”。邓小平几个人在那里艰难度日，历时三年。邓小平和他妻子都已被解除了公职，只能领到过去工资的一个零头，甚至日常生活开支都不怎么够用，只好自己做饭洗衣、清理打扫。 三个人中，邓小平身体最好，虽然他当时已经六十五岁了。夫人卓琳长期患高血压病，母亲年纪太大了，无法承担许多家务。据毛毛回忆，她父亲挑起了最重的担子。她母亲病得不能下床，父亲还要照料她，给她端饭、送水。她奶奶做饭，洗衣。毛毛的父亲劈柴、清扫拖地、砸煤等等。 家里省吃俭用，每月存下一点钱，好让毛毛和她弟弟回家探亲时作路费用。邓小平一家还在屋旁开了一块荒地，当作菜园，既可补充伙食，又可节省购买食品的费用。 派来监视他们的人员，根据林彪在江西代理人的旨意，不让他们随意外出，或同外界接触。邓小平和他妻子每天上午在一个拖拉机厂上半天班。从家里步行去工厂约需二十分钟时间。下午，他们两人同老奶奶在菜园耕作。晚上，邓小平和卓琳就看书看报。老奶奶做针线活。他们在被放逐来江西之前，邓小平要求把家中大部分藏书带走，显然是准备长期过这监禁生活了。他们实在得感谢带来的这些书，因为冬季几个月，黑夜越来越长。 据毛毛说，父亲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他在斗争的熔炉里锻炼了半个世纪，已变得非常达观，临危不惧，遇喜不亢。时运的变迁，五十年政治生活中的三起三落，充分表现了邓小平性格中这一重要特点。 邓小平一家尽管在一个偏远的镇上，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但仍渴望了解各种消息，特别是有关政治形势的消息。他们虽说可以看到《人民日报》，听广播，但他们对外界仍无多少了解。一九七一年，九月三十日举行的国家招待会上，林彪没有露面，这特别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报纸上关于“副统帅”的一切消息都不见了。难道林彪不再出席公众集会了？北京出了什么事情？接着，十一月五日一早，邓小平和卓琳意外地得到通知，立即去工厂，厂里要传达党中央的一个文件。 这是邓小平夫妇到江西两年来第一次被允许参加政治性的会议。这是什么预兆？毛毛很想和谁谈谈，她于是同哥哥邓朴方琢磨起这事来。（这时邓朴方和毛毛同家人住在一起，他由于受到北京大学康生爪牙的折磨，造成下肢瘫痪。邓小平请求党中央让他儿子也来江西，因为一个有残疾的人在北京一家社会救济院，光靠编字纸篓赚钱是很难维持生活的。）兄妹二人讨论着这个突然变化。但是，临近中午吃饭时间，父母还没回来。他们着急了。 中午，邓小平和卓琳回来了。但是谁都不说一句话，因为监管人员就在周围。卓琳用肘推推女儿，两人走进厨房去。她用食指在毛毛手心写了四个字：“林彪死了。” 当监视他们的人离开屋子，听不见他们的说话声音时，全家才开始谈论起这件关系重大的事。卓琳详细复述了工厂传达的文件：林彪和他老婆叶群、儿子林立果是如何阴谋杀害毛主席的，阴谋又怎样暴露的，他们又怎样外逃的，最后又怎样机毁人亡的。邓小平内心十分激动，陷入沉思，很少说话。他说的一句话很能反映他的性格，“林彪不亡，天理不容。” 从那时起，情况开始好转。林彪在江西的那个盛气凌人的代理人给赶下了台。江西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之后，邓小平的家里来了两名领导干部，向他们表示慰问，并问需不需要什么帮助，改善一下他们艰苦的生活。这次来访后，那两个态度恶劣的监管人员撤走了。接着，在一九七二年底，邓小平夫妇被安排游览井冈山。当年毛泽东和朱德在白色政权包围下在这块险要山地用枪杆子创建了独立的红色政权。他们又故地重游，来到三十年代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 一九七三年二月，党中央通知邓小平夫妇回北京。二月二十日，邓小平一家在过了三年监禁生活之后，坐火车回到首都。两星期后，三八国际妇女节那天，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招待会。邓小平在会上露了面。接着，他又作为总理的第一副手开始掌管国家大事。一九七五年，周恩来病重，他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代行总理职权。 第 15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16 章 周恩来传略 作者:方钜成/姜桂侬 第 16 章 邓小平知道江青和她那伙阴谋家正处心积虑，想把他再次赶下台。但是，当时要做的事那么多，他根本无暇顾及个人的安危。他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扭转了国民经济的停滞下降的趋势，为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干部恢复了名誉。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又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 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21)节第三段。】 周恩来去世后，江青和她的追随者加紧了抢班夺权的步伐。他们夜以继日地策划，想把他们的头号敌人再一次打下去。四月初，清明节前后，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拥向天安门，悼念三个月前去世的周恩来，并发泄对“四人帮”统治的不满。“四人帮”认为动手的时机来到了。江青和她的追随者反扑过来，利用报刊广播发表恶毒的文章，诬陷邓小平煽动群众反对党、反对毛主席，接着就左右政治局通过两项决议，谴责邓小平，撤销了他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两项决议是在1976年4月7日做出的。一项指定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另一项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当时，大多数人都十分清楚，加给邓小平的罪名是毫无根据的。江青倒台后，中央做出决定，撤销关于邓小平的那两个决议，又恢复了他的全部职务。一九七化大革命”的流毒和影响；制订改革路线，以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提拔具有专业知识、忠于社会主义、敢担风险、甚至面临反对也无所畏惧的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使各级领导班子更加富有朝气。论气质，论经历和毅力，邓小平都是适合肩负这个重任的人，一个象他的引荐人周恩来那样能经受一切考验的人。他提倡的改革，已经使中国许多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为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向着二十一世纪前进打下了基础，其目的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具有高度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高度民主的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 前进的道路上会出现差错和挫折吗？当然会的。邓小平和他志同道合的人都深信，在改革的过程中出一些毛病是难免的，但是可以纠正的。邓小平的个子不高，有一次会见美国记者时，他拿自己开玩笑说，我不怕天塌下来，天塌下来，有人顶着。(30) 注【见1985年3月26日《人民日报》。】 第十章　运筹病榻，鞠躬尽瘁 “一个人应当不怕死。如果打起仗来，要死就死在战场上，同敌人拚到底，中弹身亡，就是死得其所。如果没有战争，就要努力工作，拚命地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是一九六六年春节期间，周恩来在天津同杨拯民 注【杨拯民现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秘书长。】说的一番话。大约五十年前，周恩来在天津第一次遇到了邓颖超，后来两人结成了终身伴侣。他们正在那里难得地度一次假。杨拯民觉得总理劳累，劝他适当的减轻工作负担。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主角之一杨虎城将军就是杨拯民的父亲。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覆没的前夕，把杨将军杀害了。杨拯民在延安解放区受到周恩来、邓颖超经常的关怀。 在中国，春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杨拯民当时任天津市副市长特来看望周恩来总理。吃罢午饭，他们打了一场乒乓球。杨拯民认为总理比过去消瘦了，担心他是不是有病。总理说，他经常锻炼，冬天甚至可以不穿大衣。他要杨拯民放心，他没什么毛病，没有理由不象以前那样工作。可是，几个月后，动乱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没有人能象以前那样工作了。 在党和政府领导人中间，周恩来肩负的责任最重。他的心脏病虽然还未被发现，却已经开始在折磨他。他的担子不是减轻了，而是越来越重了。他的许多亲密助手，比如邓小平、贺龙、陈毅、罗瑞卿、薄一波和陆定一，都先后被赶下了台。总理只剩下少得可怜的几个副手帮他处理日常的政府工作——还要应付“文化大革命”的繁杂事务。一九七二年，医院确诊周恩来得了癌症。后来，他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一九七四年他才迫不得已同意入院治疗，但是他仍照常处理重要工作。事实上，他只不过把办公室从中南海搬到医院罢了。 经过毛主席同意，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担任副总理，主管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但是七十六岁高龄的周恩来在病榻上继续过问国家大事，接见外宾。他决心工作到最后一息。 到了一九七五年秋天，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九月的一天，他来到北京饭店理发。和往常一样，总是朱殿华老师傅替他理。朱师傅已经为周总理理发二十多年了，两个人已成为朋友。总理多半是在夜间顺便到饭店来。有时候顾客太多，理发师忙不过来，大家争着让总理先理。总理总是婉言谢绝，坐下看报纸，排队等候。 有时候，时间实在太紧了，他在中南海忙得脱不开身，或者要急于去应约会见外宾，他才请朱师傅到他家来理发。有一次，朱师傅替总理刮脸时，总理突然咳嗽了一声，朱师傅没有提防，刀子把总理的下巴划破了一个小口子。 朱师傅连连道歉。总理却宽慰他说：“怎么能怪你呢！怪我咳嗽没有和你打招呼。还幸亏你刀子躲得快！”总理刮完脸，又亲切地留朱师傅吃了饭再回去。 注【北京饭店工作人员：《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见《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第三辑，第471，474，475页，人民出版社。】 九月的那一天，是周总理最后一次去北京饭店理发。他提出要和理发员合影留念。朱师傅听了很高兴，可是那天有些理发员不在场，他想最好另找个日子照，总理不久还会来的。后来合影始终没有拍成。朱师傅非常后悔失去了这个最后的机会，他没有领悟到总理的明白的暗示。后来的三个月里，总理病得很重。十二月，朱殿华几次托人捎信要去给总理理发。总理知道了，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老朱跟我理了二十几年发，看我病成这样子，他会难受的，还是不让他来吧！ 住院以后，总理还象往常一样，处理一些正常的工作。一九七五年夏天，他已住院一年了，还亲自过问中外语文词典的编写工作。多年来，字典编辑者经常向总理请示汇报，遵照总理的指示召开了编写出版中外语文词典的座谈会，制定了长远规划。为此，他们向国务院专门写了报告。 他们本来不敢奢望能得到总理的意见。他们知道，有许多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处理。 有一天，出版社的同志特别高兴。从医院送回了他们提交国务院的报告，周总理亲笔在报告上签了字，批准了他们的规划，还在旁边加上了批语。出版社全体人员感到高兴的是，周总理能把报告看完了，然而他的颤抖的笔迹却叫他们看了难过。总理吃力地在报告的下面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因病在我处压了一下。”总理的歉意使每个人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注【国家出版局：《牢记总理的教诲，学习总理的光辉榜样——周总理对出版工作的关怀》，同上书，第二辑，第372页。】 周恩来在住院期间，前后动过十四次手术。即使这样，他还是不顾自己的身体。有时没有征得医生的同意，几次出院参加他认为不能由别人代替他参加的公开活动。 第一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前夕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晚，出席人民大会堂国庆招待会的人们惊喜若狂，周总理前来主持招待会了！当他步入宴会厅的时候，大家的目光都注视着他。总理已有两个多月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了，传说他动过手术，不知得了什么病。大家都在关心他的健康，现在看到他来到他们中间，以为他康复了，怎能不欣喜雀跃呢！ 外国使团的外交官，顾不得外交礼节，象其他人一样伸长了脖子，有的人甚至站在椅子上，以一睹周总理的仪容为快。不一会儿，他开始发表讲话，掌声不绝于耳。他一次又一次地示意大家静下来，可是每个人的欣慰喜悦之情久久难以平静。他的讲话很短，不时地被掌声打断。他仪表堂堂，脸色却显得苍白。他那谦逊的风度，温文尔雅的微笑，讲话时头部时而微微一偏的习惯动作，都象往常一样。听众中很少人知道周恩来患癌症已有两年多了。也没有人想到他们从此再也见不到他了。 周恩来还在一九七五年一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讲了话。这次会议的召开显然表明，党的老一代革命家迫不急待地要使国家生活恢复正常。不管怎么说，早就该召开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了。上一次人代会是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四年召开的。一年前，江青及其一伙发动荒谬的“评法批儒”运动，妄图打倒周恩来总理。尽管他们吵吵嚷嚷，总理和他忠于党的事业的同事们仍然牢牢掌握住国务院的大权。 除了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讲话之外，周恩来还在一九七五年一月主持了党的十届二中全会，讨论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到一九七五年一月的两个月中，党内斗争非常激烈，消耗了已经疲劳不堪和身患不治之症的周恩来的许多精力。 然而，由于他觉得国家正处在危急关头，局势动荡不定，他拒绝了要他减轻工作的一切劝告。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忙着为这两个会议作准备，选择权衡重要政府部门的人选，反复修改准备在人代会上作的报告。毛主席担心他的身体支持不了，特别指示起草的同志，一定要起草一个最短的政府工作报告，让总理能一口气讲完。 注【国务院办公室理论组：《纪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同上书，第一辑，第5页。】 这的确是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过的最短的报告。代表们凝神静听。首先，这是间隔了十余年之后的第一次人代会。其次，报告着重重申国家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这是总理就国家的前途所作的最后一次报告。 他第三次从医院外出，是在六月份主持贺龙元帅的骨灰安放仪式。同志们竭力劝他不要冒着北京的酷暑前往化界活动的夏衍同这个新党员单线联系。杨不参加党的小组活动，只通过夏衍与党组织联系。 注【王冶秋的文章《难忘的记忆》发表后，有几位作者也写了回忆杨度的文章。夏衍写了《杨度同志二三事》。载1978年9月6日《人民日报》。】 杨度在大上海有许多朋友，包括青帮头子杜月笙。杜月笙拿钱给杨度花，又给他提供一栋漂亮房子居住。在上海处于国民党恐怖统治的时代，共产党有杨度这么一个同三教九流有着广泛联系的人，是有用处的。杨在入党之前，变卖他在北京的房产，将全部所得交给党作活动经费，为新的信仰认真地工作。 杨度入党的事后来逐渐为外人所知，有的人说他的入党动机不纯，是投机。他对这种含沙射影的攻击十分恼火，向夏衍推心置腹地说：“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是杀头灭族之机。” 周恩来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想起了历史上的这位不寻常的人物。他想弄清楚杨度对革命所作的贡献是否已得到应有的承认。他委托王冶秋告诉《辞海》编辑部，《辞海》若有杨度的词条，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实写上。（《辞海》修订本终于在一九七九年出版。） 周总理希望后人知道，杨度在中年时期虽然是个极端保守分子，顽固地拥护君主制度，但他最终看到了光明，接受了共产主义理论。周恩来认为，杨度晚年做了一些好事，不应当把他忘掉。 周恩来熟谙国际问题，一向令人敬佩。即使在住院期间，他仍然渴望随时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让秘书详细地向他汇报。他对他们说：“我能听，我的脑子还管用。”他在医院里还继续会见外国客人。 一九七四年七月五日周总理会见有影响的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和夫人，这是他住院后首批会见的客人。第二天出版的报纸刊登了关于周总理会见美国客人的报道，同时也透露了总理住院的消息。由此，北京流传的关于总理患了某种严重疾病的消息得到了证实。在一九七五年，从三月到九月间，周总理与各方面人士谈话、谈工作一百零二次，会见外宾三十四次。 注【文谦：《在最后的日子里——记病重住院期间的周恩来同志》，见《怀念周恩来》，第590页，人民出版社。】一位七十六岁高龄的政治家，而且患了晚期癌症，还能够这样做，这在世界上无疑是前所未有的。 周恩来的体重一下减少了很多，但最使他不安的是双脚开始浮肿。他再不能穿皮鞋会见客人了。在他的老朋友、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抵达北京之前，周恩来特地定做了一双宽大的布鞋。他当时虽然病得很重，仍坚持要下床欢迎朝鲜贵宾。金日成主席是北京的常客，以往访华时，多半由总理陪同他到外地访问。金日成会讲中国话，他们这对老朋友在私下场合不用翻译就能相互交谈。这年四月的访问是他们最后一次会面。 一九七五年九月，周恩来会见了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团长伊利耶·维尔德茨，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维尔德茨在抵达北京时，表示希望拜会周恩来总理。他说，只要周总理能腾出几分钟，他就去亲自转达罗马尼亚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希望总理早日康复的最良好祝愿。九月七日，他正在参观首都的一家工厂时，接到通知：周总理当天下午一点将在医院会见他。在约定的时刻。总理从病房走出来，在门厅里迎接维尔德茨和代表团成员。 这次会见时间很短，医生只允许双方进行短暂的交谈和合影留念。总理邀请贵宾到会客室去，他步履艰难不要人搀扶，自己勉强他陪着走去。客人们看到他从门厅到会客室的短短几步路走得这么艰难，心里非常难受。 寒暄之后，维尔德茨关切地把话题转到总理的健康上来。总理开玩笑，但言词令人心酸。他说，马克思的请帖，他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他接着回顾了十年前的一九六五年到布加勒斯特参加罗马尼亚前任领导人格·乔治乌—德治葬礼的情景。他对客人说，那是在三月，他不穿大衣，一点也不怕冷。那次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时，他随送殡行列走了四个多小时，但现在连四分钟也不能走了。总理说，布加勒斯特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为不能再次访问那个美丽的城市而感到遗憾。 谈话大大超过了医生规定的时间。但周恩来有些话要维尔德茨捎给齐奥塞斯库。他的口信是：罗马尼亚同志不必为中国共产党担心，尽管它正在经历困难的时期——总理这里是暗示“四人帮”在捣乱。他要维尔德茨记住他的话，并请他转告齐奥塞斯库同志：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他说，现在，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这时，中国方面陪见的一位领导同志插话说，总理所指的副总理就是邓小平。）周恩来强调说，具有五十五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 注【蒋本良，《回忆周总理最后一次会见外宾》，载1979年1月8日《人民日报》。】 自始至终，老练的外交家周恩来仍在关心加强中国同友好国家的关系。 台湾和西藏是周总理时刻挂念着的中国两个地区。他躺在病床上，仍然惦念着这两个地方。一九七五年九月，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当时担任副总理的华国锋将要率领中央代表团前往自治区首府参加庆祝活动。 注【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周总理永远活在西藏人民的心中》，见《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第一辑，第216217页。】临行前，他前往医院看望总理，问有没有什么话要带给西藏人民。总理在午夜接见他时，要他把《养蜂促农》电影的两本片子带去送给西藏人民看，以便促进西藏的农业发展。总理一向做好事不留名，他叮嘱华国锋不要讲影片是他送的。一九五一年，总理曾亲自主持安排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从那以后一直关注中国这个边远地区的发展。 西藏面积辽阔，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只有两百万人口，解放时没有工业，是中国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连铁钉、螺丝钉、火柴这样极普通的商品都要靠从国外进口或从内地四川运去。五十年代初期，在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修成之前，绕道印度进入西藏比从内地去那里还要容易得多。 西藏的解放为占藏族人口大多数的农奴带来了新的生活。那儿迫切需要各种技术人员、工程师和教师，周总理就指示动员这类人员进藏工作。那时中国的空运刚刚起步，工程浩大的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的修成大大改善了西藏的状况。不久，西藏地区盖起了第一批工厂、电站和崭新的住房。后来在拉萨和成都之间开辟了民航的定期航班。 周总理很注意促进民族团结，要求汉族干部学藏语，藏族干部学汉语。他常常询问回北京休假或汇报工作的干部，了解他们同当地人民相处得怎样。他定下了一条要严格执行的规矩：凡分配到西藏工作的同志，五十岁以下的必须学会讲藏语，五十岁以上的也要学一点。这项规定使西藏人民很高兴。 华国锋是周总理派去西藏视察的第二个高级领导人，第一位是陈毅元帅。虽然多年来，他本人去过全国许多地方，有些地方还去过好几次，但从没有机会去西藏。他知道，调去西藏工作的人，要适应那里稀薄的空气，得作出很大的牺牲，因此要求华国锋代表他鼓励和表扬这些辛勤工作的干部。 第 16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17 章 周恩来传略 作者:方钜成/姜桂侬 第 17 章 当他坐在病床上思考一个个重要问题时，他想到有件事很重要，那就是培养藏族干部，让他们逐渐取代汉族干部。在所有民族地区，占绝对多数的当地的民族干部将来必须成为政府机关中的核心力量。他希望华国锋提醒有关的汉族干部，培养藏族干部不仅要看数量，而且要注意质量。他说，民族政策要执行好，干部要培养好，人民要团结好，生产建设要发展好，物质生活要搞好，工作就能搞起来，西藏自治区今后的发展也就有了保证。 癌症能得到根治吗？自己患着癌症的周恩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个目前还是不治之症，有可能并且应该能治好。他很乐观，认为借助于传统中医的丰富经验和知识，有朝一日可能找到办法治疗这种可怕的痼疾。他在逝世前，殷切希望这一代怀有雄心壮志的中国医务人员，通过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实现这一突破。他关心这个问题并不是由于他本人患了癌症，好多年以前，那时他身体健康没有什么毛病，他的办公室墙上就挂了一张标明全国食道癌高发地区发病分布图。他大力支持对癌症的研究。 然而，一九六九年十月，林彪以“副统帅”的名义发布了“战备动员令”，把那些所谓不重要的研究机关和人员统统赶到农村去。林彪及其一伙的这个行动，完全是为他们的篡权阴谋服务的，因为这是一种很容易找到的藉口，把他们觉得留在首都碍事的机构和人员都遣散到农村去。结果，波及了一些根本不应该遣散的机构。 这些机构包括几年前才成立的北京肿瘤医院。周总理对林彪一伙不负责任的态度和愚蠢行为极为愤慨。他提出严厉批评：癌症研究工作必须继续进行，解散肿瘤医院的做法必须停止。他要求全国医务人员和研究工作者继续进行防治癌症的工作。 一九七五年二月间，在他刚刚作完肿瘤切除手术，还没下手术台，就把日坛医院党委书记李冰叫到身边。 注【《北京日报》通讯员、记者：《一心想着人民，一切献给人民——首都医务人员无限怀念敬爱的周总理》，同上书，第三辑，第441页。】总理把这位书记召去并不是为了他自己的病。他听说云南省锡矿工人肺癌发病率很高。总理问这位书记知不知道这个情况，并要她马上派一个医疗小组到那里去。他追忆起癌症如何夺去陈毅元帅和其他人的生命，希望医务工作者加倍努力，探索征服癌症的办法。 关于周总理关心中医的情况，知道的人不多。他十分重视针灸，解放后针刺麻醉技术的重大发展，使他特别高兴。作为一国的总理，他把种种万一可能发生的情况都考虑到了。如果爆发战争怎么办？战争期间，做紧急手术时，针刺麻醉会有明显的优点。有时候可能没有麻醉药，外科医生只要在身边医疗小包里带上针灸银针就行，一不占什么地方，二几乎不花什么钱。他要求部队医院和地方医院的外科医生都掌握针刺麻醉技术。一九七五年十月，有消息说中国医学科学院在针刺麻醉理论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周恩来不顾自己病势沉重，要求医学科学院为他准备一份报告。可惜他没有来得及看，就去世了。 周恩来认为，中西医结合会产生许多有效的新疗法。他要求广泛传播中医知识，以供中西医共同研究。他认为，发表中医的医案，用中医的精萃来丰富西医的知识是非常有益的。 总理入院前，曾问过老中医蒲辅周（一,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第 17 章 恋耽美